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萨米尔·阿明的资本主义批判一直富有浓厚的依附理论色彩，在“中心”与“外围”的概念层面中，基于对帝国主义和第三世界在经济体系中的关系，依次展开诸如全球化、民主等范畴在现实的全球政治问题中的问题域。然而，随着当前第三世界人民运动的激进化，随之而来的是更加极端的帝国主义军事镇压：冲突撕裂着旧的秩序，在萨米尔·阿明看来，资本主义已然日薄西山。而这恰恰更深重的资本主义治理的结果，作为全球化的细胞的消费逻辑所制造的不仅是经济的贫困，更是直指人性的政治生活的贫困。理论在曲张的现实面前从宏观转向微观，阿明呼唤已然“逝去多年”的历史的主体。
关键词：资本主义；激进化；民主；帝国主义；第三世界
作者简介：萨米尔·阿明（1931—），男，国际著名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国际政治经济学家，代表作有《不平等的发展》（1973）、《帝国主义和不平等的发展》（1976）等。
译者简介：乔茂林，男，法学博士，中央编译局文献信息部助理研究员；李媛媛，女，中国药科大学外语系讲师。
基金项目：本译文系“马工程”重大课题“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 （项目编号：2015MZD026）的阶段性成果。
一、资本主义，一个已成为人性敌人的陈腐体系
和所有历史上的社会系统一样，资本主义在其不断上升的阶段已经完成了进步功能（相比之前的政治制度而言）: 它已经将个人从此前体系强加的种种束缚中解放出来，它拥有规模前所未有的发达生产力，它将众多团体融入我们所知的国家，它为现代民主奠定了基础。然而，所有这些成就都因其阶级本质变得具有阶级特性和有限性，“自由”的个人实际上是“小康男性中产阶级”，而持久的父权制使得占人类二分之一的女性处于从属地位；民主的益处属于他；对人性的剥夺与被短期视线主导的经济利益计算的逻辑相联系，对更长周期的利益产生了严重威胁；国家权利已经被预留给了统治中心，而被统治和殖民的边缘地区已经被系统地否定了。随着其全球化成功扩张的推进，资本主义的局限性也稳步增长，以至于在今天达到悲剧程度。
当代全球化资本主义不再为追求人类、个人、团体的解放提供一个适当的框架。资本主义不仅是建立剥削工人（特别是工人阶级）基础上系统，而且已成为人类的敌人。
现代帝国主义为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绝大多数人民（地球总人口的75%）提供不了任何东西；在这里，连续发展的益处只为少数特权人群开放，在某些情况下，需要将视线返回到规模庞大的贫困人口（尤其是占社会人口接近一半的农民)，甚至要考虑到他们中的许多人的行为承担着种族被灭绝的角色。资本在这些边缘地区统治的延续，遭到了这些地区人民的潜在的反抗（“风暴区”就是今天大师的刑事术语系统中所谓的“流氓”国家和恐怖分子的巢穴）需要一个全球的军事化。这个过程排除了对那些边缘地区人民而言社会进步真实可能的真正民主化。
在体系的华丽中心，资本主义已经不再向其人民提供超出消费主义之外的东西了，消费主义疏远和破坏个体、人类友爱的关系、实现女性真正解放的民主实践的解放维度。必须明确表示，这些“优势”分布在一个日益不平等的方式中。相对于老式的“进取的资产阶级”模式，现代资本主义已经取代了富豪独裁统治。对人民不断操控的问题（在其它方面以所谓“文明冲突”为名，将他们与制度的主要受害者或称为边缘人群相对立）得到了垄断者们也就是媒体中所说的富豪统治集团的支持，从而降低了民主实践的意义和范围并破坏其合法性。
从资本中获利的独有逻辑驱动着全球层面的积累，这意味着所有地球生物繁殖的自然基础的加速毁灭，不可再生资源（特别是石油）的消耗，生物多样性的不可逆转的破坏和巨大的生态破坏，最终甚至可能危及地球上的所有生命。在这里必须明确表示，这些破坏导致在短期内向特权阶层提供了日益不平等的“利益”。当乔治·沃克·布什(George w . Bush)总统宣布“美国的生活方式是不可协商时”,他实际的意思是排除三大洲人民“迎头赶上”的任何前景，目的是拯救帝国主义国家（美国，但背后有欧洲和日本）独占获取浪费整个地球资源的机会。
