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NIAS之邀，我的北欧之行的第一站是丹麦的哥本哈根。NIAS是北欧亚洲研究院(Nordic Institute of Asian Studies)的简称，地处哥本哈根市东南部的Amager岛上，那里是哥本哈根大学的人文学院。但NIAS并不是哥本哈根大学的机构，而是一个由北欧五国政府资助的独立研究院。NIAS的院长Thommy Svensson教授是研究东南亚问题的人类学家，他同时还是欧洲科学基金会亚洲委员会和欧洲东南亚学会的主席，这显示了NIAS在欧洲的学术地位。

刚到丹麦时，Thommy形象地介绍说，NIAS是一个以北欧二十多所大学为基地的伞状组织，它从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的视野研究亚洲社会与文化，致力于在专门的学术分科与综合的研究之间建立某种平衡。这一点也是我最喜欢的。现代大学中的学术分科是历史的产物，许多当代问题和当代的学术已经难以在传统的分科中得到说明，近年在美国兴起的所谓“文化研究”可说是一种对于现代专门化的学术分科的反平衡。比如国内讨论的越来越多的“全球化”问题，就不可能在单一视野中解释。

说来真巧，临行前有一次与朋友讨论新马克思主义问题，他提到阿明的理论，语焉未详。此次适逢联合国主持的环境与社会发展首脑会议及非政府组织会议在哥本哈根召开，NIAS邀请与会的阿明教授演讲。他的议题从一个特殊方面涉及了所谓“全球化问题”。

萨米尔·阿明Samir Amin，埃及人，现任设在塞内加尔首都达卡的第三世界论坛研究所的领导人，以“依附理论”著称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五十年代在巴黎接受教育期间，他是来自第三世界的新一代的“批判的知识分子”之一。这些“批判的知识分子”共同创造了一个富有成果的国际氛围，自那时起，在这个氛围中已经产生了一些最杰出的法国和国际的经济学家和发展学者。

阿明的兴趣一直集中于高度发达的工业国家与“不发达国家”的关系。早在一九五七年作博士论文时，他通过积累过程的分析论及这种关系的发展，指出它日益被组织在一种全球化的网络之中。大约十年之后，随着他的著作《世界规模的积累》(L’Accumulation a L’echele Mondiale)的发表，他在发展理论研究内部，为一个全新的学派找到了基础。在这个关于全球资本积累的分析中，这一过程的前提、内容和方向被视为理解不同发展过程和南北社会结构的差异的关键性概念。

通过对“不发达国家”在世界市场中的位置的分析，阿明形成了他的“脱钩”理论(the theory of delinking)。这个理论的主要看法是，如果“不发达国家”要获得“发展”，他们就必须更加独立，并以自足为方向整合他们的经济活动。这意味着与殖民主义创造的国际劳动分工的决裂，还意味着建立以满足自己的内部需要为主要目标的社会。

我怀疑他的这个理论曾经受到毛泽东的“独立自主、自立更生”的发展理论的影响，因为他早在六十年代就到过中国。阿明在讨论中国改革的成功方面时，特别强调这个改革是以毛泽东在五十——七十年代的成就为基础的，并以此解释印度未能获得中国的发展速度的原因。

阿明的理论不仅在中国可能引来批评，即使在西方的发展研究中也是最引起争论的一部分。然而这并未削弱他的理论的重要性，因为甚至他的论敌也使用他的关键概念。他就国际危机和世界经济写下了大量论著，最新的有《欧洲中心主义》 (Eurocentrism, 1989)和《无序的帝国》(Empire of Chaos，1994)等。 阿明在NIAS的演讲题为《依附理论的状况与亚洲》(The State of Dependency Theory and Asia)，其主要的思想见于他晚近的两篇论文，一篇题为《全球两极化的未来》(The Future of Global Polar-ization)，另一篇是《重新开始发展的条件》(Conditions for re-laun-ching development)。 我自己不是经济学家，也不是国际政治学家，阿明的理论之引起我的兴趣，是因为他的论题与国内正在进行的所谓“全球化”的讨论有关，而整个的视野完全不同。换言之，我不是作为专家参与这个讨论，而是作为一个生活在这个地球上的人，作为一个关心当代社会现实的知识分子思考我们生活的境遇。这里以介绍为主，自然不是给专家看的。

