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加农业文化遗产研究青年共学营交流会，陈俞全供图。

     农食系统是关系国家经济发展和社会安全稳定的重大基础性问题。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农食系统发展取得长足进步，粮食安全得到有效保障，饮食结构趋于丰富而多样（成升魁等，2021）。然而，我国农食系统具有“高投入、高产出”的典型特征，农业生产模式的不可持续性为生态系统带来沉重负担。从生产角度来看，2020年我国化肥施用总量达到5996万吨，平均每公顷农作物施用化肥313.35千克，是国际公认的化肥施用安全上限（每公顷225千克）的1.39倍；农药利用率仅为38.8%，低于欧美发达国家的50%～60%（蒋和平等，2020）；农业灌溉用水增长导致水资源过量开采、土地盐碱化；过度垦荒、滥砍滥伐及超载放牧导致水土流失和土地质量下降等一系列环境问题（李文华，孙庆忠，2015）。从气候角度来看，气候变化对农食系统的稳定产生巨大冲击。气候变化影响粮食产量的变化幅度约为3%～5%，个别年份可达10%；因农业自然灾害造成的粮食减产幅度约为5%～10%，个别年份可达10%（刘立涛等，2018）。这说明农业的不可持续性风险逐步暴露，脆弱性进一步加强。从健康角度来看，随着食物生产能力的持续改善以及居民收入水平的提升，居民可获得的食物数量及种类极大丰富，但过量无节制的摄取超越了健康饮食理念，带来了一系列健康问题（Gaupp et al.，2021）。由于摄入能量多、脂肪多、盐多，超重、肥胖、高血压、糖尿病多发，心脑血管疾病发生率居高不下。2020年我国成年居民超重或肥胖率超过50%，6～17岁和6岁以下儿童青少年超重肥胖率分别达到19%和10.4%（国家卫健委，2021）。不合理膳食所带来的健康问题，导致了高昂的经济及社会成本。据IFPRI全球营养报告估计，2025年超重或肥胖人口将消耗我国9%的国内生产总值（陈志钢等，2019）。要改善生态退化、气候变化及过度肥胖等问题，亟须推动农食系统转型，以实现“粮食安全”“健康中国”和“生态文明”的政策目标。

     传统农耕智慧是农食系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也为农食系统转型提供了丰富的经验积累和地方性实践。现有农食系统需要从传统农耕实践中汲取有益元素，与传统农业展开对话，以对自身进行调整和重组。第一，在价值层面，系统论、适应论、可持续发展理论在农业漫长的演化过程中早有萌芽且得到有效实践，我国农食系统自古就有保护自然（胡火金，2007）、平衡饮食（孙補卿，2004）、悯农节粮（叶世昌，1989）等优良传统，并在自然竞争和试错过程中形成了适应当地自然环境、人群体质的区域性食物体系和生产模式。通过对农业实践中的宝贵经验进行总结和归纳，传统农业生产技术、管理经验能够对当下的农食系统转型提供指导和借鉴。第二，在方法论层面，全球农食系统转型已经超出了“粮食安全”的单一目标，要求实现经济、健康、生态效益的多目标产出最大化（樊胜根等，2022）。特别是在微观领域，农食系统须跳出对模型、数据的依赖，从实践经验中总结归纳典型案例，形成可推广模式。传统农业知识及技术的嵌入，将有助于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农食系统的转型方案。

     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是留存传统农业智慧的“样本间”。根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FAO）定义，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是“农村与其所处环境长期协同进化和动态适应下所形成的独特的土地利用系统和农业景观，这种系统与景观具有丰富的生物多样性，而且可以满足当地社会经济与文化发展的需要，有利于促进区域可持续发展”（闵庆文，2007）。这一理念与农食系统转型的目标不谋而合。我国是农业大国，劳动人民在漫长的历史时期创造出大量充满智慧的农业系统，它们在特定区域内长期保持稳定，既提高了生产力，也实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提供了解决粮食安全、生态保护以及膳食健康的中国方案。需要指出的是，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参与农食系统转型，并不是要求农食系统重新走回传统农业的老路，而是利用以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为代表的传统农业知识和技术，使其在生产、营养、生态及农民生计等各个领域贡献经验和智慧。