为既定富豪集团的扩张与统治服务而大力开放新领域，公共服务(教育、医疗)的私有化和基本需求品（水、电、房屋、运输）的产品化，结束了一直在恶化的不平等和对大众阶级的基础社会权利的破坏。
对回报率的计算的短期合理性的排它逻辑是一个对犯罪或者潜在犯罪发展(特别是通过生物遗传学)爆发的诱因。
资本主义已经成为全人类的敌人。因此，它必须被视为一个“过时”的体系。我甚至会说“衰老”，尽管它还在进行明显成功的持续扩张。保卫人类要求我们寻求基于基本原则的方式，而不是那些要求全球化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积累和再生产的方式。
二、人民斗争激进化的必要性
在金融富豪控制下的全球化寡头资本的入侵，伴随着全球人民日益增长的抵抗，以及回击使得反击成为了真正的可能性。然而我们必须看到，到目前为止抵抗和回击已经摇摇欲坠了。资本主义中心的富裕国家中的抵抗性在很大程度上依然维护的是被自由政治日益剥脱的利益。一些边缘国家的反击将保守主义文化工程具体化了，根据定义可知其无法满足21世纪的挑战。当今大多数与富豪统治的新权力相冲突的运动并不质疑资本主义的基本原则，即使它们起源于社会悲剧，喜欢它们的观众其实是受害者。这些运动努力克服体系的结果，没有充分关注它们的启动机制。这就是为什么斗争依旧没成功转化为有利于大众阶级的平衡性力量，即使他们可能会在这里或者那里取得一些重大胜利。
斗争激进就是我认为的突然意识到资本主义角色的过时，有能力生产出积极地替代性选择。它是必要和可能的。
尽管工人阶级及其国家进入了当代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体系，但是全世界人民渴望社会进步、渴望一个真正的民主化的世界、渴望和平。今天的激进化对挑战的不同维度而言带来的是整体而非分列，这表现为：
（一）民主体现在管理的所有方面：政治、经济、社会、家庭、商业、学校、社区和国家生活，从始于最贫困者，将其与社会进步相联系。真正的民主化离不开社会进步（见下我的文章标题）。正如他们所言，捍卫人权、工作的权利、“机会均等”, 对无处不在的男人和女人，然而合法对他们而言或许（确实）是不够的，必须通过他们参与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全球项目才能实现。尽管多样性视角不仅可观而且丰富多样，但是其对于工人阶级的团结以及人民的国际主义建设而言绝非一个不可逾越的障碍。
（二）尊重国家、民族和人民的独立主权以及建立在此基础上的多中心国际体系。这是大幅减少来自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导致的利益冲突、以替代残酷权力斗争的义务来协商谈判、消除我们这个时代重要主题的北半球与南半球无休止战争的重要条件。这必然意味着统一战线的建设，意味着关注共同目标的特殊三角大陆与不结盟的更新，也意味着围绕共有的目标，通过其它全球化管理机构，替代服务于金融资本全球化的现存机构如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北约、欧盟、区域项目如美洲自由贸易组织，以及关涉到欧盟和非洲国家的关系的、加勒比海和太平洋关系的机构。在这个方向上已经采取了一些步骤，尤其是在拉丁美洲的阿尔巴项目，不管其价值如何建立在亚洲上海的南半球共同市场。但是我们依然无法把所有现存机构推翻，即使他们在人民眼里已经丧失了合法性。不幸的是，许多斗争运动中的激进分子，特别是在帝国主义中心(“三角”由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组成，也应该将西欧、中欧以及日本加入)的发达国家拒绝保卫国家的理念，草草将其置入激进沙文主义的同一类别。在我看来，无论他们喜欢与否，这些人都赞同全球化的帝国主义资本主义。
