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从2015年上海大学王磊光博士的《一位博士生的返乡笔记》，到2016年春节黄灯教授的《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各种各样的“返乡”写作如同被点燃的春节爆竹，在城乡之间流动的人群的心灵中爆炸开来，引燃这场爆炸的“火药”则是近年来乡村问题的新变化与城乡关系困境的进一步显露，以及由此导致的盘绕在这些心灵上空或明或暗的情感云团。大量“返乡”写作中也充斥着不少虚假、恶劣的噱头文章。如果将之称为“返乡体”，那么强调乡村并非“返乡体”所表现的那样凄惨的“反返乡体”也进一步被催生出来。不能否认“反返乡体”一定程度上的合理性，但如果仅仅将讨论局限在“农村到底是不是那样惨”，那么对作为“症候”的“返乡”写作的思考仍然停留在浅层，未能突破表层“症候”来探讨其深层的政治—经济—情感的结构性根源。关键在于，如何突破“返乡体”与“反返乡体”的二元对立，带入政治—经济—情感的结构性分析，并将对此问题的讨论转化为开拓新的批判性思考与建设性实践的契机？毕竟，在资本主义现代性“赢家通吃”与“多少算够”的逻辑下，在发展主义意识形态论述日渐被雾霾、食品危机、垃圾危机等问题撑裂时，“不是乡村需要我们，而是我们需要乡村”！

基于上述问题意识，从1月25日开始，“乡村建设研究”网站开辟“乡村与我们”专题，陆续推送相关文章，尝试推进对这一问题的讨论，敬请关注！

今天推送的是张慧瑜老师的文章《时代的石头——社会变迁中的“文化经验”》，原文发表于《艺术广角》2017年第1期。在这篇文章中，张慧瑜老师将自己的成长经历与文化经验作为时代“症候”进行把握，尝试追踪、梳理近三十年来中国社会与文化的变迁，并且在对这一变迁的讨论中连带出“世界—中国—乡村—我们”之间的关系问题。

张慧瑜老师1980年生于山东郓城，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博士，现供职于中国艺术研究院电影电视艺术研究所，副研究员，研究兴趣为中国电影史和文化研究。近些年在《文艺研究》、《开放时代》、《文化研究》、《文艺理论与批评》、《电影艺术》等报刊发表学术论文、评论一百余篇。同时，张慧瑜老师也长期参与乡村建设实践工作、特别是新工人服务工作。

张慧瑜：时代的石头——社会变迁中的“文化经验”

对于出生于改革开放时代的我来说，没有经历过大风大浪，再加上成长在小康之家，除了读书，还是读书，一路读完博士，2009年近30岁才进入中国艺术研究院从事研究工作。做学术、写文章，在这个时代都是没名没利的“苦差事”，幸好，这是我的兴趣所在。近些年，我主要偏重电影、电视和大众文化研究。对于很多人来说，看电影、看电视，是工作之余的消遣娱乐，而于我，这些都是消遣之余的工作。我并非艺术鉴赏家，也不是创作者。文艺作品对我来说是观察社会、把握时代的石头，这里面浸染着历史和社会的痕迹，而我的任务是从中找出时代的病症和文化的症候。“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文艺作品、尤其是大众文化作品更是如此，它们如同时代的标本，储存着特定历史时期的气息。在这一点上，我更认同于考古学家和侦探的角色。这篇文章，我想把自己的“文化经验”也变成一块时代的石头，借此折射出这30年来中国社会与文化的变迁。现在想来，对我影响最大的有三个阶段，一是在县城度过的中学时代，大致是90年代初期到末期；二是大学中文系的时代，是90年代末期到新世纪之初；第三是读博士选择学术生活，从2005年至今。

 中学时代的三种文化经验

借用法国理论家阿尔都塞对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讨论，教育、现代教育体系无疑是一个国家最为重要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之一，尤其是基础教育更成为塑造合格公民、树立主流价值观的主战场。从现代性的角度看，教育不仅是现代科学、现代知识传播的重要空间，而且老师与学生的关系也是启蒙与被启蒙的核心隐喻。相比赤裸裸的殖民战争，现代教育被认为是传播西方现代文明的更“文明化”的方式。新中国成立以来，教育领域出现了两次转折，一次是“文革”期间，发生在教育领域的造反运动成为这场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的重头戏；二是七八十年代之交的社会转型，“恢复高考”成为开启改革开放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选拔式的精英教育不只是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培养符合现代化要求的新人才，更是把“知识改变命运”作为社会阶层晋升的理想杠杆。正是这种新的教育制度，培养了包括我在内的80后们特殊的主体状态。

