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建设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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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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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 09 -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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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8日，由国家乡村振兴局中国扶贫发展中心、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社会和生态文明教研部指导，中国扶贫志愿服务促进会、中国西部人才开发基金会联合主办的“2021中国乡村振兴人才论坛”在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举行。论坛现场对外发布了“中国乡村人才振兴优秀案例”入选名单，北京共仁公益基金会（以下简称“共仁基金会”）“头雁计划：培养乡村带头人”案例成功入选。“中国乡村人才振兴优秀案例”入选名...

官宣 | 第八届国际CSA大会主题正式发布，报名通道今已开启！

2021 - 09 - 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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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盘去殖民化，全球亚马逊化！Decolonize your Plate, Amazonize the World!国际CSA联盟——URGENCI 于近日通过网站(urgenci.net)正式对外界宣布，国际CSA线上研讨会将于2021年10月25日-30日召开。这将是第八届国际CSA大会暨第五次欧洲国家CSA运动集会。与此同时，这次会议的如期到来也标志着巴西CSA网络成立十周年。紧随其后的是1...

招募｜全国乡村振兴硕博研习营

2021 - 07 - 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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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与生态文明建设是我国的两大国家战略，源自于对我国当代社会发展经验的总结和对复杂国际环境变化的判断。近代以来，乡村一方面是中国社会快速发展的重要载体，另一方面也愈发成为应对全球化挑战的“压舱石”，并且还将持续在国内大循环的背景下发挥关键作用。因此，如何在两大战略思想的指导下，继续深入探索认知我国广大乡村的生态环境、历史文化、特色农耕等立体要素资源，进而引领城乡融合发展，推动乡村经济、社会、生...

写给乡村的一封信 | 2021年度 “口述乡村·故乡纪事” 计划

2021 - 06 -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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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2021年6月12日，在重庆国际博览中心举办的“2021重庆乡村振兴与文旅产业发展高峰论坛”上，由北京爱故乡文化发展中心总干事黄志友代表主办方发布了由重庆日报、西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学院、北京爱故乡文化发展中心、爱故乡文学与文化专业小组联合发起的2021年度“口述乡村·故乡纪事”计划，面向全国征集1000篇述说乡村历史、描写乡村风貌的优秀文章，欢迎大家积极投稿！写给乡村的一封信中国作...

第八届南南论坛：希望的政治——在逆境中自救与创造未来

2021 - 06 -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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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2021年6月15日 – 7月18 日在线会议：ZOOM会议 & 小鹅通直播同声传译：全程提供英语/西班牙语/普通话三语翻译主办单位：岭南大学文化研究系，国仁全球大学堂合办单位：亚洲学者交流中心，全球和平妇女，墨西哥地球大学，北京大学电影与文化研究中心，清华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所，西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学院，福建农林大学海峡乡村建设学院，岭...

百年乡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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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 08 - 15

汪玉玲：新工人文艺：从流动中的劳动者开始

打工诗人郑小琼在一首题为《流水线》（2007）的诗里写道：“在流水线的流动中是流动的人”，他们穿着统一的“工衣”、“工帽”，姓名被一串又一串同样冰冷的数字取代。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不愿意用“打工”来称谓包括郑小琼在内远离乡土的城市劳动者，吕途等人用“新工人”来重新命名这群户籍在农村、工作和生活在城市的劳动者，其诉求也正是要在这个全球资本化的新时代重建劳动者的价值与尊严。但在现实情形里，上述诗中的劳动场面书写的就是时至今日新工人的工作处境，“打工”很多时候也仍然是新工人群体身上最受瞩目的标签。这意味着在新的市场经济环境中，尤其是随着资本、技术、管理等日益成为凌驾其他生产性要素的价值砝码，新工人作为劳动主体则陷入身份的失落与失语状态。回顾新中国的历史，这样直接服务于物质性生产的劳动者群体曾经是当家做主的主人翁，但近三十多年的社会发展过程中，这群劳动者则成了沉默的打工者。新工人的劳动成果不被自己享有，其劳动过程也成为工业化、后工业化社会中被异化的沉默存在。新工人在工业流水线上的劳动是随着机器流转的异化劳动，“在分工高度细化的情况下，工人只需要重复简单的动作”，他们的劳动更像是机械的流动。伴随这种流动状态的是新工人在城市工作和居住的不稳定。在北京皮村新工人艺术团创办的全国首家“打工文化艺术博馆”里，主展厅以“打工三十年·流动的历史”为主题，通过来自工友的工作服、暂住证、劳动工具等物件陈列，展示了新工人群体在城市里缺乏保障、不够安稳的工作与生活。而这种流动的、不稳定的生存状态主要源于资本对劳动的深度剥削与异化。一方面，资本与受资本操纵的技术把控着各种工业部门和社会政治经济生活领域；另一方面，消费日益成为整个社会的主导因素，在消费主义逻辑贯穿日常生活之时，劳动也开始逐渐演变为以城市中产阶级为话语主体的审美对象。于是，尽管劳动的形态与内容越来越多元化，但在大众文化的价值评价体...