据我所知，国内有关“全球化”的讨论与沃勒斯坦等西方学者的理论有关，但又很不相同。从内容上说，对全球化的讨论涉及跨国公司、国际市场和国际组织的活动及其对民族国家体系的瓦解，也涉及到信息和文化的国际化，个别社会学家则讨论了消费主义在全球化过程中的作用。在文化领域已经有人把这个全球化看作是通达“大同”世界的可能性。我甚至听到有人将全球化与康德的“永久和平”联系起来。尽管对于全球化有不同的评价，但没有人怀疑这个过程的必然性。对于中国在全球化过程中的角色，或悲观或乐观，但在确认中国必须面对并进入这个世界性的竞争体系方面则没有分歧。悲观和乐观的分歧来源于这样一种判断：中国有能力进入这个通向未来的全球历史吗？

阿明的观点完全不同。无论我们在多大程度上赞同或反对他的观点，至少我们可以说他的理论提供了看待当今世界及其发展方向的一个特殊角度。 阿明所以要讨论“依附理论”与亚洲的关系，是因为亚洲、特别是中国和东南亚的现代化经验对这个理论提出了挑战。

据我所知，依附理论是以拉美的经验为背景而产生的。在这些国家，国内资本、国家机器和国际资本构成了一种三角联合(tripple alliance)，这是因为在拉美的社会结构中，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和社会精英由同一群人构成。这些人从外国银行获得贷款，又将生产获得的钱大部存入外国银行，只有很少部分用于经济发展。当国内经济恶化，通货膨胀时，这些依靠美元生活的精英从中得到的是好处，而沉重的经济负担和还债压力最终落在百姓头上。在这个意义上，落后国家不仅在经济上不能获得发展，而且国家的自主权也受控于外国资本。也是在这个意义上，阿明认为第三世界国家的发展只有在与国际资本“脱钩”的情况下才能获得发展。

然而，在近二十年中，中国以开放的方式获得了发展，中国政府依然保持着相当的控制能力；东南亚国家也有相似的经验。作为一种普遍主义的理论模式，阿明必须在更加广泛的范围内对依附理论重新解释。他当然承认中国经验和东亚经验的特殊性，但是他并不认为依附理论就因此没有解释力。问题是如何解释新的全球关系，其中关键的问题是新的全球秩序是否提供了解决经济政治不平等的条件？所谓全球化是“全球秩序”(globle order)还是“全球失序”(globle disorder)？

阿明认为，地区间的不平衡发展是整个历史的特征，但只是到了现代，两极化才伴随着整个世界卷入资本主义过程而成为内在的特征。他将这个现代(资本主义)两极化的过程区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工业革命前的商业主义时期(一五○○——一八○○)，其特征是以大西洋为中心的商业资本的支配地位和边缘区域(美洲)的制造；第二个时期是产生于工业革命的所谓资本主义的古典模式(一八○○——二战结束)，与之相应的是两个后果：1.亚洲(日本是一个例外)、非洲以及拉丁美洲的边缘化，它们通过农业和矿业的生产而加入到全球劳动分工之中；2.以资产阶级民族国家体系为其形式的工业体系的形成。这两个方面同时说明了民族解放的意识形态的主要特点：工业化的目标成了解放、进步的同义词和“赶超”的手段；在资本主义中心启发之下以建立民族一国家为目标。现代化的意识形态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被接受的。第三个阶段(一九四五——)是边缘地区在不平等条件下进行工业化的时期。在这个时期，伴随着民族解放运动，亚洲和拉美国家重新获得了政治主权。同时，自足的民族工业体系逐渐瓦解并被重组为一体化的世界生产体系的构成要素。

这些转化过程的积累最终导致了战后世界体系的均衡状态的解体，在阿明看来，这个全球化的过程并没有产生以两极化的新形式为特征的世界秩序，毋宁是导致了“全球失序”(globle disorder)。这体现在这样几个方面：

它并没有适应生产全球化的新的需求发展出超越民族—国家的政治一社会组织的新形式；

它并没有发展出能够适应亚洲和拉美等边缘地区的兴起的政治、经济关系；

它也没有发展出一个能够将非洲包括在内的新关系，后者至今仍在竞争性的工业化过程之外。这也是欧洲统一市场和相应的政治结构难以产生的根源。

正是从这些方面出发，阿明试图揭示被所谓不可避免的全球化的假象所掩盖的历史图景。值得注意的是，阿明对全球资本主义的分析并没有集中于流行的霸权概念，因为他认为霸权概念不仅过于含混，而且世界霸权——如美国伴随着全球化过程越来越脆弱，伙伴之间的冲突将导致霸权的结束。

