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5日，由雁栖湖研究院主办的第四届雁栖湖论坛在北京雁栖湖国际会议中心举行，与会嘉宾围绕“筑基固本，稳中求进”主题进行深入交流。论坛上，中国人民大学原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院长温铁军发表演讲，主题为《资本过剩、乡村振兴与第三资产池》。

以下为演讲实录：

从生产过剩到资本过剩

“筑基固本”是非常重要的提法，谢谢你们设计这个会议的主题，我的发言可能恰恰跟这个会议的主题有关。我所有的研究都是团队共同努力的结果，我只不过是代表大家做一个介绍，大家如果有所得，那是我的团队所有成员都很幸运的事。

我是国内学者中比较早讨论生产过剩危机的，那是在上世纪90年代，那个年代我们在正式的文件中连“资本”这个概念都没有出现过，直到1997年中央“十五大”才把“资本”写进了中央文件。因此，我们很难在主流的理论体系中来讨论，我们是不是也有周期性的经济危机，是不是也有生产过剩。

大家应该都知道，我们从1986年开始出现比较严重的通货膨胀，到1988年我们爆发了18.6% CPI的通胀危机，我是在1987年开始讨论我们存在周期性经济危机的。第一篇关于周期性经济危机的文章发表在《新华文摘》1987年，所以生产过剩是从八九十年代开始就讨论的。

今天要跟大家提的不是一般意义的生产过剩，而是资本过剩。什么道理呢？因为生产过剩只是指的产业，当我们讲资本过剩的时候，主要指的是金融。我们现在最主要的矛盾和全球金融资本过剩一样，中国也进入到了金融资本过剩的阶段。我们从一般的生产过剩到产业过剩，到今天深度进入金融资本全球化的进程中，所以我们今天的主要矛盾其实是资本过剩。

资本过剩跟资产是什么关系？大家知道我们遭遇的第一次生产过剩是1997年东亚金融风暴，大量的海外订单被撕毁。当时中国对外做消费品生产的沿海工业受到了巨大的冲击，所以1998年有相当多的企业难以为继，企业的借款变成银行坏账，当时的金融不良率高达1/3以上。那时候还没有股份制银行、私人金融，只有国有银行，那次生产过剩是明显的。

当年林毅夫站出来说，我们现在遭遇的经济危机是典型的“二九三三”（1929-1933世界经济危机）那场生产过剩危机，甚至提出要采取的对策就是罗斯福新政的中国版。1997年那次经济危机发生之后，林毅夫提出了他的分析和建议。当时他所做的这些分析和政策建议，我都是在现场直接听的，所以记忆犹新。

今天我们所遭遇到的主要矛盾，不再是一般意义的生产过剩，而是资本过剩。从1998年那次金融危机后，经过了二十多年的发展，我们现在的金融总量应该已经达到世界最高额度。实际上大家也都知道，最近一段时期，我们各个银行出现了最严重的问题——资产荒，都普遍遭遇到了存款大量增加而贷款找不到投向。

今年第一季度，按照往年我们应该把全年贷款额度一半都放出去，今年连1/3都不到，资金大量滞存于银行，找不到投资方向。因为在去年以前，我们55%以上的居民借贷投向了房地产，50%以上的企业借贷投向了房地产，尽管中央三令五申不能这样做，但是各个银行都很难改变，因为大家都争着往地产投。

以前我们的资产池主要是靠地产，房地产市场吸纳了大量的银行资金。这在客观上也造成了一个现象，几乎所有头部地产公司都在做金融。之所以相当长时间内没有出现CPI指数上涨，不是我们货币发得少，而是因为房地产作为一个极富投机性、极富金融组合投资提高杠杆率的领域，吸纳了社会各方面的资金。所以在去年以前，我们的资本过剩主要被房地产吸纳了，这一点我们在内部讨论的时候是不言而喻的，期望今天在座的各位朋友们一定要理解。