我在山东西南部的一个历史悠久又是革命老区的县城上重点中学。记忆中这是一种集体主义的学习氛围，有点像军队一样，有固定的班级、固定的同学、国定的班主任，甚至每个人在教室里的位置也是固定的。从早到晚除了被安排的满满当当的课程之外，学校经常组织各种集体活动，如每周五的班级大扫除、一年一度的歌咏比赛、演讲比赛等，每个班级和年级之间还有各种诸如卫生、成绩之类的排行榜。当然，最让同学开心的是每年元旦每个班级都会组织隆重的元旦晚会，如同紧张学业之外的狂欢节一样。与这种高度集体化、组织化的生活相呼应的则是中学时代所接受的语文教育。相比数理化等“客观”的科学知识，作为基础课程的语文课是最有文化和时代内涵的。对于我这种90年代初接受中学教育的人来说，语文课本的基调还是人民史观和革命史观，课文的主体是现代文学和“十七年文学”，以革命作家为主，就连古文也是以现实主义作家和浪漫主义作家为线索，鲁迅的作品最多，80年代在反思革命文艺的背景下被“翻案”的沈从文和张爱玲的作品没有，也就是说90年代的中学语文教育依然滞后于80年代以来的主流文学。我们对于作家、作品的评价采用现实主义的标准，看作家是否具有反抗性以及作品是否真实地反映了社会现实。我们总是很崇拜那些以身抗暴反抗黑暗现实的革命者和英雄，也对劳苦大众有一种“天然”的同情感。这种摒除了“文革”的激进革命而“拨乱反正”到十七年时期的人民史观，连同一种强调集体主义、大公无私、热爱劳动等社会主义价值观，成为没有经历过革命和“文革”的80后们对社会主义体制的最直接的文化经验。

与这种80年代出现的“五讲四美三热爱”的“四有”新人的价值观相平行的是另外一种文化形态所产生的价值观，这就是港台流行文化。90年代初磁带刚刚流行，每当走出校园，满大街都放着小虎队、四大天王的歌，这些流行歌手成为我们的文化偶像，不仅随口传唱他们的歌曲，而且也模仿明星的发式、穿着和口音。相比音乐课中所讲授的革命歌曲、民族唱法的民歌，这些流行歌曲更贴近我们这些青春期孩子的内心，朦朦胧胧的爱情、大都市的孤独感、对成功的渴望等，对于生活在落后县城的我来说，这些节奏感强的音乐都是遥远的、精彩的、外面的世界。除了流行歌曲，最吸引我们的还有街头游戏机和镭射录像厅，这些让人入迷的街机以及打打杀杀、亲亲我我的港台娱乐片，与学校组织的文化生活形成了强烈对比。我记得在课堂上，老师“严厉”打击的对象就是听歌、看武侠、故事会之类的课外书，仿佛这些“靡靡之音”和通俗文艺会腐蚀我们的思想。不过，这样两种文化形态并非没有交集，如果说一年一度的歌咏比赛，每个班级都选择一首适合集体演唱的革命歌曲，而元旦晚会，大家都愿意选择个人演唱的流行歌曲。印象中有一位歌手一直受到我和几位好伙伴的追捧，这就是台湾歌手郑智化，他很少唱情歌，他的歌曲带有社会批判色彩，经常描述都市底层青年人的生活，这吻合于我们所接受的革命文化的口味。很多年之后，当我也开始在大都市生活之后，还会回想起郑智化的歌，才体会到《蜗牛的家》中“我身上背着重重的壳努力往上爬/却永永远远跟不上/飞涨的房价”、《大国民》中“这不再是个适合穷人住的岛/一辈子辛苦连个房子都买不到”的真切含义和苦涩。从这里可以看出，我们接受的是两种文化教养，一种是集体化的、组织性的、带有荣誉感的社会主义文化价值观的革命文艺，第二种是个人化的、娱乐化的、带有刺激性的消费主义色彩的大众文化。