2018 - 08 - 15

罗岗：上海工人新村：社会主义与有尊严的“生活世界”

上海史上失踪的“三十年”《上海国资》：今年初，上海本地一些报纸报道了你们的曹杨新村研究。我查了资料，最早关于你们在做曹杨新村的研究是2005年。为什么会用这么长时间去做这个研究？罗岗：关注上海的工人新村，其实更早，最初是因为王晓明老师2001年去上海大学办了当代中国文化研究中心，提倡中国式“文化研究”，那时候就开始考虑如何找到一个切入口来重新研究上海，当时流行的是“上海酒吧”研究之类，这种研究当然很有意思，但是否还可以有其他的视角和思路来进入上海呢？“工人新村”的问题就是这样进入到我们的视野中的。具体而言，“工人新村”成为理解上海的一个视角有两个背景。一个背景是1990年代以后出现的“上海热”，在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上以李欧梵的《上海摩登》的翻译、出版所引起的广泛反响为标志。在“上海热”中，最重要的就是重新叙述开埠以来的上海历史。上海开埠是在1843年，到2003年的时候是160周年。当时上海有两家大众媒体做了160版的大篇幅专刊来纪念开埠160周年。在这样的纪念里，对历史的重新叙述当然是重点。但有意思的是，两种专刊对160年历史的叙述都有一个空白的时期，就是1949年到1979年的社会主义时期的上海。为什么作为社会主义城市的上海在上海史的叙述中成为了空白？当时，我指导一个学生做了一篇论文，专门分析这两个纪念专刊，看看上海的历史是怎么被叙述出来的。我们发现“上海热”导致的“上海史叙述”有一个特定的选择，也即1992年之后重新开放的上海和1843年开埠以后的上海的对接。而这个对接过程的前提，就是对作为社会主义城市的上海的有意遗忘和压抑。这也是“上海怀旧”的最主要特征。所以说，“上海热”、“上海梦”和“上海怀旧”是在重新想象上海在全球资本主义网络中的位置，在这样的“上海热”中，如果不能正面抹黑社会主义这三十年的历史，也要故意留下留出空白，不讲或少讲这一段。在这样的叙述中，三十年上...

