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曾在《乡土中国》中写道，乡下人离不了泥土。乡村里的人口似乎是附着在土上的，一代一代的下去……
34岁的冯海铎平日生活在北京，在一家义齿加工厂做厂长。每到春节，他会回到位于河南邓州农村的老家。
家中的地靠父母种着，“没办法，农民离了地就没法活。”虽这么说，冯海铎也清楚，到了他儿子这一代，在城里有一套房才是正事，“不给儿子买套房以后就没法说媳妇、抱孙子”。
在城市的工厂区、城乡接合部、城中村，有很多的“冯海铎”。他们有家有土地，他们因为耕地少、收入低、宅基地不够、给儿子进城买房等等原因来到繁华的都市找机会。
工业化、城市化大潮以来，人口流动开闸，几亿农民工到外埠打工，很多村庄成为留守老人与孩子的“保留地”。同时，原本用于农村、农业、农民的土地，现在转入了城市，成为城市建设用地，土地城市化的速度远远超过了人口城市化的增长速度。
2月4日，新华社刊发了今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此次一号文件首次提出乡村经济要多元化，培育一批家庭工场、手工作坊、乡村车间；进一步探索宅基地所有权、资格权、使用权“三权分置”，适度放活宅基地和农民的房屋使用权，也明确不得违规违法买卖宅基地。
放在更大视野来看，乡村振兴战略是在城乡发展严重不平衡的大背景下进行的。中国近40年的市场化改革激发了大量的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形成了新的社会结构，城市化加速与经济高速增长相伴，造成了城乡关系的紧张。
“中央一号文件”有两波农业浪潮。20世纪80年代曾出台了指导农业的五个“中央一号文件”，拉开了中国城镇化的大幕。1984年“中央一号文件”开闸，允许农民进城务工经商，加之后来中国加入世贸，与全球市场打通，开启了浩浩荡荡的农民工大潮。而从此，城乡也走上了分叉口。
到了2004年，时隔18年又一次出了指导“三农”工作的“中央一号文件”，这个文件开始减免农业税，对种粮农民开始补贴，对主产区市场紧缺的粮食品种实行最低收购价格。此后，2005年至2017年又连续十三年发布以“三农”为主题的中央一号文件。在城乡失衡的大背景下，中央试图通过财政转移支付来缩小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可是，把从工商业、城镇收来的税转用于补贴“三农”，摊到每家每户农民头上已所剩无几，而且财政转移诱发的寻租现象防不胜防，靠财政能力收窄城乡居民的收入差的效力确有待审视与反思。
据国家统计局2017年2月公布的数据显示，当前中国仍有近6亿的农村户籍人口，全国农民工总量达2.8亿，其中外出农民工近1.7亿。而经过一段高速城市化的时期，中国城镇化已进入了调整阶段，农村却被落在了后面。经济学家周其仁指出，改革要“改”也要“革”。现如今，新一轮农村振兴改革似已“呼之欲出”。此次一号文件是否吹响了新一轮改革的号角？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与过往的农村政策有何不同？农村的未来要往何处去？农民的权利又应得到如何安排？澎湃新闻就此专访了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
农村不再完全是劳动力的水库，农村也不完全做农业
澎湃新闻：如何看待此次提出乡村振兴的时机？
姚洋：这与中央意识的转变有关。过去把农村等同于农业，农村等同于劳动力，换句话说，农村就是提供粮食和劳动力地方。通过这一轮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大家的思路转变过来了。
一个重要的背景是，国内的农产品价格太高。现在的农业补贴政策是在重复20年前的错误，20年前就提出粮食政策实行三项政策：按保护价敞开收购、顺价销售和用农业发展银行贷款资金收购粮食且资金封闭运行，亏损了2000多亿，当时的2000多亿是个很大的数字，这次又亏损了好几千亿。我们的价格比国际价格高出30%-40%，这是所谓的农业供给侧改革的背景。
和这个相关的是规模经营，上一轮去做农业的企业基本上全都亏损，这与我们粮食价格倒挂是相关的。于是，大家才发现原来小农才是我们命中注定的，这次也提到家庭经营，维护家庭经营。
澎湃新闻：乡村振兴战略背后的逻辑是怎样的？
姚洋：现在中央层面已经意识到，农村不再完全是劳动力的水库，农村也不完全做农业。中国的农业还是要利用世界的市场，粮食100%自给是不可能的，也是不科学的。让部分土地撂荒不会影响到粮食安全，而且农业还是重污染行业，农业的污染要几十年上百年才能修复，少发展农业没有什么不好。
