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全球化危机和疫情冲击的双重作用，客观上造成全球产业重构与西方新冷战地缘政治相结合，从而对已经深度融入全球化的中国经济造成重大挑战。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本着“底线思维”，提出“要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为了全面推动这个重大战略转型，2021年1月1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中强调，要“准确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

构建新格局就需要构建独立的货币发行机制和充分的货币政策空间，这是畅通国内大循环的重要保障，也是更好地抵御外部风险，更加积极地发挥国际大循环作用的前提。但在过去经济对外依存度过高的条件下，我国事实上形成了“外储发行+土地吸纳”的货币发行和地产资本扩张的制度性关联，已经引发诸多问题。比如，过度依赖外汇占款发行，会削弱央行调控货币的自主性，被动“量化宽松”增发货币创造过量流动性进入房地产行业，造成脱实向虚等。货币发行机制的改进和完善，已成为构建新发展格局的一个重要方面。

中央自2015年以来针对性地提出工业、农业和金融三大“供给侧改革”，三者整合起来方能事半功倍。在国家生态文明战略转型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成为重要发展理念的背景下，笔者建议以“两山”新理念来统筹金融与农业两大供给侧改革，探索通过“生态产业化和产业生态化”，加快实现空间生态资源的价值化，让货币“回锚”到生态资源价值化的“三级市场”之中，使乡村振兴战略成为发行货币和吸纳货币的新空间，从而将主权货币发行和主权范围内的资源价值化有机结合起来，进而带动城乡要素流动，畅通国内大循环。也就是说，在乡村振兴战略进程中推进“货币回锚”，是落实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双循环发展新格局的关键措施。

在新发展格局下推动货币供给创新，需要结合世界资本主义由产业资本阶段进入金融资本阶段后国际循环的基本规律来分析。对此，我们可借由“微笑曲线”对参与全球化竞争的国家的比较优势加以分析。

（一） 货币经济和资源经济占有主要收益形成的“国家竞争微笑曲线”

当前，由金融资本主导的竞争形成了民族国家之间竞争的基本格局。在这个格局之下，掌握世界结算货币发行权的核心国家（货币经济）成为全球分配的主导性力量，拥有战略性资源的经济主权的国家（资源经济）在其中获得资源资本化收益，并形成对一般制造业国家（产业经济）利润的挤压。不同经济类型的国家之间的收益分布情况，与产业经济领域“微笑曲线”所揭示的产业链不同环节的利润分布情况类似，形成了国家竞争的“微笑曲线”（见图1）。

这种全球分化的经济格局，是资本主义由产业资本阶段发展到金融资本阶段后的一般规律，也符合产业全球分工下价值流动的内在规律。

自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美元信用与黄金脱钩，直接与国家权力在全球的扩张挂钩：美联储代表私人银行购买美国政府发行的国债并以此作为依据发行美元，政府信用派生的债务成为货币发行的锚定物。此后，美元便可以不受价值实体的限制而不断扩张。同期，美联储提高利率吸引海外资本流入本国金融市场，在加快金融异化的同时，国内产业因成本上升大量向外转移，实体产业占比下降，国民经济日益空心化，形成了当前这种主要依靠全球结算货币地位通过金融市场获益的虚拟经济形态。

由于与黄金脱钩之后失去了含金量，美国要维持美元发行和输出流通，继续占有全球“铸币税”，就必须以处于绝对优势的军事力量保证战略资源（能源主要是石油）主要储产区可控，从而将美元间接锚定在战略资源上，同时保持美元在国际储备货币中的份额，以及在全球贸易结算货币中的份额，这是美国的核心利益。目前，美元仍然是全球贸易结算领域第一大支付货币，占全球外汇储备的60%以上。由于遏制新兴经济体在金融领域的竞争，关系到其根本利益，美国必然会不遗余力地维持这种靠货币扩张在全球获取收益的“国际秩序”。