     农食系统转型的目标诉求与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之间是否存在兼容性？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在哪些方面可以为农食系统转型贡献价值？有哪些可以探索的重要领域和关键议题？这些是本文致力讨论的重要问题。

一个理想的食物系统应该包括生产系统、营养系统、可持续系统、韧性系统和包容性系统五大子系统（Fanetal.，2021：3-19）。整体性也是理想农食系统的典型特征。每一子系统所追求的目标明确，从各自领域为农食系统提供相应支撑，也相互协同和牵制（见图1）。不同子系统间对有限资源的竞争，将极大影响农食系统的自身稳定性。以往研究仅聚焦于某一子系统，不可避免地割裂了子系统之间互相依赖、制衡、联动的耦合作用机制。以生产—可持续系统的耦合关系为例，过度追求粮食产量上升将带来不合理的化肥农药施用，导致生物多样性减少（Phalan et al.，2011）和水土资源流失（Allan & Dent，2021）；以营养—可持续系统的耦合关系为例，非淀粉类食物（肉类、食用油等）的增加，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居民的膳食结构，但同样将加剧温室气体排放、水资源损耗和土地占用，导致营养系统和可持续系统的冲突（He et al.，2018）。为解决多目标约束下的农食系统产出优化与管理决策问题，目前多采用综合多部门、跨学科的农业食物系统群组模型，如中国农业政策分析和预测模型（黄季焜，李宁辉，2003）、中国农业产业模型（张玉梅等，2018）等，通过线性优化的方式计算在营养健康、粮食安全和可持续发展等多目标函数情景下，实现经济成本最小化和产出效益最大化的有效途径。

     农业食物系统群组模型虽然反映营养—食物—环境之间的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但在应用上更适用于宏观和中观层面。在微观层面上，可持续目标下的食物系统管理优化方案因目标、主体、过程不同而存在显著差异，基于演绎逻辑而形成的农业食物系统群组的适用性问题突出。且受到数据和方法的限制，模型参数的主观性、模型假定的普适性以及模型结论的准确性都不足以有效应对区域内部农食系统本身的复杂性。笔者认为，在农食系统微观研究领域，目前并不存在一套成熟且规范的研究方法体系，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农食系统的转型实践。

     如何在特定区域内实现生产、营养、可持续、韧性和包容性目标的协调与促进，将农食系统转型的路径探索拓展至微观层面，是保证农食系统研究方法论完整性的客观要求。毫无疑问，“完全依赖模型作为政策分析基础这一做法存在着一个认识上的陷阱，这就是学者会认为他们是无所不知的观察家，能够通过对系统的某些方面的规范化描述，领悟复杂的动态系统运作的真谛”（朱广忠，2014）。笔者认为，农食系统转型的微观研究必须基于对农业生产实践的总结和提炼，对乡土社会人文价值和可持续发展理念的理解和认可，而这正是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学术价值所在。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是经过漫长历史选择后所留存的农业智慧的结晶，是人类应对复杂的自然和社会条件，演进生成的复杂农食系统的微缩。它不仅包括一般意义上的农业文化和知识，也包括区域自然景观和人文系统，是典型的社会—经济—自然的复合生态系统（李文华等，2012）。作为被时间验证的案例，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既表现出典型的区域多样性和适宜性，也呈现出高度的包容性和韧性。它的多元价值能够有效衔接农食系统的多目标需求，为农食系统转型提供新的理念和方案。

     因此，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参与农食系统转型，在方法论层面是必要且可行的。多目标耦合交织的农食系统无法在微观区域层面上通过某一模型或模型群组进行方案设计和政策干预。依赖经验性的地方实践，特别是具有长期适应性的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是探索农食系统转型方案的一条重要路径。

