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11日15日，欧洲停战的消息刚刚传入中国，新任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在北京天安门举行的庆祝协约国胜利大会上发表演讲，用拜火教的黑暗之神与光明之神的搏斗为喻，描述协约国对德国的胜利。在黑暗之神的一方，是强权论、阴谋派、武断主义、种族偏见，在光明之神的一面，是互助论、正义派、平民主义、大同主义。光明之神代表了“世界大势”，他因此呼吁中国的政治势力“快快抛弃了这种黑暗主义，向光明方面去呵！”
同日，李大钊问道：“我们这几天庆祝战胜，实在是热闹的狠。可是战胜的，究竟是那一个？我们庆祝，究竟是为那个庆祝？我老老实实讲一句话，这回战胜的，不是联合国的武力，是世界人类的新精神；不是那一国的军阀或资本家的狗，是全世界的庶民。我们庆祝，不是为那一国或那一国的一部分人庆祝，是为全世界的庶民庆祝；不是为打败德国人庆祝，是为打败世界军国主义庆祝。”
也在这一天，陈独秀发表《克林德碑》，再次将欧战问题与中国的思想启蒙联系起来。他举例说：“天津庆祝协约国战胜，各界游行街市，内中最奇怪的是南开学校做了一个船名叫‘国魂舟’，学生二人扮做关羽、岳飞坐在舟中。”南开学校以《国魂舟感言》为题，举办国文考试，其中有学生的文章云：“噫，其中亦不思吾国魂舟中曾有关公、岳飞其人乎？洋人洋人，毋笑吾驽弱为！”陈独秀因此慨叹中国青年思想“仍旧是现在社会上国粹的医、卜、星、相种种迷信”，仍然在“专制的、迷信的、神权的黑暗道路”上奔波，而他接着大战的结束，为中国青年指出一条“向共和的、科学的、无神的光明道路”。
李、陈是“五四”新文化的代表人物，而蔡则是其同盟军，他们对欧战的总结尚如此不同，若与其对立面相比，差异就更大了。
在战争结束前夕，中国思想界的论战已经开始。1918年9月，陈独秀在《新青年》发表《质问〈东方杂志〉记者——〈东方杂志〉与复辟问题》一文。杜亚泉的回应文章发表在三个月后，题目是《答〈新青年〉杂志记者之质问》，其时战争已经结束，但思想的对垒却由此展开了。1919年1月，杜亚泉总结说：“吾人对此时局，自不能不有一种觉悟，即世界人类经此大决斗与大牺牲以后，于物质精神两方面，必有一种之大改革……故吾人亟欲以大战争影响之所及告我国人，以促国人之觉悟焉。”杜亚泉的慨叹与梁启超、梁漱溟对欧洲危机的反思桴鼓相应，将“觉悟”问题引向了东西文明的思考，因而与陈独秀、李大钊等人的思想产生了或明或暗的对抗与紧张。
蔡元培在战争结束前夕将欧洲战争概括为尼采、托尔斯泰、克鲁泡特金之间的思想战，可以视为杜亚泉在战争爆发时发表的《论思想战》一文的回声。在那篇文章中，他提及了民权思想的发达、民族思想的兴起、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的影响等，并总结道：“现时欧洲大战争之起因，以记者之观测，则全属于思想之关系。德之大日耳曼主义，俄之大斯拉夫主义，英之大不列颠主义，此皆思想上预期之利也。”
过去二十年，学术界对于晚清的兴趣水涨船高，而对“五四”文化运动的评价日趋低迷，理由是“五四”时期的各种观念和尝试在晚清已经萌芽，很难以此为一个历史的新起点。然而，从“一战”与“思想战”的关系来看，“五四”文化运动代表着民国建立后一个重要的转折期，任何对此后历史变迁和思想发展的讨论都需要考虑这一“思想战”的后果。
这一“思想战”将对中国道路的思考从对欧洲文明的学习以及东西差异的比较，扩展为对欧洲危机的认识，以及在这一认识的基础上对中国未来的探寻。不但新文化运动者倡导的互助、和平、大同、科学、劳工神圣和庶民的胜利代表了一种对普遍性的向往，而且杜亚泉、梁启超、梁漱溟对中国文明的再认识也并未局限于文明差异的框架，恰恰相反，他们不一而同地将对中国传统的再认识与对人类普遍道路的思考关联起来。战争、革命以及欧洲思想对于危机的思考为中国的思想战提供了广阔的背景和平台。
正是在这一平台之上，中国思想者们第一次将国内战争和政治危机与远在欧洲战场的军事冲突、政治革命和经济危机联系起来，进而为探索中国道路提供了一个世界主义的视野。也正由于此，新政治不再诞生于既存政治势力的博弈之间，对新政治的探求也不再是沿着晚清以降的改革路径往前延伸，相反，参照欧洲冲突和欧洲各国在战后的新局面，思想战的焦点已经是劳工、青年、妇女、资本主义、社会政策、以工立国还是以农立国、社会主义等等，即便是对政党政治、议会模式或中央－地方关系等政治范畴的思考和讨论，也离不开这些新的政治议题了。欧洲战争与共和危机在这一独特背景下获得了紧密而内在的联系，也因此提供了一个不同于此前任何政治探索的思想视野。