在讨论世界体系的新的特征时，阿明提醒我们要注意两个新的因素：

自我中心的民族—国家受到损害，伴随着政治社会控制的弱化，这导致了再生产的场所与积累之间的关系的解体。 2.工业化的中心与非工业化的边缘之间的对比瓦解了，出现了两极化的新的方面。 从理论上说，阿明拒绝用所谓“理性化”(市场的客观规则)为标准衡量一个国家在世界市场竞争中的竞争力，因为他把这种竞争力看作是由许多经济、政治和社会因素构成的复合物。

他用所谓资本主义中心的“五大垄断”向整个社会理论提出挑战，这就是： 1.技术的垄断， 2.世界范围的金融市场的金融垄断， 3.自然资源的垄断， 4.媒体和传播的垄断， 5.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垄断。 这五大垄断作为一个整体规定了全球化的价值规则在其中运作的框架。所有这些方面瓦解了边缘地区的工业化的影响，降低了他们的富有成效的工作，过分地估价了中心从中得益的这些新的垄断活动的预定价值。其结果是导致了较之以往更不公平的世界规模的分配关系，这个不平等的等级结构将边缘地区的工业降到次要地位，使他们成为承包者。这就是两极化的新的基础和未来形势的预兆。

阿明在他的演讲中不仅一再重申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而且声明自己是一个普遍主义者。他的这些看法引起了参加讨论的许多人的争议。我的房东Irene女士是这次演讲会的主持者，她是一位越南问题的专家。她一再地表示出对阿明的理论的兴趣，但也对二十世纪末年的“大理论”(Grand Theory)和普遍主义(Universalism)表示怀疑。但是，阿明的普遍主义可能仅仅意味着他觉得必须在一个广泛得多的范围内讨论世界问题，并把这种问题置于普遍联系的视野之中。这种理论企图使得他的理论在许多局部细节上不能充分展示问题的复杂性。Irene告诉我，阿明甚至写过一本有关中国、越南的书，但写得不好。不过，所有这些都不能反过来说明在一个整体性的层次上思考问题是毫无意义的。

在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中，所谓总体性问题即普遍联系的问题始终是一个无法回避的理论问题，但每当有人试图面对这个问题，总是招来批判。 那么，作为马克思主义和普遍主义者的阿明是怎样给出他的方案的呢？ 阿明认为，“经由市场而全球化”是一个反动的乌托邦。为了反对这个反动的乌托邦，就必须在社会主义视野内发展出一种可供选择的人道主义方案。这个方案就是建立一种全球政治体系。如果说民族国家曾经历史地代表国内市场的框架，而不只是这个市场的调度场所，那么这种全球政治体系也不是全球市场的仆从，而是用于规定这个市场的各种参数。这个全球政治体系将负担这样四个方面的责任：

1.组织全球性的裁军；

2.在平等的状况下组织对地球资源的开发；

3.在各个发展不平衡的主要地区间协调开放而灵活的关系；

4.在传播、文化和政策等领域协调处理全球／国家的辩证关系。

在阿明看来，旧的世界体系的瓦解并未为新的秩序做好准备，当代的潮流毋宁是与上述方向完全相反的。许多人用“自我调节的市场”的陈旧意识形态对这种混乱状态加以合法化，这不仅不能解决问题，反而正是问题本身。欧洲统一计划在今天遇到的问题证明了这种“市场决定论的全球化”只是死路一条。

