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今天推送的文章是黄灯老师丈夫、广东金融学院杨胜刚老师为黄灯老师的新著《大地上的亲人》所写的“跋”。2016年春节，黄灯老师《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一文引起巨大关注与广泛讨论。在这篇文章中，作为亲历者和在场者（儿子），杨老师对家庭三代农民的命运进行了回顾和叙述，对其背后的原因进行了探析，与黄灯老师作为介入者（儿媳）的叙述和思考构成了互补和对比。抛开当下对返乡书写的各种定见，这种个案式的叙述，毫无疑问并不单纯指向一个家庭的命运，而是在小叙事背后承载了与时代的同构和深刻关联。

杨胜刚老师2006年毕业于中山大学中文系，获博士学位，现任教广东金融学院财经传媒系，主要从事左翼文学研究。

杨胜刚：回望我家三代农民

去年此时，黄灯《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一文，通过新媒体传播，引起了极大的社会反响，使得农村话题再次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黄灯在发表此文之前，曾征求过我的意见。这篇文章涉及到我家的很多私事，虽然当时我有顾虑，但也没怎么在意。我完全没有料到，这篇文章在网络会引起巨大的反响，更没有想到记录我家事和家乡的《家在丰三村》会引起那么多的关注。我由此进一步感受到了农村问题的普遍性，感受到我的家庭其实是更多农村状貌的缩影。黄灯眼中的乡村景象，不仅仅是一个农村儿媳的乡村图景，而是知识界观照乡村的一次聚焦特写。

当然，此文也招致了一些批评，有人认为这篇文章渲染悲情。作为当事人，我完全没有悲情的感觉，反而觉得文字的节制和理性，但弥漫文中的情感显然没有过滤。我能够理解黄灯的写法，也不会把网友认为的悲情吐发当成是什么毛病。毕竟，在讲述自己身为农民的亲人所遭受的困难时，因为亲情所系引起情感波动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更何况，任何深入中国农村的认真写作，很难不遭遇悲情的境况，因为苦与难（第二声）、贫与困始终是中国农民普遍的生存现实，我依然留守农村的亲人，生活就是如此。

我的母亲出生于1930年代。由于外祖父有不错的木匠手艺，她在娘家没怎么干过农活，家里的地都是请人种。母亲成年出嫁后，新政权也刚成立不久，这样她就成了新中国的第一代农民。结婚后的十多年，在中国农民大多艰辛的公社岁月，她生下了六个孩子。更大的生存挑战从她失去了丈夫开始。家里没有了顶梁柱，年幼的姐姐们不得不很小就参加生产队的劳动，大姐11岁就跟着大人去修水库，就算如此，一家人一年挣得的工分仍然很少，按工分从生产队分得粮食，根本不足以让一家人果腹，家里经常揭不开锅。听母亲说，四姐两岁那年，家里断炊几天，能吃的都吃完了，她饿得奄奄一息，躺在家门口，被隔壁的周伯母看见，送来了一碗米，才把一家人从死亡的边缘拉了过来。

为了补贴家用，那些年母亲经常纺线织布到鸡叫，然后趁天色未明拿着织好的布，赶到20里外的周边公社集镇上卖，她之所以舍近求远避开本公社的集市，是怕撞见熟人引人讥笑，也怕带来麻烦，那个时代严禁私人擅自售卖自产物资，母亲经常被管理者没收布匹，有时为了躲避，不得不逃到厕所。公社时代的家境，的确可以用一贫如洗来形容，一年到头，难得见到钱的影子，以致母亲经常和大姐感叹，“要是一个月有五块钱花就好了”。这句话，大姐一直记得。现在想来，母亲以柔弱之躯拉扯六个孩子，勉力支撑起这个沉重的家庭，没有任何来自集体的援助，她内心背负的悲苦、孤独，乃至望不到头的绝望，一定压得她艰于呼吸视听。也是在那个时候，邻居周伯母察觉了母亲的抑郁，她劝母亲难过时吸点土烟，也许会好点。我不知道抽烟是否纾解了母亲当时的情绪和压力，不过，从那时起，母亲的确抽上了土烟，土烟陪伴了母亲以后的岁月，她也是农村妇女中少有抽烟的人。

日子再难也要过。时光到了分田到户、大包干的80年代。身为农妇的母亲渐渐老去，她的女儿先后嫁人，大儿子（我哥哥）亦成年成家，开始担起一个家庭的责任。我哥哥能做的还是种地，他成为随大包干成长起来的新中国第二代农民。

