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家恩，重庆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硕士生导师；香港岭南大学文化研究博士；西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学院特邀研究员、上海大学中国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福建农林大学海峡乡村建设学院特邀研究员；重庆市梁漱溟研究会常务理事。
自2001年至今参与当代中国乡村建设运动，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执行创办人之一，现为中国人民大学乡村建设中心重庆区域统筹。先后在《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China Journal of Social Work》、《台湾社会研究季刊》、《二十一世纪》、《开放时代》、《读书》、《青年研究》、《天涯》等处发表中英文文章30余篇。现主持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中国乡村建设脉络机制研究”等多项课题。
《读书》杂志原编者按：
近年来，“回不去的故乡”“我们的乡愁”“返乡笔记”等，不断充斥在我们的公共媒体中。如何理解这种乡愁及其内在张力，或许回到对著名文化研究学者雷蒙·威廉斯的阅读，能获得更多的启示。在作者看来，雷蒙·威廉斯《乡村与城市》一书，最难能可贵的是把乡村与城市放置于资本主义历史进程中进行讨论，打破了长期以来“文化研究无农民”的盲区，是对主流城乡论述的挑战，更是对“双面浪漫化”的批判。从威廉斯出发，作者又联系到中国的现实，分析了“乡愁论述”背后复杂的社会心理，以及真正的“三农”问题被挤出、抽空的危机。
双面的浪漫与多维的乡愁潘家恩
二〇一五年初上海大学博士生王磊光的“春节返乡笔记”引发热议，重要的不是笔记及所描绘的乡村本身，而是其升级为公共媒体事件后所反映出的一系列问题。同年十月，习主席访英时东道主安排住“乡间”，以体现昔日工业文明之都的最高规格，在微信朋友圈中引发关于“打翻了多少中国人的乡愁”的对比和讨论。实际上，面对全球金融危机的深刻影响，乡村一直作为过剩资本新的增值空间而引发关注。就在二〇一四年二月召开的第十四届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中，华远地产董事长任志强、万通集团董事局主席冯仑等商界大佬们就以“我们的乡愁”为主题围炉漫谈。如何理解错综复杂条件下的多维乡愁及其内在张力？被誉为“二十世纪中叶英语世界最重要的马克思主义文化批评家”的雷蒙·威廉斯，以自己所熟悉的英国文学作品为例，在四十三年前完成的《乡村与城市》可以为我们提供充满洞见的启示。
作为文化研究的奠基人之一，除了《文化与社会》《漫长的革命》《关键词》等获得广泛讨论和引证的经典外，《乡村与城市》这部饱含深情的著作，虽然中文版直到二〇一三年才问世，却及时为我们打开文化研究传统中的“城乡面向”，打破我们长期以来“文化研究无农民”的盲区。作为一位当时即已享誉世界的学者，威廉斯为何要写这样一部风格独特的书？因为其不仅联系着作者身为“农二代”的切身经历——出身于威尔第边境乡村的工人阶级家庭，现在依然生活在村子里，书中隐约可见作者对祖父及家乡的记忆与理解；同时还有其对当时主流城乡论述所产生的包括纳闷、愤怒、不平等在内的真情实感。
《乡村与城市》通过梳理英国文学中有关乡村与城市的各种论述，重点不在于揭示乡村或城市是什么，而希望挑战各种“半是想象出、半是观察得来的缩减惯例”。对于威廉斯来说，这样的定型化认识与偏见常常是成组出现的，并在论述实践中被不断地强化与凝固。因此需要“左右开弓”，并对各种可能的陷阱保持充分的自觉。
这种拒绝与反思首先体现在分析视角上。在威廉斯看来，居高临下的眼光以及“将乡村理想化、使之与城市对立”的潜在逻辑与思维习惯是我们最需要挑战的。看似区分对立的两种主导性观点：“怀旧且多愁善感的田园主义”与“生机勃勃的城市进步主义”同样需要警惕。前者视野下的乡村常带有选择性美化与静态孤立处理，删除了生活张力，只留下精致意向和“纯真的替换物”，在浪漫化与理想化中人为制造城乡二元对立。实际上，乡村既不等同于愚昧和落后，也不是欢乐的故园，而是在工业和城市发展的压力和阴影下充满着变化与复杂性。与此相对，“城市进步主义”视野下的城市，常被作为进步、启蒙和力量的象征，在资本主义体系中拥有不容置疑的优先权。而实际上，现实都市既存在道德意义上的孤独、罪恶等，还包括巨大、冷漠、污染、原子化、石头迷宫、断裂性、个人主义、流动性、风险集中等可能将人类引向更危险境地的元素。
