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08-17 薛翠 乡村建设研究

内容提要：巴西沿袭殖民庄园经济制度，土地财产高度集中，历来土地冲突频发，催生以土地改革为抗争目标的组织。巴西城市化率几近85%，但近年出现去工业(de-industrialization)现象，失业率上升，而农村土地又被大地主、财团与跨国公司垄断，形成排斥劳动的高度机械化农业。因此，城市贫民或者无地农民陷入困境，进退两难。本文以巴西无地农民运动(Movimento Dos Trabalhadores Rurais Sem Terra，简称MST）为个案，论证其采取非暴力改良手段，从占领土地入手，逐步推动社会改革。MST诞生于1984年，领导逾2,500宗的土地占领，约37万农户受惠。MST在占领土地之后，组织农民改善民生，盖学校和诊所，争取农业贷款，促进农业生产，建立合作社，举办文化活动等。 

关键词：巴西，农民运动，土地改革，占领土地，合作社

MST标志[1]

巴西无地农民运动之歌 

(Hino do MST)

词：波戈(Ademar Bogo)

曲：奥利维拉(Willy C. de Oliveira)

来吧，编织我们的自由

双臂使劲开垦大地

在勇气的庇佑下

展开我们的抗争

与弟兄姐妹在那土地上并肩耕作

来吧，举起拳头斗争

以群众力量建设未来

我们的故土永恒强大

由人民力量创造

举起双臂，挥写我们的历史

使劲消灭那些压迫者

竖起那鲜明的旗帜

唤醒那沉睡的故土

明天的成果属于我们劳动者！

我们的力量从火焰中释放

胜利的渴望终将实现

坚定地打拼斗争

自由故土，工人与农民

我们引路之星终将获胜

引言

1980-1990新自由主义风行，拉丁美洲陷入现代化的沼泽，促成左翼成功动员群众，通过选举上台执政，形成‘拉美向左转”现象，像1998年委内瑞拉社会主义统一党查伟斯、2002年巴西劳工党卢拉、2006年玻利维亚社会主义前进党莫拉莱斯、2006年厄瓜多尔主权祖国联盟科雷亚等。 

2001年12月，跨国银行控股公司集团高盛(Goldman Sachs)首席经济学家吉姆奥尼尔(Jim O’Neil)首次提出BRIC(金砖四国，即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巴西是唯一的南美洲国家。

2002年巴西劳工党卢拉上台，既亲民生又亲资本，既出席世界社会论坛，也参加世界经济论坛。卢拉政府虽然推出亲民生政策，像零饥饿、家庭津贴计划等，民望高升，但10年过去，巴西重蹈覆辙，重拾殖民经济模式，一是土地财产依然被垄断，同时出现再度出口初级商品化(re-primarization)与去工业化(de-industrialization)的现象，二是受制于外围资本的操纵，外资大进大出，沦为国际金融资本投机炒作的“21世纪世界粮仓”。[2]

“耕者有其田”仍然成为很多发展中国家的社会运动中的重要议题，也是赤贫人民容易被动员起来，表达对社会正义和经济理性的诉求。20世纪成功的土地改革乃暴力革命的产物之一。但是，新近的土地斗争的方式已出现变化: 一，非暴力手段；二，土地不是唯一的目标。本文以巴西无地农民运动为例，论述其采取非暴力改良手段，从占领土地开始，改善人与土地的关系，最终达至建设新社会。

一、土地高度集中

巴西乃拉丁美洲第一大国，国土面积超过8百50万平方公里，行政地区分为26 个州及1个联邦地区。巴西人口约1.9亿人，白种人占53.8%，黑白混血种人占39.1%，黑种人占6.2%，黄种人占0.5%，印第安人占0.4%。73.8%的居民信奉天主教。根据2010年人口统计，城市人口高达84.35%；农村人口仅有15.65% 。巴西地大物博，但是贫富悬殊，贫困家庭 (每日少于2美元)有1千1百万户 (约4千6百万人), 占巴西总人口24.9% ；而赤贫家庭高达4百50万户。

巴西土著乃印地安人。1500年，葡萄牙航海家佩德罗.阿尔瓦雷斯.卡布拉尔(1467-1520)抵达巴西东北部巴伊亚海岸，从此巴西沦为葡萄牙殖民地。1534-1536年，葡王室将葡属美洲划分为12个管区,分封给皇室成员、显贵、富商和其他权势人物。管区享受高度的自主权，其中包括分配土地权，从而产生了巴西历史上所谓的份地制(capitanias hereditárias)。[3]1530-1540年：第一批黑人奴隶被运往巴西。1822年9月7日，巴西帝国独立。1888年，废除奴隶制。直到1988年，宪法才承认印第安人的社会组织、语言、信仰和传统，并保证他们拥有生存和土地的权利。

巴西经济发展的轨迹与殖民地历史密不可分。在殖民时代，巴西的经济结构由殖民主欧洲商业资本所控制，其有三大特征：(1)前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奴隶)；(2)为城市提供极为专门化的物产(单一文化)；(3)广博土地被掠夺而高度集中(大庄园)。16世纪至19世纪，巴西经济乃依靠奴隶，生产初级产品像甘蔗、棉花、烟草、咖啡等，最初输往欧洲市场，后来就是美国。独立之后，巴西继续以出口初级商品经济为主，直到1930年代推行进口替代的工业化。[4]