我所确定的激进化的组成要素是斗争政治化的同义词与确定性的社会主义可替代者。通过政治化突然意识到没有任何社会运动可以称得上“政治”的特征，即使这样的运动似乎是对通过已经建立的政治力量，特别是通过政党力量恢复部署力的合法回应，即使是许多政党不论强大或弱小，政治避难与否，所提出的以“前卫”自称的反对意见也是完全合法的。
目前，激进化要求将优先权给予为富豪全球化服务的全球军事控制计划的道路。
三、面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没有摆脱南方人民的武装动员
目前是新帝国主义部署时期之一，这种部署将上述三角的合作伙伴结盟。这个结盟让我今后将帝国主义描述为“集体”（而不是过去的冲突不断在其间发生的帝国主义），这意味着对于美国的统治阶级而言，结盟的其他成员都是无条件的下属合作伙伴。毫无疑问在华盛顿领导下，欧洲可能希望更大范围地参与共同战略的制定与更为公平地分享来自其中的利益。在任何情况下，帝国主义部署构成了新的北半球对抗南半球的“百年战争”，这是自1942年以来的侵略的延续。
全球化的富豪统治看待世界的方式表现在平淡的“全球化”这个术语中，如果后者不能假设为当下以外的一种形式。事实上，反全球化资本的统治下的边缘国家和人民利益的矛盾，已成为我们所发现的全球化问题必须军事化，其由华盛顿统治者宣称的全球军事控制所担保。
美国的工程由其下属的欧洲（关系到中东宗教地区的以色列）同盟所支持，目的是建立他们对全球的军事控制。从这个角度来看，选择中东作为“第一次打击地区”有四个原因： （1）它所拥有的这个星球上最丰富的石油资源将由美国直接控制，这将给华盛顿一个安排联盟的特权位置，即将他们的盟友欧洲和日本以及他们潜在的竞争对手（中国）处于一个依赖能源供应的不安境地；（2）它位于古代世界的核心使得它更容易对中国、印度、俄罗斯进行无休止的军事威胁。 （3）该地区目前正在经历一个衰弱和混乱的过程，这使得侵略者至少在最初阶段能够容易取胜；（4）美国在该地区有一个坚定的联盟——拥有核武器的以色列。
美国工程的目标是将整个地区处于华盛顿的军事控制（伪装成出口“民主”）之下，并保持其在新自由主义秩序中的独有优势。华盛顿也在实现自己的犹太复国主义梦想；该地区沿着种族和宗教的线分裂成由被以色列和其背后的美国执行保护国角色的小的国家。
工程已经取得的进展是，占领并摧毁巴勒斯坦、伊拉克、阿富汗，公开威胁叙利亚和伊朗、黎巴嫩。但工程的失败依然是显而易见的，人民的抵抗没有削弱，黎巴嫩人民的统一防线给了美国人一个教训，对特拉维夫的期望、华盛顿、欧洲的期望予以否定。黎巴嫩反抗力量用简单的方法，给装备由建立在迪戈加西亚岛(因此这些是华盛顿世界犯罪工程的基地)的美国空军基地武装的敌人制造了困难。既然黎巴嫩南部的人民武装抵抗已经证明了其有效性，美国和欧洲的所有努力目标为强制解除其武装，为了使以色列在接下来的侵略中实现一个简单的胜利。今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必要保卫人民在面对帝国主义的武装侵略者及其地区代理时不可剥夺的权利。
工程威胁的不仅只是“大中东”地区的死亡。分布在全球的超过600个美军基地目的是建立华盛顿统治下的世界，包括其下属的缺乏匹配的军事和政治手段因而必须依赖美国单边霸权主义的三角联盟，这意味着他们只是参与分割来自新帝国主义集体掠夺全球的利益。
这个前景也给美国及其盟友开发出一种新的军事原则，旨在给他们一个对于所有对手，南方国家与人民而言的“绝对优势”。毫无疑问，这种优势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不平等产生于资本主义发展的内在特征，它使自1492年以来北半球坚持对抗南半球，即使以长期殖民征服战争(不包括北方的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战争)为代价。这一绝对优势在一段时间内被由苏联的军事力量以及亚洲解放国家（中国、越南）和其他国家（例如古巴）的军事和政治自信所质疑。新的政治时刻和不平衡的特征使得帝国主义集团的统治阶级能够去想象一种新的“战争”模式，即不再有占领土地的困难与风险。