为什么被释放出来了？原因很简单，因为去年中央有一个非常直白的命令，各个银行必须把大量投向房地产的贷款压到1/3以下，压下来以后不许往上涨。在房地产投机性投资大量增长，近乎出现美国次贷危机的结骨眼上，中国政府用“看得见的手”直接干预这件事，确实发挥了重要作用。所以我们没有出现房地产泡沫的总体崩溃，像美国2007年次贷危机那样。压住了，但撤出的资金很难找到新的投向。

现在主要的问题是金融快速增长过程中，有一个因调控而形成的金融过剩。所以当我们把生产过剩和金融过剩放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应该给一个新的概念叫做“资本过剩”。在资本过剩条件下，有没有新的吸纳资本投资的领域？我们说乡村振兴。从五中全会确定未来五年发展规划，中央就特别强调改变投向，投入到乡村振兴这个新的领域。

我们客观地看，其实从2005年开始新农村建设，到乡村振兴战略，我们已经在乡村形成了数以百万亿计的设施性资产。全国设施性资产是1300万亿，集中在乡村的是数百万亿。如果我们真的能有效推动农业供给侧改革与金融供给侧改革的有机整合，为过剩金融资本找到下乡投资的路径，进一步形成资本的闭环运作，第三资产池是有可能打造出来的。

坚持底线思维，“不要怕”

解题花点时间，主要是我觉得拿出这么一个题目来，大家理解恐怕有难度。

第一部分就是强调一下中央所说的底线思维，和我们现在遭遇的情况是一致的，也就是说我们前些年提出底线思维还是有预见性的。1989年美国带领西方国家制裁中国，让所有在中国的西方资本全都撤出，那个年代邓小平曾经提出过两个“不要怕”，不要怕中美关系倒退，更不要怕停滞。

现在就是两个不要怕的情况发生的时候。1989年美国带领西方制裁中国，我当时在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承接世界银行贷款的工作小组做技术工作，那个时候世界银行贷款是推动中国制度转轨的。我们当时很清楚地意识到，世界银行给中国贷款，帮助中国缓解债务危机是要推进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和全球化。这个贷款因为有利于中国按照西方的制度重塑自己的制度，所以这个贷款没撤，其他所有有利于中国经济发展的西方投资全部撤出。

今天我们遭遇到美国带领西方国家的制裁等等，这些已经发生过一次了，就是1989-1990年，延续到1993年才缓解，不是撤而是部分缓解。90年代我们的问题是在高速成长的工业化进程中突然发生外资中断，并且所有对中国的投资全部撤出，中国由此进入了一个相对比较长时间的衰退。这是上一轮制裁造成的结果。

这一轮制裁会不会重复上一轮制裁的结果呢？恐怕不会比上一轮更好，可能采取的制裁措施会比上一轮更严重。现在全世界几乎所有的国家都很焦虑，我们焦虑往往以为是我们可能要遭遇到制裁而焦虑，全世界的焦虑客观上是因为全球的金融资本过剩已经成了直接影响全球经济发展的核心因素。

什么原因呢？因为2007年次贷危机转化为2008年金融海啸，当时的奥巴马政府直接出台的量化宽松释放出来4万亿美元，60%以上流出美国进入全球大宗商品市场，直接造成了主要的原材料、矿产和粮食等等这些价格的大幅上涨，连带发生了38个饥饿国家的粮荒。

那一轮危机，中国正好在加快融入全球化的过程中，所以我们当时大规模进口了高价的矿产、能源和粮食，我们当时做政策研究的人把这叫“输入型通货膨胀”，或者直接说叫进口通胀。也就是说，中国的大规模进口帮助美国消化了本来应该发生在美国的通胀。因为我们大量进口是高价的，出口是低价的，所以我们帮美国在大量增发货币的时候不发生通胀，因此中美之间的战略关系是好的，不会要制裁你。

那一轮量化宽松开始导致美国进入了量化宽松的单行道，没有U型调头，所以美国历届总统不断推出量化宽松。特朗普上台遭遇到疫情打击，直接发钱，每户4800美元的支票，发钱维持政府运转，发钱维持社会消费，到拜登接手仍然是量化宽松。所以美国从奥巴马救金融危机开始，2008年一直到现在十几年的时间，一直在维持着量化宽松的基本政策，造成了应该发生通胀的基础。不发生通胀的重要原因是包括我们在内，相当多的发展中国家给它提供廉价商品，只要消费品价格不上涨，大规模增发的货币就流向全世界。