几个世纪以来，巴西的基础乃大土地财产制度。大多数人很难获得土地，中产阶级乃至农村无产阶级都无法进入土地市场，由此造成社会严重不平等。1850 年土地法乃土地私有法，法律规定土地凡是无人占领，即属当局政府，导致伪造土地契约文件增多。此法目的乃阻挠已获得自由的奴隶获得土地，不威胁大庄园主的精英阶层的利益。到现在，土地垄断依然存在。[5]

卢拉(Luis Inácio Lula da Silva)竞选总统之前，曾经批评当局无视土地高度集中的问题：“国家不论大小，都不会让任何人拥有超过2百万公顷土地！全世界都不会这样无理！唯有巴西。因为我们的总统懦弱无能，端赖农村右翼小圈子几张选票。”[6]

但是，卢拉上台后，土地改革的步伐没有加快，反而，土地渐趋集中。根据特谢拉(Gerson Teixeira) <巴西土地财产集中变迁(2003-2010)>(图1)，从2003到2010年，大型农场的面积从214,843,865公顷增加到318,904,739公顷，占全部面积从51.3%增加到55.8%，同期增幅高达48.4%。同时，虽然小型农场的面积由3千8百90万公顷增加到4千6百60万公顷，中型农场也从8千8百10万公顷增加到1亿1千3百80万公顷，可是，两者占全部面积的百分比却低于大型农场。

2009年，拥有1,000公顷或以上的地主，只占人口的0.9%，但土地面积却占44.42%，相反，拥有10公顷或以下的地主，他们的土地面积仅占2.36%。定居区的贷款从2008年16亿雷亚尔减至2011年900亿雷亚尔；土地改革经费预算也由2005年19亿2千万雷亚尔减至2011年4亿8千2百万雷亚尔，而实际上只有3千万雷亚尔真正到位。[7]

跨国农粮企业瞄准巴西丰沛的土地资源，整片购地种植生物燃料与粮食，或者挖掘矿产，土地面积渐次高度集中，使小农为本的土地改革更加举步艰难。从2000年到2009年，巴西初级商品的出口贸易从2.77%增加到4.66%[8]。近年巴西经济模式沦为再次以初级商品为出口导向，与以前殖民时代靠单一经济作物出口无异。根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世界投资报告2011概述》，2010 年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区域的外国直接投资上升了13%。南美涨幅最大，达到56%，巴西的表现尤为突出。

巴西以初级商品为出口导向，同时伴随去工业化的危机。2012年3月6日，巴西地理统计局宣布，巴西2011年经济增长2.7％，但工业仅增长了1.6％。７日，该机构又宣布，继去年第四季度下滑0.4％后，今年１月巴西工业大幅下降2.1％。巴西全国工业联合会表示，受外部需求减少和本币升值的影响，巴西工业生产近来遭遇严重困难。[9]换言之，巴西去工业化，加入全球经济格局的代价，就是维持甚至扩张原来的大型土地财产制度，再次以初级商品为出口导向。[10]

图1   巴西土地财产集中变迁(2003-2010)

来源: 巴西土地改革和垦殖局(Instituto Nacional de Colonizção e Reforma Agrária, INCRA) 注册处 – 根据土地财产所有者申报材料 及土地法( Lei Agrária/93).土地财产分类计算方法:微小型土地财产:1 类别以下 (面积达至 14公顷)小型土地财产:1 -- 3 类别 (面积达至 66公顷)中型土地财产:3 -- 5 类别 (面积达至 300公顷)大型土地财产: 5 类别以上 (面积达至 2.440公顷)

巴西的土地制度一直成为社会不稳定的根源，而土地改革迄今如空中楼阁。MST领袖施特得理(João Pedro Stédile)批评：“经典的土地改革，即北半球工业化程度最高的国家推行的土地改革，乃根据工业化为国家发展的政治计划而将土地财产民主化，以及开创国内市场。巴西却没有这规划，不是行不通，而是巴西工业资本家压根儿没有想到国家发展计划。很不幸，他们想不到。”[11]

他分析现在巴西社会把不同的土地改革的概念混淆了。第一种，由资产阶级控制的工业政府在日本、台湾、韩国、欧洲等地方所推行的经典资本主义的土地改革，基本上把大规模的土地财产分析崩解，只不过是资本主义在19世纪与二次世界大战之间进入农业所遗留的问题。巴西政府使用这个概念但却从不实行。

第二种是由政府施行的农村居留政策，即政府认识到有些无地农民占领土地乃至居留下来，政府宁可购买或者充公土地，让那些无地农民接管土地，致使冲突不会越演越烈而令政府头痛不已。他认为巴西几任政府仅仅实施居留政策，并非真正的土地改革。[12]

二、二次大战后的农民运动

1950-1964年间，巴西有三个重要的农民组织争取土地改革：农民同盟 (Ligas Camponesas), 巴西农民与农业工人工会(União de Lavradores e Trabalhadores Agrícolas do Brasil, ULTABS), 无地农人运动(Movimento dos Agricultores Sem Terra, MASTER)。

农民同盟(Ligas Camponesas)是第一个最具有广泛组织基础的农村社会运动，座右铭为‘土地改革，不依法律就使手段’(Reforma Agrária, Na Lei Ou Na Marra)。其前身乃 ‘丧事扶助会’(Sociedade Beneficiente de Defuntos)。农民同盟将当时在巴西东北部反抗大地主大规模扩张与剥削的佃农、小农、庄园工人等的斗争组织起来。运动起于1954年，在伯南布哥州(Pernambuco) 加利利亚(Galiléia)甘蔗庄园，成立了伯南布哥州农民与牧民乡会(Sociedade Agrícola de Plantadores e Pecuaristas de Pernambuco)，其宗旨乃互助，建立学校，成立丧葬扶助基金，提供农具与种子，甚至从政府机构获得技术上的帮助。在巴西共产党的扶持下，运动覆盖整个东北乃至全国，成为巴西第一个争取土改运动。1964年发生军事政变，镇压运动，其领袖不是流亡海外就是被杀掉。