      “嵌入”仅是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参与农食系统转型的初级阶段，对于“嵌入”必要性和可行性的论证说明重要农业文化遗产能够完善当下农食系统的研究体系。但欲求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与农食系统的有机结合，“嵌入”是不充分的，两者需兼容和耦合，即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所贡献的价值能够有效满足农食系统转型的基本目标。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价值，大致分为生态环境价值、社会文化价值、经济价值三类（孙庆忠，关瑶，2012）。针对农食系统不同子系统目标，均可以从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经验宝库”中寻求思路和启发。

     （一）生态环境价值与农食系统转型

     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具有的生态涵养和环境保护功能与农食系统的“可持续系统”目标和“韧性系统”目标具有高度一致性。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地多集中在生态脆弱地区，其农业系统基本遵循“顺应自然”的理念，强调生产方式的适宜性、资源利用的可持续性和应对灾害冲击的韧性。严峻的环境和资源压力促使人们在生产生活实践中进行微妙的适应性设计，包括选育高产且稳定的生物品种、采用物理手段防治病虫害、注重地力保护并提高土壤肥力、修建水利基础设施等以确保系统的稳定可持续。比如，在贵州从江稻鱼鸭共生系统中，鱼、鸭的活动使害虫落入水中成为饵料，既避免了病虫害的威胁，也减少了农药的使用；水稻所需肥料基本可以从稻田中所饲养的鱼、鸭获得；而水稻田天然具备去污、净化的能力，避免了水体污染，也为鱼、鸭生存提供了更加安全的活动环境（张琳杰等，2014）。由此可见，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可以为农食系统转型中的生态环境目标提供新的思路和方法。此外，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作为绿色生产技术的孵化基地，也能够反哺农食系统，推动农食系统实现“生产系统”和“营养系统”目标。比如，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严格限制农药、化肥的施用品种及数量，激励了环境友好型绿色生产技术的采纳。作为全球和中国重要农业文化“双遗产”，陕西佳县泥河沟古枣园红枣生产长期受到病虫害侵袭，在农药施用的严格约束下，涂胶、色板诱杀、光诱杀等物理防治技术被广泛使用，在提高产量的同时，也保证了食品安全，实现了区域农食系统生产和营养的双目标（孙庆忠，2018）。

     （二）社会文化价值与农食系统转型

     新冠肺炎疫情以来，农食系统的“包容性系统”目标受到严重挑战，改善农户（尤其是弱势群体）生计的必要性进一步凸显。受疫情封锁隔离、就业机会减少、收入下降等因素的影响，农食系统中妇女等弱势群体的生计遭受冲击，收入不平等加剧（Phillipson et al.，2020），食物安全无法保障（Laborde et al.，2020：16-20），家庭暴力发生的可能性显著上升（Kumar，2021：54-62）。降低农户脆弱性的一般应对策略强调政府干预和正式社会保障制度，但基于家庭、亲友、村落而构建起的社会网络和由于农业生产而衍生的非正式制度（祭祀、节庆、共同劳动等）同样具有补充和增益作用。毫无疑问，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不仅是对传统农业生产技术的保护，也是对乡土社会情感关系的抢救和再重构（乌丙安，孙庆忠，2012）。多数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拥有以乡土社会血缘和地缘为基础所构建的农户生产和生计网络，是一种无形的“社会资本”。亲属、邻里、朋友、同乡之间天然蕴含着由“伦理、义务、信任、互惠、关系、人情、宽容、同情、团结”等多因素交织的互助精神，通过资金拆借、礼物互赠、合作生产、乡规民约等方式予以表现，蕴藏在“衣食住行”“婚丧嫁娶”等活动和仪式之中，成为抵御自然和社会风险的重要屏障（卞国凤，2010）。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所构建的情感认同和集体记忆，进一步强化了此种非正式的互助关系，从而更有利于实现农食系统的“包容性系统”目标。以“女性赋权”为例，女性在生产经验传承、家庭膳食结构调整、绿色生产技术采纳以及青年成长等多个维度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角色。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可以为女性提供更多工作机会，有助于增加收入并缓解家庭营养的可获得性，实现“营养系统”目标。