新的“战争”形式缩小到大规模空袭（受害者不可能给出一个类似的回答）、所有基础设施的摧毁以及受害者的幸存办法。这种战争形式正如乔治·布什所宣称的“如果有必要”那么不排除诉诸核武器的可能性，以及使用其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即使它们是“禁止”）的可能性：杀伤人员的地雷、碎片炸弹、集束炸弹、以色列所使用的所有化学与生物武器。这种战争形式的目的就是恐吓全部人口、甚至如果反抗(被五角大楼的新军事专家描述为“自杀”)，根除他们(大屠杀)。丹尼尔·埃尔斯伯格告诉我们，通过五角大楼的公布的文件，所提到的种族灭绝问题考虑在一系列无止尽的“预防性战争”中消除6亿人（100次大屠杀埃尔斯伯格写道）。美国是恐怖主义国家、超乎寻常的流氓国家。关于国际法律、人道主义法律和民主的演讲面对这些现实时没有任何意义。人们必须保护自己，准备防守，迫使富豪统治集团撤回体系和放弃他们的工程。那时人们所谈论的法律处在不断的发展完善中。
新的战争技术呈现出第二个优势：“零死亡”战争(自然是对侵略者而言的)。这种“需求”满足了北方社会的一个明显发展，不再接受早期的屠杀。根据其发起者，“零死亡”的声明有能力让人民接受他人的种族灭绝。在这个关键的时刻，这对于美国人而言或许是不幸的。迄今为止，就欧洲人而论，当权者选择了沉默。
南半球人民只能通过军事准备来迎接他们面对的挑战。为帝国主义代言的媒体宣告“解除武装，我们要攻击你”。这个陌生的邀请只能匹配不光彩的角色，南半球的人民与国家只有一个答案：发展他们的军事能力达到需要的水平和恰当的形式，从而阻止敌人。
二十世纪见证了边缘国家人民解放运动的发展进程。许多大众的运动不得不拿起武器应对帝国主义的暴力干预。他们已经制定了一套适合的军事理论和策略，并取得了胜利，其模式参照的是中国人民军队和在越南、阿尔及利亚、古巴和葡萄牙殖民地的游击队的斗争。他们的有效性依赖于广泛的民众动员和获得适当的战斗装备与技术的双重原则（这种动员涉及军队的政治化，及其在所参与的社会进步议程中的角色转换）。在布尔什维克的军事著作中，毛泽东和米尔卡·卡布拉尔将“军民鱼水情”理论形象化，这由在社会边缘爆发军事革命的事实变得可能。
第三世界中的资本主义民族解放斗争导致了当地不同性质的资产阶级政府的建立，从新殖民主义的投降到激进资产阶级企图强制实行一个较为有利的国际秩序。第三世界国家的军事原则受其政治与社会角色的影响，换言之，工程持有者只是国家资产阶级的假象。在这个框架中，武装部队的主要构成是国内的警察部队。这一激进的制度来自于民族解放运动，凭此构想激发的进程是可以被质疑的，然而他们仍然是统治阶级的资产阶级特征的囚徒，因而不能容忍“武装人民”替代传统军队的概念。
此外，外交游戏的观念是为了支持依靠与结盟苏联来对抗帝国主义，并且希望提供现代武器装备以及在如果有需要的情况下，保留更多的持续干预的威胁。然而，与此同时，这些政权从未想象过与帝国主义的冲突，此事绝非一时兴起。这就是为什么在阿拉伯世界，他们认为可以挑拨他们直接的敌人(以色列)和他们的美国与欧洲盟友之间关系：他们在外交方面打开了两个选项，苏联的联盟是能够被调整的（甚至放弃的），西方人是否应该采取重要措施来识别他们的权利。我们知道，激进政权如何陷入这个陷阱之中，甚至在苏联解体之前，他们自己就发起了得不偿失的和美国与欧洲恢复外交关系的活动。相反，敌人利用机会推翻民族主义政权或结束激进倾向，并将国家问题屈从于买办主义的危险中。