当瓦加斯政府(Getúlio Vargas, 1930-1945)倒下，很多农民开始组织起来，包括小土地拥有者、佃农、占地者、meeiros (把一半的收成给地主的佃农，拒绝雇佣工资制度)。农民组织遍布全国各州，并且获得巴西共产党的支持。1947年，杜特拉政府(Eurico Gaspar Dutra, 1946–1951)宣布巴西共产党非法，农民同盟被残酷打压。7年之后，他们在伯南布哥州再出现，领袖是巴西社会主义党副主席朱利奥(Francisco Julião)律师，从此农民同盟遍布巴西东北部乃至其他地区。1962年，他们已经在13个州有分支，并且举办几次会议。农民同盟的意识形态与政治影响来自不同的左翼政党与组织。农民同盟接管数个蔗糖作坊，又施展政治影响力，使进步的亚拉俄斯(Miguel Arraes) 当上伯南布哥州长，再者，持续地动员群众对政府施压，要求推行土地改革法，因此，声名大噪。同时，那些大地主反扑，把农民同盟赶尽杀绝，有数名农民死于冲突之中。1962年，全国最大的帕拉伊巴(Sape)农民协会创办人特谢拉(João Pedro Texeira)被杀害。农民同盟无疑是当时最激进的争取土地改革的群众运动，他们反抗地主的驱赶以及占领土地，而天主教教会和巴西共产党则仍然认为土地改革可以分阶段进行，其中包括赔偿及买卖业权。农民同盟有一部分成员尝试组成游击队，有些被抓进牢狱，军队逐一驱赶各地分支，1964年军事政变后，农民同盟终告消失。[13]

无地农人运动(MASTER)兴起于1960年代。南大河州(Rio Grande do Sul)有一块1,600公顷的土地住上300名寮屋居民，后来地主把一名居民驱赶，结果所有居民都组织起来，成为无地农人运动第一批核心小组。1962年，那些居民展开了以后贯常的斗争方式:在非生产的、大规模的土地财产的边上扎营。营地如雨后春笋，都是由被驱逐的居民建立的，要求接管那些土地产权模糊的土地。1963年之前，无地农人运动一直得到州长布里佐拉(Leonel Brizola)支持，直到1964年被军队镇压。[14]

1954年，在巴西共产党的指导下，巴西农民与农业工人工会(ULTAB)成立于圣保罗市，目的是统筹已存在的农民协会，并且把农村的斗争与城市工人团结起来。1961年，由于通过了工会合法条文，因此很多组织共同成立农村工人工会(Sindicato dos Trabalhadores Rurais)，但其目标只为种田，而且日趋制度化与官僚。[15]

三、土地抗争继承者

1984年1月，巴拉那州(Paraná)卡斯卡韦尔市(Cascavel)，无地农民自发组织，界定目的是：土地改革及建设“公正、平等、有别于资本主义的”新社会。成员包括无地农民、小农(没有正式法律契约)、受薪的农业工人。根据哈内克(Marta Harnecker)的说法，所谓 “无地”农民包括：

(1)收成佃农(sharecroppers)，一家同住，并且耕作于别人的土地上。地主出租土地，有时包括种子与肥料，收成由地主与佃农分享。如果收成各占一半，那么佃农就称为meeiro。

(2)租地佃农(tenants)：不依据收成而给予固定的土地租金，折现或者均可。

(3)占地农民(occupants)：占领政府或者产权不明的撂荒的土地，定居开垦。

(4)日薪农业工人(rural day labors)：给地主干活，赚取工资。

(5)小农场主(small agricultural owners)：拥有不超过5公顷的土地，但收成不足以养活全家。

(6)小农场主的子女：父母的土地已不够分，一旦成家便“无地”。[16]

1985年1月，巴拉那州首府库里提巴市(Curitiba)，MST宣布正式成立，召开第一届无地农民运动大会，有1,500位来自全国各大州的代表。宣言直斥军人政权颁布的土地法是属于资本家的，利于土地财产之集中。

施特得理指出，MST是农民同盟(Ligas Camponesas)的继承者，但面对不同时代的挑战。当今资本主义农业的状况与1960年代全完不一样。MST争取土改必须避免像经典的资本主义土改过于简约，仅仅将大片土地分配，并且鼓励生产。务必有新的认识与斗争：在不同的社会基础上重新组织，让人民参与农工业发展的决策，人人都得到正规教育，重新组织城市空间，创造农城(agro-cities)，既有电力供应，也举办社区活动，重新改造那些完全依赖跨国公司的技术，迫使人民吃下有毒的农产品以及使用农业机械，均对巴西造成严重破坏。

他还指出，当今土地改革的挑战就是：唯有改变以出口初级商品为主的经济制度，才能在政治上实现土地改革。MST所处的历史境况一直伴随着废除奴隶的斗争。当年反对奴隶制的农村寡头集团，就是今天大地主的祖父辈。

