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今天推送的是90后大学生苗苗的文章。苗苗生长于豫西乡村，长期参与中国人民大学乡村建设中心组织的大学生支农调研、交流会、乡村文明论坛等乡村建设活动。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农村可持续发展校内人才培养计划学员。现为北京爱故乡文化发展中心见习项目助理。这篇文章文笔虽略显粗砺，但情感真挚、思考严肃。她通过梳理自身成长经验，讨论了自己从个人奋斗的“希望”到“幻灭”，再到以建设性实践进行“反抗”的心路历程。
苗苗：从逃离到回归——一名“90后”大学生的在校返乡路
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鲁迅《故乡》
《故乡》结尾的这句耳熟能详的话，鲁迅表达的并不是如许多评论家所说的对“希望”的肯定，相反，正是对“希望”的否定，对“绝望”的反抗，而超然于这两种主观感觉之上的则是一种真实的生命形式——“走”。
越是在城市求学生活中体会到“扑朔迷离”感，我越是希望从鲁迅身上看到别样的姿态，特别是那种不为时尚所蔽，更不自隔于现实，一意要抨击所有黑暗——无论它顶着怎样的名号——的战斗姿态。他承认“绝望”的真实性的同时，对颓丧的精神状态予以根本性的否定。鲁迅不但深怀着真实的痛苦和悲观，更实践着同样真实的“绝望的反抗”。
这是我从鲁迅那里得来的启示。
一、“逃离”寻求希望
我出生在豫西秦岭脚下、黄河岸边的一个小村子里。清贫的家庭让我的性格里便从小多了一份自强和担当，要为父母争一口气，同时“走出束缚数辈人的秦岭”也在自己的幼小心灵反复浇铸，不断地自我暗示下生根发芽。也因为生在一个比较守旧的家庭，父母虽然文化程度不及小学，而他们宽厚的性情和忠厚老实，给了我性格以善良和质朴的熏染。也因此，父母只是以庄稼人的憨厚教我做人行事。所以，我的“逃离”至始至终都是个人为了寻求改变整个家族生活所寻求的“希望”，不同于那种构想个人成功背后所想象的一整套中产生活图景的“逃离”。这种“逃离”更是一种不得已的选择。
我是1990年代中期生人，正值改革开放如火如荼的进行时期，记忆里有父亲拉着架子车，或者村里某家拖拉机拉着粮食去乡镇政府交粮而和粮库人员打起来的场面；也有一群小孩子围观桑塔纳轿车而被人赶走的场面。更多的是和祖父祖母、父亲母亲去田里干农活，或者拔草，或者锄地，或者挖土豆，掰玉米，割麦子。也经常和一群小伙伴上山放牛，摘野杏、野葡萄吃。那时候没有除草剂、没有收割机，满地里都是邻家的叔叔婶婶干农活的场景。夜晚麦场打完麦子装成袋摞在院子里，半村的人一起端着碗吃饭，一起说笑话，一起坐在麦堆子上看13寸的黑白电视播放的《红灯记》。
在生命最活泼的前十五年，我完整地生长于乡村。这个贫穷的小村赋予我生命的第一度肯定。我从小啜饮着劳动的苦涩，却也享受着劳动的安稳。那时候，在我小小的心灵里，劳动，这个词，是世界上最美好的事情了。它包含了很多，温暖，快乐，有一种世俗的喜悦和欢腾。如果，劳动这个词有颜色的话，我想，它一定是金色的，明亮，坦荡，热烈,像田野上空的太阳。
但真实的生命体验——父母布满死茧和裂纹的双手、麦收季节沾满全身的麦芒、黝黑黝黑淌汗的面容还有那风湿、胃炎伴随终生的疾病，以及从小烙在生命里的记忆，让我不断告诉自己：我一定要离开河南，一定要出去，去争取更多的资源以更好地回报我匍匐在黄土地上的几辈亲人。我要“逃离”故乡，去寻求希望。
于是，我出来了我从豫西秦岭脚下黄河岸边的乡下小村，“逃离”到了辽宁长白山下哨子河边的钢铁之城。
二、从“希望”到“绝望”
