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米尔·阿明在《每月评论》（2014年6月）上发表了题为《朝向社会主义的民众运动：统一性和差异性》。文中对当代世界中几股主要的激进左翼潮流谱系进行了分析，并提出左翼统一行动的倡议。该文主要论点如下：

我们都明白，就这些运动所实行的策略来讲，很难划清有效和无效之间的界限，也很难判断策略的目的是否与实际情形相冲突。总的来说，许多运动都可以被称作“朝向社会主义的运动（movementstowardsocialism），这个词语是近几十年来一些南美国家（如智利、玻利维亚等）的政党发明的。这些南美政党放弃了传统共产党的目标（夺取并掌握政权,建设社会主义），而代之以明显较为温和的目标，即耐心创建走向社会主义的社会和政治条件。这种目标调整可以用两点概括，即民族化和国家计划。至于用什么样的具体方法使现代经济管理社会化，这些选择了“朝向社会主义的运动”的政党并没有给出界定。这些将自己刻画成社会主义者甚至共产主义者的组织和政党有一些声称是马克思的继承者,有一些甚至声称是苏联共产主义以及（或者）毛泽东思想的继承者。

在现代世界的建构中，法国革命起到了中心作用。它界定了一套价值观——自由、平等、博爱（按照今天的话，即团结），这套价值观将现代建立在根本性的矛盾之上。归根结底，这套价值观是资本主义能够接受但却无法实现的，如果要真正实现这些价值观，则需要更髙层次的社会文明。在这个意义上，法国革命远非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它随着雅各宾派的上台提出了超越资产阶级革命的诉求。在这套资本主义价值观的激励下，美国也提出了革命口号：自由和私有财产。这两者一起界定了“自由企业精神”，除了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之外，他们不承认任何超越该原则的平等诉求。自由和私有财产二者结合起来让不平等成为合法：不平等似乎成为个人才能和勤奋的结果。他们让人忽略团结的美德，而只承认相反的一面，即个人和企业之间的竞争。究其本质，自由和平等是彼此冲突的两种价值观，只有资产阶级财产被压制的时候，这两种价值观才能和解。

法国革命即使在其最激进的雅各宾阶段，也没有压制资产阶级财产，而是仍旧保护私有产权，视之为神圣不可侵犯，并认为这种产权可以通过家庭小农场和手工企业的方式进行普及。它还不能理解资本主义会怎样发展，会如何强调现代资本主义财产的集中化。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一个被理解为优越于资本主义的文明阶段，正是在逐渐认识到“自由、平等、团结”这些口号的真正含义的过程中被提炼出来的，它要求以工人集体财产权代替少数资产阶级私有制的财产形式。

社会主义运动的不同谱系

现代人民发起斗争运动的根源是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带来的挑战，以及随之而来的对工人的剥削。这些运动有些是自发的，有些则是受到社会主义团体的推动而发起的。这些运动在工业革命的欧洲出现甚早，尤其是在英国、法国和比利时，稍后也在德国、欧洲其他地方以及美国的新英格兰地区出现。它们在整个１９世纪持续扩展，并在２０世纪走向了不同的方向——革命的或改良的。还有其他一些运动爆发于资本主义发展的边缘地区，比如那些作为服从资本主义统治中心的积累需求而被纳入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国家。随着资本主义向全球扩展，世界也呈两极化的发展态势，即控制中心和被控制的边缘地带，两者之间呈现非对称的发展态势，这种不对称因资本主义的制度逻辑而逐步恶化。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构成一个事实的两个不可分割的方面，在这种情况下，反抗既定资本主义体制的斗争通常都是反抗帝国主义的，运动主体的目的不是为了建立一个后资本主义社会，而是为了“复制、赶上”富裕的资本主义中心地带。然而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在诞生之初就受困于一种依附关系（他们本质上就是“买办”该称呼最早是中国共产主义者提出的），因此他们不能重塑自身，使自己成为可以担负起真正资产阶级革命的民族资产阶级，按照第三国际共产主义的话来说，就是“反封建”。这种由自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政党领导，由广泛的反帝反封建社会联盟所执行的反帝国主义战争，常常可能成为反资本主义的战争。为此，这些民族和国家的解放运动也常常超越反帝、反封建的人民民主革命的目标，可以被算作是“朝向社会主义的运动”。