除了这样两种文化经验之外，在中学时代更为重要的经验恐怕是一种个人奋斗的竞技文化。表面上看，从中学课本到学校的日常管理，都带有社会主义文化的典型特征。第一，培养集体荣誉感，小到班集体，大到国家，强调以集体的利益为先、个人服从集体，甚至为了国家和公共利益可以牺牲自己，学习雷锋和赖宁精神；第二，培养劳动价值，不仅在班级设立劳动委员，而且每天都有打扫卫生、校园以及各种劳动实践，任劳任怨、吃苦耐劳也被作为好学生的品质；第三，通过语文、历史、政治课等所传递的一种革命史、人民史和社会进步史，再加上80年代的儿童、青少年读物基本上还是以革命历史故事为主，如《神笔马良》、《阿凡提的故事》等动画片依然是穷苦人嘲讽地主的故事。可是，这些社会主义文化却在中学教育的过程越来越空洞化和教条化，也就是说学生们都知道这是一种官方的、口头上的说辞。这就涉及到“恢复高考”之后所建立的一种以高考为核心的选拔机制。进入高中之后，学校和班级的核心任务就变成一切为了高考，考试成绩成为第一要务。于是，学校采取各种管理和激励机制来提升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效果，其中最为有效的措施是灌输竞技文化和竞技意识。按照老师的话来说，高考是一场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比赛，也是一场“一将功成万骨枯”的残酷游戏，“吃得苦中苦，方成人上人”、“提升一分，超越千人”、“要想成功，必先发疯，今日疯狂，明日辉煌”、“在这个世界上唯一可以拯救我的人是我自己”、“拥有知识改变命运，拥有理想改变态度”等成功语录都变成高考的励志口号。其实，这种个人主义化的竞技状态不只是为了高考，更是为了适应市场化制度下个人奋斗的理想人格，甚至这种竞技文化里面没有团队、合作精神，只有一种个人主义化的、个人成功的理念。在这个意义上，这种相对滞后的集体主义式的社会主义革命文化恰好是为了培养自由市场背景下个人竞技的接班人。

可以说，中学时代留下的是三种文化的烙印，一种是集体主义的革命文化，二是大众文化，三是个人主义的竞技文化。这使得接受这种教育的主体经常处于一种精神分裂的状态，一方面是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另一方面又是最为现实的通过高考来改变个人命运。人们已经习惯于这种情感结构，在课堂和正式场合是一种空洞的说教和政治教条，私下里或内心深处的个人情感、个人出路才是最真实的。这种彼此矛盾的主体状态，是80年代以来所形成的一种特殊的主体状态，正如主旋律与商业电影之间的裂隙一样，至今没有完全弥合。

 大学时代的自由氛围及转变

从中学进入大学，如同进入一个崭新的世界。与中学时代的集体主义管理模式截然相反，大学生活完全是个人化的，尽管大学也有班级、集体宿舍、社团等集体生活的形式，但相比中学时代，大学生活充溢着自由的空间和解放的感觉。对于进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学习的我而言，更大的新鲜感是，90年代末期的我才开始接触到新时期文学的冲击。上大学之前，我只知道两个80年代的作家，一个是张承志，这是因为年轻的语文老师利用课余时间给我们朗诵过张承志的小说，这也是我最早的文学启蒙；第二是贾平凹，在县城的书摊上有他的小说，和赵忠祥的自传、余秋雨的《文化苦旅》并列。从这里也可以看出，80年代轰轰烈烈的文化思想运动，其实很大程度上集中在大城市和精英阶层。我像刚刚经历了“文革”岁月迎接80年代的改革开放一样，经历着“思想解放”的洗礼。