MST的土地改革方案要求重新组织巴西农业的生产方式。MST鼓励不同的组织方式，比如开垦耕地、集体农场、家庭农业等。MST唯一反对的是大规模的、不生产的土地财权，以及那些靠出租土地赚钱的大地主。施特得理进一步阐释：MST的目标就是重新改造巴西经济基础与社会组织，让所有巴西人能够就业、上学、有房子、有得吃、身体健康、有娱乐与文化活动。[17]

四、MST斗争过程[18]

施特得理分析，MST的诞生有三个客观条件。第一，1950年由总统库比契克(Kubitschek)推行的工业化，到了1970年代因经济危机而受阻。农民进城但找不到工作，不得不回农村谋生。第二，受解放神学影响的“土地牧民委员会”(Comissão Pastoral da Terra, CPT)成立于1975年，协助农民自我组织。以前，布道词是这样的：“不要担心，你将在天国得到土地。”现在是：“由于你在天国已有土地，让我们为现世也得到土地而斗争吧！”第三，1970年代反对军事独裁的社会气氛越来越浓厚。

 从1978年开始，城市爆发大罢工；农村则接连爆发土地占领事件。“土地牧民委员会”开始召集各地领袖开会。1984年1月，巴拉那州卡斯卡韦尔市召开全国会议，最后决定建立MST。每次占领土地，媒体就会说：“无地又来了”，于是顺势命名组织为“无地农民运动”。

一般来说，MST积极分子首先向无地农民解释：1988年宪法规定政府有义务没收大片撂荒的土地，并且分配给无地农民。农民参加讨论，最后认识到：只有一个办法能迫使政府没收大片撂荒的土地，就是农民自己组织起来，接管土地。每当MST发起土地占领运动，尽量动员所有人参加：父亲、母亲、儿子、女儿、老人、孩子等。

占领土地一般需要准备三、四个月，每15-20人组成一个小组。每个小组派代表一同去侦察地形，寻找水源和树林。每个小组雇一辆卡车，凑钱购买生活物资。小组代表召开会议，秘密商定占领土地的日期。到了约定的夜晚，所有人带上行李，坐上卡车, 到了目的地便开始扎营。第二天，媒体争相报道，地主向当局申诉，要求驱逐土地占领者。MST律师立刻赶到现场，据理力争：任由土地撂荒，即违反宪法。如果警察来驱逐，MST避免暴力冲突，离开转移，然后商量下一步策略。

MST领导的最大规模的占领土地运动是1996年巴拉那州贾克梅蒂大庄园(Fazenda Giacometti)。那块土地有8万公顷，横跨三个市，非常肥沃。MST决定在公路边驻扎，吸引更多的人加入。到了占领土地那个晚上，所有人在夜里徒步21千米。到达目的地时，天亮了，警察赶来。由于人数高达一万名，警察唯有帮助队伍沿着公路走，避免出车祸。

参加土地占领者费用自理。每一个参与占领土地的家庭需要准备帐篷和食物。占领土地之后，农民通常都答应将营地产出的2%交给MST，用来组织运动和培训积极分子。有时农民会说：“我们不能给你2%，我们拼死干活仅能糊口，但是，我们可以送出两个人，帮助别的无地农民。”政府给无地农民颁发合法的土地证明之后，MST接着争取基本需要：住房、水电、学校、诊所等。

巴西全国有27个州，MST活跃于23个州，大约有2万名骨干。领导集体由15-21人组成。每两年举行一次全国会议，选举全国委员会。每五年举行一次全国代表大会。2000年8月，在首都巴西利亚举行的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共有11,750名代表参会。

根据统计，1988－2009年，有8,128宗占领土地，超过1百万农户参与，其中大多数是由MST组织的。

五、与左翼政党关系

MST自称为“人民群众运动”(a mass movement of the people)，经常强调独立于教会与政党以外。MST积极与其他工人组织合作，例如全国反对农村暴力论坛，1987-88年，共同建立人民制宪大会(Constituent Assembly)。1987年，共同游行到巴西利亚，尽管那次游行命名为无地农民之长征，但MST只有1,500人。1997年4月的大游行，所有巴西工人和整个社会都反对新自由主义计划的大游行。参加者包括CUT工会份子、学生联会(União Nacional dos Estudantes)、教会、人民运动联会等。[19]

MST和劳工党(Partido dos Trabalhadores , PT)诞生于同一时期，MST，1984年，劳工党则是1980年。农村有很多劳工党积极分子帮助MST，反之亦然。MST大部分积极分子，一般都选择劳工党。MST独立于劳工党，但是在选举期间，基本上支持劳工党，就像前总统卢拉(Luiz Inácio Lula da Silva)和现任总统罗塞夫(Dilma Rouseff)。但是，MST既是劳工党的盟友，也是谏友，常常批评政府土地改革及环境保护政策。

举例，2012年1月26日，愉港(Porto Alegre)举行专题社会论坛(Thematic Social Forum)，巴西总统罗塞夫(Dilma Rouseff)与民间社会代表会谈，MST代表施特得理作为劳工党的諌友，发表以下意见：

以农村社会运动之名，我首先感谢我们的总统选择愉港而不选择达沃斯。你的到来振奋人心。但是，我在这里的责职却是，以农村社会运动之名──但不代表所有组织──在这开放坦然的对话中，推动一些建议。

 我承诺不谈土地改革，因为土地改革已经瘫痪了，尽管现在仍然有18万户无地农民在高速公路旁边驻扎营地，他们需要至少是人道主义的救助。可是，这里的主题是里约 + 20，我们MST内部也讨论，正如我们从社会主义者与基督徒的斗争传统中学习，认识到最好的传道方法就是树立典范。巴西唯有树立典范，才能够带领国际朝流捍卫我们的宇宙与生物多样性。

