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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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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 09 -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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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8日,由国家乡村振兴局中国扶贫发展中心、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社会和生态文明教研部指导,中国扶贫志愿服务促进会、中国西部人才开发基金会联合主办的“2021中国乡村振兴人才论坛”在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举行。论坛现场对外发布了“中国乡村人才振兴优秀案例”入选名单,北京共仁公益基金会(以下简称“共仁基金会”)“头雁计划:培养乡村带头人”案例成功入选。“中国乡村人才振兴优秀案例”入选名...
2021 - 09 - 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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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盘去殖民化,全球亚马逊化!Decolonize your Plate, Amazonize the World!国际CSA联盟——URGENCI 于近日通过网站(urgenci.net)正式对外界宣布,国际CSA线上研讨会将于2021年10月25日-30日召开。这将是第八届国际CSA大会暨第五次欧洲国家CSA运动集会。与此同时,这次会议的如期到来也标志着巴西CSA网络成立十周年。紧随其后的是1...
2021 - 07 - 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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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与生态文明建设是我国的两大国家战略,源自于对我国当代社会发展经验的总结和对复杂国际环境变化的判断。近代以来,乡村一方面是中国社会快速发展的重要载体,另一方面也愈发成为应对全球化挑战的“压舱石”,并且还将持续在国内大循环的背景下发挥关键作用。因此,如何在两大战略思想的指导下,继续深入探索认知我国广大乡村的生态环境、历史文化、特色农耕等立体要素资源,进而引领城乡融合发展,推动乡村经济、社会、生...
2021 - 06 -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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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2021年6月12日,在重庆国际博览中心举办的“2021重庆乡村振兴与文旅产业发展高峰论坛”上,由北京爱故乡文化发展中心总干事黄志友代表主办方发布了由重庆日报、西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学院、北京爱故乡文化发展中心、爱故乡文学与文化专业小组联合发起的2021年度“口述乡村·故乡纪事”计划,面向全国征集1000篇述说乡村历史、描写乡村风貌的优秀文章,欢迎大家积极投稿!写给乡村的一封信中国作...
2021 - 06 -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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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2021年6月15日 – 7月18 日在线会议:ZOOM会议 & 小鹅通直播同声传译:全程提供英语/西班牙语/普通话三语翻译主办单位:岭南大学文化研究系,国仁全球大学堂合办单位:亚洲学者交流中心,全球和平妇女,墨西哥地球大学,北京大学电影与文化研究中心,清华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所,西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学院,福建农林大学海峡乡村建设学院,岭...
百年乡建
2018 - 09 - 13
最近十年,我开始认真思考乡村复兴的意义,并做了大量的实践。作为一位行动者,很荣幸在这里与大家分享,我带领的中国乡建院最近十年所做的“以村社内置金融为切入点的新农村建设及综合发展”的新村复兴实践与思考。乡村复兴的背景和希望2003年,我决定离开《中国改革》杂志社去做乡村建设。这是我人生的第二次大转折。好不容易进城了,却又回到农村去,这个抉择是很艰难的,但却是基于我认真思考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发展的大趋势后所作出的职业选择。因为,我觉得中国进入到了一个应该复兴乡村的时期了,这是我的一个大的判断。乡村会进入一个“复兴时期”,理由是什么呢?我十年前发明过一个词,叫做“中国拐点”。“中国拐点”说的是在中国加入全球化一般性制造业梯度转移进程后,全球一般性制造业发生了拐点——“中国拐点”。具体来说,在中国加入全球化一般性制造业梯度转移之前,全球是少数人为多数人搞制造;当中国加入全球化一般性制造业梯度转移进程之后,全球一般性制造业由少数人为多数人搞制造,逆转为多数人为少数人搞制造,全球一般性制造业过剩了、不赚钱了。如果把环境成本算进去的话,一般性的制造业是普遍亏钱的。中国加入全球一般性制造业梯度转移进程之后,也就是“中国拐点”出现之后,所谓亚洲四小龙之前的所有先发国家和地区的现代化“普世经验”,即当发展中国家人均GDP达到4500美元的时候,农村人口会下降到15%以下的“普遍经验”,可能就成为了谬误。中国现在人均GDP超过8600美元了,农村户籍人口数量依然有9亿多,比改革开放初期还多出2亿。几十年改革开放的实践证明:那种认为人均GDP达到4500美元时,农民问题就基本解决(80%多的农村人口被城市化)的观点是错误的。因为当全球一般性制造业出现“中国拐点”之后就出现严重过剩了,在工业化进程中的工人工资收益实在太低了,所以我们的工业化只生产了几亿农民工,却无法产生几亿市民,我们的工业化没有能力...