2018 - 08 - 10

吕途：中国新工人的文化力量

“工人”和“文化”是很常用的词，但是，仔细思考起来却不一定可以把握其词义。特别是，词汇的内涵往往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发生变化。“新工人文化”这个词组，伴随着中国近3亿打工群体的诞生和衍化而出现，伴随着打工群体在生存中挣扎、在发展中创造而对打工群体的出路和中国社会的未来有着重大的意义。“新工人”指的是工作和生活在城市而户籍在农村的打工群体，和“打工者”指的是同一部分人，但从精神内涵上有所差异。多数传媒用“农民工”来指称我所说的新工人和打工者。根据国家统计局于2016年4月28日发布的《2015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1]数据，全国打工者的数量为27747万人。这是一个数量庞大的群体，也是一个做出了巨大贡献的群体：在这近3亿打工者中，8600万人从事着制造业，我们穿的、用的都是他／她们制造的；5800万人从事建筑业，我们住的房子、走的公路、铁路都是他们建设的；2000万人从事家政工[2]，她们照顾着别人的孩子、别人的老人，却见不到自己的亲人。这是一个付出了巨大代价的群体[3]：根据2010年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推算，全国有农村留守儿童6102.55万，有农村流动儿童达3581万，在农村他／她们见不到父母，在城市他／她们享受不到公平的教育权利。“新工人”辩“新工人”是一种诉求意义上的概念。在中国，工人这个词有着历史的烙印，说工人就让人联想到过去国企的工人，他／她们被赋予了工厂和国家的主人的地位，享受各种社会保障和福利待遇。在和工友聊天的时候，当我问他／她们希望怎么称呼自己的时候，一些人说希望被称呼为工人，因为他／她们觉得他／她们干的是工人的工作。工友这个时候给予工人这个词的主要含义是工作的含义，不包括社会地位的含义，但是我估计工友对这个词的喜好一定和它曾经被赋予的社会地位是有关系的。改革开放到现在，过去的工人在消失，新出现的是被当做廉价劳动力的打工者；现在，中国社会在改革开放三十年经济发...

2018 - 08 - 09

北京工友之家发展历程（2002—2016）

作者简介：吕途：社会学博士，曾任大学副教授，2007年加入北京工友之家文化发展中心，主要从事研究和培训工作。著有《中国新工人：文化与命运》（法律出版社，2015）、《中国新工人：迷失与崛起》（法律出版社，2013）。发现“社会”：2002年创办“农友之家”北京工友之家2002年5月正式成立，发展至今已经有14年了。工友之家的成立和几位创始人的经历直接相关。孙恒是音乐教育专业毕业，在中学当音乐教师，辞职后做了1年多的流浪歌手，从酒吧、到街头、到建筑工地，最后走进了打工子女学校和工人群体。王德志初一毕业后不得不辍学，抱着学习相声走上央视春晚的梦想来到北京，辗转各行各业打工谋生；许多高中毕业后打工，抱着音乐梦想到北京midi学校学习音乐，毕业后到北京地下通道做街头歌手。大家慢慢走到了一起。北京打工青年艺术团于2002年五一劳动节正式成立很多工友都可以因为共同的处境相识，但是走到一起干什么？在这个节点上，打工妹之家的组织形式启发了同在北京漂泊和追寻的几位年轻人，原来大家可以自我服务和服务他人。 2002年5月1日，孙恒、许多、王德志在打工妹之家做活动，是一场针对几十个工友的演出，就在那时宣布“打工青年演出队”成立了。2002年11月份机构正式注册下来，名字叫“农友之家”。当时叫农友之家的原因是考虑到“三农”的背景。到2006年改成了“工友之家”。从文艺青年到工人文化建设艺术团的起点非常质朴和自然，就是自娱自乐，唱自己的歌。最开始没有什么觉悟的，也没有特别强烈的思想价值观。在艺术团演出的过程当中，大家越来越认识到演出活动本身和歌曲创作的重要性，才意识到工人文化的重要性。现在，艺术团的活动和创作在文化和价值观上已经具有自觉性了，目标已经很清楚：倡导劳动文化，对抗资本文化。其历史使命则是促使劳动群体获得文化上的解放。艺术团的实践让大家发现，工友虽然需要精神文化生活，...