小农经济是我们的命运，躲不过去的，日本都没有躲过去。这意味着我们的农业不可能跟美国、加拿大、阿根廷这样的国家竞争，除非有极高的保护条件。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利用国际市场，可以节约土地，有一个研究表明，通过进口大豆、糖料、油料作物，我们每年可以省下一个吉林省的土地和3.7个三峡水库的水。只要我们不把耕地变成水泥，并不存在粮食不安全的问题，利用国际市场是我们的最佳选择。
另外，罗斯高的研究（编注：斯坦福大学教授罗斯高多年从事中国农村研究，他提出 “63%的贫困农村孩子没上过高中”，“应倡导妈妈们回到农村”等观点）也是有用的，让决策者意识到我们的农村落后太多太多，不仅是“物”的落后，在文化层面、教育层面、精神层面，整个农村都被抛弃了，所以要提出乡村振兴计划，要在更大的范围内振兴乡村，这是提出来的乡村振兴计划的背景。
在乡村掀起一轮进步运动很有必要
澎湃新闻：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与往年相比有哪些新特点？
姚洋：这次一号文件与过去相比很大一个特点是不单单谈农业了。
其次，土地制度有所突破，但具体地宅基地要怎么入市，还需要一定的规范性文件。这次提乡村振兴，是要做全面的工作。
现状是哪怕到2035年，中国仍将有30%的人还居住在农村，也就是4亿人。在这种情况下，应该改变农村的居住环境。现在从大城市去到不发达的地方完全是到了另外一个星球。这些地区农村的基础设施极差，农民享受不到公共服务。撤村并镇还要接着做，否则空心村到处都是。只有人口适当集中，才能提供公共服务。
现在叫“乡村振兴”，比“新农村建设”更宽泛些，新农村建设主要还是“物”的方面，乡村振兴指的除了公共硬件服务外，还要有“软件”方面。例如村庄政治，现状是村庄政治基本上是瓦解掉了，应该坚决支持基层民主自治；村庄的整个社会、文化、生活、教育都应该重建。
澎湃新闻：应该怎么在“软件”上重建乡村？
姚洋：我们应该先问一个问题，我们今天是不是还需要一个进步运动？
澎湃新闻：“进步运动”？
姚洋：当前农村需要一场全面的社会改造。现在在新的时代里，用“社会改造”这个词不好，我们要用“进步运动”。
农村社会现在普遍存在原子化、无组织化，有些地方还存在赌博、吸毒、邪教盛行、妇女解放运动倒退等情况，可以说是一个“文化沙漠”。罗斯高的研究也显示，孩子的教育在农村是一个空白。很多县城收了很多税，钱都浪费到面子工程上了，花在文化建设上的很少。过去的公社时代还有电影放映队，现在什么都没有。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的前30年发生了许多社会改造运动，许多都以失败告终，但有一些却成功了，比如妇女解放和教育的普及。说到底，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现代化的产物，建国之后也致力于中国的现代化，特别是社会的现代化。这和其他国家，比如美国的进步运动（编注：美国的进步主义运动发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美国历史上一股很有影响的社会运动和思潮，由贪婪和腐败的盛行引发，它包括政治、经济政策、社会公正和促进道德水准普遍提高等方面的改革）是一致的，都是现代化的一部分。
但是，中国在过去40年里基本上没有进步运动，政府和国家基本上都在搞经济增长。在一定时期这也许没错，可是我们现在离全面实现现代化只有17-18年的时间，重新在乡村掀起一轮进步运动是很有必要的，要将这场新的进步运动与乡村振兴计划结合起来。
澎湃新闻：“进步运动”与“现代化”是怎样的关系？
姚洋：日本明治维新那一代，像福泽谕吉等，他们是参透了现代化进程的，他们知道怎么去做，在那个时期日本对国民的训练上费了很大的功夫，这让他们大大地缩短了与欧美国家的距离。
美国的进步运动也推动了美国的进步。可以说没有进步运动就没有罗斯福的新政，也没有工人阶级和美国资产阶级的妥协。那么，美国可能也跟欧洲大陆一样，会有很长时间的工人运动，正因为有了进步运动，工人阶级与美国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就被消解掉了。我们现在也应该重新回到现代化。
澎湃新闻：为什么说是“回到现代化”？
姚洋：上个世纪80年代之后我们基本上不提现代化，在很长的时间里不再提人的解放，当然原因也在于计划经济时代的很多社会改造失败了。
过去的20年里，整个思想界都不争论，经济学界自从1997年后也不再争论，也没有大家一致关心的问题。现在既然重新提出现代化，我们应该好好讨论一下现代化，比如，现代化是否应该包括现代性？
我认为我们应该回到共产党建党之初。共产党在成立之初就承担了两个任务，一个是救亡图存，另一个就是中国的现代化。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一个重要的成果，应该放在这个波澜壮阔的背景下去理解。