大学时代的文学教育首先改变我的是，中学时代形成的那种现实主义的文学标准以及用现实、政治来评价文艺作品的方法。我开始被朦胧诗（顾城的诗、海子的诗等）、先锋小说（从马原到余华、苏童等）、法国新小说（阿兰罗布·格里耶、玛格丽特·杜拉斯等）等所吸引。如同80年代对于好文学的评价标准是语言、技法和形式，这些也成为我判断文学作品的新标准，认为文学与现实、政治、历史没有关系。这样一种反政治的“政治”态度导致当时的我最喜欢两个作家，一是王朔，二是王小波。王朔小说所使用的北京话对我来说是一种新的语言，但他对革命话语的挪用和嘲讽，非常吻合于刚刚离开中学时代的我的心情。从这里可以看出，中学时代的社会主义文化起到了一种相反的功能，它让生活在改革开放时代的人们误以为这种革命文化、人民史观是一种主流文化，而意识不到恰好是那些个人主义的竞技文化才是真正的主流文化。我记得大一有一位著名历史学家向我们推荐王小波的杂文集《我的精神家园》，因为当时正赶上王小波逝世不久成为文化热点。王小波，还有顾准、陈寅恪都是90年代末期图书市场上最畅销的作者，因为他们是“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知识分子。王小波的成名作《黄金时代》从语言上颠覆了我对文学的想象，原来叙述历史可以是戏谑的、颠覆性的，与此同时我也接受了他对那个疯狂年代的种种荒唐事的批判，包括“沉默的大多数”、“做一只特立独行的猪”等都成为我津津乐道的口头禅。

1999年有两件事让我印象很深刻。五月八日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被美国轰炸，我跟随着夜幕里越聚越多的人流到美国大使馆抗议，融入在陌生的人流中，既有恐惧感，又有亲切感。恐惧感来自于父母在我去北京上大学时的忠告一定不要参与各种游行，亲切感来自于一种与历史遭遇、见证历史的热情，仿佛中学时代历史课、政治课所培养的社会和政治意识又被唤起。那段时间，我每天都到三角地看各种大字报（这是一种前网络时代、非打印的政治传单），并抄录下来，我觉得自己有责任记录这份历史。几个月之后，我因为是学生党员的缘故又参加了另外一场庆祝国庆五十周年的大游行，这成为大学时代少有的集体活动。在穿着统一服装的游行队伍中，我并没有感觉到个人的渺小，反而有一种历史的参与感和自豪感。除此之外，大学时代的我再也没有兴趣参与任何集体活动，我认为个人的兴趣和爱好是最重要的，对各种集体活动有一种“天然”的排斥。于是，本科对我影响最大的事情就是喜欢上看电影。北大图书馆有一个地下录像厅，可以借阅各种各样的电影，我经常一个人去那里看录像，或者跟着朋友到北大东门外的雕刻时光咖啡馆看艺术电影（如安哲罗普洛斯的《流浪艺人》、《永恒的一天》等）、独立纪录片（如《流浪北京》、《老头》等）。我变成了一个标准的有“小资”趣味的人，并且借助当时刚刚兴起的网络论坛（BBS），成为网络业余影评人。

在本科高年级，因为喜欢电影而经常旁听戴锦华老师的课。戴老师的文化研究的思路和对电影文本的细读，给我很大的影响，使我意识到文艺作品除了艺术、审美，还与意识形态、社会、政治有关。我记得2001年冬天参加戴老师主持的文化研究工作坊，讨论到当时所发生的全国各地工人下岗的问题，我被深深地感动，没有想到文学和艺术研究还与正在发生中的社会现实有关。这改变了我对“纯文学”、“纯艺术”的想象，并尝试用文化研究的方法来分析一些文化现象。这就是我最早的两篇文章的主题，一是《关于“地下电影”的文化解析》，二是《关于王小波的文化想象》，试图把这些我所喜欢的文本重新放置在社会的语境中来分析，呈现大众传媒如何呈现和命名“地下电影”和作为自由知识分子的王小波。这钟文化研究式的思路一方面给我提供了一系列理论化的研究方法和视角，在戴老师的指引下我开始学习20世纪的文化理论（如语言学、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精神分析等），另一方面文化研究擅长把个人经验与广大的历史文化结构联系起来，使我时刻保持一种自我批判的意识。