那些有战略性资源储量、并能确保对其进行主权化开发的国家，客观上就会在美元的扩张中获得“搭便车”的机会收益，因为能源是吸纳增发的货币的主要场所。当持有能源主权的国家靠掌握定价权对外转移成本，制造业国家便不得不接受价格上涨，并承受输入型通胀的成本。例如，在过去十几年里，俄罗斯、伊朗、委内瑞拉等掌控资源开发权的国家，客观上也从美元全球扩张带动的能源价格上涨中获取巨额收益。这就表明，尽管这些资源经济国家与早已进入货币经济的美国处于不同阶段，但资源主权一旦在国家手里或重新收归国有，那么通过国家垄断，就可以直接产生资源资本化的收益。尽管这些国家搭便车获益原不在美国战略设计之内，但它们客观上会与美国币缘战略结合而获取国家收益最大化。同时，随着全球产业梯次转移并在中国聚集，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制造业国家。当中国以产业经济形态融入这种全球化格局之后，就必然会承担输入性通胀和美元全球铸币税的双重成本。

因此，当我们在全球化危机爆发之际，讨论如何推动国内货币供给转型时，首先就要考虑到这种结构性因素的制约，而不能沿着强化这种结构的方向去探寻解决思路。

（二）美国向虚拟化的货币经济转型的路径不可复制

中国以产业经济形态融入上述全球化竞争格局时，依靠强大的制造出口能力，积累了巨量美元外汇储备，即在客观上形成了一个结果：中国目前拥有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外汇储备；并因对冲增发创造出了规模远超过美国的基础货币和M2（2018年两国M2比值接近200%）。这就意味着中国具有了向货币经济跃升的基础。当然，中国一直强调金融服务于实体，不能复制美国在经济虚拟化后转向货币经济的路径。

美国过去能够维持虚拟化的货币经济，很大程度上是靠美元在全球范围内的大循环，即一方面，美国凭借其世界结算货币的地位，靠发行货币支付经常项目逆差，对外输出美元；另一方面，通过发展中国家的外汇再投资，美元又回流美国，支撑其国内的资本市场。在这种体系下，美国凭借其军事优势和货币强权向全球“剪羊毛”、收取“铸币税”。而发展中国家却为此付出沉重的资源环境代价，以及压低劳动力成本所产生的社会代价（见图2）。

显然，中国不具备以单向输出货币的方式，在全球范围内整合资源经济的条件。近些年人民币跨境结算的努力，与部分国家双边互换本币的协定，以及部分国家将人民币列为外储货币，主要是建立在中国自身强大的制造出口能力基础上的。也就是说，人民币国际化是建立在实物和货币双向流动的基础上的，而不是依靠其他强制性条件整合其他国家的经济资源。

同时，美国这种高度虚拟化的货币经济模式本身也不可持续。2008年华尔街金融危机爆发以来，这种寄生性的虚拟经济内在的矛盾已经越来越为全世界所诟病。因此，由美元和资源主导的原有国际循环已难以持续，更难以复制。

（一）国内大循环需要考虑建立货币自主发行机制

在融入全球化的过程中，中国逐渐形成了锚定外汇储备的货币发行制度。在货币当局总资产构成中，外汇资产占比最高时超过80%（见图3）。当中国基础货币发行主要依据外汇储备时，货币发行就会被动地随外汇的变化而波动。

特别是当受到外部冲击，出口下降、经济下滑预期增大时，外汇流入同步减少，反过来会导致基础货币发行减少，掣肘国内本应逆周期做多的调控政策。

以华尔街金融海啸为例，危机爆发后，中国2009年对外出口相较于2008年骤降了约2300亿美元。当国内出台应对危机的逆周期扩张政策时，信贷投放却面临着“货币锚”缩减的尴尬。货币当局持有的外汇资产量及资产总量从2011年开始增速明显放缓，并且在2014年开始下降（见图4）。在2018—2019年中美贸易争端期间，国内广义货币（M2）增长速度同期也持续下降，2018年11月月同比增速一度降低到7.9%的低位。

为了应对外汇增量下降、基础货币投放顺经济周期下减少的问题，央行创设了“中期借贷便利”（MLF）、“常备借贷便利”（SLF）和“抵押补充贷款”（PSL），通过增加“对其他存款性公司债权”的方式来增加货币投放。终于在2015年后，货币当局总资产基本摆脱了与外汇储备一同下滑的局面，渐渐开始回升（见图4）。

从2010年到2017年，央行外汇资产仅增加了8021亿元，同期对其他存款性公司债权增加了约9.2万亿元。虽然上述“便利发行”成为主要的货币投放工具（目前基础货币投放中近30%来源于便利发行），在近几年的逆周期调节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便利发行”毕竟是作为一种中短期调节工具运用的，并不具有创造增量基础货币的实体价值基础。