我们需要研究“朝向社会主义的运动”的三种谱系：第一种是在资本主义中心发起并扩散的，第二种是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半边缘地带发起的，第三种是在资本主义发展的真正边缘地带发起的。这三种运动从未标榜自己是“朝向社会主义的运动”但是它们中有些可能会成为这种运动。

１．世界资本主义中心地带的社会主义运动谱系

在１９世纪，法国比欧美更早产生了废除资本主义而代之以社会主义社会组织的新观念。执行这种进步观念的人来自雅各宾派的继承者，他们的理论也为法国革命工联主义者所信奉。在这些最初的理论者看来，自治生产合作制能够为财产社会化提供制度和法律框架。

在整个战后快速发展时期，能源事实上成为不用花钱的物资。因此，在帝国主义的中心地带，对于1975年开始的资本主义反击、快速发展期的终结以及工人获益的结束，工人阶级没有给出有力的抵抗。同样，对于前第二国际各党和工会仍然奉行的修正主义路线也没有任何抵抗。因此，这些党和工会之后就仅仅是社会-自由主义的了。路已经走到了尽头：一个达成“共识”的社会接受了“永远的资本主义”、去政治化，代替工人／市民的是一群旁观者和消费大众。

然而，在帝国主义中心地带，资本的胜利和社会主义运动的消失并非如人们所相信或假装相信的那样不可改变，伴随着资本统治而来的反抗斗争的再度兴起，预示着社会主义运动可能会再度崛起。

２．世界资本主义半边缘地带的社会主义运动（列宁主义谱系）

苏联社会由列宁主义—布尔什维主义所领导的社会主义运动受到了该国客观条件的限制，它的落后及其具有的半边缘性资本主义性质，迫使它不得不将“建设社会主义”降格为建设国家社会主义。当然，国家社会主义有别于国家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如戴高乐领导下的法国）仍然是服务于垄断资本的体制，而国家社会主义则具有两点非常不同的本质：

一是它至少能通过大胆的社会政策让自己合法化，是工人权力的代表；二是它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保持相独立的关系。这种国家社会主义充满了逐渐向社会主义进化的可能，但它也具有很大的僵化风险，最后可能会伴随着资本主义的复辟而向右转，正如叶利钦和戈尔巴乔夫治下的苏联所发生的。如果是托洛茨基，那么历史会向好的那面发展吗？对此，笔者持怀疑态度。这也是第四国际（实际上只是第三国际的第二版）一直不过是一群演说者在那不停唠叨列宁主义的原则，却不能超越这些原则的原因。斯大林以及后斯大林体制甚至从未尝试超越国家社会主义（经济分层化和中央计划）阶段。铁托领导下的南斯拉夫却做出了这种尝试，但是遭到了莫斯科的排斥。这种排斥不是偶然，就其在世界舞台上的行动水平来看，第三国际当时已经逐渐将社会主义运动的所有战略服从于苏联的策略需求，而后者只关心抵制资本主义的包围需要什么。万隆时期形成的“非资本主义道路”理论要求放弃任何战略，只服从手段。现今，在资本主义发展的边缘地区，只能由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主义者来提出一种不同的社会主义运动概念，不是与列宁主义的传统决裂，而只是超越它。这就构成了另一种社会主义运动的谱系。

３．世界资本主义边缘地带的社会主义运动谱系

回望过去，万隆时期是亚非民族解放运动胜利开始的时期，他们本来充满了成为社会主义运动的机会，但是结果呢？这个问题不能笼统回答。的确，在先进的民众运动扩展的某个时刻，社会主义运动似乎成为可能。比如，也门和苏丹就曾经是这样。在非洲，许多组织和领导了民族解放的执政党都自称是社会主义的，有的甚至自称是马列主义的，这种宣称并非为了蛊惑人心，它表达了进步团体的目标和其群众基础。然而这些执政党都强调“人民的统一”，却否定了社会利益的差异性。

