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体系理论的代表人物伊曼纽尔•沃勒斯坦撰写的《现代世界体系》第4卷以及前三卷的新版本在2011年5月陆续出版。《每月评论》2011年3月号刊登了他题为《世界体系的结构性危机：我们将何去何从？》的文章，认为20世纪70年代以来世界体系进入结构性危机时期，并可能一直持续到2050年左右，美国霸权在这一时期也面临加速衰落。世界同时面临一个光明的和一个黑暗的未来。作者还为左翼指出争取光明未来的五个策略。全文翻译如下。

我曾经多次论述过世界体系的结构性危机问题，新近撰写的一篇文章发表在2010年的《新左翼评论》。因此，这里只是概括一下我的看法而不进行详细论证。我将把我的观点阐述为一系列的前提条件，即我对我们目前处境的描述，当然并非每个人都同意这些前提条件。在此基础上，我提出我们将何去何从这一问题。

第一个前提是从浩瀚的宇宙到最小的物理现象，当然还包括历史社会体系在内的所有体系都有生命。它们在某一时刻出现，并有着“正常的”生活，它们的形成及其生活规则都需要我们加以说明和阐释。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正常生活的运转使它们远离平衡，在那时它们进入结构性危机，并且到一定时候将不复存在。必须根据周期性节律和长期趋势对它们正常生活的运转加以分析。周期性节律是许多体系性波动（上升或下降），在这些波动中体系定期地回归平衡。然而，它是一个动态平衡，因为当下降到底时，体系再也不能完全恢复到开始上升时的位置。这是因为长期趋势（体系的某个特征缓慢的、长期的加强过程）推动这一曲线缓慢上移，如果用那个特征在体系中所占的比例来衡量的话就可以发现这一点。

最后，长期趋势使体系的移动太靠近它的渐近线时，该体系就无法继续正常地、有规律地、缓慢地向上推进。于是，它开始多次大幅波动并导致分叉，也就是说，进入一个混乱的状态，稳定的平衡也就不能再保持了。在这种混乱的局面中可能会出现两种完全不同的新建秩序，或者一个新的稳定体系。我们可以把这一时期称为体系的结构性危机，并有一场整个体系规模的斗争——对于历史社会体系而言就是政治斗争——从中将会有两种可能的结果可供集体“选择”。

第二个前提是对作为历史社会体系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运转方式的的最重要特征的描述。资本主义体系中资本家实现其目标的根本驱动力是无止境的资本积累，而不管这种积累发生在哪里和以何种方式得以实现。由于积累需要占有剩余价值，资本家积累的动力加速了阶级斗争的爆发。

只有当一个企业或一个小企业集团在整个世界经济生产中处于准垄断地位时，大量资本积累才有可能。拥有这种准垄断性产业取决于一国或多国的积极支持。这种准垄断产业被称为主导产业，它们促成了大量的前向、后向关联。然而，所有这些准垄断产业都是自动清偿性的，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新的生产商（被高利润水平所吸引）能够以这种或那种方式进入市场，降低了垄断的程度。日益增强的竞争降低了销售价格，而且还降低了盈利水平以及大量资本积累的可能性。我们可以把垄断和竞争性生产活动之间的关系称为“核心－边缘”的关系。

准垄断产业的存在使世界经济能随着经济增长而扩张，并通过涓滴效应造福于世界体系中众多行业的人口。准垄断地位的丧失导致整个体系的停滞，进而降低了资本家通过生产性企业进行积累的兴趣。昔日的主导产业转移到生产成本较低的区域，通过减少交易成本降低了生产成本（特别是工资成本）。产业新迁入国本以为迁入会带来“发展”，但它们实质上是被淘汰的、原来核心类业务的接受者。与此同时，产业新迁入的区域失业率增加，以前的涓滴效应优势遭到逆转，或部分逆转。

这个循环过程通常被称为康德拉季耶夫长波，整个周期以往平均持续50至60年。在过去的500年里一直存在这类周期。一个体系性的后果是经济上最有优势的区域在分布上经常发生缓慢的位移，但并不改变这些优势区域在体系中所占的比例。

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另一个主要的周期性节律与国家间体系有关。世界体系中的所有国家从理论上说都是至高无上的，但实际上受到国家间体系发展进程的高度制约。一些国家比其他国家强大，这意味着它们对内部分裂和外部入侵有着更强的控制力。不过没有一个国家的主权是完全绝对的。