 我们需要一项全国议程，第一我们不能够接受国会对<森林法>所作的修改。我们会公开你的电邮，让巴西人民写信请你否决<森林法>的一些部分，那是当初竞选的时候，你自己曾经承诺的，我们难以接受<森林法>的改动。

 我们不能够接受对犯下环境罪行的大地主施予特赦，正如我们不能够接受法定保护区的面积减少，即便在第四种模式。因为这等于开绿灯任由国际资本继续在塞拉多与亚马逊砍伐森林。我们的政策是零砍伐，希望你会同意。没必要继续为了增加粮食产量而多砍伐一棵树，包括条件好一些的地区。

 第二，我们需要大规模的全国小农户植树项目，并由妇女掌管──因为巴西现在由妇女领导──每一户能够重新种植树林两公顷。这是小钱。国家发展银行(Banco National de Desenvolvimento, BNDES)却给那些公司太多钱，即便破产也资助像美国在线(America Online)等公司。为什么不给小农户一些钱为国家重新植林?那将是对人类的贡献。

 第三，我们急需一项推动生态农业的全国项目。一项能够恢复健康的农业的公共政策，种植粮食但没有放毒。我们越是往农作物投放大量的农药，那么得癌症的机会就越高。我们必须生产健康的粮食，为此，生态农业技术是最值得推荐的，可是，政府没行动，我们需要扶持与鼓动生态农业的公共政策。

 第四，国家水利部门宣布会灌溉东北20万公顷的土地。消息好极了。但是，南方企业库特里(Cutrale)也会到那里去。总统女士，这是耻辱。我们请求你，以东北人民之名，将这20万公顷的土地分给农户，建立定居区。以每家2公顷计算，你便可以让东北10万农户把家安在靠近水源的地方，并且解决三大难题：粮食、水源与就业。你没必要引进南方企业，否则，我们将会占领他们的土地。

第五，我们不能够接受外国政府给亚马逊基金会（Amazonia Fund）的7亿美元押放在BNDES，却因为BNDES破产，只有其中10%的钱可以动用。而在23个项目当中，大部分的钱都给了亚马逊州、朗多尼亚州(Rondônia)、马卡帕州(Amapa)等地方政府。这笔钱的目的是恢复亚马逊生态环境，是公益项目，不是给政府的。政府有其他机制。

 最后，我们不能够一边召开环保会议，而另一边却让我们的古兰尼-卡奥华(Guarani-Kaiowa)土著逐渐死亡。这是一点都不光彩。我们不能够接受粮农企业继续灭绝土著，他们才是生物多样性与大地的守护者。你惟有帮助南马托格罗索州(Mato Gross do Sul) 古兰尼-卡奥华土著，你才能上天堂。现在假如你不去解决，那么就没必要高谈生物多样性或者签署文件。非洲后裔社区也一样，过去2年，巴西土地改革和垦殖局并没有将非洲后裔地区合法化。我们国家是靠奴隶而建立起来，这是最大的社会债务，而现在我们却不能够承认这样的地区? 我们必须捍卫将非洲后裔地区合法化的法律。[20]

六、农民的千禧年主义

劳尔(Michael Löwy)分析巴西无地农民运动的社会宗教的根源，引用英国历史学家霍布斯邦(Eric Hobsbawm)对19世纪意大利西西里农民联盟 (The Sicilian Peasant Leagues of 1891-1894)领导的社会主义运动的分析，劳尔认为可以一字不差套用在土地牧民委员会及MST。

霍布斯邦指出，对传统农村社会来说，资本主义的闯入、经济的自由主义的引入、重商的社会关系都代表真实的灾难，是撕裂与扭曲农村社会的真正的社会催化剂。现代资本主义世界的到来，不管过程是威逼利诱，经由农民不懂的经济力量所驱动，或者是残暴地侵袭，经由征服或者政府之变更，农民都视如侵略，摧毁了他们的生活方式。农民往往采用千禧年主义的形式，群起反对这种逼使他们经验难以承受的不公义的新秩序。

霍布斯邦续说，在意大利西西里农民的眼里，原来的宗教已被教士出卖，变成富人的宗教。而西西里农民联盟所倡导的社会主义却是新的宗教，真正的基督宗教，宣布了新的世界、新的公义的国度即将降临，遵奉上帝的旨意，没有贫穷、饥饿、严寒。农民因着这种基督救世信念而加入，他们在集会和游行中使用十字架和神圣的图像。联盟有些宣言充满基督救世的味道：“耶稣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者，他想的正正是联盟所要求的。”

霍布斯邦进一步分析，“他们原始的千禧主义的激情被转化为更耐久的忠诚：对现代社会革命运动的永久而有组织的忠诚”。这种变化并非简单地“现代”替代“古老”，却是前者与后者的“变证的结合”：西西里的经验说明千禧主义不必成为暂时的现象，但在有利的条件下，能够成为永久的、超级顽强的反抗运动的形式。[21]