中国共产党在建国前30年做的就是现代化的工作，只不过是以一种极端的方式。在某种程度上，100年之后历史学家再写这一段历史的时候会原谅很多人。如果以50年为一个刻度来看中国经济的增长，你会发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起点不是1978年，而是1949年。也就是这一年中国现代化进程加速了。
我们不是要回到计划经济时代，而是要对那时的思想和做法进行扬弃，抛弃错误的做法，继承当时现代化的精神，并以新的形式表现出来。
澎湃新闻：按你的设想，“进步运动”该如何开展？
姚洋：“硬”的东西只要国家出钱总能做一些，但是“软”的方面就没那么好做。振兴计划还是要看怎么去落实。
现在的问题是组织上太分散，新的进步运动要有组织地去做。中国的体制必须要中央顶层设计，现在农业部、卫计委、民政部、城乡建设部都在管农村，过于分散。既然要搞乡村振兴计划，应该有一个统领协调的部门，最好是在党中央设立这样一个主管农村工作的机构，专干这样的事，这样可以统一起来。在县一级也应成立相关的机构，每个村有一个工作队，我们要把农村工作的队伍建立起来。上个世纪50年代我们有个这样轰轰烈烈的乡村运动，那时候农村还很重要，时隔多年，现在的问题虽然不一样了，但农村面临的情况很复杂，如果我们要严肃地对待“全面现代化”，会发现我们的农村落后太多。
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0周年还有30年，距全面实现现代化的目标还有十多年，抓个几十年，才能真正地推动乡村振兴。
县域经济是很重要的，县城怎么做很重要
澎湃新闻：为什么这次一号文件首提乡村经济多元化？这个提法应如何落地？
姚洋：不管文件中提不提，这件事早就发生了。农民的收入早就多元化了，非农收入早在十几年前就超过了农业收入，农村光种粮食根本养活不了农民。
根本的途径还是要城镇化。要想发展农村经济，提高农村居民的收入，唯一的路就是要集中。但是，哪怕大家都进城，2035年仍然会有4亿人居住在农村，这些人的就业怎么办？农业提供的就业是很有限的，不可能养活一家子人，只能到县城里找工作。县域经济是很重要的，县城怎么做很重要，应该接受沿海地区的产业转移，为乡村提供就业。
澎湃新闻：目前的现状是，仍有2亿左右的农民在城市中打工，城市应该为流入的农民工负担市民化成本吗？
姚洋：我很反感用城市化的“成本”这样的词，首先这是一项权利，我们先要建立一个权利的概念。我们为什么不谈权利呢，当然应该谈，这是底线。共产党革命就是为了所有人享受同等的权利，这是无数烈士参加革命的初心。老百姓有没有权利在一个城市居住，在这个基础上来解决这个问题。为什么一线城市集中这么多人，就是因为资源太集中了，别的地方资源太少，如果别的地方资源多，就会自然分散。如果有条件的限制，要通过一定的手段让能留下来的留下来，不能留下来的到别的地方去。
澎湃新闻：在城镇化的调整期，应如何实现市民的空间权利，避免农民流离失所？
姚洋：很多打工者，包括很多白领一个月的收入也就七八千元，看过去20年的收入分配状况，如果不看住房的话，50%-60%的人的财富相比于财富最高的10%的人几乎是0。这是我们国家的贫富差距状况，应该理性地看待这个状态。要所有的人都应该拥有住房是不可能的。
我们憋了20年，政府好容易出台租售同权政策，早应该这样了。开发商不建出租房，也是因为政府政策没到位，否则这个市场早就办起来了。这是政府不理性的地方。
不过也要退一步看到，我们的城市管理水平超过一般发展中国家，至少我们没有让贫民窟兴起。中国还有一个好处，农民还有地，尽管不完全属于他，但也是还是有地的，地是农民的根，不会轻易地离开。特别是这一轮沿海地区工业化高潮基本结束后，年轻人开始回流回去，中西部地区也还在工业化。
城镇化虽在推进，但农民不可能都住到县城去，县城也不可能无限的扩大，还是会有很多人住在农村里。怎么把整个农村生活的环境搞好，是这次一号文件后希望能够推动的。
乡村振兴计划要实打实地做起来，不要像新农村建设只搞硬件建设。只要是对社会进步有利的事情我们就应该做，这里的社会进步指的是广义的社会进步。
整个世界从公元1500年开始是个现代化的进程，这也是追求理性和人的尊严的过程，在此之前人生活在野蛮和强权下而不自知。我们需要有物质的进步，但更应该有“人”进步。光有物质的进步，没有“人”的进步，是没有意义的。
欧洲国家用了近400年才完成现代化，我们是赶超型国家，我们应该缩短这个距离，不应该去等，不应该由自然的过程来决定。要想赶超，必须要有政府的介入，这个介入不仅是经济的，而且是整个社会的，在这个大历史下看中国，可以看得更清楚。
本文转自“澎湃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