说白了大家今天都在焦虑之中，我们国内的很多学者不把这样一个背景，特别是美国进入到金融资本扩张阶段所采取的政策作为背景分析，就使得我们很多人眼光集中在国内，以为是我们自己国内的政策没搞好。

当今世界焦虑的根源在哪里

当年我们应对输入型通货膨胀的时候就已经提出了一个观点，在面对输入型通胀和输入型通缩的压力下，任何一个国家独立的国内宏观调控都会失效，因为你控制不了大量增发货币的国家。

不仅如此，不仅是美国在推量化宽松，美国还拉着西方盟友欧盟、日本等都在做量化宽松。所以，美国版、日本版、欧洲版不同的量化宽松，都在向这个世界大量倾泻金融流动性，这是今天世界危机的主要根源。今天全球几乎所有国家包括社会公众都有那种莫名其妙的焦虑感，根本原因在这里。

所以标题我跟大家说叫资本过剩，从一般的生产过剩到资本过剩，这是今天这个世界危机的最主要根源，这一点怎么强调都不过分。因此，在进入到金融资本全球化危机造成严重问题的情况下，大家应该知道金融扩张，特别是美联储为主要货币政策当局的经济体制，一定是跟政府的债务扩张直接捆在一起的。

美国政府无论是军费开支增加，目前已经变成八千亿的最高开支，还是其他社会开支的增加，都得靠美联储去增发货币。这二者绑在一起造成了金融泡沫和债务泡沫双扩张，每当美国债务扩张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就会演变为战争。其实大家都不用多考虑战争爆发的理由是什么，演化成战争的规律是客观存在的。军事是政治斗争的最极端表现，而政治是经济的集中反映。今天世界上所发生的这种军事冲突，乃至刚刚在恶化的台海冲突到底是怎么回事，实际上它的目的是很清楚的。

在这种情况之下，全球出现各种各样的认识上的混乱，舆论上的混乱，归因于什么？归因二战以后的冷战意识形态。我们从布什政府时代就开始听到各种各样冷战的声音，比如说共产罪恶，对中国来说是反共不反华。所有这些安排都是在老冷战时期就已经提出了，并且老冷战时期都已经运作过了，运作的结果相对而言还是比较有效的。老冷战结束进入后冷战，那就是美国跟欧洲之间的主要矛盾。这个矛盾直到特朗普上台才明确表达欧盟必须解体，欧元必须放弃，因为欧盟就是我的敌人，美国讲得很清楚。

后冷战时期1991年苏联解体之后，欧洲国家因为可以就近使用自己的硬通货，去货币化原来苏联东欧留下的巨额实物资产和设施资产，因此形成了发行欧元的基础。我当年自己背着包走了7个苏东国家做调查研究，我很清楚地了解过他们在本币崩溃之后不得不使用西方硬通货来完成本国实体经济的货币化，乃至后来推进资本市场建设的时候资本化过程也是外资完成的。因此，欧洲得到了巨量收益，制度性收益，形成了欧盟整体发行欧元的基础。所以，欧元一问世就成了比美元币值要高的货币体系，这是主要矛盾。

现在中国成了新冷战时期的主要矛盾。很多人不愿意接受这个概念，可以存疑，新冷战不是我们提出的，我们也不愿意加入。但是因为冷战意识形态至今仍然是这个世界上最主要的软实力工具，所以美国和西方试图打压中国的过程中一定会用。如果我们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准备，不知道怎么应对冷战意识形态，那就意味着我们在软实力竞争中会屡战屡败。