浙江开化古村落，陈俞全供图。

    （三）经济价值与农食系统转型

     尽管创造经济价值不是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核心目的，但其所带来的经济可持续性不可忽视。保障农户过上富裕且有尊严的生活，是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活态保护的基础，也是农食系统所追求的目标之一。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经济价值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产品价值。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地良好的生态条件、浓郁的地方特色以及传统的种养模式，有利于提供多样且具有高附加值的食物，为农产品品牌溢价创造条件，帮助农户解决生计问题，有利于实现农食系统的“包容性系统”目标。同时也增强了其抵御市场冲击的能力，保证了其盈利的可持续性，从而实现农食系统的“韧性系统”目标。以内蒙古敖汉旱作农业系统为例，自2012年被认定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后，“敖汉小米”的市场价格由2014年前的每斤4元左右上涨到了8~15元不等。在促进农户增产增收的同时，也促进了全谷物理念的推广，有利于改善消费者的饮食结构，实现农食系统的“营养系统”目标。第二，旅游价值。作为一种“独特的土地利用系统和文化景观”，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具有丰富的美学内涵。陈加晋等（2021）将围绕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所构建的审美活动称为“介入式的审美体验”——以贴近、融入自然的原生景观为基调，形成田园牧歌般的自然画境之美和凝结文化价值的人文意境之美。作为审美空间存在的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区别于同质、机械的城市空间，为乡村旅游产业提供了场域。当前不少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地推出集观光、体验、休闲于一体的旅游项目（如兴化千岛油菜花景区、新化紫鹊界梯田景区等），引导农户发展农家乐、渔家乐，有效改善了当地农户生计，进一步拓宽了农民的收入渠道。这不仅有利于收入增长、弱势群体就业等“包容性系统”目标的实现，也有利于提高当地农户保护生态景观、采用绿色生产技术的积极性，进而推动农食系统的“可持续系统”目标的达成。

      如何在农食系统转型过程中，将前沿的生产观念、膳食观念、生态观念与传统农业的经验结晶紧密结合，总结过去以面向未来，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本文认为，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在风险管理和资源管理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功，其成绩是不容忽视的，其所蕴含的经验和方法，是未来值得研究的重要领域。

     （一）韧性治理：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参与农食系统风险管理

     农食系统始终承受着气候变化、人口增长、生物能源、经济政策等外部因素的冲击，具有较强的脆弱性。这些外部风险有时单独发生，有时同时在场并交叉影响，形成“叠变效应”（翟绍果，刘入铭，2020）。由于农食系统不同子系统的关联性密切，无论风险对哪个子系统节点产生冲击，其破坏力都会通过网络结构产生连锁反应超出某一单一子系统，形成具有高度传染性的“风险联动”，将农食系统的风险特征推向高阶演化。最为典型的历史经验来自2008年农食系统所经历的“完美风暴”（Headey et al.，2010）。受能源价格快速上涨、“弱势美元”、生物乙醇燃料转化以及与气候变化相关的粮食禁运和恐慌性购买等因素的影响，全球玉米和小麦价格增长近两倍，水稻价格单月同比增长近三倍，引发全球粮食安全危机（Headey，2011）。一系列外部因素不仅使农食系统的生产目标遭受严重挑战，也在全球范围内加剧了贫困和饥饿问题。FAO估计，受粮食危机影响，约有4800万人口陷入饥饿状态，膳食结构趋于单一，营养匮乏问题显著加剧（Headey et al.，2010；Swan et al.，2010）。在部分地区，粮食危机造成的青少年辍学和童工问题显著上升，农食系统的包容性进一步降低（Nord，2009）。由此可见，如何开展风险治理是农食系统转型发展的重要议题。