当我满怀着“出来是为了更好地回去”的希望来到象牙塔求学时，我才发现，我的“希望”正随着我“睁眼看世界”的过程一点点滑向“绝望”，以至于在“睁眼看世界”的过程中，我不敢去与旧有的轨迹彻底决裂，依旧试图寻求“希望”。直到“灾难”发生在我自己身上时，一步步把我推向“绝望”时，我才发现，“绝望的真实性不是把人引向颓废、畏缩、消沉，而是把人引向选择、反抗、创造。”
（一） 自我与时代
这里不得不再次重述一下自我成长的那个历史语境。用黄平老师的话说，我们1990年代完完全全生活在“与历史脱钩”的年代里，我们都是“小时代的孩子”。80年代的“大时代”已然终结，90年代之后便“与历史脱钩”，成为一群虚空的“45°角”“仰望天空的孩子”。这不仅仅是基于历史变故或整治规划，更是基于“市场”在1990年代的兴起，无数以“私有”为核心的“个人”，构成了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得以建构的前提。正是在这个意义上，1990年代的传奇，便是一代“新人”的自传——以郭敬明、韩寒为代表的“80后写作”，“垄断”了我们的青春。由于没有足够的资源支撑我去接受“小时代”的沐浴，虽然丧失了参与“主流”交谈的资格，却也不至于陷入“孩子”式的期期艾艾。由于与历史脱钩，“惊心动魄的事儿”只能发生在“个人”的“内部”。
殊不知，中国正发生着多么剧烈的动荡：“先富带后富”的改革开放浩荡推进，也孕育了一次又一次危机，“三农”领域不断遭受剥夺，农村的劳动力“蓄水池”正被城市抽取。进入“后税费时代”的农民刚刚尝到一点点甜之后，便遭遇高成本的“教育医疗产业化”。1990年代的历史语境中，不能忽略的一组关键词是：市场法则、城乡二元结构、贫富差距拉大，以及弱势群体的处境不断恶化。路遥的《平凡的世界》的流行，也症候性地表征出在北上广“打拼”、“奋斗”者对“励志食粮”的亟需。而随着“中产梦”在高房价等的残酷打压下越来越艰难，“奋斗”正越来越成为“徒劳自强”的“时代悲伤”。
2008年是特殊的一年，但无论是改革开放30周年，还是北京奥运会，一件件历史性“大事”为我们提供的不过是政治考题和语文作文素材。与历史脱钩的我，还只是依旧满怀着“希望”“奋斗”在“逃离”的路上——在飞雪般的试卷中，在远离城市的小山村，在白炽灯下。那些宏大的字眼，我还无法读懂，更无从谈起理解……
（二）成长与乡村
2015年寒假一段经历，让我陷入持续四个月的自我矛盾、自我怀疑中。
2008年的经济危机“后遗症”以及不断变化的资本市场对早年外出打工的年轻人造成了很大影响，东南沿海制造业萎缩、大量裁员之后，在厦门、昆山打工的人们都回家了，村子里的谋生之活也少得可怜，大多数中青年都赋闲在家。越来越多的人把地承包出去，或是包给开工厂的，或是开矿办碾矿厂的开发商。村子里的“百万富翁”收留自己的亲信为自己打工，不是“自己人”是进不去那个集团的……村里的中青年不得不撇下一两岁的孩子，八九十岁的老人，选择去东南沿海地区，获得比种庄稼稍稍省劲、稍稍多挣钱的一份工作。而我年近半百、并无外出打工经历的父母也似乎要冒着可能因年龄过大而不被招工的风险，选择外出打工，到处给曾经出去打工的人“留话”，甚至要给人带着礼物去“留话”，眼看着一份在西安饺子铺的活被人抢走，母亲丧气而归。父亲更是急得团团转，眼看春节过后我和弟弟都要拿生活费，他却有力无处使。
寒假返回学校之前，翻过一道山沟去姑姑家看望姑姑，她又是老泪纵横，50岁的她的面容十分衰老，肩负的是三十岁青年人的重担。姑父半身不遂，年近三十的表哥结婚，让姑姑愁得只能借高利贷。她去山上背矿石，填碾子，还要照顾姑父的吃喝拉撒，还要帮儿子还高利贷……原本是想要拜托她，在我离开家返回东北读书后，多回娘家看看我奶奶，帮忙照料一下为两个大学生奔波的她的弟弟——我的父亲。结果，欲语泪先流……我便以逃一般的速度向她告别，返回家里。难以抑制的苦涩吞噬着我。让我落荒而逃的是，我无法战胜自己的无力感和自己无从入手给予帮助的无奈。