到了20世纪，西西里农民联盟换上巴西天主教会的土地牧民委员会，受到基督教义与社会主义理论结合的新形式所启发：解放神学。

七、土地牧民委员会

1950年代以来，巴西资本主义发展迅速发展，城市化和工业化的激烈程度以及资本主义在农村地区扩展的迅速，使社会矛盾恶化，例如农民被赶走，城市出现贫民窟等，促进解放神学的出现。土地牧民委员会)成立于1975年，成员包括神职人员像神父和教主、神学家、圣经研究专家、社会学家等，还有农村的普通信徒。CPT最初成立于巴西北部亚马逊州与东北地区，CPT直接隶属于巴西主教全国议会，后来慢慢扩散到全国。CPT关注农村不合理的土地分配与由此引起的暴力事件，目的是扶持工人与农民自我组织起来，使其行使基本权益像土地、自由、公正；透过真正的土地改革建设真正的民主，乃至尊重自然环境。1991年，与MST同获被喻为另类诺贝尔奖“优秀民生奖”(Right Livelihood Award)。

劳尔认为，CPT与传统教会的分别有两大特点：一是具有马克思主义的现代社会分析；二是穷人不再是行善发慈悲的对象，而是寻找解放与书写历史的主角。他分析，CPT或者解放神学的千禧主义，体现在“神的王国”(Kingdom of God)的社会宗教的乌托邦，并非投射到另一个超越世俗的世界，而是就在当下的土地上建立一个以博爱、公义、自由为基础的新社会。不过，与传统的千禧主义不同，这“王国”并非即将降临，而是迈向应许之地(Promised Land)长征(caminhada)的结果，以圣经出埃及记(Exodus)为模范，而当前的社会斗争在神学上可解释为预示 “王国”来临的阶段。[22]

CPT的立场与MST相似，即批判在农村引入资本主义造成严重的社会后果──失业、驱逐农民、穷人日增、大量农民离乡进城。他们同时批判军人独裁者的“现代化”政策，并且反对自1985年替代军人政权的文人政府拥护的新自由主义。圣芳济各修士戈根(Sergio Gorgen)，乃CPT在南大河州的主要组织者之一。他阐释CPT的社会角色：“CPT不是取代阶级的组织。而是尝试辅导与协助意识的提升，改善组织的形式，以科学的态度学习现实，但不是取代劳动者代表的组织。”在占领南大河州安诺尼(Annoni)地区的时候，49位进步的主教出版一份宣言，支持占地运动，但是十分强调运动的和平特性，并且婉转地警告运动，反对“爆发暴力冲突”，以免招致“血腥镇压的”后果。

不过，CPT历来却有很多神父与修女因参与土地抗争而被杀害。举例，塔互雷斯(Josimo Morais Tavares)神父出身贫寒，由母亲独立抚养。1986年5月10日，被杀于马拉尼昂州(Maranhão)因佩拉特里斯市(Imperatriz)，年仅33岁 。死前曾经担任CPT在帕拉州(Para)鹦鹉嘴区土地抗争的组织者。4月，刚刚避过暗杀，但依然履行神职，并在教区集会上说：

有人意图拿掉我这件事情，一定要置放在本地的社会脉络与土地斗争之中才能够弄明白。…大地主及其在本地的把风者，对联邦政府平分土地给寮舍农民的措施十分警惕，他们现在荷枪实弹，企图摧毁农民运动。…因此这起企图谋杀事件纯然是过去几个月我收到的数次死亡威胁之一。这些威胁出自大地主与政客的亲口之中，他们甚至在杂志上撰文威吓，在公共集会与演讲中恶言恐吓。尽管如此，我继续抗争，尝试把对和平的渴望与基督的使命结合起来，基督的使命乃建立友爱与公义的世界，摆脱贫穷与受压迫的困境。愿我的信仰由磊落的政治立场所渗透，以及由勇气所孕育，以兹证明耶稣基督之复活。[23]

新近的例子便是斯唐(Dorothy Stang)修女(1931-2005)，她为了亚马逊土著争取土地权益，后来被杀害。 她的名言：“森林之死即我们生命之终结”（A Morte da floresta é o fim da nossa vida）。

根据CPT 记录，2010-2011年上半年，有2,797宗死亡恐吓、177宗谋杀未遂和42宗谋杀，针对对象是宗教领袖、无地农民运动领袖、土著和支持者。另有165宗超过一次的死亡恐吓，及30宗谋杀未遂。

八、神秘仪式(Mística)

霍布斯邦认为，千禧主义绝对不能够被看作仅仅“穿过古老而存活”，而是以另一种形式，至今活跃于现代社会与政治运动的文化力量。“当扣紧着现代运动，千禧主义不仅在政治上有效，而且或许不失那股劲道，那股对新世界充满燃烧的信心，那股慷慨的激情，以最原始的形式体现其特征。”[24]

千禧主义，或解放神学的社会宗教的乌托邦，或多或少，可见于MST表现斗争与生活的神秘仪式:庆祝、列队、游行、唱歌、演讲等。这些仪式由MST骨干和成员共同组织，尽管事实上，大多数营地的人都比较靠近(天主教的)传统信仰──相信神圣的神秘力量──多于新式的解放神学。但是，MST 的神秘仪式呈现世俗的社会宗教文化，表现了道德上的不妥协、情感上的许诺、冒死也投身运动的忠诚、对激进的社会变革的希望。

葡萄牙作家罗得里格斯(Miguel Urbano Rodriguez)指出，有些人认为神秘仪式是带有无神论的宗教情感。得里格斯赞同哈内克所言，这是无地农民与工人在争取胜利所表达的道德力量与信念，以及团结的信念。即便他们的科学的意识形态并不巩固，但却相信社会主义是摆脱那压迫他们的资本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的社会秩序的唯一出路。MST在集体活动营造精神氛围：歌曲、戏剧、诗歌、舞蹈、影像，这些与MST的旗帜和徽号同样扮演着重要的角色。[25]

