瑶乡左里
六月疫情反复，田野无法出省，有些遗憾，但最终还能成行，已算幸运。对于人类学者而言，不能田野，就好像一个人缺了精气神，谈什么都显得没有底气，即便说得再好，感觉总像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恍如镜花水月，空中楼阁。随着学科的发展，人类学者本身也在不断反思何为田野以及如何田野，但多少还是会对他者的世界有所期待，希望通过沉浸式的观察与感受，理解他者，照见自己。
坦白讲，选择左里，离不开最初对他者的想象。左里为粤北山乡，又是瑶族村寨，还有“一村一品”的野生茶，对于田野调查而言，可以研究之处颇多，于是请学校驻村工作队蒋老师帮忙联系，得知可以住到村民家，一日三餐也可请住家阿姨帮忙，不过没那么多床铺，需要我们自行准备。这再简单不过，能与村民住在一起，近距离观察他们的日常生活，一切看上去很美。左里村位于连州市三水瑶族乡西北部，东面与云雾村相连，南面与丰阳镇接壤，西面、北面与湖南蓝山交界，村下辖8个村民小组，总面积26.0平方公里，该村农户308户，1160人。左里共有耕地面积920.65亩，其中水田531.57亩，旱地389.08亩，林地面积3.2万亩。我们的住地为左里村民小组，村民72户，228人，常住74人，在8个村民小组中，已是人数最多的一个。
等我们住下来，开始踏查时，却实实在在地感受到左里的“普通”，村寨建于半山山坳中，村屋布局规整，前后四排，一目了然，更像迁居安置的新村，与我在中国西南看到的依山而建，错落有致的山乡大为不同。村民房屋多为二至三层的砖混结构，方方正正，与一般现代农村无异，只有在村中的路灯造型以及从不开门的长鼓舞培训中心，以文化标签的形式，提醒我们这里是山乡瑶寨。
刚进村时，就看见村委在张贴三水乡林业工作站的森林采伐公示，上面写明某位村民申请采伐杉木若干立方以及林地所在位置等。毛竹与杉木，是左里村民重要的收入来源，1982年，山林田地分产到户，大部分村民过着靠山吃山的日子。那时路还没有修好，砍伐的毛竹与杉木，需要人力运送，最后利用河流，将竹木漂运到连州或更远的地方，收入相对稳定，但日子过得辛苦。
毛竹和杉木的砍伐，蕴含着村民对生计生活的理解，也是一种朴素的生态观。“毛竹需要时常砍一下，越砍越发，不然就会变老发黄”，但杉木则不同，种植生长有周期，村中盘先生说他家大概有一百亩林地，每年砍伐四五亩，砍完之后就会补苗，一般十五年左右可以成材，这样就可以轮转。毛竹平时几乎不用管，而种植树苗的前几年需要时常看护，成活后就只需隔三差五去林地除草即可。山中伐竹
时移世易，而今，毛竹和杉木虽然依旧是村民一笔固定的收入，但已谈不上可观，一是国家推动生态林保护，对森林砍伐多有限制，二来毛竹和杉木，作为原材料，其价格受市场左右，村民无法控制，加之山间劳作辛苦，现在有的村民已是雇工上山砍伐，成本也随之增加。村民还会种植番薯、玉米和单季水稻，但大多都是自用，不少人家还会自酿米酒，也是自饮，不售卖。
如果说山林收入以及田间地头的自种自食保证了左里的基本生计，温饱无忧，那么，一旦村民开始考虑修房建屋、娶妻生子时，手头拮据的窘境就会逼着村民另谋生计。而随着道路建设，城乡连接，以及珠三角地区突飞猛进的发展，村民开始涌向工厂、城市，为发展，为想象中的美好生活，跃跃欲试。可是，一旦离开山乡，村民将会面对更多的不确定，尤其是疫情之下，务工不易。
对于村民而言，外出打工，首先面对的，是一种“脱嵌”式的生活。从小在山乡长大，村民从日常生活与劳作中积累了丰富的地方知识和经验，熟悉左里的山水风物，懂得与自然共处共生。可一到外地，村民拥有的山林农作经验，多少变得“一无是处”，一切都要从头学起，装配、搬运、清洁、家政，各式各样杂活，使村民进入另一种单调、异化的忙碌，“干什么都行，只要能赚钱”，除了乡里乡亲，他们谈论最多就是“老板”，给他们发工资的人，既具体，又抽象。