多个国家构成的体系中，在长周期里总有一个国家设法在一个相对短暂的时期成为霸权国家。要成为一个霸权国家需要得到准垄断性质的地缘政治权力，该国通过采取有助于使位于其境内的企业资本积累最大化的方法，得以把它的规则和秩序强加给整个体系。

取得霸权国家的地位并不容易，在现代世界体系500年的历史中，只有三个时期真正地实现了这一点：即17世纪中叶的荷兰、19世纪中叶的英国和20世纪中叶的美国。

真正的霸权通常只持续25年。像准垄断性的主导产业一样，准垄断性的地缘政治力量也是自动清偿性的。其他国家逐渐改善其经济、政治、文化状况，变得不太愿意接受昔日霸权国家的“领导”了。

第三个前提是对现代世界体系在1945年至2010年问所发生的事情的解读。我把这一阶段分为两个时期：1945年至1970年左右；1970年左右至2010年。我再次总结一下我以前详细论证过的观点。1945年到1970年左右这一时期是世界经济的强势扩张期，甚至是迄今为止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历史上最具扩张性的康德拉季耶夫周期A阶段。当准垄断遭到破坏时，世界体系自身也就进入了康德拉季耶夫B阶段的衰退期。如所预料，20世纪70年代以来资本家把他们的重点从生产领域转移到金融领域，世界体系随之陷入了现代世界体系历史上范围最广、持续时间最长的投机泡沫以及最大水平的多重债务之中。

1945年至1970年左右这段时间也是美国霸权在世界体系中的全盛时期。一旦美国与另一个军事强国苏联达成协议（“雅尔塔协定”），美国霸权基本上就是不受挑战的了。但是，一旦地缘政治的准垄断地位被破坏，美国就进入了霸权衰退期，并在乔治•W．布什总统任期内从缓慢衰落升级为加速衰落。美国霸权比起以前的那些霸权国家更为广泛和全面，因此它的全面衰退也将是最快速和最彻底的。

还需要将1968年世界革命的因素放进这一形势之中，它实际上发生在1966年至1970年之间，并在泛欧世界（“西方”）、社会主义阵营（“东方”）以及第三世界（“南方”）等当时世界体系所有三大主要的地缘政治区域都有发生。

这些地方的政治暴动有两个共同的特点。一是不仅谴责美国霸权，而且也谴责苏联与美国的“勾结”。二是不仅抵制占支配地位的“中间派自由主义”，而且也抵制传统的反体系运动（即“老左派”）实质上已经成为中间派自由主义化身的这一事实。

虽然1968年的那些暴动实际上并没有持续很长时间，但在政治－意识形态层面产生了两个主要的后果。第一个后果是中间派自由主义结束了它作为唯一合法的意识形态的长期统治地位（1848年至1968年），激进派和保守派自由主义都重新恢复了它们在世界体系中作为具有自主意识形态的异议者角色。

第二个后果就是，老左派曾自称是代表左派的主要的政治行为者，而所有其他运动都必须从属于它，这一权利的合法性也被终结了。所谓的被遗忘的人们（妇女，民族／种族／宗教方面的“少数群体”，“土著”民族，非异性恋的性倾向者）以及那些关心生态或和平问题的人士，宣称他们有权要求被看作是和传统反体系运动的历史主体处于平等地位的主要行为者。他们明确抵制传统运动对他们的政治活动的控制权，并在要求自主权方面获得成功。1968年以后，老左派运动同意了他们要求平等地位的政治诉求，而没有把他们的要求推延到将来的革命成功后的时期再实现。

1968年之后的25年里在政治上所发生的事情是，恢复元气的世界右派宣称它比支离破碎的世界左派更有效。由里根的共和派和撒切尔夫人的保守派领导的世界右派改变了世界话语和政治优先项。

时髦术语“全球化”取代了以前的流行语“发展”。所谓的“华盛顿共识”鼓吹国有生产性企业私有化，减少政府开支，开放边境以使商品和资本不受控制地进入，以及出口导向的生产。其主要目标是逆转在康德拉季耶夫周期A阶段下层人民所获得的所有收益。世界右派试图减少所有主要的生产成本，摧毁各种模式的福利国家，并减缓美国霸权在世界体系中的衰落。