今天，在美国的工程与集体帝国主义的框架内，防止侵略者被迫陷入没完没了战争的快速反应部队已经部署到位。他们的逻辑是“在为时过晚之前，在一般国家政治和社会力量设法夺取政权之前”决定进行先发制人战争的必然产物。因此快速部署的目标是推翻一个被认为无力阻止一个激进的公众运动的政府，或者当一个摆脱了软弱或蛊惑的政府质疑帝国主义现状时也要被推翻。这个策略意味着接管必须在完全掌控中，换句话说，一个新的政府要在完全操控下才能够实现。军事手段必须能够在短时间内带来沉重打击从而摧毁组织抵抗的能力。但它对侵略者而言也必须以“极低成本”方式结束战争，他们的军事伤亡人数必须是微不足道的。
作为对比，创建一支服务于第三世界人民的威慑力量并不是一个纯粹军事技术和武器问题，而主要是一个政治问题。因此，创建这支力量必须基于两大支柱：一支民众的军队（理想的“武装人”）和有效的军事手段。
快速部署部队的政治目标是推翻一个政权，我们必须阻止这一目标（或者至少非常困难）的实现。独裁的地方政权虽被动地被接受，仍将是脆弱的，即使因为这样或那样的理由会成为了西方人的攻击目标。由一支国民军队形象支撑的真正受欢迎的国家政府，会大大减少“不发达”国家固有的弱点。快速干预变得无效之后，帝国主义秩序只能靠军事占领国家来恢复，从而迫使对手在自己地盘对抗。除了犯下种族灭绝的大规模轰炸(甚至原子弹)之外，那时帝国主义几乎别无他选，这要求西方国家真正成为法西斯主义。
美国及其忠实盟友（特别是以色列和一些欧洲国家）军事入侵的中东地区事态的最近发展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入侵伊拉克的最初的“易得”胜利，华盛顿工程的政治失败和在这个国家崛起的对抗（尽管不足以描述它们）以及在南部黎巴嫩人民抵抗下，将以色列军队逼向失败。我推荐读者参考我在其他文章对于这些问题的讨论（《见“脱离美国、以色列和他们的盟国》)。
然而，一个政权不能满足于被武装的人民作为唯一的回应去抵抗侵略。有必要通过有效、现代、“抵抗快速”部署军队的设施来补充其潜在的抵抗力量。尽管在经历了具备大规模破坏力的第一次打击后，第三世界国家必须拥有对第二打击的有效反应能力，从而给敌人营地攻击目标或快速部署部队造成重大损失。因此，快速干预将成为一个不确定的冒险。
移动导弹为抵抗的必要手段问题提供了答案，因为他们逃脱被第一次打击摧毁的概率很高，它们打击与摧毁敌军目标的能力更强。
“核武器扩散”尤其是在其威胁下帝国主义指责伊朗发展“危险的”核能力的问题在这里找到了他们的答案。
我们在此的意图不是要分析“伊斯兰革命”。我们感兴趣的观察角度有两个：第一，伊朗的伊斯兰政权并非天生排斥国家集体进入全球化资本主义制度。第二，伊朗是一个拥有“巨大实力”的伊斯兰国家，他主要的组成部分（即使不是全部的话）是工人阶级和统治阶级，他们都不接受他们的国家在全球化系统中处于弱势地位。当然，伊朗还存在两个现实维度的矛盾，以及德黑兰的外交政策的取向也证明了将抵制外国发号施令。
事实是，在我看来，这是在历史上取得了积极成功的强大的伊朗民族主义，这就解释了被国王和鲁霍拉·穆萨维·霍梅尼的连续政权所从事的科学、工业、科技和军事“现代化”能力。伊朗是少数南半球国家之一(可能与中国、印度、韩国、巴西和其他一些数量不是很多的国家一样)拥有“国家中产阶级”工程。这个工程的实现与否(我相信这并不是)，可能不是我们长期讨论的对象。今天这个工程存在，而且它肯定存在。
正是因为伊朗具备强大的能力将自己塑造成一位受人尊重的合作者，所以美国已决定通过一场新的“防御”战争来摧毁这个国家。众所周知，“冲突”是关于伊朗正在发展的核能力。为什么这个国家不能像所有其他人国家一样拥有包括成为核武器国家的权利？
为什么帝国主义列强和他们的以色列小玩偶就可以拥有因自己垄断了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而自豪的权利？我们可以相信这样的言论所说：“民主”国家永远不会像“流氓国家”一样随意使用核武器吗？然而，众所周知，民主国家对包括屠杀犹太人在内的现代最大种族屠杀负有责任，美国已经使用原子武器，他会在今天拒绝和普遍禁止使用核武器吗？不幸的是，欧洲在入侵伊朗的工程方面也是华盛顿的盟友。