2018 - 08 - 08

吕途：我们是新工人——打工三十年

1978年是中国里程碑性的一年，它标志着中国改革开放的开始；2008年是中国里程碑性的一年，标志着中国改革开放已经进行了三十年。从经济角度来评价，在2010年，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成为世界第一出口大国。从人口结构角度来讲，中国完成了并且还在继续进行着世界上最大规模的从农村到城市的人口转移。过去三十年的发展理念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样的发展虽然使中国成为世界最有经济活力的国家，但是快速的经济发展也造成了环境和资源的破坏、贫富差距巨大。资本的逻辑渐渐主宰社会发展，社会道德溃败、个人在躁乱的社会中迷失。整个中国社会都在发生变化，每个中国人都能感受到变革的影响，而在中国社会中受到改革影响最强烈的是新工人群体。据国家统计局公报，2011年户籍是农村的打工群体的人数已经达到2.5亿，而且这个数字还会继续增长。改革开放给打工者带来了机遇，但是大家都知道，农民最初进城打工是受到控制的，是随时面临被遣返的危险的。所以说，改革开放只是给了打工者进城打工的机遇，而创出进城打工道路的是打工群体自身。从人数以及对中国整体社会结构的深远影响来讲，打工群体必须得到关注，审时度势地讲，我们必须正视打工群体作为中国的新的工人群体的客观事实。可以说中国过去三十年的历史也是中国新工人形成的历史。一、农民工、打工者还是新工人“农民工”辩2009年1月1日至3日，北京工友之家在位于北京朝阳区金盏乡皮村的新工人剧场举办了“第一届打工文化艺术节”。来自各地的打工者、学者和相关机构代表参加了艺术节上丰富多彩的活动。在民谣专场发生了一起意想不到的事件。来自两个机构的工作人员因为“农民工”一词的使用发生了争执。一位代表不断使用“农民工”这个词，另一位代表认为在这样一个打工者的艺术节上更不应该使用“农民工”这个歧视性词语。这一场景的出现自然是不愉快的，但是很多时候让所有人愉快是不可能的，重要的是，我们能不能从这个“话...

2018 - 08 - 08

亿万打工者的呼声让我们来担承 ——皮村文学小组作品摘录

地铁上的不归路寂桐（本名：张子怡，北京工友之家文化发展中心工作人员）拥挤的地铁中人流涌动她的身影若隐若现就在这个夜晚地铁夺去了她的生命她的身体被挤压着她无法挣脱屏蔽门啊地铁门啊你们像两把无刃的刀子随着几声巨响她的内脏碎了她无法挣脱她想着她就快完了被挤压的青春被挤压的人生在这一刻停止2014年11月有感于地铁乘客潘小梅遇难事件家，在哪？菩提居士（本名：王建，从事木匠工作）我们生活在梦幻般的仙境，却没有想象中的桃园，漫天尘埃迷蒙了彼此的双眼。我们生活在云雾中，却看不到蔚蓝的天，迷茫的身影找不到停靠的彼岸。我们生活在雷声里，却没有怡人的春雨滋润心田。我们生活在丛林中，却感受不到绿叶的芬芳，没有惬意的自然。我们生活在北京，都市人的生活离我们是如此遥远。我们生活在农村，却远离了养育我们的麦田。岁月轮转中，打工的号子传唱了一遍一遍。搬家的故事，在身边一幕幕上演。没有保障的环境中，我们还能再拼几年？木偶式的生活，何时走到终点。黄昏来临时，我们能否有保命的养老钱。这杆漂泊的孤帆，哪里才是他停靠的驿站家！在哪？心底一次次的呼唤！2015年5月21日公益时代王春玉（从事快递员、门卫、焊工、喷漆工、绿化工等工作）北京朝阳五环之东聚集着一群思维超前的公益先锋千万农民工的需求亿万打工者的呼声让我们来担承让我们来担承皮村温榆河之滨聚集着一群打工者的公益先锋千万农民工赋予的使命亿万打工者赋予的责任让我们来担承让我们来担承。2015年7月（这首改编自《抗大校歌》的作品已经由工友李小杰谱曲，变成歌曲）工棚记鼠郭福来，从事家具制造工作我来北京皮村打工将近半年了，期间，接触了很多人，也经历了一些事。而记忆尤深的却是与我们共处一室的几只老鼠。我们十多人挤在一间不大的工棚里。屋门外是两排又高又粗的白杨。微风拂过，每个树叶都在向行人摆...