外面的世界很精彩，也很无奈，对大多数村民而言，城市谋生，似乎陷入一种“悬浮”状态，只能如蜂鸟一般，不断地扇动翅膀，一旦停下来，就会显得格格不入，不知所措。所以，尽管很多年轻人外出务工，还是会想办法在左里起房建屋，虽然山林暂时无法照管，田地暂时无人耕种，但相比外界的不确定，山林在，田地在，村民还是觉得心安，因为“这里终究是家，老了还会回来”。
人口流动，也会带来村中人口结构的变化。左里有很多外来媳妇，来自江西、湖南以及广东省内各地。村里老人说，从前多少还会讲究族内婚嫁，一般集中在附近的集镇、村落。自从村民外出务工后，不少人都是在外地打工时结识心仪对象，通婚范围也就宽广了许多。而外来媳妇的进入，也在悄然改变着村里的言谈方式与人际关系，不同的价值、观念，交错混杂，生出不少故事。
流动带来的外来媳妇，往往也生活于流动之中。来来往往之间，带来不少聚散离合。村民说现在是暑假，小孩放假回来，村里人还会多一些，平常村里都见不到几个人。村里老人更多处于“自养”状态，平时种点蔬菜，或通过流动摊贩买些日常所需。老人们很爱回忆往事，很爱家长里短的碎碎念，话里话外透着一种掩不住的孤独。访谈中，老人言及身世，一句“我好苦啊”，心意难平。
村里年轻一代的缺席，多了许多隔代抚养。我们到来之后，住处成了小孩们的聚点，大学生成了“孩子王”。小孩喜欢扎堆，喜欢攀比，却没有“别人家的小孩”式的卷，小孩喜欢和不同人分享自己的小秘密，朋友圈却总是变来变去。小孩们爱玩手机，为此经常和爷爷奶奶“斗智斗勇”。相比老人，小孩对新鲜事物更加敏感，更有兴趣，经常会拿着从手机上学到的一知半解的东西去“怼”老人，小孩也谈韩剧，谈偶像，在碎片化的信息中，模仿成人世界，寻找自我。老人们对此无解也无奈，面对新世界，他们似乎不知道也没能力教给孙辈什么，更多是一种隔代的关照和疼爱。知识、信息的极速更新，使得老人还要依靠孙儿孙女告诉他们如何扫码，如何付钱。从前经年累月积淀的智识与经验，以及由此而生的威望与尊重，正在逐渐消散。老人们已看不见年轻一代的未来，他们心里想的，只是期望儿孙“好好读书，不然只能回来种田”。
人的流动，更重要的，是观念的转变。因为疫情，不少村民“滞留”家中，和他们聊天，的确能感受到不同。在他们眼里，城市生活连轴转个不停，上班下班，买菜做饭，总有做不完的事，一眨眼就已天黑天亮，可是一旦习惯了这样的忙碌，偶尔回到农村，却会觉得无所事事，左里村很小，逛一圈不会超过半小时，平常只能看人打麻将，或是闲聊八卦，反而有些不适应，总想赶紧离开。
流动也改变着人们的生活。从前上山下山，寒来暑往，自然的律动，牵引着乡民生活的节奏，而今，村村通道路通网络，生活不再局限于山林田间，而是通过各种途径，通向外界，家的范围也在转变，很多村民因为工作或小孩就学，平日住在三水乡、丰阳镇甚至连州市，在他们眼里，县域范围内的流动或许不能称之为流动，只有下广州、下珠三角才算离乡，而“下”字于此，自有深意。
道路将山乡村民引向远方，也引向了难以预见的未来。同学访问时听到这样的故事，说是几年前山里修了一条断头路，之后频频发生交通意外，村民说是修路破坏了风水，才会遭此厄运。或许，这只是修路之后，村民因为不熟路况而导致事故。但对于人类学者而言，这样传统与现代交织、冲突的传闻与隐喻，再熟悉不过，道路，作为一种文化征兆，使人流动，离开山乡，也离开了熟悉的世界。