劳尔分析，MST具有固执的信念，深信有别于资本主义的新社会即将来临，但在现实的行动中有着现代理性，包括制定当下与具体的目标，与当权者角力谈判，成立能在市场上立足的农业生产合作社等，这些将乌托邦与写实主义相结合的行动，不仅让MST成为农村穷人争取激进的土地改革的、极有组织的表达形式，更加成为巴西“民间社会”(工会、教会、左翼政党、专业及学术团体等)反对资本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的力量的主要参照。

举例，1980年，南大河州，有600个无地农户，约3000人，在高速公路驻扎营地抗争。1981年6月21日，著名的卡萨达利加(Pedro Casaldáliga)主教举行弥撒，宣告支持扎营的农民，约6,000人参加弥撒，由此鼓动全国无地农民争取土地改革的决心。2009年，卡萨达利加主教为MST谱写诗歌《大地主之告白》 (Confissões do Latinfúndio)，借用忏悔的大地主控诉资本主义的罪行：

经过的地方

种下

铁丝网

种下

山火

经过的地方

种下

谋杀

经过的地方

杀死

沉默的部落

血汗的庄稼

渴望土地的人

经过的地方

法律赋予一切

我甚么也没种出来 

九、合作经济

MST推动农民组织合作社，但是从来不强迫，仅是鼓励。不同的定居区因应客观条件而有不同的合作方式：自然资源、耕种方式、资本多少、距离城市远近、技术等，还有其他因素：农民的政治意识和文化传统等。合作方式如共同收割、共同购买和推销市场，甚至建立加工厂。MST成立“定居区合作社部”，负责统筹正式与非正式的合作社，并且制定MST有关成立合作社的政策。[26]

MST 协助及监督如下项目：

(1)400个生产、销售、服务联会

(2)79个农业生产与畜牧合作社

(3)50个贸易、市场与服务合作社

(4)28个技术援助合作社

(5)4个信贷合作社(民众银行)

(6)140个小型与中型农产品加工机构，产品包括: 水果、蔬菜、奶产品、谷类、肉类、糖果等

(7)PAES技术支援计划(由63位专业技术人员组成，为定居区合作社与社会企业提供技术支持)

(8) “拥抱绿色”计划，组织社会联盟，植树保护森林

(9) 环保教育倡议活动，透过植树、栽花、植林、建果园等美化定居区，其中包括 “巴西告别基因作物”、“零砍伐森林”等活动

(10) 培育 “生物-自然 ”品牌的生态农业(有机)种子

(11) 培训定居区农民另类有机农业技术

(12) 10个农业生物多样化管理示范中心

(13) 古巴锡沃内种牛项目[27]

以下介绍MST几个合作社模范。“南大河州土地改革定居区合作社中心”(Cooperativa Central dos Assentamentos de Reforma Agrária do Rio Grande do Sul，简称COCEARGS)，成立于1991年，宗旨乃组织与协助南大河州定居区合作社与合作联会，统合力量，推进城乡“团结经济”模式(economia solidária)。根据土地改革和垦殖局的研究调查，2002-2003年度与2003-2004年度，COCEARGS的生产总量超过同区的农业生产。

COCEARGS具有三大重要项目：(1)生产牛奶：采用PRV畜牧法（Pastoreio Racional Voisin，简称PRV），年产高达1亿2千6百50万升牛奶。PRV沿自法国科学家瓦桑(Andre Voisin)的理念，其著作《土地、青草与癌症》论证人必须善待土地，让青草长得好，奶牛吃得好，那么人喝上好牛奶，才有健康可言，否则癌病丛生。(2)有机稻米：COCEARGS共有630公顷土地种植有机稻米，年产4,000吨。采用水稻养鱼共生技术，并且统筹从种植、收割、打米、包装与运输等环节。(3)建房经费：建立信用合作社(cooperativas dos créditos)，统一向政府索取建房经费。2006年和2007年，获得经费建立4,223间房子。2008年，701间房子获得修缮的费用，另外888间则是全新的房子。

为了促进城乡长久互利互惠，COCEARGS早就在南大河州首府愉港（Porto Alegre）市中心的公共市场（Mercado Público）设立土地改革专门店（Loja da Reforma Agrária），销售MST合作社的品牌产品，例如COOPEROESTE生产的“Terra Viva土地万岁”牛奶、COOPAN生产的有机白米、COPAVI生产的“农民”（Camponesa）甘蔗酒（cachaça）等等。

COPAVI 全名为“胜利农牧业合作社”（COOPERATIVA DE PRODUÇÃO AGROPECUÁRIA VITÓRI A LTDA），位于巴拉那州巴拉那市圣马利定居区，成立于1993年7月10日，共23农户，人口83，占地230公顷。COPAVI实行土地共同管理与规划，分住宅区、公共活动场地（食堂、足球场、排球场、儿童游乐场等）、牧牛草场、甘蔗园区、菜地、树林等；不同工种，工资几近相同，按时间计算工资；收入约70%归个人，另外30%为集体基金。推行社区有机农业及生态牧业，生产新鲜牛奶、奶酪、蔗糖、马袋茶、蔬菜等，除了自给自足外，还供应附近市镇，最近甚至远销甘蔗酒（cachaça）到欧洲。平日早餐与午餐由公共食堂供应，晚餐及周末各家自理。经常召开会议讨论问题，例如工作组、邻里、青少年、儿童等；同时，举办集体活动，例如植树日、足球比赛、儿童节、元旦联欢会等。巴拉那州之土地改革和垦殖局（INCRA）评COPAVI 为十大定居区模范之一。