     农食系统风险治理的传统思路是脆弱性治理，其基本思想是在识别风险因素的前提下，通过政策干预手段，降低甚至免受外界风险带来的各项损失，构建一个外部屏障，以保持内部系统的平衡和稳定，形成一种安全、可控的均衡状态（翟绍果，张星，2021）。基于此，农食系统的脆弱性治理强调通过各级政府、国际组织来提供制度供给（保险、产业支持政策等）和资源分配方案（财政支农资金、营养午餐等），承担农食系统运行的责任。尽管脆弱性治理强调外部力量对农食系统的扶助，但是却忽略了内部主体的能动性。应当看到，农食系统所面临的风险长期存在、复杂多样且混杂叠加，并不容易通过制度安排创造一个完全不受风险影响的系统环境。更为合理的诉求是，探究农食系统如何在风险中开展学习、适应和改变，通过有序调节各主体以适应不确定的环境，使遭受风险冲击的系统恢复到原初的平衡状态，甚至向更好的状态演进，其核心是对农食系统的韧性治理。所谓韧性治理是指，社会系统在面对外界不确定性因素扰动或冲击时保持自身特征功能的抗逆能力、遭受外部冲击后的复原能力以及对外部环境的因应演进和调适能力（翟绍果，刘入铭，2020）。近年来，随着气候变化和极端天气的增多，农业生产和生计系统外部环境趋于不可控，基于风险预测来对风险进行先期抵御，已不足以完全应对气候变化等宏观因素冲击。如何因应风险冲击做出适应性调整，创造性地重建甚至改善原状，成为农食系统在风险管理领域的重要目标。

     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多集中于生态环境脆弱且经济发展欠发达的地区，区域内的农业生产和生计安全往往易遭受政治、气候、战争、灾害和市场的冲击。受制于有限的技术手段和个体抗风险能力，农户不可能完全消除各种风险因素的影响，建立一个悬浮真空的“田园免疫体”。纵观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实践不难看出，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对于风险管理的思路更具现实性，在接受风险始终存在的前提下，强调其与周遭环境、市场、社会的和谐适应，通过构建可恢复的社会—经济—自然系统，提高其面对风险因素后的“自愈力”，使其能够以较短的时间恢复到甚至超越风险冲击前的状态。李文华等（2012）指出，“（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地的）环境压力的胁迫促使人民通过生态调整、系统结构功能整合等方面的微妙设计，利用各个组分的互利共生关系，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以江苏兴化垛田为例，自明代因黄河改道，黄淮合一，兴化地区成为洪涝灾害高发地区。面对无法改变水患灾害的现实处境，兴化先民积土成丘，垒土成“垛”，以“垛”为田，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湖荡垛田式农业生产方式。进入21世纪，随着我国农业水利建设不断完善，洪涝灾害不再成为当地农业生产的主要威胁，垛田的高度也随之降低，以此降低劳动强度，适应农村劳动力减少的现实状态。垛田的产生及动态调整，体现出兴化垛田在环境适应与技术选择方面的韧性，也说明丰富的传统经验蕴含着值得今天借鉴的韧性治理方案。然而，目前对于重要农业文化遗产韧性治理经验的系统挖掘尚不充分，重点集中在生态领域，且往往与生态恢复力等问题不做明显区分（曹智等，2015）。如何把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积累的朴素而有效的经验，上升到理论高度，并提高其可推广性，从而更好地为农食系统转型提供案例支持和理论思考，是农业文化遗产未来研究的重要面向之一。

浙江开化山泉流水养鱼系统，陈俞全供图。

     （二）自主治理：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参与农食系统公共资源管理

     农食系统转型的另一重要议题是，如何通过系统内要素资源的合理、有效、永续利用，通过制度设计实现社会福利的帕累托最优。完成这一目标，需要依赖农食系统不同利益主体的共同行动和共同治理，在对话、妥协、竞争、合作的基础上，探求农食系统合理运行的实现机制（王春婷，2017）。这就对农食系统的公共资源治理提出了新要求：韧性系统要求农食系统各主体开展共同行动，以抵御气候变化等外部冲击；生产系统和可持续系统要求对森林、土地、水资源以及基础设施等公共资源进行合理分配和有效使用，提高农食系统资源利用效率；包容性系统和营养系统要求对公共生活空间、教育空间进行重塑，通过共同行动管理农村公共事务，为农食系统提供保障。的“案例库”，是学术界需要重点关注的另一重要议题。