“核不扩散条约”本身是不受欢迎的，即便许多南半球国家在压力下承认了它。无核化高度适用于所有过度武装的国家，美国首当其冲，它也非常适用于以色列(不签署该条约)。一些法国军事专家公开表达，如果做不到这一点，核扩散导致了恐怖平衡，反而降低而不是增加了核扩散的风险。
三大洲的国家和人民同样面临以帝国主义资本主义为代表的挑战。但我们这个时期的经济形势特点并不利于快速发展反对侵略的能力，总体上买办资产阶级垄断着那些权力。
在这种情况下，必须优先考虑武装人民防御组织，其有效性在黎巴嫩南部被证明。捍卫民众组织在这些条件下的绝对权利成为了主要责任。事实上，“解除真主党武装”的想法是不可接受的。同时，民众斗争的发展必须毫无疑问地给自己一个目标：削弱当地买办领导阶级的权力，或者至少迫使他们学会如何与民众力量组织共存。
总体进化发展证明新的解放浪潮的条件已经成熟。在查韦斯的委内瑞拉的玻利瓦尔革命进程构成了其可能的先锋之一。随着其他国家人民在拉丁美洲获得的胜利，是华盛顿，而不再是古巴在美洲大陆中被其它势力所孤立。在亚洲和非洲，从今往后一致反对美国及其三角盟友的角度来看，也可以观察到，在联合国和世界贸易组织的辩论中南半球国家堡垒的重建迹象。条件被满足的情况下使得军事抵抗能力的发展成为可能。当然，它仍然是操纵那些确保从当权者手中接管国家的政府间关系的纽带，他们的人民继续处于反对那些政府计划以及工人阶级利益的矛盾中，那些政府充其量可能是拥有严格的国家性质而已。但在这里，激进化斗争是增加形成大众的、民主的、民族的国家可能性的唯一手段。
我给出的军事维度的质疑是至关重要的。这是因为“大中东”地区是今天反对帝国主义领导的整个世界的核心冲突地区。摆脱在华盛顿建立的工程是给世界任何地区机会坚持自己主张的先决条件。如果做不到这一点，所有的这些前提都将不值得一提。这并不意味着斗争的重要性在世界的其他地区如在欧洲、拉丁美洲和其他地方可以被低估。这只意味着他们必须选取一个全球化视角，在战胜他的首个打击目标——华盛顿中发挥重要作用。
四、关于温和选项的争论与限制
据说，斗争的激进化对许多社会运动而言不是一个选择。大量的争论提出证明采用温和的立场。一般来说，一个必要的现实和需要的调节可以避免自己独自走得太激进。越是少数激进的人越可能受到强烈诱惑，一再宣扬自己“前卫”，并故步自封地拒绝别人的批评，面对当代社会产生影响的快速转换熟视无睹。
这些观点是严肃的，所以应该被采纳。在提出的真正重要和必须提供答案的问题之外，他们也经常掩饰形势分析、立场和相关的战略选择，这也受到不少批评。
以社会主义名义进行的第一波历史浪潮实验的时期已经到来，资本主义出现了我们时代许多终了的样子，它被描述为衰败的迹象，而所有新闻中出现的成功表象(“历史的终结”)，甚至可以使人喜笑颜开。在这种情况下，民众运动将不得不坚持资本主义的逻辑，应该给他们的斗争以适度的目标，从而迟滞“新自由主义”，当然，提出一个“具有人性的资本主义”是唯一的可供选项。
我提出的分析阻止得出这样的结论。这是因为作为这个时代特点，资本统治关系的加倍暴力并非极端自由主义的放纵产物，而是当代条件下的资本再生产的要求。我已经得出了资本主义是一种过时体系的结论，从某种意义来说，它不会自行消失或死于自然原因（正如奈格里所认为的）但在某种意义上，它的再生产会导致今后越来越多的暴力运动。因此，我们已经到了人民必须摆脱它的阶段，如若不然，正如他们所受的威胁，人类将陷入野蛮残暴的境地。
这种分析并不排除大众阶级提出直接斗争目标的可能性，因为无疑是温和的，但在对于充实权力信心是必要的。但在我看来必须强调的是，只要他们不展开以离开资本主义并逐渐获得权力为目标的运动，那么这些可能的胜利依然脆弱易失。
我们时代的激进分子——特别是在世界帝国主义体系的中心——不相信任何关于斗争与国家体系兼容的观点，根据他们的说法，随着全球化的深化两者已经失去了相关性。国家和国家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可分割的，而他们提出的战略故意忽略了国家权力问题，目的是以战斗的 “公民社会”取而代之。欧洲人通常给出的绝对优先级目标是“拯救欧洲”，好像“欧洲”以外的问题可能是什么——是不可能出现在可以预见的未来的——其根植于与国家现实的多样性明显相关联的反对声中。同为国家权力战斗的政党所标示的生活一样，他们挑战“政党政治”的相关性。