2018年以来，先是美国单方面相继发起对华贸易战和科技战；2020年遭遇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后，全球产业链又受到严重冲击，世界各国经济陷入不同程度的衰退。对中国产生的直接影响就是出口剧烈波动，这一方面会使经常账户下的贸易顺差减少；另一方面，出口波动会直接传导到国内出口行业，相关企业会面临市场萎缩、经营状况恶化的困境，加上国内疫情的前期影响，大量企业特别是FDI企业投资可能会流失，这会造成资本账户下的外汇流失。如此，经常账户和资本账户就会同步发生外汇大量流失（图5中，中美贸易争端期间贸易顺差急剧波动，货币当局外汇资产持续下降）。

因此从长期看，中国启动国内大循环，首先就要找到可靠的货币发行“锚”，以对冲锚定外储的货币发行体系的顺周期风险。特别是在当前全球疫情持续及美国加紧战略遏制可能造成中国“被脱钩”的冲击下，货币换锚的问题更加紧迫。

（二）国内大循环的基础是货币供给与实体经济有机结合

国内基础货币随外汇储备规模增长而被动大规模增发，不仅造成了高通胀预期，更引发经济脱实向虚，进而可能形成系统性经济风险。在强制结汇制度下，新增的每一美元外储都会在国内按照汇率，对冲增发相应数量的人民币（基础货币），再经由货币乘数放大，其在过去形成了百万亿规模的货币超发（M2）。中国顺差长期逐年扩大，这就意味着这部分新增发的货币购买力没有形成对外的购买需求，随即在国内转为银行大规模的存差。当金融总量增加到一定程度，超过实体经济的时候，就出现了金融过剩。同时，在外向型发展战略和政府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发展模式下，内需长期疲软，进而造成产能全面过剩，制造业利润下降。这两方面的作用叠加，必然造成金融资本“脱实向虚”，追求高流动性获利。

于是，我国在2014年就连续出台了放宽金融管制的一系列创新，包括衍生品交易、放宽场外的配资，以及允许各种各样的民间资本直接进入虚拟部门，直到2015年6月股市一度濒临“崩盘”。之后，几乎所有的资金便流向房市，带来房地产价格的迅速攀升，也逐渐形成了“外储发行”加“土地吸纳”的货币供给体系。在这个过程中，客观产生了两个后果：

一方面，被动增发基础货币本来会带来国内高通胀风险，而中国之所以没有发生恶性通货膨胀，原因就在于国内形成了土地这个吸纳货币扩张的“锚”，房地产成为吸纳增发的广义货币的主要领域（见图6，地价指数与M2总量同步增长，远超过货币当局资产总量增长速度），同时也带动资产价格虚高、产生泡沫化问题。

另一方面，在地方以土地为基础的信用扩张中，形成了巨量的负债。截至2019年底，全国地方政府债务余额21.3万亿元，这还不包括地方融资平台产生的隐性债务，这都造成金融系统的风险敞口增加。

随之而来的便是全社会对金融脱实向虚状况的认识，以及整个决策层对金融重回实体经济的政策努力。但金融追求高流动性获利的规律很难改弦易辙，已经成为中国经济最大的安全隐患。故党的十九大报告将防范系统性风险作为三大攻坚战之首，其中最为核心的就是金融风险。

特别是在疫情冲击和美国对中国外交战略打压的背景下，如果实体领域持续面临流动性短缺，经济脱实向虚问题得不到改善，整个经济体系抗风险能力就会急剧下降。此时，如果国际资本发动投机性攻击，或者战略“对手”进行组合布局，在汇率和资本市场进行多空操作，就会造成国内资本市场的剧烈动荡，甚至引发大量资本外流避险。而一旦资本快速出逃，国内流动性急剧短缺，首先就可能造成股市泡沫崩溃，同时加剧本币急速贬值，紧接着就是影响泡沫已经较为严重的房地产市场。

上述分析体现了中央一再强调的底线思维，也是根据外部冲击下系统性风险传导的一般逻辑所作的分析。但如果过去这套依赖“外储发行”和“土地吸纳”的货币供给体系不能及时转型，面对重大外部冲击和有准备的战略性攻击时就难以应对。