类似的“浪漫化”处理看似截然二分，实则一体双面。为展开对这两种主流论述的批判，威廉斯通过对前后跨度数世纪的文学作品进行文本细读和爬梳比较，让我们看到在包括小说、诗歌等文学表达中，乡村与城市在存在形态和功能意义上的多样性、差异性和复杂性常常受到遮蔽，所建构呈现的多是“精心挑选”过的单一面向，同时作为被论述对象与空洞能指，被现实的意识形态与政治经济力量所填充和改写。按照作者的话：“不仅真实的土地和土地上的人遭到了伪造；而且一个传统的、幸存下来的乡村英格兰也被草草创作出来，几乎被一种实际上属于市郊的、半文盲式的胡乱描写遮蔽起来。”（354页）而实际上，即使对于英国这样一个高度工业化的国家，我们既可以发掘出包括“城市互助组织”和有利于新式社会组织成长的“新城市”，还可能重新发现内含多种功能和动态变化的“新乡村”。因为，“乡村和城市自身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都是不断变化的历史现实”（393页）。
如此简单化和静态论述既不利于城乡间复杂现实与互动关系的展开，还掩盖了乡村社会向资本主义转变这一重大历史脉络及过程中的内在张力，消解乡村和城市本身所蕴含的丰富可能性。比如：传统乡村秩序的消解失效，原有生产生活方式的改变皆非自然意义上的式微，同时联系着资本主义全球扩张下的线性发展观对多元化文明形态的排斥。
为了让这些复杂性和可能性重新进入视野，威廉斯提醒我们首先需要跳出就事论事的一般分析，将乡村与城市放置于资本主义历史进程中进行讨论。因为“它（资本主义）被抽象化了的经济驱动力，它在社会关系中的基本优先权利，它衡量增长、利益和损失的标准，几个世纪以来改变了我们的乡村，创造了我们这种类型的城市”（407页）。这些改变既有效形塑了乡村与城市的当下形态，更主导了我们对乡村和城市的现有认识与观念。正是资本主义体系为城市和工业赋予了“绝对优先权”，在这种优先权所主导的强势逻辑面前，乡村除了被边缘化的处境和位置，似乎只能与过去或遥远的地方发生联系，进而被等同于仅具有怀旧与道德抚慰等抽象价值的“田园诗”。而真实的城市同样也被抽离出包括环境污染、交通堵塞、食品危机等现实顽疾，净化为进步主义意识形态下充满期盼却不无臆想的“理想状态”。威廉斯所更担心的是：这种优先权及对单一线性现代文明的过度信心常会发生一种奇怪的辩证性扭转，“不仅会伤害‘愚昧的农村人’和‘未开化和半开化的’殖民地人民，还会最终伤害城市无产阶级自身以及发达和文明的社会”（409页）。
如果说“城市无法拯救乡村，乡村也拯救不了城市”可以理解为威廉斯对过度乐观之问题分析与对策方案的清醒与拒绝，那么“从十九世纪晚期开始，乡村不列颠就处于从属地位”，则表明作者尝试以历史化处理与政治经济结构作为文化分析的基本前提与内在自觉。当我们身处割裂矛盾的城乡现实之中，乡村的加速消失与城市化进程的摧枯拉朽互为因果，从容的回归复杂多样的现实状况反而成为不无奢侈的“幻想”。双面浪漫化及各种刻板的定型化认识之所以能够产生效果，与其说是人们的被动与盲目，不如说是乡村与城市形态本身及其关系正在发生全面改变。城乡二元对立背后无疑是资本和权力多种形式的渗透扩张，而相应的支配性文化正支撑着各种偏见的生产与流通。
四十多年前，威廉斯就预见到该书可能会被解读成“另一首唱给乡村的挽歌或是一种愤世嫉俗的宿命论”。因此，理解作者真实的写作动机与对话对象，回归英国城乡关系的实际脉络，拒绝陷入该书所尝试挑战的常见陷阱是当下读者特别需要小心的。比如，正拥有着洁净空气与诗意田园，让雾霾笼罩下无数国人所向往羡慕的今日英伦，是否正在以事实反证威廉斯之忧虑的多余？当然不应这么简单，其仍需放置在全球政治经济版图中进行动态分析，因为在长期殖民主义与污染产业向第三世界转移的大背景下，越来越多的偏远国家成了工业英国的乡村地区，其巨大代价正由发展中国家和广大乡村承担。这不仅遮蔽了事实，同时还不利于人们对更重要问题的思考——实际上，农业本身具有独特价值和重要意义，对于任何国家和文明体来说都不可或缺，应是“最中心、最迫切、最必要的活动之一”，绝非包袱负担而可以“一转了之”的。
初版于一九七三年的《乡村与城市》，写的虽然是文学呈现中十六至二十世纪的英国，却可为当下“乡愁热”纷扰中的我们打开更多的反思空间。面对新意识形态、时尚元素和经济增长点互动角力的多维乡愁，我们既不该简单地各打五十大板，也需要随时警惕以一种形式的“偏见”代替另一种形式的“偏见”，而必须直面各种遮蔽与陷阱，理解乡村的真正困境与张力所在。与其在焦虑中纠结滑动于那无处安放的乡愁，不如认真从容地反思“愁从何来，通往何处”？当食品危机、雾霾和“蜗居—蚁族”等残酷现实无情扯下“城市浪漫化”面纱，我们如何能够自觉于另一种正在发生的“乡村浪漫化”，以及由此产生的静态处理与常见割裂？