哥哥从小身体单薄，母亲很为他担忧。在他读完小学后，母亲去求村里的剃头匠八哥，让他收哥哥做徒弟，以便可以行走于四乡八里，通过为村民理发获得一种生存途径。但包产到户后，哥哥因为是家里耕种作地的主要劳动力，他只能利用农闲给本村和附近的村民理发，以换得微博的工钱补贴家用，而没有多余的精力去外面学习和更新发艺。随着改革开放后各种层出不穷新潮发式的流行，哥哥从老剃头匠那里学到的那点传统技艺，就显得落伍了，加上年轻人的外流，他也失去了年轻的顾客。相较公社年代，大包干时期，我家里的境况已经有所好转，起码温饱再不是问题，一些小的开销也可以应付，但遇到要急用钱，还是会拿不出来。1987年6月底，我要去外地参加中考，需要二十元送考费，这让母亲犯难起来，不知找谁借。后来还是试着去找了村里的铁匠艳哥，才得以度过难关。母亲每次跟我说起这件事，都对艳哥的帮忙感激不尽。

在哥哥1993年跟随四姐夫外出北京常年打工以前，为了改变家里的境况，在1985年前后，他曾断断续续地跟随村里的泥瓦匠，奔赴城市的建筑工地。由于哥哥身体瘦弱，要学会以砌墙抹灰为主、需要大力气的泥瓦匠手艺比较困难，所以在工地，他只能干打杂的小工，收入比一般泥瓦匠低很多，有时候出力一年，也仅够家里日常开支，并不能存下钱来。等我上大学的1990年，哥哥尽管已外出几年，可我上学的开支，还是亲戚们一起凑的。那时的师范生不用交学费，每月还有一点生活补贴，我进大学不久就做起了家教，此后再也不用家里为我的生活操心。暑假，我会多带几个学生，收入也会多些。到家里的双抢时节，我甚至可以拿点工资，带回去给家里救救急。到了90年代，侄子、侄女都出生了，上有老，下有小，哥哥的生活压力越来越大，在北京当包工头的四姐夫见哥哥的日子太过艰难，决定带他外出，一起谋生。毕竟在亲人身边，哥哥会得到更多照顾。没过几年，嫂子也跟随哥哥外出。这样，侄子、侄女就成为留守儿童，而步入老年的母亲，则不得不承担起照顾孙辈的重任。整个80-90年代，家里的日子仍然过得紧巴，一旦遇到大事，都需要借账，如哥哥结婚、盖房等，都会带来负债。所以，作为第二代农民的哥嫂，尽管他们也一直努力，试图改变家庭的经济状况，要么辛勤种地，要么在城市的建筑工地出力流汗，但最终也只是维持了一家人的温饱，仅够解决必要的生活花销，没有存款，没有任何享受，甚至对孩子的基本教育都谈不上，更不用说每天对孩子的守候和陪伴。不仅如此，哥哥常年在工地出蛮力，住的是临时窝棚，吃的是粗粝食物，这极大损害了他的健康，由此落下了严重的胃病、腿疾。就在去年，他因为腿疼来广州看病，我发现他的双腿关节已严重变形，磨损非常厉害，难以恢复。哥哥已年过半百，再也无法承受城里打工的辛劳，更让人难以接受的是，他忙碌多年，最后因为工程欠款，几乎是赤条条回到家乡。开始自己的晚年生活。随着母亲的去世，儿子的成年，哥哥为了生存，回到家乡只得依靠在附近的工地打打零工，耕种几亩口粮田，帮外出打工的儿子、儿媳照顾孩子，开始重复母亲辛劳的晚年。

哥哥作为第二代农民和第一代农民工，随着他五十多岁从城市返乡，他长大的孩子开始了另一种轮回，现在，轮到第三代农民，我的侄子、侄女开始外出谋生了，他们由此成为第二代农民工。侄子是典型的留守儿童，缺乏父母管教。读书时随随便便地读，混到初中后，在我的建议下，去了一所老牌的技校——孝感工校学数控机床。侄子在工校只读了一年多，他说学校老师根本不好好上课，教学所需的设备匮乏，学生无心学习，早早就被学校送去沿海的工厂，说是去实习，其实就是给工厂提供廉价劳动力。从工校出来后，侄子曾去浙江富士康打工，但最后工厂借口裁员，没有留下来。随后他还去了一些别的工厂，这些日子，除了勉强维持自己的生活，并没有给家里寄什么钱。几年后，侄子离开工厂，回到家乡。当时建筑行业比较兴旺，村里的泥瓦匠们一年可以赚好几万，这让侄子心动，他决定跟随本村的师傅去城市的建筑工地，学起了自己并不喜欢的传统手艺。他单薄的身子骨和不足的力气，让他在这个靠力气吃饭的行当饱受呵斥和歧视，在和师父闹翻后，经过熟人介绍，侄子和侄媳于今年六月，来到了虎门一家电子厂，重新开始了他的工厂生涯。