同时我们也应看到，中国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表现出色，经济很快就止跌回升，成为世界经济衰退大潮中的避风港。如果我们能抓住这个窗口期，加快调整货币供给模式，对冲外需下降和投机资本战略攻击的负面影响，就可能化危为机，形成可持续发展和长治久安的局面。所以，当前要畅通国内大循环，迫切需要推动货币供给的创新。

（一）以实物资产发行货币是对马克思主义货币理论的运用

马克思说“货币天然是金银”，深刻揭示了货币作为交换的一般等价物所应具有的价值形态。对于纸币，马克思指出，“纸币是金的符号或货币符号”，本身并没有价值，因国家强制才得以流通，但“纸币的发行限于它象征地代表的金（或银）的实际流通的数量”。无论是银本位制、金本位制，还是复本位制，抑或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美元与黄金挂钩的国际货币体制，大都遵循了这一基本原理。只要货币的发行直接或间接锚定贵金属，货币本身就具有或象征着价值（含金量）。

直到1930年代资本主义大危机之后，大多数国家才转向纯粹的信用货币。由于贵金属储量有限，随着经济发展、交易量的上升，锚定贵金属的制度退出历史舞台不可避免。只是演化成信用货币后，超发、滥发所产生的问题就极其突出。

根据马克思货币流通规律的原理，一定时期内商品流通中所需货币量与待实现的商品价格总额成正比，与同一单位货币的流通速度成反比，再结合货币作为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这两个最基本的职能来看，以真实的资源资产价值为基础，以其交易量为依据发行货币，相比信用货币制度有本质性的进步意义。这也是我们当前提出推动货币供给主权化转型的基本依据。

（二）依托实物资产稳定货币曾是中国应对危机的有效经验

在中国红色货币金融发展历史中，依托政权可控的物资保持货币稳定发行，是一个基本的经验。

早在革命战争时期，各根据地面对严酷的外部环境，主要依靠物资为本位发行边区货币或用物资稳定币值。1938年，毛泽东等领导人对晋察冀边区提出边区货币政策三原则时就强调，边区的纸币应该有准备金：第一，货物，特别是工业品；第二，伪币；第三，法币。1940年代初，陕甘宁边区发生了严重的金融动荡，当时边区财经工作在陈云的指导下，探索出了以边区贸易公司掌握的物资为基础发行“商业流通券”的办法。让商业企业的流通券与边币挂钩，间接为边币赋予了相应的实物资产价值，然后通过流通券与边币之间的兑换收放来稳定边币币值。待金融秩序稳定后，流通券逐步退出，边币的流通地位得到稳固。边区掌握的物资是应对当时金融动荡、稳定边币流通的基础。

同一时期，薛暮桥在指导山东根据地的货币斗争时也采取了物资本位的办法，“我们每发行10000元货币，至少有5000元用来购存粮食、棉花、棉布、花生等重要物资”，通过出售和收购物资来回笼和投放货币。结果是，山东抗日根据地在没有黄金、外汇储备的条件下，通过锚定物资，成功地保持了货币发行流通的相对稳定。

新中国成立之初，同样是靠手中掌握的绝对充裕的物资，在全国范围内展开调运大协作，集中“兵力”打赢了与投机商的“米棉之战”，抑制了主要大城市的物价上涨风潮。新中国还依靠物资储备，推行“三折实”：以“公债折实”（发行以实物计价的政府债券）减轻货币超发压力、以“工资折实”（实行以实物计价的工资）保障基本生活物资价格稳定、以“储蓄折实”（以实物为单位开展存兑业务）稳定社会对人民币币值的预期，从而根治了从1936年国民党放弃银本位制、发行法币以来，积累了十几年的通货膨胀问题，最终让人民币在社会上站稳了脚跟，顺畅地发行流通。

毫无疑问，在这个过程中，物资储备是稳定物价，稳定货币金融秩序，进而实现人民币稳定发行的根本保障。

可见，“物资本位”是当代中国金融史上保持货币稳定发行的一个有效经验，也是对马克思主义货币理论的运用。

（一）从金银本位到“金山银山本位”

