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给的题目是未来的维度，其实不久前我们也在北京召开了一次小型的学术会议，以此作为题目。对我自己来说，在我的整个的思考当中，提出“未来的维度”并且希望大家共同去想象未来、提出对未来的思考，是非常急迫的一个问题了。我想我其实应该和Anita的发言换一下，因为我的观点好像有一点沉重、或者是悲观，因为我说，对于我来说未来不是一个时间问题，我提出未来不是想在时间的意义上去描述它或者思考它。
因为，今天我们所拥有的时间，无外乎是两种观念当中的时间。一种很奇怪，在今日中国也一样，我们的时间是基督教式的时间，也就是所谓的“乐园-失乐园-复乐园”式的时间，一个这样的历史想象和这样的文明想象。当然，更重要的一种时间是发展主义的时间，也就是一维的和线性的时间。我们相信这个时间是有意义的、有指向的，是不断的将人类带向更美好的、更繁荣的、更文明的、更富强的未来的这样的一种时间。而我来说，一个很好玩的事情是，中国的时间，在中国的当代文化当中，几乎完全消失了。或者说中国时间也就是自然的时间，四季更迭的、生命轮回的、日出日落的、春播秋收的这样的一种自然时间其实完全在我们的文化当中丧失了有效性。我们大概无外乎是按照前面说的那样两种时间来想象，那么对于我来说我所要讨论的“未来”和这样的时间无关。
同时我也要说明，我要谈论未来的话，也和乌托邦无关。我的未来不是说我们需要一个乌托邦，或者说我们的未来想象一定需要一个关于乌托邦的想象。因为在我的理解当中，“乌托邦”并不是一个关于未来的特权叙述。“乌托邦”也可以是一个关于过去的、关于我们失落了的天堂的故事。或者乌托邦也不一定是正面的，乌托邦也可以是反面的。事实上二十世纪就是一个书写反面乌托邦的年代。我开玩笑说，在二十世纪，我们所有的故事都不是“善托邦”，都是“恶托邦”，都是那些恐怖的、绝望的、黑暗的没有救赎的故事。所以我说我提出未来和乌托邦无关。
我提出未来和什么有关？答案就有点扫兴了。我提出的未来是和“有没有未来”相关，或者说，我提出的未来是和“末日”相关。为什么这个时候“末日”问题成为我提出“未来”问题的最重要的参数，原因很简单，我想任何一个在观察和思考着今天世界的人也许会分享一个观点——全球资本主义体系显然逼近了一个“末日”的状态。我以前也提出过一个问题：资本主义体系的“末日”是不是也是我们这一期文明的“末日”？进一步的问题是，这一期文明的末日是否将成为人类的末日？或者换一种提法：人类可不可能在这样资本主义迫近的末日和全面的危机当中“幸存”？或者再把问题推进一步：幸存下来的人类，如何在地球上生活？我经常把这个问题再多说一句的是：如果我们很有人类情怀的把人类想象成一艘巨型轮船的乘客，轮船在有着风暴的海上航行，那么灾难到来的时候，人类有一个共存共亡的命运。我想把它在引申一步，事实没有这么美妙，当人类这只巨船沉没的时候请大家回忆一部好莱坞电影《泰坦尼克》，即使是那样一艘巨轮，在它沉没的时候依然是三等舱先进水。换句话说，全球的穷人或者全球的穷国会在这个迫近的末日和劫难当中率先遭难。
在这样一个意义上说，我提出“想象未来”其实是一个“对抗末日”的命题。但是这个命题的不乐观在于，如果真的是末日的话，我们是否有能力去对抗。在这我要引用齐泽克最近的一本着作叫《末日生存》，在这本书中，齐泽克用齐泽克的方式做了一个很有趣的寓言讲述，他借助圣经当中的启示录四骑士创造了一个“末日四乘客”——在急遽的驶向末日的车上，拉了将文明引向终结的四个乘客。他是这样描述的，他说这四个乘客是生态危机、是生物遗传学革命正在/将会带给我们的后果、是体系的不平衡性（在我理解当中，体系的不平衡性可以表现在已经到来/即将到来的全球对原材料、食物和水资源的争夺）、第四个乘客就是每一个社会和国家中越来越赤裸的阶级分化。我的进一步解释是，这些阶级分化已经、正在、必然爆发为一种排外，很多种族的、阶级冲突的矛盾以排外的方式发生的社会暴力。在齐泽克的故事当中，末日四乘客中的每一位都可能终结我们今天所拥有的这个文明。
对于我来说，问题是两个方面。一方面是，面对着这种越来越迫近的资本主义的内在危机爆发必将自我崩溃的情况，用阿明教授的说法是“内爆”——必将爆破的状态，整个世界的文化知识分子几乎整体对这种灾难的迫近保持着漠然、无视、掩耳盗铃。在我的理解当中，这种状态是一种后冷战（或者用我新想的一个词叫做“后冷战之后”After-post-cold-war）的历史情境之中最严重的整体性的世界文化问题之一，即我们对所有的这些危机和末日的迫近保持着这种麻木不仁。