给侄子、侄媳妇准备了简单的行李后，我负责送他们到虎门的工厂，也得以第一次接触传说中的南方企业。工厂的办公楼和车间都很干净，洋溢着一种现代工业的钢铁和冰凉气息，工作气氛紧张有序。侄子他们刚到厂，底薪是1500元/月（一周五天，每天八小时），双休日加班的薪酬是17元/小时，平时加班是13.6元/小时。第一个月，两人共拿到5000多元工资，第二个月两人合计拿到6000多元，相比侄子外出工地的奔波劳累，却依然一无所获，这种看得见的收入让他们觉得内心安慰。让他们没想到的是，尽管两人在同一个工厂，但因为侄子上白班（从早上8点到晚上8点），侄媳上夜班（晚8点到早8点），夫妻竟难得见面。我记得当时送他们到工厂宿舍时，发现房间除了床，竟然没有其他家具，连常见的桌子、椅子都没有。我当时颇为纳闷，现在才明白，桌子、椅子对他们确实没有太多用处。一天上班十几个小时，回到宿舍除了睡觉，实在没有时间和精力去做别的事情。在农民工的工余，除了必要的睡眠，一切娱乐、文体活动、休闲似乎都显得多余。这种日复一日、机械简单的生活，就是侄子他们这些进入工厂的第二代青年农民工生活的全部内容。尽管劳累，但侄子在给我的电话中没有任何抱怨，他孩子尚小，结婚欠下的债务没有还清，生活压力摆在眼前，只要工厂能够维持，他的生存就能获得保障。我担心的是，如果经济状况不好，侄子、侄女在城市找不到出路，或者年龄大了以后，身体无法承受加班加点繁重的劳动，那他们的未来将何去何从？他们在户籍上虽为农民，但他们从小就没有干过农活，农田里的活计一概不会。在他们被城市的工厂淘汰后，他们是否可以像我哥哥那样，心安理得地回归农村？回到农村后，面临已被转租的土地，他们面对无地可种的境况，又该何以为生呢？如果不回农村，城市是否又有他们的容身之所？还有他们的孩子，第二代留守儿童，又会面临怎么的人生呢？

黄灯在文中对我家的叙述，实际上已经凸显了对三代农民命运的整体思考。作为一个亲历者，我越来越意识到这种整体的命运流转不是来自某种宿命的因素，在此背后，一定有更为结构性的原因。我第一代农民母亲的苦难、第二代农民哥哥的贫困、第三代农民（第二代农民工）侄子不容乐观的现状和不可逆料的未来自有其特殊性，但他们的命运在中国广大的农民中却有其代表性，落实到个体，与其说这种命运受他们自身条件的制约，可落实到整体，我分明能够感知到宏观层面的农村政策对此的深远影响。

众所周知，自1950年初，国家需要农业去支持工业建设，农业被压上了为工业提供积累的重任。这样就有了在中国延续五十年之久的工农产品的价格剪刀差，从农业和农村获取农民所创造的资本，只留给农民维持生存和简单再生产的那部分产品 。而且由于城乡二元对立户籍制度的设置，农民被死死地捆绑在农村的土地上，使他们除了在农村劳动，无其他出路。在这样的政策安排下，整个中国的农民都处于极度的贫困中，我母亲作为新中国第一代农民，其赤贫的命运几乎是一种必然。即使条件比我们好些的农村家庭，也无非是能吃饱肚子，有一点点零花钱。到1980年代初期，随着农村大包干，分田到户政策的实施，农村释放了极强的活力，农民得到了一些好处，生活也改善了不少，但大包干政策优势带来的边际效应到90年代开始消失。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社会资源急剧向城市流动，农村的境况越来越危险，以致三农问题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我哥哥作为第二代农民，见证和遭遇了90年代农村社会转型的各种境况，他尽管辛勤劳动，但农村的高赋税、城市打工生活没有保障的命运还是落到了他的头上，家庭的经济状况依然处于社会的底层。