当前，中国存在着有巨大价值且正在被广泛推向市场的主权资源，就是分布在广大乡村地域内的空间生态资源。随着“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在实践中的深入，生态资源价值日益凸显，这也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规律和自然规律作用的客观结果。

其一，在宏观过剩突出、经济脱实向虚的背景下，城市投资空间被挤压，大量资本迫切需要找到安全的投资领域。其二，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中等收入群体总量最大的国家，中等收入群体一般都倾向于绿色消费，注重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其三，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良好的生态环境日益成为稀缺的资源。生态资源由于天然具有保值增值的潜力，被称为“绿色银行”，十分符合资本过剩压力下投资人追求稳定预期收益的需求。

“金山银山”（包括山水林田湖草系统的空间生态资源）作为稀缺资源的属性越来越明显。从理论上讲，其资本化过程产生的交易需求也可以支撑货币发行流通。但生态资源与贵金属、能源这类传统的货币锚定物不同，它具有高度非标准化的特点，很难像传统标准化的商品那样，在市场中按一般的供求原理进行定价。因此，要实现空间生态资源的价值化，首先就要解决其定价问题，在可交易的前提下才能发挥发行和吸纳货币的功能。

根据空间生态资源的物理属性（整体性、外部性）及产权属性（集体所有权下的分散占有使用），本文提出依托空间生态资源发行和吸纳货币的总体设计（见图7），包括两个相辅相成的部分：一是以集体经济持有的生态资源的价值量为基础的货币发行机制；二是能够推动农村空间生态资源定价和交易的三级市场设计。前者起到创造流动性的效果（图7中右半部分所示），后者起到创造投资、吸纳流动性的效果（图7中左半部分所示）。

（二）以空间生态资源为基础的主权货币发行机制

1.依托生态资源发行货币的基本原理

基础货币发行最可靠的依据是具有真实价值的资产或实物。根据马克思的价值规律，这些资产或实物的价格可能会随市场交易状况变化而波动，但会有一个相对稳定的保底价值。因此，能够作为货币发行依据的，就是集体经济组织所持有的资源性资产的保底价值，即根据一产（农业）价格确定的农村生态资源价值总量。这个价值量是央行经过此渠道发行的基础货币量的上限。

据此来看，央行通过这个渠道发出的基础货币，其货币乘数与农村生态资源产品的市场交易活跃度有关。交易越活跃，累计交易量越大，货币乘数越大。

从理论上讲，央行依托农村生态资源发行货币，首先要把农村集体所有权下的生态资产转换为央行资产，即由央行持有农村生态资产的债权（为论述方便，不妨称作集体经济的“两山债券”），同时向资产所有人供给货币。

为此，笔者建议由央行授权设立一家或数家官方代发机构，专门负责“两山债券”的代发和原始交易。该机构的前端，可通过县级平台公司对接乡村基层农村集体经济资产运管平台，审批代发集体经济组织申请的“两山债券”，为乡村集体经济组织提供债权融资。集体经济组织获得资金，用于村域范围内生态资源开发的基础性投入、维护性投入，向成员支付资源使用租金，以及在板外市场托底回购等非直接经营项目的费用。

代发机构后端则通过两个渠道获得债权融资（基于分散风险的考虑）：一是从央行获得基础货币；二是从金融市场直接发行债券获得融资。

2.以生态资产债权为基础的货币市场

官方代发机构审核合格的集体经济“两山债券”，应向央行报备核准。假定经央行核准的数额总规模为1（如图7右半部分所示），央行可以根据风险评估情况，通过持有一定比例的“两山债券”（假定比例为x），向官方代发机构释放相应的基础货币。理论上讲，只要形成了农村生态资源开发交易的市场，央行释放的这部分货币就不存在通胀和贬值的风险。而且，由于农村集体经济的公有制性质，即使个别集体经济组织出现经营风险，在农村基本经济制度的框架下也更容易设计为合理的风险规避机制。

而对核准的“两山债券”的剩余比例（1-x）部分，央行可以通过逆回购操作，向具有资质的指定银行释放相应规模的基础货币，并指定该货币定向用于向生态产业开发主体发放信贷，扶持进入生态资源开发二、三级市场的投资主体；反之，也可以通过正回购操作回收流动性。

