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不去的地方叫故乡”，这句话在今天别有意味。三十多年来狂飙突进的发展建设与地景重塑，带来故乡感的普遍消逝，尤其造成了城乡二元结构下中国乡土的落陷。在城市中心主义的现代化逻辑下，各类社会资源遵循市场经济规律不断向大城市集结，农村成了公众视野之中“落后”、“苦难”与“贫穷”的代名词——亟待逃离或“离开后再也不想回来的地方”。
尽管近年媒体炮制了海量的乡愁叙事与返乡书写，但如何谈论“爱故乡”、如何践行“爱故乡”却成了少有触碰的难题。事实上，当代中国包括农民在内的一线乡村建设者对此做出了大量的回应。比如，自2012年由多家乡村建设机构联合发起的“爱故乡行动计划”，便集结了农民、返乡青年、NGO团体以及乡建学者等，尝试以共同的乡愁来激活真正的建设性实践。这些乡建共同体经由自下而上的民间行动，为地方乡土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改变。
2016年12月30日至31日，以“情归故里、共建家乡”为主题的“第四届中国爱故乡大会暨2016爱故乡年度人物颁奖典礼”、“爱故乡·大地民谣音乐会”在中国农业大学举办。200多名来自全国各地、长期致力于乡土文化保护与农村可持续发展的实践者和研究者齐聚一堂，围绕“在地化知识的构建”、“乡土博物馆与乡村文明发展”、“爱乡平台建设和乡土文化保护”以及“社区经济建设”等论坛主题，分享各自不同的乡建主张及经验。澎湃新闻作为特邀媒体出席了此次会议。
在城市中心主义主导发展路径的今日，我们要如何在农村的广阔天地大有所为？本次会议上从耄耋老人至90后青年对于故乡的自觉认同与深情付出、卓有成效的行动力，以及试图超越空间局限的种种“返乡”探索都让人开始重新思考“故乡”的内涵。相较那些由艺术家发起、符合都市审美趣味的乡建项目（比如终结于去年10月的“碧山计划”），这些来自基层的声音与实践往往淹没于网络的话题海洋之中，较少进入公共议题。就此而言，“爱故乡”大会为我们跳出既有的“乡愁”视角提供了一方广阔的天地。也许，将“爱故乡”的情感转化为实践，其可能性正在于通过恢复自身与“故乡”的有机关联，重建一种生产性的反哺方式。对于所有的故乡失落者而言，与其空叹乡愁，不如关注乡建，乃至参与到力所能及的乡建中来。
农村从来就是多样的，农民更是乡建的主体
“我在故乡生活的头二十年无忧无虑，那时农村的所有食品都是绿色食品、有机食品。今天，把粮食的主动权交给农民，农民一定会做的很好。‘爱故乡’不要是句空话，得快点行动起来，团结成一股力量！”在“爱故乡“大会上，一位普通的离乡京漂农民如是慷慨陈词。
在媒体呈现的乡村图景之中，农民常常被再现为被动、悲情、无力的群体，农村则被描述为铁板一块的落后地区。在“爱故乡”大会上，农民们用天南地北的方言为自己的乡土经验发声时，不但呈现出强烈的认同感与表达欲望，而且主动视自身为乡建的主体，来讲述各自在故乡的种种实践。同样，在这些故事中，各地的村落生态、社会关系与文化样态无法化约成单一的“凋敝”论述。事实上，中国农村的现实从来就是多样的，认识到村庄的独特性是重建乡土的必要条件。