后来，舅舅家的表哥来家里拜年，年近三十的表哥，初中毕业便在苏浙等地打工，辗转郑州的富士康以及上海、深圳等地。而一向老实厚道的他，十多年打工生活只勉强盖起了两间偏平房。当我问他，什么时候给我找个大嫂时，他不无苦涩地笑了笑。舅舅年龄已经六十出头，年前还突发脑溢血。而舅妈，又是一个不操心家事的“没心人”，家里的农活和人情世故的处理，都需要表哥往返于城市和乡村，学了半截的装潢技术也终是难以真正出师，难以“自立门户”。村子里的很多年轻人通过偷金粉而发家，通过贿赂村委会而明目张胆、心安理得地勾结作案。而表哥的秉性让他至今都没学会偷奸耍滑，没学会圆滑世故，更没学会干亏心事，挣昧心钱，他还傻傻地近乎偏执地坚守着乡村人厚道、老实的品性，也因此，十年的离乡——归乡——再离乡——再归乡，他依旧一穷二白。我很是心疼表哥，却又无比地慰心，他还没有丢弃良知。其实他的希求并不是大富大贵，而仅仅是不那么拮据的生活。我报之以他的只能是无奈的沉默。
蔡翔老师在《我的底层》中曾说过底层那不可逃脱的命运：淳朴和善良正在悄悄消失，底层不再恪守它的老派欲望，对富裕的追求同样导致了人的贪婪。我恐惧地看到，这也正发生在我的身边：我的“底层”，“已经不再涌动着淳朴和善良，友情和乡谊，利益原则同样侵蚀着他们”。
在我回顾我这条寻求“希望”的数十年道路时，我陷入了绝望感。“逃离”试图寻找“希望”，最后我便是无法回乡。我的故乡在沦陷，我“出来了”，却“再也回不去了”。
外商通过村政府买断矿山，随着一大卡车一大卡车的矿物被拉走，那秦岭一年一年便被抽的只剩空壳。与此同时，每年至少一条鲜活的生命葬送在矿洞里。随之而来的是因开矿而造成的河流污染，空气污染，甚至也有好些小孩子溺死在氢化药池里。河流毒死了鱼虾，也不放过沿河的芦苇，甚至也不放过隔了数米远的洋槐树。
人与人之间赤裸裸的金钱交易越来越取代原有的伦理关系。穷人间相互争斗的故事不断上演。富人的嗜好也如瘟疫般传染到我的底层，并且演变为种种不伦不类的时髦：一些妇人穿着假貂皮大衣，怀抱叭儿狗，学着富人的碎步，在小贩的叫卖声中，施施然地走着。与此同时，“服务队”包揽了红白喜事，乡亲“老死不相往来”。新楼房重重的防盗门开始隔断乡谊。
2016年2月，姑姑在“高利贷”、半身不遂的姑丈、不成器的儿子、沉重的劳作压榨之下，终于得了胃癌，在无尽的折磨之后，放弃了高额的医疗治疗，于今年三月份带着无尽的不安心，撒手人寰，与世长辞；奶奶在姑姑辞世两个月后，四五种疾病接踵而至，终于在六月份离世。
最让人心寒的是，不治之症亲人的离世于生者而言，不再只是哀事，而是乐事。病痛的折磨对于整个家族而言，离世反而成了一种解脱和欣慰。除了高成本的正常家庭花销，病人的医药费是一个尴尬的问题：无限砸钱是一种徒劳；而不去治病，为儿为女却是不孝。我的“底层”有太多言不由衷，亦有太多的困顿苦涩。
（三）“奋斗”与“幻灭”
越来越明白，过去所谓的垂直流动“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不过是极少数幸运儿对皇恩浩荡的奉承。对于我等底层寒门学子，出路到底是什么呢？在“官产学媒”强势群体的垄断下，社会阶层的流动日益封闭。青年，尤其是底层青年，似乎路越来越窄。如今，不仅仅传统的“底层”——工人、农民、新工人的处境越来越恶化，而且作为预备中产的都市白领阶层也在承受着巨大压力，充满向下跌落的恐惧。“蚁族”、“屌丝”、“卢瑟”等词汇不能不让我们思考，“知识改变命运”这句口号在今天的实际状况到底如何？“个人奋斗”是否必然遭遇“白日梦”的幻灭？或者，这个口号在今天越来越沦为意识形态修辞？
三、绝望式反抗——回归