     （三）可持续治理：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完善农食系统生态管理

     农食系统转型的目标之一，是构建与资源、环境、生态相适应的、可持续的农业生产与消费体系。农业的本质是生物有机体与自然环境之间的物质和能量交换，这一特征决定了农食系统必须处理好与自然的关系，尽量保留自然的生态结构功能，维持生态基本平衡。笔者认为，构建一个可持续的农食系统，就必须将农业生产与食物消费的规模保持在自然资源持续力的边界之内，强调资源、环境供求的代内和代际公平，既要满足当代人对于农食系统生产、营养、生态的基本要求，也要保证后代子孙的权益。现有农食系统是以石油农业为基础构建的生产与消费体系，其改造和利用自然，将自然资源转化为农业产品的效率和规模远高于传统农业，极端情况下可以“让高山低头，让河水让路”。但肯定其成绩的同时，也要看到现有农食系统的消耗和污染与生态环境的可持续之间存在突出矛盾。恩格斯（2012：998）曾有洞见地指出，“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会对我们进行报复”。一方面，不合理的农业活动加剧了生态环境的破坏和污染，导致现存资源使用价值降低，单位资源产出率下降；另一方面，对资源的消耗和攫取，导致资源的利用速度大于资源的更新速度，农业生产的自然界限进一步缩小（洪银兴，2021）。生态退化已经成为农食系统转型的约束条件，农食系统如何改善自然资源利用，为当代及后代子孙谋求更多的生态财富，是农食系统可持续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

     笔者认为，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可以在生态伦理和实践借鉴两个层面支持可持续农业的发展。传统农耕文明是在“人多地少”的资源约束下演化发展而来，它要求农业生产必须依据自然规律因势利导，通过精耕细作的方式对资源进行集约化管理，取之有度，用之有节，确保农业系统可以自我调节和自我维持，实现生产的可持续、社会的可持续和生态的可持续。这一做法蕴含了代际公平的基本原则。为寻求农业系统在时间维度上的稳定性，传统农耕文明一直强调“天人合一”“节用物力”的生态伦理观，强调农业系统的“自养”“自控”，保证系统内有机物质的循环往复，以维护系统延续。这些思想在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中得以保留和贯彻，比如福建尤溪联合梯田重视农田生态工程建设，采用竹林、村庄、田地、水系综合利用模式；福州茉莉花种植与茶文化系统遵循“循环利用”的基本理念，构建湿地山地循环农业生产体系。这些生态观念无疑对农食系统的生态治理具有借鉴和指导意义。

     而从实践层面看，笔者依据刘彦随和吴传钧（2001）对农食系统生态农业治理模式的分类，梳理了全球及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能够参与农食系统生态治理的对应项目。表1说明每一类型的农业生态治理模式都可以在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中找到对应的实践方案。将传统农业生态治理经验与现代农业技术充分结合，能够有效实现农食系统“可持续系统”目标。崔文超等（2020）通过对浙江青田稻鱼共生系统的碳足迹进行测算，发现与水稻单作系统相比，其排放温室气体更少，环境影响更小，生态和经济效益更高，可以同时满足经济和生态的可持续性。杨伦等（2020）分析了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对黄河流域生态保护的作用，指出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中的节水保墒、沿等高线筑造梯田、打坝淤地、种植落叶果树等技术对于提升水源涵养、改善水土流失、提高土壤肥力、防风固沙等具有重要作用，对于维持生态脆弱地区的农食系统可持续性具有正向影响。由此可见，如何总结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中的生态治理经验，构筑与我国传统农耕文明相一致的生态伦理观，推动具有生态价值的农业传统技术参与农食系统转型，也是未来农食系统值得关注的重要问题。

     推动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参与农食系统转型，是一场传统与现代的深刻对话。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是人类在悠久农业实践中的浓缩，它所蕴含的丰富经验价值可以为今日农食系统转型提供新的思路和方案，在时下多重风险共存的现实情境中尤为重要。只有通过对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充分挖掘和研究，才有利于更好地满足农食系统转型的基本诉求，使传统农业智慧不被虚置，并在当下焕发出新的生机和活力。

参考文献和注释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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