如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杨团教授所言，如今中国新乡村运动的主体不是知识分子，而应该是农民——不论是从未离开过土地的，或是在城市闯荡数年后返乡的。在爱故乡大会的年度人物颁奖典礼上，18名“新乡贤“的代表来自北京、宁夏、陕西、山西、甘肃、四川、贵州、广西、重庆、河南、湖北、福建、江西13个省市自治区，候选人更涵盖了全国20多个省份的40余位乡建者，具体涉及文化传承、乡土教育、乡土博物馆、村镇建设、中医中药等多元领域。他们大多另有工作谋生，最初全凭一己之力、将业余时间投入到故乡的建设。
农民主体扎根于地方脉络的丰富经验与生动而深刻的表达，是书斋研究者难以达到的。广州金融学院的黄灯教授（即去年春节期间广为流传的《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一文的作者）感叹这对她而言是一种教育。她表示这些农民乡亲说出了写字之人的心里话，自己在聆听期间几度落泪；而他们的所作所为，又令身为学院研究者的自己又羞又愧。比如黎友明，这位广西壮族自治区南丹县里湖的瑶族农民，凭着一个农民的直觉与本分，意识到在转基因粮食日益泛滥的现实下，本土老种子的流失是一个巨大的危机。他于2008年开始接触社区支持农业，种植有机稻，倾心培育保护了35个老品种。裴体文，这位四川雅安芦山县龙门乡的老人，骄傲地自称是“来自四川西部大山区的乡巴佬”。他常把一句话挂在嘴边：“说要走，便要行，哪怕山高路不平；山高也有人行路，水深还有撑船人。”作为芦山花灯的唯一传承人，裴体文多年来不断地寻访老艺人、记录曲谱、编辑新剧、培养徒弟，并编写了《贫下中农闹春耕》、《十朵花儿开》等几十万字的具有乡土文化特色的花灯剧目，在川西多个县区上演。
与此同时，更有许多女性参与到“爱故乡”的实践中来。比如保护汉江的运建立，这位72岁的环保奶奶不忍眼见母亲河汉江受到污染，退休后发起了湖北襄阳市的“绿色汉江”组织。她以民间环保的力量，在政府、企业与社会公众之间奔走，搭起保护汉江的平台。再如1968年生人杨翠霞。她于1989年来到宁夏同心县，以36元起家，办起第一座职业技能培训学校。在这个“女子无才便是德”观念盛行的地区，她通过教育乡建让广大穆斯林女孩获得了受教育的机会。
与中国历史上由知识分子引发的数次“返乡潮”不同，在今天的“爱故乡”实践中，越来越多的返乡主体是生于斯、长于斯的本地农民：从底层的耕者与工人，到中小企业家与退休政府官员。他们在农村有根，对土地感情深厚，试图使农村的资源回流并停驻，带动农村文化、经济与社会力量的回升。
返乡青年：无法“身返”，也可“心返”
从中国的城乡关系变迁来看，当下的乡村建设实际上包含了两三代人不同的实践脉络。1984年，城乡人口流动获得国家政策许可，封闭的城市大门再度向农民敞开。90年代的经济改革之下，农民进城的“打工潮”汹涌而来。农民不断走出土地，成为城市的“新工人”及企业家；或是经由高等教育的途径进城，成为城市的新兴白领阶层。前述的“爱故乡年度人物”多是曾有农耕经历的老一辈农民，但对于年轻的“农二代”乃至“农N代”而言，“种田”或多或少已成为一项陌生的行当：“70后不愿意种田，80不会种田，90后不提种田”。尤其是当下，当教育和媒体都在鼓励农村青年以逃离农村的方式来完成个人的阶级流动的时候，“返乡青年”的爱乡论述与实践就显得尤为重要——意识到自己“从哪里来”，将自己真实的故乡经验作为“到哪里去”的行动坐标，是突破城市中心主义意识形态、重建乡土主体性的关键。年轻爱乡者对于“乡土”的理解不同于老一辈，如何返乡、如何参与乡建，也有别样的思路与实践。
参与“爱故乡”大会的返乡青年致力于运作服务本土的爱乡平台，不论以线上或是线下的形式。他们选择亲力亲为做乡村创业，建立合作社、生态农业公司及影像记录团队等，或是借助组织化的涉农NGO或社会企业，比如小毛驴农场、梁漱溟乡建中心等，从不同维度和思路来关注乡村问题并参与乡村建设。