90年代末期和新世纪之初是中国社会危机最为严重的时刻，如三农问题已经在学界引起激烈讨论，我当时读过一本《黄河岸边的中国》的书，这本学者的个人调查报告让我看到市场化改革后农村所面临各种社会问题，使我想起中学时代曾经背过的屈原的一句诗“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随后，我又找来温铁军、李昌平等三农专家的书，这些对我理解当时的中国社会和农村有很大帮助。与此同时，我也注意到知识和思想界所展开的新左派与自由派之争以及延伸到大众媒体中的各种争论，这极大地改变了刚上大学时我所形成的80年代的新启蒙主义的问题意识。借助新左派的一些文章，我对毛泽东时代有更多“同情的理解”，这也使得那些在中学时代所接受的一些马列教条、革命史观重新变得新鲜起来。我也正是在这个时候对学术产生了强烈的兴趣，学术不再是束之高阁的玄学论道，而是一种与自己的生活和时代密切相关的事情。记得大四毕业前我读了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这篇文章，感到一种深深的绝望感和无助感，这不仅打破了我大学期间所建立的一种个人主义的幻想，而且使我认识到主体由历史所塑造，并时刻受到意识形态的询唤。后来，在中国人民大学读文艺学专业的我，最终选择阿尔都塞作为硕士论文的主题或许与这次阅读体验有关。

 崛起时代的两幅面孔

2005年我开始在北京大学中文系跟随戴锦华老师读博士，这是决定我人生的转折点。我从对“农民工在大众传媒中的再现”的研究转向对新革命历史剧、谍战剧等热点影视文化现象的关注。我的博士论文借助文化研究和视觉理论的方法，重新阐释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经典议题，也就是鲁迅的“幻灯片事件”，借此总结出三种中国人的主体位置，一种是教室中到日本学习的现代医学的“我”，第二是被鲁迅所批判的“麻木的看客”，第三是被日本人屠杀的中国人民。如果说那个“弃医从文”的“我”代表着启蒙者、革命者、知识分子的位置，那么后两个主体则分别是需要被启蒙、被唤醒的群众和受迫害的、奋起反抗的人民。对于积弱积贫的中国来说，启蒙与革命不是彼此交替的关系，而是同时产生的两重历史任务，启蒙是为了反封建，革命是为了反帝国主义。在80年代反思革命的启蒙论述中，曾经被作为历史主体的人民又变成了愚昧的大众。这样三种主体位置成为20世纪中国历史中不断复现、演绎的主题。这些研究经验使我意识到历史视野的重要性，很多当下的文化现象都是对历史问题的回应和回响。

这段从读博士到毕业工作的十余年，于我而言，感受最大的就是中国的变化。与新世纪之交中国社会危机丛生、改革进入攻坚战不同，90年代的双轨制变成市场经济的单轨制，加入WTO的中国进入经济高速起飞的阶段，一种新的国家和文化认同浮现出来。首先，是传统文化的复兴，曾经在80年代被视为现代化包袱的中华文明又变成中国经济崛起的内因；其次，是国家主义的强化，央视纪录片《大国崛起》、《复兴之路》等重新讲述世界和中国近现代历史，把中国作为正在复兴中的世界强国；再者，是革命文化的归来，相比80年代作为伤痕的革命历史，《激情燃烧的岁月》、《亮剑》等流行的影视剧在去除掉革命叙述中的阶级政治、人民史观之后变成了个人英雄主义故事。在这种国家经济崛起的氛围中出现了一种新的中国认同，这里的中国既带有几千年文明史的痕迹，又带有近现代以来中国追求现代化的历史。在一种回望的视野中，2008年成为一个格外重要的年头，因为发生了两件大事，一是汶川大地震，二是北京奥运会。重大自然灾害激发、培育了中国民众尤其是青年一代的国家认同和爱国精神。五月份的汶川大地震实现一次全民总动员，不管是政府调配一切资源全力救灾，还是普通市民踊跃捐款、献出大爱，80后也摆脱“小皇帝、小公主”、“独生子女一代是不负责任的一代”的“恶名”，成为救灾志愿者的主力军。紧接着，八月份盛大而华丽的奥运会完美落幕，超过百万的奥运志愿者被命名为“鸟巢一代”，出色地向世界展示了现代、包容、自信的中国青年一代。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2010年前后的中国成为世界第二经济体，初步实现了80年代通过现代化走向世界的梦想。这种经济崛起所带来的国家认同，改变了近代以来积弱积贫的、“落后就要挨打”的主体感受。