2018 - 09 - 13
2016年5月30日晚,中信大讲堂•中国道路系列讲座第十一期在北京师范大学成功举办。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咨询委员、中国人民大学温铁军教授作为主讲嘉宾,从全球危机与中国“去工业化”谈起,结合金融全球化成本向新兴国家转嫁所带来的困局,深刻剖析中国生态文明战略的提出背景与发展现状。此次讲座由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中信出版集团、经济导刊主办。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理事长、中信集团原董事长、党委书记孔丹先生,北京师范大学校党委书记刘川生女士,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秘书长郭克彤先生,北京师范大学新兴市场研究院院长胡必亮先生,中信地产副总裁、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资深研究员院林竹先生,经济导刊社长季红女士出席活动。百人会场座无虚席,温教授鞭辟入里的演讲令现场氛围高潮迭起,活动在热烈的掌声中落下帷幕,圆满成功。全球危机与中国“去工业化”是生态文明战略的背景在全球危机与中国的“去工业化”的背景下,生态文明作为国家战略的一项重大调整而提出。全球危机源于“发展主义”现代化、即殖民化与资本化的制度成本。西方国家殖民扩张所孕育出的“现代化”,从来都伴随着巨大成本及恶性转嫁,而战后形成的第三世界则接受产业转移与“发展主义”意识形态。在生产过剩的同时,加之国家竞争,最终酿成了全面危机。其背后的客观规律是:产业资本阶段内生性生产过剩,致使战后实体经济为主的世界真实人均GDP下降;促使金融异化为内涵的资本全球化在20世纪80年代起步。随着美国金融资产加速增长。1990年世界资本市场总值6倍于全球GDP;2010年跃升为15倍以上。实现了从产业化到金融化的转变的同时,产业资本阶段的老三性让位于金融资本异化于产业资本形成的“新三性”:流动性、短期性、集中性,这决定着产业资本和资源经济的“负外部性”。发达国家金融扩张导致发展中国家输入型危机和宏观调控两难。中国作为一个有数千年国家史的原住民人口大国和城乡二元结构矛...
2018 - 09 - 06
编者按“乡村振兴战略”是十九大报告中提出的重要创新。何慧丽教授写作于数年前的这篇文章,对于我们今天学习“乡村振兴战略”,也许不无启示意义。本文发表于《绿叶》杂志2014年第8期,作者为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何慧丽教授。近现代百年来乡村的受体角色,如今随着宏观环境的变迁,具有了相对向主体角色改善的可能性。当下在全国所出现的多种多样的新农村建设现象,只有在某种程度上内含着乡村主体性的因子,才称得上为乡村复兴。这需要巩固既有乡村结构性的优良传统关系,并接茬于现代组织制度的宏观背景。具体而言,即提振农民组织,形成农民群体的主体性人格;重建乡村系统,形成农村地域范围的主体性实体。相对于两个历史发展阶段而言——一个是漫长历史上传统乡村社会的自给自足式发展,一个是百年来现代化制度变迁对乡村社会汲取资源的否定式发展——我们姑且将自2005年以来中央新农村建设发展战略提出以后的中国农村发展趋势,称之为“乡村复兴”,这是建立在历史变迁进程中一种否定之否定的提法。本文谈谈乡村复兴的主体性问题。 一、近现代乡村从受体到主体转变的可能性 中国传统乡村,作为人类社会与自然界共存相处的生态场域、生活场域和生产场域,具有自给自足的可持续的主体性特征。近现代制度变迁下传统乡村地位发生了变化,乡村成了政府主导的工业化汲取小农剩余的主阵地,第二、三产业发展的成本转嫁事实,使得乡村成为一个受体,一个依附者:中华民国1927—1937年间工业化的黄金增长十年,是中国乡村民不聊生从而发生动荡并革命的主导性原因;新中国建立后集体化时期二元城乡经济结构和人民公社下的乡村,成为建国后1978年以前初具雏形的中国工业体系汲取资源的客观受体;改革开放30多年,广大农村变成了资源资本化的一个拓荒地,青壮年农民从以前村庄生活的主人变为工业产业化劳动后备军,老人妇女儿童“被剩余”在农村;广大小农因其散漫和被动...