这些爱乡实践的新趋势日渐展现出一种新的农二代主体，亦即杨团老师所谓的“城乡游牧族”。爱乡青年不见得一定要通过物理返乡的方式扎根老家，在“身返”条件不足时，“城乡游牧族”可以通过“心返”的方式参与乡建。关键在于，如何聚合有心的年轻人，使之不论身在何处，都能为农村家乡做出贡献。比如，湖南安化县大幅爱乡协进会的罗曙锋，即是通过互联网平台做乡土公益及人才培训，重新召唤散落在各个城市中的年轻人，以网络连结并重构乡土共同体。
海南返乡大学生志愿服务队的队长胡诗泽也是一位资深的“城乡游牧族”。他在离乡读大学前成立了这支爱乡服务队，多年来同时在线上线下组织活动，将漂泊在天南地北的小老乡连结在一起。2015年，胡诗泽辞去上海外企的工作，返乡扎根于海南岛的次滩村老家，并透过平台带动了不少服务队成员随之返乡。这种“就近服务家乡”的公益实践成本较低，因为土生土长的年轻乡建者既懂得本土方言，又了解村民乡亲的诉求，很大程度上减少了实践的阻力。胡诗泽试图以“互联网+乡村”的新模式来密切青年与故乡的联系，参照台湾社造的经验，重新构想村庄以及小镇的文化生活，做起生态农业观光旅游等创业项目。作为一个城市经验丰富的年轻人，胡诗泽表示想要做“Web 2.0的村庄”。他认为如今的农村不再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所在，应该娱乐化，变得好玩起来。
显然，新一代返乡者与老一辈农民对于何谓“本土”的理解并不相同，基于相异的历史经验及个人处境，二者以不同的返乡形式落实其乡建构想，而后者与商业的关系更为紧密。对此，多位发言者指出，不论乡建者抱持何种立场与思路，最重要的是“看清楚自己的村庄有什么”，思考“怎样和村庄一起实现想要的生活”，并最终让整体村民获益。当下乡建的可能性很多，除了以土地为本的农业方向，各类二、三类产业的尝试都在展开，比如生态农业、休闲农业、观光农业、社区营造以及维护非遗、古村落、民俗等等。关键在于如何整合资源，联合多方力量，以应对今天与未来的不确定性，以及大资本圈地等种种危机。
相较老一辈“新乡贤”，“城乡游牧族”面临着属于他们这一代人的痛点与难点。这与城市中心主义之下爱乡青年的职业发展方向有关。杨团教授指出，年轻人做公益，在收入和生存上本身即是弱势群体，由于个人与团体的经济来源不稳定，很难实现可持续的发展。这是导致许多农村青年无法回乡的关键原因。她认为，应为乡村创造新职业与新专业，比如将乡村规划，摄影、文化记录和传承等工作职业化，建立新的职业社群。让返乡青年自己养得起家，才能更好地投入到乡村的复兴建设之中。
“不是乡村需要我们，而是我们需要乡村”，年轻乡建者及研究者、重庆大学的潘家恩教授如是说。正如中央党校的刘忱教授指出，如果说“旧三农问题”是“农民很苦、农村很穷、农业很危险”，那么今天的“新三农问题”是要让“农村有价值、农民有尊严、农业有前途”。在今天我们要如何“爱故乡”？从“乡愁”到“乡建”的视野转换或许是关键的一步。在“要农业、不要农民”的机械化发展逻辑、以及“要土地、不要乡村”的土地流转逻辑之下，如何将民间、政府和媒体的资源对接起来，并作为正面的力量去对抗大资本对农村的资源剥夺，成为今天乡村建设的关键。当代的返乡之路，等待着爱乡者们自己去创造。
本文转自彭拜新闻“思想市场”栏目（2017年1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