值得一提的是，政府于2006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改革，全面取消农业税及三提五统等，并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启动了新农村建设，实施合作医疗、义务教育和粮食补贴等惠农政策。农民的确从中得到了一些实惠，对严重的三农问题有所缓解。不过，由于国家长期以来施行的都是以农业支援工业、以农村支持城市，优先发展工业和城市的基本政策，农村病象深重，并非政策的良药一到，病象就可以药到病除。我目睹故乡的变化，不得不承认，公共服务和基本建设确实有所好转，但建设新农村的主体力量（青壮年农民）却不在场，很多地方依然只有老弱妇孺留守，田园荒废。农村主体力量的缺失 ，将使新农村建设的美好愿景落空。可以说，有悠久历史传承和文明积累的中国农业，已到了没落的边缘，而农村的“空心化”，甚至让很多地方的自然村落从中国的版图中消逝。新世纪农村的“空心化”来自农民大规模进城务工，在中国，很少有农民不经受进城打工的命运。我哥哥、嫂子如此，我侄子、侄媳妇也如此。现在，第一代农民工（像我哥哥）透支体力、年近半百像被榨取干净的甘蔗渣，已被城市退回农村，继续在已经荒芜的土地劳作，收成仅用于一家人糊口。正辗转在城市的建筑工地、工厂的，是像我侄子、侄媳那样的第二代农民工。由于二元分割的户籍制度的横亘，他们和他们的父辈一样，虽然在城市干着最脏、最累、最危险的活，但依然无法享受市民的待遇。因为长时间背负沉重的体力劳动，自然也无暇接受任何专业技能培训或进一步的教育，无法更新和提高知识、技能，成为他们逾越自己出身的阶层、进入城市、融入现代文明的巨大障碍。

检视我母亲、哥哥、侄子这三代农民的命运和农村政策的变迁，的确可以发现他们的困苦、无奈的过往、新一代农民并不乐观的将来，既与自身的出身、禀赋相关，亦被他们所处的阶层，在这个国家形成的基本格局中的整体命运支配着。农民这个数量最为庞大群体的集体贫困，在相当程度上是政策和制度安排的结果。为了追求现代化，政府长期以来一直采取的是一种工业和城市优先发展的战略，从农业抽取资金、劳动力和土地，支撑起工业和城市的发展。不仅如此，在温铁军看来，60多年来，中国所经历的多次危机，政府都通过政策体系的调整去应对，而应对的根本方法就是把危机向乡土社会转嫁，（温铁军《八次危机》）农村亦成为承接和消化国家经济危机的场所，农民和农业的牺牲也就成为国家发展必须付出的代价。与此相关，在农业会为国家的发展带来负担时，政府还会通过政策的调整，卸掉农村这个包袱。比如在1980年代初，大包干中让农民承包土地的同时，也取消了农村的公共开支和福利保障，政府立即甩掉了百分之十几的财政开支负担。如此种种，都在提醒我们，中国农民的贫困和艰辛，有其制度性的背景，而并非由于这个群体的劣根性或不努力。对农村、农民、农业的长期掠夺性、歧视性政策安排，使得国家对三农的欠债太多，尽管前几年有惠农政策的出台，但那只是一些补救性的措施，不是根本解决三农问题的长久之道。在三农问题变得日益复杂、危机日益严重、已越出农村固有边界的当下，不能再任由事态无人受理地恶化，不能任由广大的农民在无权无力的状况下自生自灭，因为城市不可能离开农村而独存，一个国家的发展，也不能抛弃那么庞大的农民闭着眼睛走入野蛮的境地。要让三农进入正常和公正的轨道，需要我们的政府、社会拿出更大的智慧和体恤的良心。

尽管通过高考，我改变了自己的命运并得以在城市立足，但出身农村的卑微，依然像基因一样植入我的生活和内心，这种真实的感受总是让我感慨：二十多年的城市生活印记尚且不能抹去一个农村贫寒家庭子女的内心沉疴，对那些出路日渐狭窄的农村孩子而言，他们又该如何面对残酷的现实？

本文所揭示的图景提醒我注意：在这个看似繁华的时代景观背后，有一个卑微的群体依然在艰难挣扎，他们以农民的身份构成了社会的基本底色。本文所显示的基本立场唤醒了我内心的隐秘：对一个从乡村进入城市的流浪者，我不能因为意图在城市立足，不能因为自己在城市所从事的工作与乡村无关，在生活的惯性中，就忘记或背叛自己的出身。在享受城市文明的同时，我们作为乡间走出来的读书人，不能忘记那些与我们血脉相连、依然奔走在大地上的身为农民的亲人，不能忘记那一片生于斯、长于斯养育我们土地，不能忘记与我们有很深情感系连的乡亲，在这一点上，我所熟知的很多参与乡建的朋友，恰恰在以行动改变广大的乡村，他们的付出和努力，应该有更多的人知道，也必然吸引更多的人参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