国内现在意识形态的混乱，舆论的混乱，很大程度上归因于现在的从业人员都不了解，大家没有经历过老冷战是怎么回事，也不知道后冷战的实质是什么。所以我们今天面对新冷战挑战的时候，在军事霸权的硬实力作用之下，最小的代价就是软实力和巧实力的有机结合，策动各个国家的内部矛盾，演化为社会冲突甚至动乱，不战而屈人之兵。这一点在老冷战向后冷战过渡时期已经被证明是有效的。我们今天如果不把这些事情提出来，几乎很难理解今天中国社会的各种乱象。

乡村振兴是应对全球化挑战的压舱石

为什么在“二十大”之前，在2020年五中全会决定我们这五年计划方向的时候，中央特别把乡村振兴提出来作为应对全球化挑战的压舱石。

压舱石就是稳固基础的核心，中央强调的是练好内功，夯实基础，转向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双循环战略。实际上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国内大循环以国内全国统一大市场为主要需求导向，以国内大市场来拉动中国的投资转向，过去投向城市，现在投向农村。

在贸易战、科技战、金融战相继开打以来，中央有明确的规划，7万亿投资于乡村振兴。我们的农村建设从2005年开始到2020年，这15年我们解决了全国所有行政村这一级的“五通进村”，水、电、路、气、宽带。当年我们对外开放搞沿海14个开放城市的时候叫“三通一平”，现在乡村建设叫做“五通一平”，五通进村加上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平整土地。

这就意味着我们的乡村有了沿海开放城市的基本建设条件，有了跟沿海开放城市一样的创业创新条件。这一次我们用了15年时间完成了乡乡通、村村通，完成了脱贫攻坚战略。我们的山区、高原乃至于荒漠地区的行政村都完成了五通进村，这次再投7万亿是要完成所有自然村的“五通一平”，让所有的自然村达到和沿海开放城市同等的基本建设水平，意味着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可以直接深入到乡土社会的深处。

这些是我们今天强调“三新”思想的基础条件。在2020年五中全会召开之后，2021年年初，国家领导人专门做了“三新”讲话，强调我们已经进入新阶段，这个新阶段是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我们现在必须有新理念，今天舆论场上很多混乱在于没有理解什么是新理念，新理念就是以人民为中心。

过去我们是资本短缺，现在进入资本过剩，在资本短缺阶段我们实行的很多政策是亲资本政策，比如各地政府打出的口号都是投资者是本地的主人，没有打出劳动者是本地的主人。现在要求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以人民为中心。从过去以资本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到现在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这是一个重大内涵性的调整。怎么发展呢？“两山”，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用“两山”来推动数字化乡村。

有朋友问我对数字农业、数智乡村，数字+智慧，对这些怎么看。我说这个领域未来的发展非常广阔，农村连通每个自然村，自然村相当于生产队，每个自然村都完成基本建设的条件下，中国如果能够转向生态文明，生态文明作为最主要的发展方向来考量，而不是作为生态建设来考量，我们就有可能以生态化的发展改变原来金融资本主导的金融化发展模式。

我刚才讲今天这个世界存在着全球焦虑，主要是因为金融资本的全面过剩。如果我们能把过剩金融转到生态化建设之中，就意味着我们找到了新的资产池。我们都知道在县一级的银行普遍存在投存过剩，严重的存差。有的地方存差相当高，有钱用不出去，地方干部到处招商引资。我到哪都说，只要你做好自己的制度设计，不用出去招商引资，你们自己的存款足够用于你们的产业改造。这件事上不用多讲，只是提醒一下，我们以前的经验今天仍然是有效的。

我刚才讲到1997年、1998年遭遇到东亚金融风暴，当时我们的金融机构出现1/3以上的不良率，按说应该破产。那时候《巴塞尔协定》给定的资本充足率是8%，如果不良率高达30%多，就大大超过了《巴塞尔协定》的8%，这些银行都应该破产。我们当年的特点是什么？我们叫做举国体制，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财政、银行不分家，财政出面把银行所有不良资产直接剥离，成立四大资产公司去处理这些不良资产，只要经济高涨，很多不良资产会变成可变现资产。大型国有银行排在世界银行前十位的有六家，前四位的都是我们，中、农、工、建。