对我而言，这些判断建立在草率的、先验的、对错混合的基础上。全球化不是一个原始的“客观”的数据，最多其中一部分是原始和客观的。全球化以战略方式真实存在，目前正在由富豪统治集团的政权推动。在被摧毁之前，全球化不能由另一个全球化替代，为此，需要恢复国家和人民的主权与民族的尊严。个人和公民社会在其行动符合尚未成为历史主体时（如奈格里所宣称的），他们仍然完全受制于资本主义特有的社会关系。政党(作为一般规则)在严格的资本主义再生产的严格框架内行动，好像自己相信这是永恒的一样。针对他们的批判是完全成立的。但不会通过忽视他们来减少阻碍实践的范围，而是通过发明工人阶级的政治组织的新形式。诚然，在这个框架内的政党由组织的逻辑决定，虽然激进化带来的斗争逻辑占据上风。组织主导的逻辑在大多数公民社会运动及大党占上风。只有斗争是激进的时候，斗争的逻辑本身才能逐渐断言自身。
对过往的社会主义和左派在20世纪的历史实践的必要自我批评，导致了极其多样化的解读，武装重建带来更好未来的重要性，必然是我们讨论的中心问题之一。当然包括那些怀念过去、拒绝面对自己的失败、并试着去理解背后原因的人们。但这些不再那么重要，并且注定会消失。也存在着一些人，从一个完全历史的观点去谴责过去，而不是试图去理解它存在的原因。他们将自己限制在片面的以及排外的并非民主进程的回忆中，至少可以说，包括那些野蛮的甚至是犯罪的过程，他们对我们提出的“邪恶帝国”的解读非常接近主流媒体和美国新保守主义的分割图像。毋庸置疑的是他们并不能从这样的事实中得出相同的结论：资本主义终于恢复了“好的帝国”统治，然而这些激进分子(意大利运动的“自治城邦”构成了其最极端的模型)在原则上属于反资本主义阵营。
这一历史的解读启发了面对当代资本主义真正挑战时模棱两可的立场。因为总会有来自左派或者右派对未来的看法，这与来自左派和右派对过去的批判解读相联系。如果一个人使用一个非常普通的另类全球化的术语来描述演绎自它的愿景和建议，那么既存在一个左派的另类全球化，又存在一个右派的另类全球化。前者激励保守立场，既可以在丰裕社会（一种“激进生态主义”证明了这一现实，这通过Jean Jacob的著作L'Altermondialisme, aspects méconnus d'une nébuleuse [Altermondialisme, ignored aspects of a nebula], Berg. Int. Ed, Paris 2006）以及1968年和其后的诸多批判性文章强有力地展现出来）, 也可以在穷困潦倒的边缘国家发现，（后者的现实证据由南斯拉夫的宗教和帕拉民族原教旨主义提供）。
左派的另类全球化运动不能沉浸在这样的幻想中，它只能通过超越历史批判的限制与当代左派实践的不足从而继续前进。右派和左派之间通常存在着一个分析元素与矛盾命题相关联的中心。因此存在一个另类全球化的运动的波波族。我使用这个巴黎术语是因为其完美的匹配性。波波族(代表“资产阶级波波族”意味着“波西米亚资产阶级”)被处于丰裕中心的中产阶级所招募。他们不满于资本主义提出的存在模式，有时有点怀念遥远的过去，但对于工人阶级特别是南半球国家的工人阶级关注的焦点却不甚感兴趣。
我将由我的批评的讨论与分析带来的权衡与激励态度称之为“温和”，或者至少给他们提供一个卓越的空间选择展开行动。他们对“人道主义”行为给出的关键合法性，经常宣告“干涉的权利，甚至义务”，而对这些干预措施背后赫然挺立的帝国主义目标（他们低估了或者没有意识到其真实的存在）毫无察觉。难道我们可以无视打着“干涉义务”旗号的北约（即美国及其所属的盟友）积极促成了南斯拉夫毁灭的事实与正在给占领阿富汗和伊拉克提供合法性的努力吗？