大家都知道，其实我是一个研究电影的学者，这两年来以“末日”为主题的电影数量之多、之集中可能跟2012玛雅历的一元更始有关系，但是，我想着或许是一种扭曲了哈哈镜。这个哈哈镜在向我们传递着一个事实——我们知道末日迫近了，但是我们宁肯假装它不存在、宁肯认为我们的文明仍然有无穷的前景和无限的未来。据说，有一个全球的统计数字表明，在中国、在亚洲，年轻人更相信未来，欧洲和美洲的年轻人已经在认为他们的美好天堂是在过去，他们希望能返回过去。据说今年德国最大的一种游戏形式就是大家“返回中世纪”，穿上中世纪服装，进入一种中世纪扮演的游戏形式。而在大众文化当中，大量涌现的这种文明表象最后全部成了一个爱情故事的背景。好像人类应对末日的全部办法是在末日时刻拉着爱人的手。很显然，在末日时刻拉着爱人的手对人类的灾难和末日的毁灭毫无救赎力量。
那么，这种现象对我来说带出的另外一种情形就是，今天我们已经好像别无选择的成为了“孤独的个体”。对于孤独的个体面临一个整体性的文明的劫难的时候，大概我们除了想象拉着爱人的手，就再没有办法去想象别的东西了。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整体性的危机的心理状态和文化状态之中，需要大声的呼喊说“末日近了”其实是一个更积极的战斗的态度。这个“末日”不是基督教意义上的末日，而是人类的末日、地球的末日。这个积极的战斗态度就是说：让我们每一个人从想象未来开始。然后我们去实践对未来的争取、对未来的创造。
今天没有时间展开，我简短地把我思考的还没有结论的结论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分享。我要回到我的起点的反面，对于我来说“未来”是关于“时间”的，为什么它与时间有关，就在于它迫使我们每个人自问我们是否仍渴望拥有明天？我们是否仍然希望人类、或者我们的孩子可以继续活下去？所以，它是与时间有关的。如果我们的回答是肯定的话，那么我们就必须回答我们拥有“未来”的现实可能性究竟在哪里？我们如何找到通往未来的方向和路径？那么，我要回到我的反面，我说，想象未来当然关乎于乌托邦。因为它关于这样一个问题：我们要不要思考，与其被资本主义终结，我们有没有可能去终结资本主义？如果我们思考主动地去终结资本主义的话，我们同时要回答的问题是终结了资本主义之后的替代方案是什么？我们用什么来替代今天的全球资本主义、或者我们非常斯文的把它称之为“现代文明”。同样，如果我们说想象未来关乎乌托邦的话，那么我们要回答我们关于未来的政治规划究竟是什么？而且实现乌托邦理想的政治力量是什么？这种政治力量是否在今天的世界当中处于上升状态？如果它不是处于上升状态的话，我们有没有可能介入其间、参与其间？共同去创造一种新的、上升之中的政治力量？
我就不去举更多的例子，大家知道近年来最引人注目的、曾经唤起我们的激情与希望的是“占领华尔街运动”。抛开一切不谈，占领华尔街运动喊出一个响亮的口号，这个响亮的口号在全世界回荡，这个口号是：“我们是99%”。一个简单的事实再次被揭示、这个世界再次回到了一个唯一的状态——1%的人占有全部财富、掠夺99%的人。但是，当“我们是99%”的口号被呼喊出来的时候，他同时向我们暴露了一个问题，当我们意识到我们是多数、我们是被剥夺者、我们是渴望拥有未来并创造未来的力量，但是我们仍然没有回答“我们”是谁？
换句话说，我想提出的是：有没有上升中的政治力量？被剥夺的多数人有没有可能成为一种上升中的政治力量？同时，我们有没有必要去呼唤新的历史主体？我们如何命名新的历史主体？换句话说，我们如果认为未来是终结了资本主义、或者资本主义终结之后的不同的文明形态，那么我们必须去创造或想象我们是否有与之相适应的社会结构、知识类型、及其价值观念。
我是在这个意义上，成为乡村建设运动十几年的志愿者。因为我觉得这是一种想象创造未来的路径之一。同时，这不仅仅是一种生产形态、一种组织形态，它可能再一次的为我们打开并且激活在五千年的中华文明当中累积下来的、以农业文明为基本范式的智慧、知识、和可能。同时，在这样的一个思考框架当中，我认为我们不应该简单地妥协和屈服于After-post-cold-war的一种主流文化。那么这种主流的文化就是对“革命”的审判和无条件的拒绝。我喜欢这句话：革命作为愿望对象是不可能得到的，但是作为动机对象永远是可以实践的。如果我们要面对的是人类的灾难和劫数的话，同时我们盲目地拒绝、告别和埋葬革命，那么是不是一种新的愚蠢？也是在这，我认为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再一次成为我们可能、并应该叩访的对象。
至少有两句话，也许我们应该再度回应和分享。一句话叫做：没有革命的理论，只有革命的实践。一句话叫做：做现实主义者，求不可能之事。
文章出处：“乡村建设研究”公众号；2012年12月，可持续实践与乡村建设国际研讨会于重庆市北碚区西南大学举行，本文为北京大学戴锦华教授会议发言录音整理，未经作者审阅。
文章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KPGnvhmy4iEKlDD6sI-ns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