COOPERUNIÃO全名为“西部农牧业合作社联会”（COOPERATIVA DE PRODUÇÃO AGROPECUÁRIA UNIÃO DO OESTE），位于圣卡特连那州(Santa Catarina)，成立于1990年，约60农户，人口约205，占地1,200公顷。COOPERUNIÃO也实行土地共同管理与规划，每户分地盖房，设立幼儿园、小学、医疗室、足球场、待客室等。集体种植稻米、黑豆、小麦、木薯、玉米等，并且共同牧牛、养鸡、养鱼，以及发展小农工业：奶牛产品、冷藏鸡、活鲜鱼等，销售到附近市镇。每人每日工作约8小时，上下午不同工种，工资相同，按时间计算工资。社员12岁开始参加劳动，边上学边工作；有退休年龄吗？没有。经常举行社区活动，如2010年获得县政府资助，举办两天的西瓜节，入场观众上万次，还有成立文艺表演队，为老人服务等。 

十、总结

产生于1980-1990年新自由主义盛行的背景下，MST推动土地改革与家庭农业，倡导粮食主权（Food Sovereignty）。正如拉美民族英雄何塞.马蒂（José Martí）所言：不能生产自己的粮食的民族是奴隶之邦；他们没有一丁点儿自由。如果社会不能生产粮食，那么，就始终得依附他人。MST从占领土地开始，逐步建设农村社区，并且促进城乡互助互惠。纵使巴西城市率高达85%，但MST依然逆流而上，改善农村生活条件，推动小农生态农业，协助农民组织合作社等，逐渐形成乡村良治。

注释：[1]http://www.mst.org.br/inicial
[2]徐以升，‘巴西真相——为国际资本打工的净债务国’,《 第一财经研究院研究报告》，经济金融系列第28期，总第53期，2012年05月14日。[3] 张宝宇，‘巴西500年历史嬗变’，《拉美研究：追寻历史的轨迹》，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年。[4] Paulo Nakatani, Neide César Vargas, Rogério Naques Faleiros, ‘Historical Review’, E7 Brazil Report.[5] 同上。[6] Caros Amigos Magazine– November 2000[7] Paulo Nakatani, Neide César Vargas, Rogério Naques Faleiros, ‘Historical Review’, E7 Brazil Report.[8] ‘巴西2011年外贸顺差增长47.8%’, 来源：新华网, 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2-01/03/c_111359628.htm?prolongation=1[9] ‘巴西行业协会认为巴西工业会迅速复苏’, 来源：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2-03/09/c_111627032.htm?prolongation=1[10] Rogério Naques Faleiros, Paulo Nakatani, Neide César Vargas, ‘The Limits of Agrarian Reform in Brazil’, E7 Brazil Report.[11] Paulo Nakatani, Neide César Vargas, Rogério Naques Faleiros, ‘Historical Review’, E7 Brazil Report.[12] Maria Orlanda Pinassi, Fátima Cabral, Mirian Cláudia Lourenção and Laurence Hallewell (2000). An Interview with João Pedro Stédile, in Latin American Perspectives, no.27, pp46-62.[13] Marta Harnecker (2003), Landless People: Building a Social Movement, Editora: Expressão Popular.[14] Maria Orlanda Pinassi, Fátima Cabral, Mirian Cláudia Lourenção and Laurence Hallewell (2000). An Interview with João Pedro Stédile, in Latin American Perspectives, no.27, pp46-62.[15] 同上。[16] Marta Harnecker (2003), Landless People: Building a Social Movement, Editora: Expressão Popular.[17] Maria Orlanda Pinassi, Fátima Cabral, Mirian Cláudia Lourenção and Laurence Hallewell (2000). An Interview with João Pedro Stédile, in Latin American Perspectives, no.27, pp46-62.[18] <无地大军－－巴西无地运动>(Landless Battalions: The Sem Terra Movement of Brazil)若昂.佩德罗.施特得理(Joao Pedro Stedile), 弗兰西斯科.德—奥利维拉(Francisco de Oliveira)，刘元琪译, 《视界》，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5月。页126-154。[19] Maria Orlanda Pinassi, Fátima Cabral, Mirian Cláudia Lourenção and Laurence Hallewell (2000). An Interview with João Pedro Stédile, in Latin American Perspectives, no.27, pp46-62.[20] http://www.mstbrazil.org/news/statement-joao-pedro-stedile-meeting-president-dilma[21] Eric Hobsbawm, Primitive Rebels: Studies on Archaic Forms of Social Movement in the 19th and 20th Centuries (1959)[22] 同上。[23] http://walktheway.wordpress.com/tag/josimo-morais-tavares/[24] Eric Hobsbawm, Primitive Rebels: Studies on Archaic Forms of Social Movement in the 19th and 20th Centuries (1959)[25] Marta Harnecker (2003), Landless People: Building a Social Movement, Editora: Expressão Popular.[26] Maria Orlanda Pinassi, Fátima Cabral, Mirian Cláudia Lourenção and Laurence Hallewell (2000). An Interview with João Pedro Stédile, in Latin American Perspectives, no.27, pp46-62.[27] http://www.mstbrazil.org/about-mst/sectors-production作者薛翠，西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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