值得注意的是，阿明虽然不用霸权作为他的主要解释工具，但实际的世界状况——如美国在拉丁美洲、海湾地区的形式不同的存在——使他不能不考虑霸权问题。欧洲统一计划的受阻可能导致人们选择“德国轴心的欧洲”的计划，但在现实条件下，无论哪种选择都不可能脱离美国的轨道。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下，许多人将人口最多的亚洲视为下一个可能的霸权。但是，阿明认为亚洲的情况十分不同，例如日本的成功使人们常常忽视其经济的脆弱性，这种脆弱性根源于它对美国的依赖。设想日本成为地区霸权似乎没有多大的道理，因为中国、韩国都不会接受对于日本的附庸地位。在这样的条件下，亚洲内部的力量平衡就依赖于这个地区的外部力量——美国。阿明预言说，亚洲国家在世界体系中的位置将得到加强，美国与中国的对抗将是未来的主要矛盾。美国将如何面对亚洲的兴起？这将是各种问题中的首要问题。 资本主义体系的支配逻辑是将这种中心／边缘的两极化永久化。也许有人认为两极化是一种自然的法则，但阿明争辩说：被资本主义扩张边缘化的人民为拒绝接受这样的命运已经奋斗了超过半个世纪，在未来将越来越不愿接受这种命运。我国和俄国革命就是以边缘人民的反抗为基础的超越这种体系的努力，在今后这样的努力将会获得新的形式。他认为他的人道主义反应是理想主义的，但却不是乌托邦，相反，这是唯一现实的选择。这就是通达新的全球社会主义的方向。作为一种准备，各种思想的和政治的力量必须重新组合以对抗再生产资本主义的五大垄断，进而创造“相互调节”的条件。

在这样的斗争中，人们必须重新考虑意识形态的和文化的前沿问题：1.普遍／特殊的辩证法； 2.政治民主与社会发展的关系； 3.所谓经济效率(市场)与平等、博爱的价值的辩证法； 4.按照上述问题界定全球社会主义的目标。 在政治方面，人们必须发展真正民主的世界组织形式，以便在平等的基础上重构经济关系。而当务之急就是在大的区域的基础上重组全球体系，这些区域将分散的边缘组织到一起；拉美、非洲、东南亚，以及中国和印度。这个重组过程也不排斥欧洲和前苏联国家。当然这个转换过程需要它的基础，如果没有在现存的民族国家内部的意识形态的、政治的和社会制度的改变，任何有关全球化和两极化的讨论都没有意义。

但是，阿明并没有指明这些变化赖以发生的条件和制度基础，这对于一个试图在总体的层次描述问题的人来说，毋宁是过于复杂而多面的问题。 阿明的理论在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的内在危机方面是深刻的，但对未来的预言似乎仍然空洞。就我个人的感觉来说，阿明很少提及“两极化”在发展中国家内部的形态(至少在演讲中是如此)，而这是经典马克思主义特别关注的问题。换言之，“两极化”发生在社会发展的各个层次，而不仅仅发生在国际政治和经济关系的领域。中国和东南亚国家的发展已经使得世界体系的格局发生重要的变化。 这些新的资本主义中心是否会与非洲和拉美的穷国相互配合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作为一个中国学者，我从阿明的理论中深刻地感觉到第三世界学者正在把中国及东亚当作一个第三世界的例外看待。但是，这个例外的程度到底如何？在中国经济全面进入全球市场的条件下，中国的情况与前十年有多大程度的差别？当亚洲地区的经济增长(尽管有其脆弱性)鼓舞了人们对全球化的信心时，中国学者似乎也有必要在更广泛的范围内思考当代问题：不仅以效率这一资本主义规则为轴心解释中国现代化道路的独特性，而且是建立不同于所谓理性化的视野来讨论国际关系和国内关系领域里的正义、公平与效率及其相互关系问题。

（人文与社会注： 萨米尔·阿明 Samir Amin 1931— 是埃及著名经济学家，研究发展中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理论的颇负盛名的学者。1931年生于开罗。1957年毕业于法国巴黎大学，获经济哲学博士学位。1957年至1960年担任埃及经济发展组织的高级经济学家。后来，一直在国外工作。 1960年至1963年担任马里政府计划技术顾问；1963年起先后担任过法国普瓦蒂埃大学、巴黎大学和塞内加尔达喀尔大学的教授和设在达喀尔的联合国非洲经济开发与计划研究所所长。1980年起担任联合国未来非洲战略局负责人。 阿明的著述颇丰，主要有：《世界规模的积累》（1970年）、《不平等的发展》（1973年）、《帝国主义的危机》（1975年）、《帝国主义和不平等的发展》（1976年）、《价值规律和历史唯物主义》（1977年）和《今日阿拉伯经济》（1982年）等。）

文章出处：“乡村建设研究”公众号；原载于网站“人文与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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