一切都与发展相关，夹杂着不少发展的迷思。走出去的乡民，慢慢开始适应更新的生活，慢慢开始重新思考何为发展，发展为何？村民开始抱怨这里“卖得便宜，买得贵”，映射出山乡与集镇，与城市，乃至更大社会之间的不对称交换。在经济飞速发展的当下，单单以竹为生，以木为生，显然有些不切实际，而外出打工的村民，或许不再返乡，依赖他们反哺左里，同样不切实际。
发展同时形塑着左里村民的欲望与期待，城乡差异推动村民离开山乡，向外追寻美好生活，也将发展寄期于下一代。大部分村民将小孩带到城市，希望他们通过教育向上流动，实现阶层跃升，可无论是现今外出打工的年轻人，还是未来一代，他们将离左里越来越远，即便偶尔回来，恐怕很难融入山乡生活，换言之，城镇化进程中，村民既进不了城，也返不回乡的困顿，渐渐浮现，乡村，是否还能如早期走出山乡的村民所想，作为熟悉的附近，成为最后的家园？
发展自然涉及各种项目与规划，可是，从国家政策到市场经济到地方社会到美好生活，并非畅通无阻，需要试错，需要摸着石头过河，同样需要警惕简单化计划的“水土不服”，以及“指标”政治的摊派。如今，村官难当，恐怕不只是左里一村，调研过程中，碰上全员核酸，村委从早忙到晚，不断将村民送到乡民族小学进行核酸检查，之后还要带着医生走访各村各寨，帮助行动不便的村民检查，一连三天。这只是村治插曲，个中辛苦，可想而知。
而村政难做，也来自各种理想与现实的距离。最初提到的野生茶生产，作为帮扶投资项目，面临各种利益、观念的冲突、协调，如何兼顾村民生计和企业收益，需要在资本运作与社会责任之间找寻适宜的连接点。村民基于山乡生活经验，更愿意看到稳定、实在的收入，入股经营，规划发展，离他们的认识太远，难以把握。而各村基础设施建设往往又涉及很多占地赔偿，需要在各种公私利益关系之间平衡，在情、理、法之间不断斡旋，难怪同学感慨，“村村有本难念的经”。从乡村振兴战略而言，发展势在必行。而我们期待的，是一种接地气、可持续的共同富裕之路。宏观层面，国家希望推进碳平衡来实现生态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可是，如何切实改变“城市消费，农村买单”的困局，面临的却是复杂、多变的地方政治经济，比如碳汇，这种连接虚拟与现实的生态价值补偿，究竟离山乡村民的切身利益有多远？又如，面对日益显见的乡村人口外流与空巢现象，如何留住村民，又如何创造更多返乡的可能？
瑶乡何在？行文最后，忍不住回到人类学者的一点执念。在左里，村民大多姓盘，这与瑶族盘王信仰相关。老人们依旧讲着瑶话，外来媳妇大多会听不会讲，这里几乎没人再穿着瑶族服饰，逢年过节，婚丧嫁娶时也没有人穿。寻常可见的，只有家家户户都供奉的祖先牌位和观音像。一晚，住家大哥拿出一些传统瑶族服饰给我看，有绑带、荷包、头巾，还有绣着盘王印的绣片，做工精美，但已无法凑成一套整装，大哥说地方博物馆曾想收购，但他以此乃祖传之物为由婉拒。村中会长鼓舞的老人常居连州，很少回来。据说从前这里还有盘王庙，每年还会恭请盘王像到河边沐浴洗礼，“文革”时盘王庙被毁，至今仍未重建。一日与村民聊到婚丧嫁娶，方知这里老人去世，要找风水先生择地安葬，而选择的地未必在自家山林，但只要事先知会山林主人，大抵都会同意。之前红白喜事会在村里举办，各家各户都会前来相帮，宴客会持续几天，家户亲疏，也会在公共活动中体现出来，最近大家喜欢到城里酒店宴请，仪式则简化很多。渐渐地，在普通寻常之下，还能感受到一种潜隐的族性（ethnicity）与秩序，不知为何，莫名欣慰。
或许，左里瑶乡的“普通”，正是中国千千万万农村的缩影，而面对种种发展之困，如何保持向好之心，却是人人都需思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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