反军国主义的言论无疑是这个值得称道的意图的产物。但它在否认人民处于武装自身反对当代帝国主义的（真正）侵略的权利被威胁的情况下，变成了反动力量。“恐怖分子”性质的行动的存在是不可否认的。他们的实践并不局限于某些群体的行为——基地组织构成这些组织卓越的典型——毕竟，如果只是因为他们的存在将那些新保守主义的话语和那些追随他们“打击恐怖主义”的人们合法化则是可疑的。就所有其它的反对和解放运动而言，它也是一种现实的趋势。混乱在这个领域必须被拒绝:“恐怖主义”不是原因，而是后果，它是人民面对真正的挑战得不到一个满足的答案的产物。“反恐”话语已经由智库准备了近三十年，美国帝国主义将其设想为政治武器。现在没有再次出现对其起源的反思或批评，甚至将好的名誉都留给了丰裕国家。“恐怖主义”这个模糊到近乎完美的词被用于反驳关于暴力的讨论。在此之外的军事侵略、破坏城市与村庄的大规模轰炸的惩罚、计划恐吓（这个词是完全适当的）全部居民则被置之不理。对于左派而言，讨论必须要知道如何应对第一种恐怖主义，确定有效的政治和军事手段,甄别出那些并非如此，绝不能跟从主流媒体的言论从而混淆“反恐”。最后，适度观点支持了一个危险地滑向了“慈善”的行动，而这并不能质疑资本主义逻辑在社会灾难的起点动力，从而代替争取发展权利，这种权利会激发一个数量令人印象深刻的非政府组织。
温和的另类全球化运动(“波波族”)的不可避免地被误解的南半球国家，因为它没有提出大众阶级（构成人类的绝大多数）关心的问题。这个分离的出色案例由反对毛泽东主义在中国的流行的过度虚假言论给出，这种反对言论主要出现在美国和欧洲，他们谴责毛泽东是一个可憎的暴君。人们可以有很多这样的例子。社会群体中的温和潮流的比例过高，可以很容易地由不同方式如除其他事项外的金融造成的差异来解释，从而构成了对大众斗争前景的严重威胁，因此阻碍他们必要的极端主义。
我在这里提出的对温和选择的批评，不应该读起来像“教派”的批评，它不应该是一个单一动员反对运动的原则性危险的障碍。我定义了后者作为集体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国的领导的统治阶级的部署工程，美国的战略聚焦于通过华盛顿统治的军队来完成对全球的军事控制的目标，为此，实施预防性战争的第一个但不是最后一个的目标为中东。因此，现在的左派与右派的标准是支持或反对干预问题的代名词。在所有那些框架内反对美国的军事行动的激进分子或温和派的争论无论如何激烈，都有义务在他们的联合行动中精诚合作。
如果人们认为斗争的发展可以通过他们自己的内部逻辑与激进化要求产生，那么他们对未来就会充满信心。毫无疑问，目前的组织的逻辑优势构成了激进化的主要障碍。西方民主国家的选举系统提供了一个溢价优势，政党主要关心的问题是维护他们在权力系统中的地位，以至于他们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了“选举的政党”而非“积极分子”。但组织的逻辑并不只关注“大党”或者工会组织的“大的运动”，它也尽可能多地限制了小金库、非政府组织等的选择，组织内部的权力获取成为了斗争实施的重要目标。然而，通过斗争的一般化和激进化与斗争的逻辑可以逐渐获得胜利，而斗争的逻辑主要关心的是在已经建立的权力系统中增加运动的存在。
仍然有必要将运动方向问题提出，从而知道如何抵抗宣称自己“前卫”的诱惑，即是否成为第三国际、第四国际、无政府主义者或其他组织的继承人。这就是为什么我提倡构建第五国际，其灵感从实现了组织、意识形态、未来愿景多元化的第一国际而来，而非来自第二第三第四国际（ref., Samir Amin, Pour la Ve Internationale [Towards the Fifth International], Le Temps des Cerises, Paris 2006）。民主的财政赤字被恰当归咎于二十世纪的左派，与国际组织讨论所做出的选择非常相近。
文章出处：原载《山东社会科学》2017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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