正如上文分析，在全球资本主义的洪流面前，主流论述对乡村和城市的二元割裂与简单化处理，中国和英国存在着一定相似性。然而，由于文明方式和资源条件的差异，特别是近代以来两国在殖民化与全球资本主义进程中角色和位置的根本区别，让近代中国的“浪漫化”内容方式都有别于“日不落帝国”这一老牌帝国主义。
作为饱受屈辱的第三世界国家，面对巨大的生存压力与竞争焦虑，近代中国工业化的“优先权”和“进步性”除上文所论，还内在于民族自强、自我保护和独立自尊的脉络之中。而在现代化主流论述与“百年乡村破坏”（梁漱溟，一九三七年）的现实状况面前，“乡/土”更多作为问题来源和必须克服的对象本身。因此，“问题化”比“浪漫化”发挥着更为主导性的影响。
正因为这种差异性，当下中国的“乡愁”论述不宜进行简单的对错评判。如果回到本文开头所讨论的“多维”乡愁，这些包含着“农二代”“城市中产”和“资本精英”等不同角度和诉求的“乡愁”论述，一方面折射出正在积聚的集体性情绪与社会心理，其背后是复杂的城乡历史与社会经济现状——“去农/进城”正成为一种主导性趋势，随着乡村及其所承载的物、景、情的逝去，安土重迁的祖训愈发无效可笑，城市化已经成为裹挟绝大多数中国人的巨大势能。而城市自身也在大规模改造扩容中面目全非，乡愁不仅发生于某个具体乡村，其也是当前这种剧烈城市化和城市升级运动中人们普遍而又自然的反应。无论是否来自乡村，我们往往难以对这种身处其中的巨大变化无所知觉，失落和怀旧、惆怅和无奈常常复杂地纠结在一起。
另一方面，其所表征的绝不仅是乡村困境或“农二代”的个人焦虑，同样呈现着当下主流城市发展中的内在困境——雾霾与“蜗居—蚁族”现象的同步突显不合时宜却恰逢其时地显影出“全面都市梦”之裂隙与虚幻。曾经的美好愿景与自圆其说也将捉襟见肘，与“回不去的乡村”同样真实的还包括“留不下的城市”。面对这样的严峻现实，略显浪漫简单但却饱含深情的“田园梦”可能有利于打破长久以来的城市霸权与定型化想象，成为重新发现“乡/土”价值与多样空间的难得机会。
但这种“有效”同时又常是“有限”的，特别对于当下由“小资”“小清新”和“小确幸”等所构成的“小时代”。回到现实，只有乡村的整体性消失才可能引发“乡愁”，而在多维“乡愁”之中更具有传播力和话语权的常是中产阶级的“乡愁”论述。对于他（她）们来说，与其说是对严峻“三农问题”的改变动力，不如说更是在既有生活方式不减损状态下，对已经或正在消失的事物的怀旧与惆怅；与其说是对现实不合理“城乡关系”展开质疑和挑战，不如说是以“乡村”为名、在主流框架内十分安全且不失优雅优越的修饰与抚慰。这些想象性解决不仅携带着更加隐蔽的偏见，同时还构成了一种新的坐标与意义系统，让真正的“三农”被挤出“乡愁”论述，乡村被抽象为无“人”的风景与新的欲望空间。
好在，对于近代以来的中国城乡来说，不仅有着关于乡村与城市的多元化论述尝试，还存在着进一步迈开双脚，解放双手的“百年乡村建设”实践。晏阳初、梁漱溟、卢作孚、陶行知等先贤就是其中的代表。除出发时的乡愁乡恋外，乡建实践者们还对以乡村破坏为后果的激进现代化、以城市为中心的现代教育、以脱离底层民众为常态的现代知识分子进行着深刻的批判。并以此为突破点，再生产出真正有利于乡土和大众的新知识，改造出平视“三农”的新坐标，互动出知行合一的新知识分子，进而促进包括人、财、物、价值、眼光等要素的回流与意义的重估，从根源上缓解“三农”问题与城乡对立。
具体到笔者参与的当代乡村建设，十多年来一直努力引导大批学生“眼光向下、脚步向前”，无论下乡还是返乡，都希望可以在关注“三农”中重新塑造“自我”。除此外，当代乡建还通过包括“市民下乡”“农业进城”和“爱故乡行动”等方式，多途径地为乡愁提供一个积极且建设性的安放之地与发挥空间，并在此过程中让更多参与者改变视角，重新发现充满多样性和复杂性的乡土社会与草根民众——虽然在“掐草尖”的城市化进程中可能落败，但没有条件或闲情去悲情矫情的他（她）们，毕竟属于那片土地。广大“草根”与更为宽广的土壤融为一体，顽强坚韧地存在着，可能性和建设性一直辩证无声地存在其间。
从个体、感性、短暂、遥望的乡愁，到集体、行动、多样、融入的乡建，既希望挑战由“悲观—乐观”、“情怯—自信”所构筑的二元对立与浪漫化想象，还希望把“我”放低放回，自省于挥之不去的自怜自恋，对精英立场所主导的价值坐标与意义系统，做出进一步改变。
（《乡村与城市》，[英]雷蒙·威廉斯著，韩子满、刘戈、徐珊珊译，商务印书馆二〇一三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