撒切尔夫人创造出了“别无选择”的口号。为了确保“别无选择”的局面，由美国财政部支持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迫使处于预算危机中的国家遵守其严厉的新自由主义条件，并把这作为得到财政援助的前提。

这些严厉的策略实施了约20年，导致了老左派领导的制度的崩溃，或者使老左派政党转而信奉以市场为主导的学说。但是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出现了大量反对“华盛顿共识”的人民抵抗运动，其中三个主要的契机是1994年1月1日恰帕斯省的新萨帕塔起义；在世贸组织西雅图会议期间举行的示威，使针对知识产权制定全球性约束条件的企图成为泡影；2001年世界社会论坛在阿雷格里港的成立。

1997年亚洲债务危机和2008年美国房地产泡沫的破灭使我们对目前所谓的世界体系金融危机进行公开讨论，实际上它不过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一系列债务危机中的倒数两场泡沫而已。

第四个前提是对当前世界体系在结构性危机中所发生事情的描述。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世界体系就已经陷入这场危机之中，并可能将一直持续到2050年左右。结构性危机的一个主要特点是混乱。混乱不是完全偶然发生的，它是所有历史体系参数快速和不断波动的一种状态。这不仅包括世界经济、国家间体系、文化－意识形态潮流，而且还包括生活资源的可获得性、气候条件和流行病。

当前形势不断的、比较快速的变化使国家、企业、社会团体和家庭即使做短期预测都很成问题。这种不确定性使得生产商对于生产什么非常谨慎，因为他们远远不能确定他们的产品是否有买主。这是一个恶性循环，因为减产意味着减少就业，这又意味着生产商有较少的客户。货币汇率的急剧变化加剧了这种不确定性。

市场投机是那些掌握资源的人的最佳选择。但是，即使投机也需要有一定程度的短期保证，以把风险降低到可控制的范围内。随着风险程度的增加，投机中偶尔有大赢家，但主要是大输家。

不确定性促使民意不仅要求贸易保护主义，而且还要搜寻替罪羊以及真正的奸商。民众的不安决定了政治行动者的行为，把他们推向所谓的极端主义立场。极端主义的抬头把国家和世界的政治局势推入僵局。

处在危机中的特定国家或整个世界体系有时会得到暂时缓解，但这些缓解时刻也会被迅速破坏。其中破坏这些缓解时刻的因素之一包括能源、食品、水、可呼吸的空气在内的所有生产、日常生活方面的基本投入的成本急剧上升，此外，防止或至少减少气候变化和流行病带来的损失的资金也不足。

最后，所谓的金砖四国（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的部分人口生活水平的显著提高分散了剩余价值，减少了世界人口中少数上层人士的所得，这实际上使资本家的资本积累问题变得复杂化了。所谓的新兴经济体的发展实际上加重了现有世界资源的紧张，从而也加剧了这些国家的有效需求问题，威胁到它们近一、二十年保持经济增长的能力。

达沃斯与阿雷格里港

总而言之，这不是一幅美好的图景，并引出了这样的政治问题：在这种形势下我们能做什么？但是更首要的问题是，谁是政治斗争的行为者？在结构性危机中，唯一可以肯定的是，现存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将无法继续存在。不可能确知的是后继体系将是什么样的。你可以设想这是一场被我称为“达沃斯精神”和“阿雷格里港精神”的两大集团之间的斗争。

这两个集团的目标是完全相反的。“达沃斯精神”的支持者希望有一个不同的体系，一个“非资本主义”的，但仍保留等级制、剥削和两极分化等现有体系三个基本特征的体系。“阿雷格里港精神”的支持者希望有一个迄今为止从未存在过的体系，一个相对民主和相对平等的体系。我之所以把这两种主张称为“精神”，是因为这场斗争的任何一方都没有中央机构，而且每种倾向的支持者的内部都因为他们的战略深深地分裂了。

达沃斯精神的支持者分裂成了两派，一派建议使用铁腕手段以图粉碎各级对手，一派希望拉拢由貌似进步的人士转化而来的支持者（诸如“绿色资本主义”或“扶贫”组织）。

阿雷格里港精神的支持者们也分裂了。其中一些人希望采取的战略和希望重建的世界在组织上是水平的、分散的，并且主张把群体的权利和个人的权利都看作是未来世界体系的永久性特征。另一些人再次试图创建一个新国际，它的结构是垂直的，长期目标是均质的。