现实把我扔进了“绝望”之中。而也正是此时，我开始体味到鲁迅那句“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这句话的意味。
猛然发现，一直以来我的求学自始至终流荡着鲁迅先生那种无家可归的惶惑和对生命流逝的无奈，这种无家可归的惶惑体现的也正是源自于我无法在社会结构中找到自己的位置，我疏离了自己的“故乡”，却又对自身的归宿感到忧虑。
当我亲自经历了大学教育，目睹了父老乡亲的悲凉图景，在“呆不下的城市，回不去的农村”的尴尬处境中，我该以怎样的姿态进行“反抗”？怎样安置我的“故乡”呢？我试图寻求回归的方式，要“想大问题”，但必须回归到“做小事情”上。
随着2015年王磊光博士的《一位博士生的返乡笔记：春节回家到底看什么？》在网上的火爆，2016年黄灯教授《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引起巨大反响，“乡愁”迅速在整个社会扩散，也不断被大众传媒收编，炮制出年关时节大量的“返乡体”。
“返乡体”似乎已变成春晚前奏，以排山倒海之势，搅动或悲情、或感伤、或浪漫、或小清新的“乡愁”。当大众传媒将将视线移向农村、移向中国的大多数时，我一边庆幸着博士的笔终于伸向了普罗大众，一边又困惑于今日的“返乡书写”。春节过后，返乡者照旧返城，乡愁照旧被携带到全国各地，又酝酿为下一年的“返乡书写”。除了年关，还有谁记得“乡”？又有谁想过如何安置“乡愁”？难道就要这样一直背着“乡愁”游荡在全国各地吗？我们除了书写和记录还能做些什么更有力的事情吗？
我警惕着那些对乡村的“浪漫化”小清新书写，警惕着现在大热的“乡愁经济”。乡村不是浪漫田园诗，它有更多的与生活挣扎搏斗的多元生存智慧；乡村也不是缓冲中产阶级城市压力的美好场域，它正在一点点衰退，它正变得城不像城，村不像村。它也需要呵护、需要浇灌、需要打理，需要年轻人，需要资金。农民对富裕的向往绝不该成为对他们的鄙夷。
这属于乡村的一切并没有随着这些“返乡体”写作有丝毫改变，乡村的欢乐和悲痛不过是被一次又一次地消费。“乡愁”、“返乡日记”等，是不是会成为（或已经成为）资本对乡村的又一轮掠夺？又一次把乡村发出的微弱呻吟转换成传媒的噱头？
如果自觉区别于上述问题，那么关键就在于，怎样“爱乡”，怎样行动？在返乡体大热背后，这些问题几乎没有得到认真严肃的讨论与推进。
而事实上，作为一直关注乡村的大学生，我无比惊喜地发现当代中国包括农民在内的一线乡村建设者，已对此默默作出了大量回应。比如，自2012年由多家乡村建设机构联合发起的“爱故乡行动计划”，便集结了农民、返乡青年、NGO团体以及乡建学者等，尝试以共同的“乡愁”来激活真正的建设性实践，以民间力量来保育乡土，尝试重新构建一套乡土文化逻辑和在地知识。
乡村，不应该只有在春节才被人想起；乡愁，也不应该悬在空中；返乡体书写，亦不该成为大众传媒的咀嚼物；乡建，或许可以让乡愁落地，让“爱故乡”战胜“乡愁”。如今，我在北京爱故乡文化发展中心做志愿者，不仅仅没有了大学教育给我的无力感，反而让我看到了无尽的内生性，有力量、有温度的生生不息却润物无声的新希望。
我感触着我故乡的“乡衰”，却不曾有过所谓“乡愁”，我的“愁”更是一种“悲痛”，与“愁”相比，它更撕扯人心、也更有力量、更有温度、更有作为。那便是“乡建”。 以一种“绝望”的姿态来进行反抗，这里不仅仅有我的沉郁语调，更有着内心的苦痛。有对我底层亲人悲痛遭遇后“失语” 的痛楚“呐喊”，也有我在决裂之前的痛苦“彷徨”，而更有着我“反抗绝望”而“走”下去的“故事新编”。这个新故事“润物无声”，却“生生不息”。
初稿2016年7月27日
二稿2017年1月23日
凌晨 于小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