2018 - 08 - 07

我们的精神家园，正处于雾霾与寒风中

编者按19日晚，微信朋友圈里传来消息，北京工友之家在村委会各种名义的“检查”与为难后，面临“逼迁”。工友之家求助信发出后，有很多媒体和自媒体纷纷发表或转发文章对北京工友之家进行声援，呼吁更多人关注。 “北京工友之家文化发展中心”于2002年注册成立，从2005年开始，扎根在皮村社区，创办“同心实验学校”，专门服务农民工子女。一转眼已经是十年，工友之家在皮村创建了学校、同心互惠商店、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并且连续数年举办为打工者的“打工春晚”。十几年的坚持、努力、探索与付出，难道要被“逼迁”抹除？我们能做的不只是转发和围观。在弥漫的雾霾和刺骨的寒冷中，让我们携起手来！今天我们推送的是中央党校刘忱老师介绍工友之家前前后后的经历与故事的文章。本文已收入中组部“全国干部培训教材编审指导委员会办公室”编选的《科学发展案例选编》教材（人民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2013年9月出版）。加强农民工文化工作，以文化方式促进农民工融入城市，是当前农民工工作的重要课题，也是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重要责任。北京朝阳区金盏乡皮村的“工友之家”提供了一个由农民工自我创造、自我表现、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样本。自2002年成立起，“工友之家”通过创作歌曲、诗歌、编排话剧、舞蹈或拍摄纪录片等文化形式为农民工和社区提供文化服务，并以文艺活动为媒介，开展与政府、社会各界的合作，倡导正面价值观，促进社会和谐与共同发展。他们的创作和活动在全国产生了很大影响，形成了一个辐射全国的打工文化活动中心。当地政府也与之进行了积极合作，促使这一机构在参与公共文化服务事务中壮大成长。这种文化现象对于探索针对农民工开展公共文化服务问题，具有重要的启示。一、背景皮村位于北京市朝阳区金盏乡，距天安门46公里，紧靠首都机场，是典型的城乡接合部，村庄上空是飞机航道，每隔2分钟，就有一架航班起降飞过村庄。按规定，为保证航线...

2018 - 08 - 02

吕途：女工的故事：个体命运与社会历史

三婶的故事三婶和我一起生活了八年，陪伴了我两个女儿从出生到幼年。三婶是个乐天派，嘴巴不停，而且特别善于描述，经常跟我讲她当工人时候的趣事。三婶1951年出生在辽宁省岫岩县的工人家庭，1970年初中毕业后在岫岩县车辆厂干了十年，当车工。三婶回忆：“每天上班八小时，大伙儿都抢着干活，工作任务忙的时候就献工献时，根本不会想着多干活多要钱那个事儿。那个时候，不管干多少活儿工资都是那么多。谁干得好了领导就表扬，一给表扬大伙儿特别高兴。工作任务多的时候，早上起大早去献工献时，没有工厂大门的钥匙就翻墙跳进去干活。”现在的社会舆论说起过去国企的年代，最突出的印象就是吃大锅饭所以效率低。我反复问我三婶：“工人们是不是偷懒？大伙儿工资一样是不是就没有积极性了？”但是，在三婶的记忆中，完全不是那个样子。三婶说：“那个时候没有人偷懒，每个人都有岗位，你要是不干你就完不成任务，就会很掉价啊。”到了70年代末，厂里开始发生变化了。三婶回忆说，后来就开始车间核算了，就是挣工时了，一天干多少活儿给多少钱，实际只是那么说说而已，工资和过去一样的。后来就改革了，在三婶的记忆中，改革开放对于东北和岫岩来说就是工人下岗。下岗并不是不干活了，而是去给私人干活了。而且说是厂子黄了，其实就是私人承包了。三婶前后换了4家厂子，45岁的时候退休，当了26年工人。她把后来的工作状态和现在的生活状态归结到命和运气。三婶说：“我在车辆厂干活的时候，有很踏实的感觉，心情也好，大伙儿都平等啊，谁也不嫉妒谁啊。后来大集体的厂子和国营的厂子都被私人承包了，就不是那么回事了，人员都散了，谁都想找一个挣钱多的活儿，但是挣到钱的只有少数人。等后来，不再为集体干了，反正就是随大流了，把任务完成就行，就等着退休了。” 像三婶一样的很多普通工人曾经在一段时间内获得了今天新工人梦寐以求的地位和待遇，但是，她们也在“不知不觉”中“悄然”失去那些地位和待...