乡村振兴有望成为第三资产池

当年我们的国家财政和银行在中央统一领导之下，1998年开始大规模基本建设，投资打造第一资产池，因为基本建设就是资产池。20多年来我们的第一资产池已经是数以千万计了。由于我们的基本建设主要在沿海城市，就形成了城市带，第二资产池也应运而生，就是城市房地产，现在城市房地产严重过剩。在这个领域中，对第二资产池如何处置已经出现了短板，资产开始大量溢出了，这种情况下怎么处理？

我们前不久刚刚报了一个政策建议，今天在这儿先不提，只是说我们现在进入了打造第三资产池。乡村振兴就是县域经济，县域经济很大程度上是中小企业利用基本建设到位的条件，发展生态资源的价值化，这就是今天第三资产池的空间扩张。

我们大家都知道，基本建设到位，农村已经五通进村的情况下，大量的空间生态资源是有条件得到开发的，只是看我们用什么样的方式开发。我们也知道，现在财政能够承担的投资功能是在下降的，因为各地财政都已经严重赤字了，继续使用财政投资的手段有相当的难度，我们更多要依靠金融，用金融的方式带动乡土社会实体资产的不断扩张。这个道理稍微解释一下大家就理解了，因为我们这些年的大规模基本建设形成的资产，只要可交易就能够吸纳金融介入。

1300万亿设施性资产，用来带动生态资源价值化的开发，就能形成金融扩张的基础条件。如果把1300万亿设施性资产作为底盘，我们对应应该有同等规模的金融资产，但我们现在的金融资产规模只有设施性资产的一半，大约600万亿左右，这意味着金融还可以成倍扩张，只要实体资产和金融资产扩张是有效资产，作为分子的债务就会显著缩小。

今天我们很多人都担心债务怎么处理，其实债务不用担心，因为它是分子，只要我们能扩张可变现资产。可变现资产进一步扩张的空间在哪？城市已经相对饱和了，其实有大量的生态资源性的资产还没有完成货币化，还没有完成资本化，所以把过剩的金融转向生态资源的价值化实现。

乡村振兴要高度关注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我们要推出的是生态资本深化，最终要实现的是生态产品的价值化，在这方面有大量的投资空间。因为我们以往的经验集中在工业化阶段，发展的主要是工业生产，不善于进入生态化新阶段做投资。所以第三资产池需要我们不断提高认知，才能理解它的价值所在。

我前不久在秦岭深山，这里的民宿家家户户房顶都是玻璃的，晚上可以看星空，它有暗夜指数，我们叫空间生态资源。这些资源的开发很大程度上需要金融介入，民宿从修建到改造至少要一两百万，是相对有贷款规模的主体，但我们现在没有这种贷款。

所以我们现在设计的叫做多种金融工具嵌套，期货、保险、农单、财政加上商业银行等等，用这些多种金融工具嵌套形成县域经济的融资平台，用县域经济的融资平台去对接上级下达到的内容。如果我们不搞多种金融工具嵌套，这个地方就很难得到投资。所以第三资产池相对我们现在遭遇到的全球资本过剩这个危机而言，是符合国家提出的生态文明战略，乡村振兴战略，城乡融合战略的。

今天很多企业界的朋友找不到好的资产去投资，房地产是一个已经明显过剩、严重饱和的领域，今后中国到底朝哪个方向走？现在外需明显下降，尤其台海危机，美国、欧盟、日本、韩国，所有西方国家都会因某一个动作推出俄国版的全面制裁的中国版，绝不会比俄国轻。这种情况下，我们不能再走外向型的路，贸易结算很可能被直接断掉，物流通道也可能被断掉，大量进口的能源原材料，进口粮食等等，所有这些都可能会陡然发生中断，这是随时可能发生的。

我们怎么转？有一定眼光的人要抓紧根据中央提出生态文明战略，考虑生态资源开发怎么成为新的投资领域。我大量时间在各地，帮地方政府设计方案，现在地方改革的需求非常强烈，因为大家都已经知道，我们按照原来的老路走不下去了，无论是外向型经济还是城市房地产都走不下去了。我们往哪个方向转？