如此，央行经过两个渠道发行的基础货币总量，与集体经济“两山债券”所依托的资源价值总量还是一致的。央行经由两个渠道释放流动性具有两重作用：一是能够分散风险；二是引入商业银行后，可以通过回购操作，常态化地调节市场流动性。

3.以生态资源为基础的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的联通

央行向银行释放的（1-x）比例规模的流动性，由于是定向用于生态资源开发，因此可以带动社会投资主体广泛参与践行“两山”理念和落实“两化”（产业生态化和生态产业化）操作。针对生态开发的定向信贷，在这里实际上发挥着联通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的功能。

而官方代发机构持有的两山债券中已有x比例从央行获得基础货币；另外（1-x）比例的“两山债券”，则可以通过具有资质的指定银行发行生态理财产品，直接面向金融市场融资。因为集体经济“两山债券”所依托的生态资产具有保底价值，因此该生态理财产品风险评级很低，可以参照国债的发行与承销模式。发行生态理财产品，也能够有效引导当前虚拟经济领域里的资本向实体领域有序流动。

（三）推动空间生态资源价值化的三级市场

生态资源由于具有自然多样性和多重正外部性，且分散在广大的农村，若简单化地推进个体化的市场交易，则必然产生极高的交易费用和“负外部性”问题，造成市场失灵。因此，只能在资源整合的基础上进行系统性的开发和保护。

为此，需要三级资本市场的设计，以分别适应分散资源规模化、生态资源资本化、生态资产证券化等不同阶段的交易需求（如图7左半部分所示）。

1.一级市场：由村集体经济组织理顺资源的基本权属关系，对外形成规模交易主体

2019年中央1号文件提出，要“总结推广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经验”（以下简称村级“三变”）。通过成立村级资产管理公司，就可以在村内以股份合作的形式，对分散的生态资源权属加以整合。

由于生态资源的物理信息及价值信息在村内是高度对称的，成员在集体经济组织中享有的是股权，还不涉及生态资源的进一步开发产生的价值增值问题，因此，在村内就可以按照一产（农业）要素的价格进行初始定价，形成生态资源内部化“交易”。这样，通过一级市场，就把空间资源开发过程中涉及主体数量最多、最分散，也是后期最易发生再谈判的环节，通过集体经济作了内部化整合。

在具体操作中，可以将政府各部门财政投入统一以“专项资金”名目注入集体经济组织，壮大集体财产，并按照本村具体情况做股量化到村民，由政府保有名义所有权、集体获得使用权、村民获得收益权；在此基础上，吸引村民按照规定比例，以资源入股或以现金配股，使村民与集体形成紧密的财产关系。由村集体经济组织作为规模交易主体对接外部主体，将极大地降低生态资源基本权属整合的交易费用。

2.二级市场：由县、乡级别的平台公司对接社会投资，推动生态资源资本化

当村内资源整合完成后，就可以由集体作为规模主体，以自身所有的资产、资源、资金入股到县、乡一级的综合开发平台，形成更大规模的交易主体。由县、乡一级的农村集体经济运营管理平台作为开发主体，一是提高了对外谈判的能力；二是提高了开发的专业性；三是在涉及跨村域范围的整体开发中更利于整合资源。然后，由县、乡开发平台对接外部投资，按现代产权结构组建开发实体，实现空间生态资源的三产化开发。

集体经济所持有的生态资产，除了财政投入的基本建设部分已经是有价资产、具有明确的价格外，自然生态资源部分具有的价值，因为在村内一级市场中是按一产价格完成的整合，到二级市场按三产层次定价时就有了很大一块增值空间，这个过程就产生了吸纳货币的新空间。依托生态资源所发行的货币，就可以通过定向的扶持性的信贷（具体设计见图7右半部分），注入生态资源开发的过程。

2019年中央1号文件还提出，要“完善农村集体产权权能，积极探索集体资产股权质押贷款办法”。在操作中，可以通过促使县级平台公司向生态化开发转型，联合县域内各类金融机构，把担保、保险、信托、投资等多种金融工具嵌套，对乡村振兴作投融资服务；或者，先用地方性“农业担保公司”、自有基金为其增信，来分散银行风险；而金融授信反过来可以作为生态资源三产化定价的参考。