2018 - 07 - 20

吕途：“工人有文化吗？”——“打工春晚五周年研讨会”上的发言

2016年1月25日下午，在卜卫老师的召集和主持下，我们召开了《打工春晚五周年研讨会》，主办方是北京工友之家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媒介传播与青少年发展研究中心。众多刚刚参加了打工春晚的演员、志愿者和长期关心工人文化研究的10几位学者也参加了交流和讨论。本文是我在研讨会上的发言。研讨会从下午1点钟开始，到4点钟快结束的时候大家发言越来越踊跃，涉及到越来越多的重要思考。下面是我在研讨会上的发言：工人文化与工人群体发展的方向。心比脑重要我想从我和重D音的董军的2次聊天说起。一次是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美国《时代周刊》用中国女工群像做为封面，当时社会议论纷纷，有种议论是认为承认了中国工人的重要性。我当时正好在深圳出差遇到董军，我们聊天，董军说：“我说不清楚为什么，我就是觉得这个事情让人压抑和郁闷，但是你为我为什么，我也说不清楚。”我就开始思考董军的郁闷：做封面代表一种认可，但是这种认可无法让董军有荣誉感，我们中国工人付出了、为世界作出了贡献，但是我们没有得到应得的回报，甚至没有得到最基本的尊严，那这是一种什么认可？难道是让我们认可做廉价劳动力的重要性吗？不是所有工人都会有董军这种郁闷的反应，但是如果不是工人却不会有这种郁闷，这种基于身份的体会是这种郁闷的本质，是最重要的，也是我们工人文化的核心和本质。也许工人有时候对自己这种郁闷数不清道不明，但是其中却一定有道理、有原因。前天，在文化馆彩排现场，我和董军聊天，因为知道我们要开这个研讨会，我对董军说我很希望听他发言，董军说：“我说不出来。我很糊涂。工友中大多数都不认同我们提倡的工人文化，那工人到底有文化吗？”我理解董军的郁闷：“文化就是生活，工人不认同我们的劳动文化却去认同资本文化正是今天工人的普遍的文化状态啊，这也正是我们要反对的，这也正是我们打工春晚的宗旨所在：倡导劳动文化，反抗资本文化。”董军做为工人的身心体验让他...

2018 - 07 - 12

吕途：待不下的城市，回不去的农村

导读：关注中国现状和未来的很多人都在询问一个社会问题：中国新工人的未来何在。为什么全社会都在询问这个问题？因为，如果中国近3亿新工人没有未来，中国就没有未来；因为，中国的未来关乎世界的未来。这里所说的新工人，指工作和生活在城市，而户籍在农村的劳动者。中国新工人的现状这是一个数量庞大的群体：2014年全国打工者的人数为27395万人。这是一个做出了巨大贡献的群体：在这近3亿打工者中，8400万人从事着制造业，我们穿的、用的都是他们制造的；6000万人从事建筑业，我们住的房子、走的公路铁路都是他们建设的；2000万人从事家政工作，她们照顾着别人的孩子、别人的老人，却见不到自己的孩子。这是一个付出了巨大代价的群体：全国农村留守儿童6102.55万，全国农村流动儿童达3600万，在农村的他们见不到父母，在城市的他们难以享受到公平的教育权利。我接触这个群体是从在北京市朝阳区金盏乡皮村工作开始的，那是2008年。村子里聚居着上万的工友，大家居住条件很差，却每天没日没夜地操劳着。当被问及：“如果在城市待不下去怎么办？”65%的人回答：“回老家!”当被问及：“对未来有什么打算？”只有9%的人回答“回老家”，有53%的人回答“继续在城市打拼”。打工者在城市的生存状况到底如何？打工者认为城市待不下去可以回老家，如果真的是这样，当初还会出来吗？老家是将来想回就回得去的吗？通过调查了解，一幅“拼图”展现出了中国新工人的并不乐观的现状：待不下的城市、回不去的农村、迷失在城乡之间。1、待不下的城市打工者在城市打工，但是他们的工作很不稳定，而且很多人没有社会保障，根据我的调研数据，打工者平均一到两年换一次工作，根据2014年国家统计局的数字，只有16.7%的人有养老保险，只有26.2%人有工伤保险；打工者在城市生活，但是他们在城市买不起房子，一部分人支出了自己全部的积蓄、甚至借钱在老家的镇上买了房子，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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