这是一个令人困惑的政治图景，大部分的政治机构以及反映它们观念的媒体、专家和学术界仍然坚持认为，基本上平衡的资本主义体系的困难是暂时的，这一事实使问题更为复杂化。它造成的困惑使人们很难讨论真正的问题，但是我们必须讨论。

我认为区分短期的政治行动和中期的政治行动是很重要的，短期即至多未来三至五年，中期行动则旨在使阿雷格里港精神能够在这场为了“从混乱中集体选择新秩序”的斗争中获胜。

在短期内，人们优先考虑的是使痛苦最小化。无秩序的波动给世界体系的所有弱国、弱势群体、弱势家庭造成了巨大的痛苦。债务日益增多，越来越缺乏财政资源的世界各国政府都在不断作出各种选择。在削减收入分配时如何保证最弱的一方下降最少而最强的一方下降最多而进行的斗争是一场持久战。在短期内，斗争总是要求左翼力量两害相权取其轻，而不管这多么令人厌恶。当然，人们可以一直辩论在特定情况下什么是两害取其轻，但是在短期内除这个选择外别无选择。否则，痛苦将会最大化而不是最小化。

中期的选择则完全相反。达沃斯精神和阿雷格里港精神之间没有折中办法，没有任何妥协。要么我们将有一个更美好的、相对民主和相对平等的世界体系，要么我们将有一个很坏而且很可能更糟的世界体系。为这个选择而制定的战略是在任何地方任何时刻以任何方式争取得到支持。我看到的是一个有可能使我们朝着正确方向前进的诸多策略的大杂烩。

首先在讨论中要把重点放在严肃理智的分析上——这个讨论不只是由知识分子开展的，而是涉及整个世界的人。它一定是一场由那些被阿雷格里港精神（不管他们怎样定义它）鼓舞的人的开放精神所推动的讨论。这似乎是推荐了一剂止痛药，但事实是，我们过去从未真正有过这种讨论，而如果没有它，我们将不能指望继续前进，更别说获胜了。

第二个策略是坚决抵制经济增长的目标，而代之以最大限度的去商品化的目标——美洲土著民族的运动称之为“美好生活”（buenvivir）。这意味着不仅要抵制过去30多年教育、医疗机构、身体、水和空气等方面日益增加的商品化冲动，而且要使农业和工业生产去商品化。如何做到这一点是不会马上明了的，而且只有通过对它进行广泛的试验我们才能知道它需要什么。

第三个方法是努力创造地方和区域的自给自足，尤其是在食品和住房这类基本的生活要素方面的自给自足。我们想要的全球化不单是劳动分工的完全一体化，而且是多个自治体的“替代全球化”，它们相互联系以求建立一个由多种现存的普遍主义组成的“一般普遍主义”。我们必须削弱凌驾于他人之上的特殊普遍主义的狭隘主张。

第四点直接来自自治权的重要性。我们必须争取立即结束任何人在任何地方基于任何理由建立的外国军事基地。美国拥有最广泛的基地，但它不是唯一有这样的基地的国家。当然，基地的减少也使我们能减少用在军事机器、装备、人员方面的世界资源，并能够更好地分配利用这些资源。

第五个策略是赞同地方自治，积极寻求结束性别、种族、民族、宗教、性行为等主要方面以及其他方面的社会不平等。这是目前世界左派的虔诚之举，但它一直是我们所有人真正优先考虑的事情吗？我不认为如此。

当然，如果不可挽回的气候变化、大范围的流行病、核战争这三个正在迫近的超级灾难中的任何一个在此期间发生，我们就不能期望2050年左右会出现一个更美好的世界体系。

我为世界左派、阿雷格里港精神的支持者制定的在未来30到50年内将要采取的一系列策略是幼稚的、不可实现的吗？我不认为如此。体系性危机表现出来的一个鼓舞人心的特点是，它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主体的活力，我们称之为“自由意志”。在一个正常运转的历史体系中，因为受到回归平衡的压力的影响，即使社会付出巨大的努力，其效果都是有限的。但是，当体系远离平衡时，每一点投入都会有很大影响，而我们的全部投入累加起来就足以使集体“选择”的平衡在分叉处倾斜。

本文原载《国外理论动态》2011年第9期，译者为刘海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