在这个二级市场上，通过三产化开发推动生态资源资本化，有利于充实集体经济；集体经济组织通过股权或“债权”获得的经营收益，也可以对内按成员股权再作分配。此外，由乡一级涉农机构联合的多业态开发平台与社会投资主体合作开发，也会减轻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过程中基层财政配套投入的压力。这些措施与党的十九大以来党和国家政策反复强调的新时期发展壮大新型集体经济的要求，以及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的要求，也是高度一致的。

3.三级市场：发育区域性资本市场，推动生态资产证券化

在“二级市场”发育比较完善的基础上，可以进一步创新融资方式，探索开发区域性资本市场，推动生态资产证券化，形成生态资源开发的直接融资机制。

2019年中央1号文件提出，“健全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市场，推动农村各类产权流转交易公开规范运行”。具体操作可以考虑以县或更大区域为单位，在本地产权交易市场建立活化本地空间生态资源价值化产品的风险板交易，也可以借鉴资本市场的板外交易，引入股票、期货等手段让本地生态资产变成可拆分的、可连续交易的产品，经域内的具有官方背景的机构投资人交投后，推出交易价格，吸引外部投资人进入。

鉴于任何资本市场上的交易都具有相对更高的风险性，因此还必须设计合理的回购机制。当受到经济周期影响或市场不景气时，就可以由集体经济组织作为资源所有权人，按保底价格托底回购。这会进一步扩大集体经济资产规模，有助于实现巩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以及经济下行期保持生态资本市场稳定的双重效果。这样，就使得以生态资源为基础的货币发行与生态资源开发的三级市场有机结合起来。

在疫情冲击和外部战略打压的双重影响下，中国防范系统性风险的压力增大，国内货币供给转型迫在眉睫。在对全球化竞争格局保持清醒认识，并充分继承发扬中国红色金融史有效经验的基础上，结合当前国内经济社会发展条件和国家战略转型的背景，笔者提出如下整体性思路建议：

（一）提供货币发行生态化转型的顶层制度支持

货币发行生态化转型需要顶层制度支持作为实施保障，特别包括两点：一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中设立专门条款，允许央行持有集体经济“两山债券”，为货币当局通过持有“两山债券”投放基础货币提供法律依据；二是由央行授权设立一家或数家官方管理机构，专门负责“两山债券”的发售和交易管理，并制定相应的交易规则。

（二）理顺生态资源货币化中的基本权属关系

首先，将政府基本建设投入等打包入股农村集体经济。由国家保留所有权，使用权归农村集体所有，并将收益权按股量化到成员。其次，结合村级“三变”，吸引村民把分户占有的资源性资产按照约定比例做股到村集体，以此理顺生态资源开发的基本权属关系。在此基础上，可以将集体经济改制为村一级的资产管理公司，明确将“特别法人”视同为“涉农企业”的市场经济主体地位。

（三）完善县乡两级农村资产经营管理体制，组建“两山债券”代发机构

首先，成立乡镇一级的中介平台。可以将乡镇涉农站所改组为农村综合服务中心，负责集体资产的清核登记。其次，成立县级的农村集体经济资产融资与管理平台公司。乡镇服务中心可以加挂县级平台公司子公司的牌子，由县级平台公司对接各类投资主体，形成生态资源市场开发实体，在二、三级市场上开展业务，同时，负责集体经济“两山债券”信息汇集业务，开展对“两山债券”官方管理机构和银行的融资活动。

（四）启动依托生态资产发行货币的试点工作

首先，选择现实条件较好的地点，比如集体经济实力较强、生态资源开发基础较好，并且对域内农村集体资产运营管理已经取得较好工作基础的地方，开展依托生态资产发行“两山债券”的试点工作。其次，在风险可控的基础上，逐步扩大试点范围，银行同步开通发行生态理财产品的业务。最终，在条件成熟的基础上，完善配套的法律制度，形成依托生态资产供给货币的体系。

通过以上操作，可以在生态资源的三级市场建设和货币发行中，形成生态开发、生态消费及生态货币供给的良性大循环，并产生多种政策效果：让生态文明建设和乡村振兴战略相辅相成地推进，同时，发展壮大新型集体经济，夯实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所有制基础，并将主权货币发行和主权资源价值化有机结合起来，为应对外部战略打压奠定坚实的基础。

本文转载自微信公众号：国仁乡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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