2018 - 09 - 06
“回不去的地方叫故乡”,这句话在今天别有意味。三十多年来狂飙突进的发展建设与地景重塑,带来故乡感的普遍消逝,尤其造成了城乡二元结构下中国乡土的落陷。在城市中心主义的现代化逻辑下,各类社会资源遵循市场经济规律不断向大城市集结,农村成了公众视野之中“落后”、“苦难”与“贫穷”的代名词——亟待逃离或“离开后再也不想回来的地方”。尽管近年媒体炮制了海量的乡愁叙事与返乡书写,但如何谈论“爱故乡”、如何践行“爱故乡”却成了少有触碰的难题。事实上,当代中国包括农民在内的一线乡村建设者对此做出了大量的回应。比如,自2012年由多家乡村建设机构联合发起的“爱故乡行动计划”,便集结了农民、返乡青年、NGO团体以及乡建学者等,尝试以共同的乡愁来激活真正的建设性实践。这些乡建共同体经由自下而上的民间行动,为地方乡土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改变。2016年12月30日至31日,以“情归故里、共建家乡”为主题的“第四届中国爱故乡大会暨2016爱故乡年度人物颁奖典礼”、“爱故乡·大地民谣音乐会”在中国农业大学举办。200多名来自全国各地、长期致力于乡土文化保护与农村可持续发展的实践者和研究者齐聚一堂,围绕“在地化知识的构建”、“乡土博物馆与乡村文明发展”、“爱乡平台建设和乡土文化保护”以及“社区经济建设”等论坛主题,分享各自不同的乡建主张及经验。澎湃新闻作为特邀媒体出席了此次会议。   在城市中心主义主导发展路径的今日,我们要如何在农村的广阔天地大有所为?本次会议上从耄耋老人至90后青年对于故乡的自觉认同与深情付出、卓有成效的行动力,以及试图超越空间局限的种种“返乡”探索都让人开始重新思考“故乡”的内涵。相较那些由艺术家发起、符合都市审美趣味的乡建项目(比如终结于去年10月的“碧山计划”),这些来自基层的声音与实践往往淹没于网络的话题海洋之中,较少进入公共议题。就此而言,“爱故乡”...
2018 - 08 - 13
[摘要]横看由西方金融资本核心区华尔街“金融海啸”引发的全球危机,应知乃基本性质使然;不仅是金融化泡沫经济破灭,也是内含高成本上推机制的西方现代政体累积国家负债而致,是国家史过短却高踞世界主导之现代化政体运作于全球的逻辑结果。经济基础虚拟化危机直接作用于具有“高成本上推=高负债累积”内在机制之西方中心主义意识形态化的上层建筑。[关键词]现代化危机;资本全球化;上层建筑成本;国家负债 一、基本判断:政府信用过度扩张带来经济危机和债务危机2008年西方金融资本核心区“华尔街金融海啸”次第引发了全球危机和发达国家债务危机,引发了海内外理论界和政策界的广泛关注。本文认识到这场全球危机与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内在相关性,本质上是由西方主要国家的政府双手扩张信用造成的。长历史周期去看,第一个经验层面的危机由核心区向全球蔓延,本质上仍然在表达全球资本主义体系500年来的一条基本规律,也是当今世界财富分配“二八开”与全球危机具有内在相关性的原因,即:占据主导地位的核心国家(利益集团)为追求自身收益最大化而推动制度变迁,其对应的成本是向边缘、半边缘国家转嫁的;当核心国家从制度变迁占有的收益弱化、成本不断显化而发生经济危机时,还是通过向边缘、半边缘国家转嫁危机代价来应对。500年来,我们看到的只是这条规律在不同历史阶段上、不同主导者转嫁成本的具体途径和方式有所不同而已。当代处于金融资本阶段,核心国家美国主导的全球政治经济新秩序中,发达国家利用两手创造出的财政信用和货币信用/金融杠杆,无论在时间还是空间维度上集聚财富的规模都是空前的;现在,正越来越多地表现为一种双输博弈,遂有发生于金融资本核心区再波及世界的经济危机。而第二个经验过程,即资本主义核心区的金融危机引发债务危机,深层次上是内含着成本不断上推机制的西方现代政体累积国家负债而致,是国家史过短却高踞世界主导之西方现代化政体运作于全球的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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