可是，就在中国崛起变成一种可见、可感的社会事实之时，对于我这种通过读后进而留在大城市工作的青年人来说，尤为强调地感受一种沉重的生活压力和被剥夺感，也就是说通过智力劳动所换来的工资收入很难满足高房价、高物价的都市生活，这也是屌丝得以流行的社会基础。与在80年代、90年代的市场化改革中沦为社会底层的农民、老工人、新工人不同，经历高考选拔的中产阶层的屌丝化使得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出生的一代人，成为最“悲惨”的一代人。工作之后，我才意识到原来我的工资根本不够在北京这样的大城市生活下去，房子、汽车等大件物品都来自于父母的“接济”，而我所从事的学术研究基本上已经变成了一种精神活动，这也使得我对民国时期的作家可以用稿费来租房或者用工资来买房“羡慕不已”。借用喜剧片《心花路放》（2014年）中的说法，屌丝就是社会中的Loser（失败者），这部电影与其说讲述了屌丝如何失败的过程，不如说在猎奇、猎艳的旅途中呈现了屌丝不得不接受失败的心灵蜕变。在这个“梦想是一定要有的，万一实现了呢”的时代里，Loser成为屌丝的“新常态”。这成为崛起时代的两种彼此有反差的心理感受，一种是对国家强盛的渴望和认同，另一种是依靠劳动获得工资收益的工薪阶层变成都市中低收入者。

在这种文化和时代氛围中，出现了两种颇具证候性的文化命名方式，“小时代”和“老男孩”。郭敬明的《小时代》非常准确地表达了当下时代的感受，生活在“大时代”的人们拥有一种把握时代脉搏的主体感，而在“小时代”中，不需要面对拯救民族于危难之中，也不需要面对你死我活的冷战对抗，人们只关心自己的小悲欢和小确幸。对于分享个人主义和消费主义文化的80后、90后们，面对市场经济时代日益不平等、等级制、封建化的社会结构，“我们躺在自己小小的被窝里，我们微茫得几乎什么都不是”。相比80年代“大写的人”，30年后个人却变成了《小时代》里“无边黑暗里的小小星辰”。与“小时代”相契合的是一种未老先衰的老男孩心态，一方面，青年人拒绝长大，渴望停滞在无忧无虑的校园生活中；另一方面，青年人一旦离开校园、走进职场，一夜之间就变成了心思缜密、冷酷无情的成年人。比如微电影《老男孩》及大电影中所讲述的，这是一群还没有成长、历练就变老的“老男孩”。电影版中筷子兄弟一出场就是落魄的中年大叔，他们走出校园后，再也无法像《中国合伙人》那样实现美国梦，即使“猛龙过江”到纽约，“奇迹”也没发生。影片结尾非常伤感，筷子兄弟又回到中学的演出舞台，他们假装还没有毕业，渴望像90年代遭遇下岗的大叔大妈们一样“重头再来”。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青年屌丝的出现是金融危机背景下的全球现象，也是80年代经济自由化的主流逻辑使得社会阶层分化严重的结果。放在中国的语境中，这与90年代开启的激进市场化改革有着密切关系，尤其是住房的商品化，使得工薪阶层只能望房兴叹，劳动收益与以房地产为代表的资本收益的差距越来越大。在此背景下，与90年代末期的新左派与自由派之争不同，左翼知识分子与政府（体制）的关系发生了新的变化，一些知识分子认同中国崛起的态势开始变成国家的智库，参与到社会治理或管理中（统治和执政的问题变成社会的治理问题），另一些知识青年在屌丝化的危机中开始左倾化，曾经在历史教科书中的革命历史不再是空洞的说教，而变成了一种对不平等的经济、政治秩序的反抗性资源。

有一天，我从网上听到新工人艺术团团长孙恒演唱的一首歌，叫《不朽的石头》，是纪念指导大学生支农乡建的教师刘老石的歌，歌中唱到“你是那盏微弱不灭的灯火，照亮崎岖的道路带来温暖，你是那位脚步匆匆的行者，走过千山万水走过田间地头”。这样一首赞美普通人无私奉献的歌曲，让我感动不已。我想，这才是真正的、不向现实低头的时代的石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