不善于处理这种矛盾关系导致这些政党止步不前，丧失合法性，并最终回到当代帝国主义及其帮凶的羊圈中。在狂躁的历史中，这些自称为马列主义的政党没能使运动朝向社会主义发展。最主要是因为他们坚持国际共产主义内的莫斯科阵营：他们投身莫斯科所倡导的“非资本主义路线”就是最有力的证明。结果，这些党最终只成为整体右倾的权力体系中的左翼而已。就印度来说，前印度共产党的分裂、与国会结盟、组建以毛主义为指导的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也没能带来质的飞跃，没能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印度版。印度共产党的失败有多种原因，比如种姓制度的神圣性以及印度民族的多样性。但是印度共产党在西孟加拉和喀拉拉邦都已经通过选举进入了政府，取得了不容忽视的进步，却没能将印度联邦的力量对比扭转为朝着有利于社会主义运动的方向发展。它没能超越业已取得的成绩，而是逐渐被体制所“吸收”。我们不得不承认它失败了，这个党分裂了。值得注意的是同样的行动却在尼泊尔取得了一些成果，并粗略地勾勒了一场可能的社会主义运动。

承认差异，统一行动

按照资本积累的逻辑，很容易将社会结构简单化，关于这一点有几个错误观念：一是认为资产阶级／无产阶级的对抗会消除其他社会力量的政治表达，二是认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会成为具有微小内部差异的同类阵营，三是认为资本的全球扩展会使发达国家与落后国家的社会结构趋于相似。

过去30年来，在新自由主义的“欺骗”下，垄断资本主义以这种方式在全球传播：（１）普遍但是呈碎片化的无产阶级化；（２）在中心和边缘都处处实行压制，削减各种独立于垄断之外的经济行为；（３）以抽象的资本统治形式替代以前的资本主义组织。从此以后，资产阶级已经成为一个由金融寡头雇佣、持有高额薪水的雇佣工人组成的阶级。垄断资本主义的新发展并没有带来相对的社会稳定，反而导致社会退步，引发大众反抗。它也没能带来新的中心、边缘关系的相对稳定，相反它导致对抗和冲突升级。以美、日、欧三巨头为代表的帝国主义中心不再能维持它们对全球的统治，只能对全球强化军事控制。面对华盛顿及其同盟的地缘战略部署，新兴国家和民族也通过伸张主权施以抵抗，从而导致南北冲突升级。而在边缘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国家通过与缺乏民族和民众合法性的国家权力机构结盟，进而控制这些国家，这又是导致各民族抵抗的另一原因。

在我们面前，普遍化的垄断资本主义正以多种形式内爆，一个新的革命时期正在展开。我们该如何行动才能将可能变成现实，以推进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呢？回答这个问题也需要我们再次反思这个关系：行动上的战略统一和参与运动的各民族在社会、政治构成上的差异。在过去，只要对统一、差异这对辩证矛盾关系做出具体的回应，社会主义革命就会有所前进。解决这两者并不是要求否定其中一个，而是要将两者的对立转化为互补。成功处理这两者关系的案例有１９１７年的俄国革命，列宁向参与暴动的各派民众提出一个共同的战略目标：和平和土地，从而将各股势力统一起来。

而在中国，早在20世纪30年代，毛泽东就通过联合贫农重振中国共产党，从而有了1949年的胜利。俄中两个案例都是对挑战做出具体的回应，抓住了关键性差异。解决这种矛盾不存在统一的公式，当代各国的关键性差异也各不相同。对处理这种矛盾关系，在此总结两点提议：（１）在帝国主义中心，激进左翼必须勇于提出将垄断性财产通过民族化、国有化充公，同时制定措施将这些财产的管理民主化、社会化。这就要在每个阶段找出共同的阶段性目标，从而构建统一行动；（２）在边缘地带，激进左翼必须能认清组成社会联盟的不同成分，为此它首先必须知道这个联盟的共同阶段性目标。只有满足了这些条件，社会主义运动才能稳步、渐进地改变现有社会。

文章出处：“盗火”微信公众号；本文摘编自《马克思主义研究》2015年第10期，译者朱美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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