我今天给大家汇报的第三资产池，以乡村振兴为主，很大程度上就是告诉大家，我们将有一个值得投资的空间。

消费升级：生命价值化消费、绿色消费

接下来还要再说一点条件，就是所谓三次消费升级。

我们这一代的人，小时候主要追逐的消费品是三大件，缝纫机、手表、自行车。等到长大要成家立业的时候，叫做半奢侈半必需，彩电、冰箱、洗衣机。当时所有有机会出国的人，回来都要给家里买这三大件，消费第一次明显升级。80年代开始的这次消费升级，拉动中国整个工业产业结构朝向电子工业、消费品生产，带动整个中国经济的一次高增长。

经过新世纪初的发展，第三次消费升级就是住房、汽车，中产阶级开始出现了郊区化。刚才有人问我，到这里来需要多长时间，我说不到一小时，因为我二十年前就已经郊区化了，我们从城里搬到郊区。中产阶级的郊区化带来了住房、汽车的需求，于是有了中国工业设备制造业的新升级。

第四次是因为疫情的长期化和西方对中国的打压，这一次消费升级是生命的价值化消费。人们都说，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辞退老板，告别北上广，新的潮流正在发生。一般的生存性消费是在低收入群体之中，而中国已经崛起的几亿中产阶级消费群体，他们的消费导向是绿色主义的，而目前相当多的生产方并没有根据消费需求的导向变化而改变生产。

比如农业，农业主管部门和农业企业还在盲目追求量产，很少有人关注到这些大规模量产不适应中等收入群体、中产阶级的消费需求。现在工厂化的农业已经成为新的趋势，把数智化和工厂化结合，可以人工生产豆腐、生产肉、合成蔬菜。中产阶级要这种食品吗？他们会要不同地区、自然条件下的产品。

中产阶级要绿色主义，不是消费主义。我们现在生产体系是追求消费主义的，所以应该说很有发展空间，只是我们还没有意识到。所以在这里给大家解释一下，空间生态资源和以往工业化时代完全不同，生态化和工业化是完全不同的时代，对我们的思维乃至行为都有新的要求。因此，我们提出空间生态资源开发有几个重要特性，我们在工业化时代形成各种各样的经济机构，不适应生态化的需要。

我们要打造金融资本下乡的路径，不是说放开就下得去。我们说“三性”：整体性、非标性、公共性。它跟过去工业化时代面对的生产资料不是一回事，社会企业不是一般意义的企业社会责任，而是当你转型为社会企业的时候，面对的生态化时代的生产资料和工业化时代不一样，这个转型对企业来说是艰巨的、根本性的。

在这个转型中我们提出，要把国家投到乡村的一些资产，用PPP（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的方法转变成农村集体资产。我们可以使一个县的县域经济增加一两百个规模以上企业，把固定资产转变为村集体的固定资产，把项目投资转变成它的流动资金，让它去做工商登记，变成企业，支撑县域经济。使县域经济成为国家下一步生态化转型的主要领域，也恰恰是五中全会强调的，把产业留在县域，发展县域经济，让农民分享产业留在县域的收益，这也就意味着农民可以通过这种作股到村的方式得到长期的财产性的收入。

中国共产党下一个一百年共同富裕的目标，也可以用这样的制度安排来逐步实现。这里有一个基本的结构，怎么把政府资产做到村集体，村集体怎样对外部投资人和村民分别作股，在村这一头怎么做，在县这一头怎么做，用这样的方式能够有效地带动县域经济形成一个结构化的重组。

我们做了一些案例，最终是想实现一个资本闭环，空间资源货币化、资本化的过程中，试图在县一级引入产权交易市场。其实各省已经有了产权交易所，具有金融功能，我们只不过是把省级的产权交易所和产权交易中心引入到县一级，使它同样具有金融功能，能对接多种金融形式，最终形成资源资本化，在县域内形成资本闭环，第三资产池就打造出来了。

谢谢大家！

本文转载自微信公众号：雁栖湖论坛YanqiLakeFor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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