我对“五四”一直抱有浓厚的兴趣。1989年初，时值“五四”七十周年，我撰写了《预言与危机――现代中国思想中的“五四”启蒙运动》一文，分上下篇发表在《文学评论》第3期和第4期上。1990年夏天，我在陕西商洛山完成了另一篇长文《中国的“五四观”－兼论中国现代文学史和思想史研究的历史前提》，其中一部分发表于日本的《野草》杂志，而全文除后来收入《无地彷徨》一书外，没有单独发表。在那之后的二十年中，我的主要精力集中于《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一书的研究和撰写，但从未放弃写一本关于“五四”的书的想法。
2009年春季，我在斯坦福大学访问，适逢“五四”九十周年。我的教学任务很轻，每天都可以泡在东方图书馆和胡佛研究所的档案室阅读旧期刊、查阅档案。这里资料尚算齐备，我因此打算做一个系列研究，了却二十年前的夙愿。我计划分三个部分展开对“五四”文化运动的研究：第一部分以《东方杂志》为中心，讨论文明论战的兴起及其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共和危机的关系，第二部分以《新青年》、《新潮》为中心讨论文化运动与政治运动的关系，第三部分研究“五四”运动后政党政治的转型和文化运动的衰落。
起初的研究进展顺利，第一部分的草稿很快完成了，我开始做有关第二部分研究的笔记。但文章的命运有时很曲折。为了查阅巴黎和会前后世界各地的人物给威尔逊总统的电文，我在图书馆的网页下载了大批美国外交档案，翻阅之中，找出了开罗会议前后的档案；此后又在柏克利的亚洲图书馆查阅了《中华民国外交档案》，对这两个时期（“五四”时期与开罗会议前后）的电文和记录比较留心。
在来斯坦福之前，我曾应丸川哲史教授的邀请写过一篇关于琉球问题的稿子，但由于时间匆忙，文章并不完整。胡佛图书馆藏有蒋介石档案，我前去查阅，起初的动机是想寻得一点有关文化与政治问题的线索，但翻阅过程中却又找来开罗会议前后的记载与《美国外交档案》及《中华民国外交档案》中的有关记载相互比较、参照。胡佛图书馆不允许查阅者影印蒋介石日记，也不让带电脑入内，我只好像近代史所的同仁一样，先手抄再核对，颇费功夫。档案阅读暂时搁置了正在从事的研究，将我带入对琉球一文的修订之中。等到琉球文完毕，归期已近。
回到北京后，像以往归来时一样，各种事情占去了写作的时间，一拖再拖，后两部分竟至今没有完成。《中国社会科学》本想等我完成全部研究之后再安排发表，但因我的拖延，为配合纪念“五四”九十周年，只好先刊载以《文化与政治的变奏》为题，先行刊载了第一部分的缩略稿。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至今整整100周年。年初，英国《金融时报》发表资深评论员马丁·沃尔夫的文章，将“一战”与当代局势相互比较。没过多久，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发表演说，将亚洲局势比之于“一战”前的欧洲。隔一日，中国外长王毅在同一论坛提醒人们这一比喻很不恰当，因为若要谈战争，为什么不谈日本侵华战争、太平洋战争，以及因时间更早而在此场合未见提及的甲午战争，偏偏提一百年前、远在欧洲的局势呢？
这两场演讲，我都在场。在我参与的圆桌讨论中，我做了一个比较，大意是今天我们正面临金融危机，就像100年前面临战争危机一样。欧洲战争打碎了晚清以来中国人积累起来的西方楷模的形象，引发了一场将欧洲的危机与中国的危机关联起来进行思考的“思想战”；今天的金融危机始于我们长期视为楷模的美国，引发了种种有关应对危机的讨论，却尚未形成一场深度的“思想战”，将中国面临的挑战和欧美的危机相互关联起来进行总体分析。
今天重新回顾“一战”的历史，与其像许多媒体那样围绕战争喋喋不休，不如展开这样一场“思想战”、一场文化运动，不但全面地思考克服危机的方法，而且致力于提出具有未来性的新范畴，为探寻二十一世纪的中国道路和人类和平奠定基石。
文章出处：“活字文化”微信公众号；本文为汪晖教授的作品《文化与政治的变奏》的序言。
文章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src=3×tamp=1530705666&ver=1&signature=W39O5a2vF40hg4-9EJ-wiHLwXCFcl*eT0d-lHJa489zmSflNXkIqmw51Zqh0K9m83rN7WP6dSUL*h8iT4pUJzquarZZ8l0hWR*F82c62zZbw69l8mfNWvFvvqkjGGXVQAGYcYzF6xyELgCq7N2dqB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