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语：

诚如董其昌在《画旨》中所言：“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胸中脱去尘浊，自然丘壑内营”。“在乡村发现中国”跨学科调研组（2019）至三省市八地区，活动形式活泼，内容不拘一格，理性与感性交融，文白合一，逻辑分明，条理有序。学者们在聆听和思索“一方水土一方人”在当代中国的史诗式叙述的同时，梳理了以上地区的乡建历史、乡村外部主体与地方社会、海归视角下的乡建、“风花雪月”的生活理想、青年返乡奔跑的独特风景及还种于民的活力驱动等内容。以调研报告的形式讲好乡土中国的发展故事，形成乡村振兴的模式探索和记录，推进学者、学问、学术论文间的融合互动。记录着乡村发展和乡建历史的衍化逻辑。他们的行知路既是学术论文写作内容的革新，更是传统期刊论文形式的创新，也是《山西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出版内容多元化的换血式开篇。在此，不再赘述论文内容，详情待您细赏。

从海归视角看乡建与新移民

张  聪
（跨文传媒）

2011年底，我辞掉工作20年的大学教职，携怀孕的妻子去美国游学。转眼7年过去，我们在美国添了三个年幼的孩子，也有了一些海外学习、工作和生活的经验。国内的家人朋友，多以为我们从此在异国他乡落地生根，不会再回来。

不过于我们自己而言，计划一直都很清楚：当初出国学习和工作，乃是为了今日更好地回到国内来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若非孩子年幼、工作的牵绊让人无法一走了之，或许我们早已回国。经过1年多的预备，半年之前，我们全家终于重新回到国内，选择了家乡重庆定居。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次回国既可算是“海归”，也可算是“返乡”。从海外归来或者从发达的一二线城市返乡者的调整适应、所经历的高山深谷，我也多少有些体会。回国后的生活安排，工作展开，孩子教育的路径选择等等，亦是不得不面对和决策的难题。中国人民大学的老友周立教授见我回国之后暂无俗务傍身，就邀请我参加“在乡村发现中国”的西南之行，忝陪末座，向各位师友学习，亦算是从“跨文化”的角度对这次活动增加一种别样的视角。而我自己也想借着这次的出行，寻找我回国之后能够脚踏实地做事的思想和行动资源。

此次与10位不同学科和社会关怀的学者同行，一去11天，经历7处，以中国乡村建设为经，散布各地的历史和现实经验为纬，白天访谈，夜间与友人探讨切磋，确实有茅塞顿开、拨云见日之感。在此短文之中，我希望从历史的展开、现实的接触、经验与行动之平衡三点加以分享。

(一)视角与问题

几乎所有在海外长期生活的人，无论是留学生、跨国公司员工还是外交人员，在重新回到自己的文化(文化再入，re-entry)时，都会面临若干挑战。浅层的时差、汇率、交通规则等差异，可以在短期内让人疲惫不堪、精神涣散，更深层的生活方式、社交方式、教育和工作竞争事态之差异，则可能带来长期的影响。若有海外出生的孩子，则可能成为所谓“第三文化儿童(Third-culture kids)”,亦即既非出生国文化，也非父母出生国的文化，而是一种混杂的、缺乏“故乡”和根的文化。他们的调适问题往往更加复杂。

2016年，对外经贸大学的朱晓姝教授等曾在“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Studies”期刊上发表'You Can Never Go Home Again'—A Study of Chinese Returnees' Reentry Adaptation Process.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Studies XXV: 3 (2016)一文，介绍了他们对中国“文化再入者”的调适过程研究。这篇文章的其中两个主要结论是，适应性问题的主因是期待与现实之间(以及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在基础设施上)的差异；仅有20%左右的“文化再入者”会采取主动的行动，帮助自己更好地适应文化再入。

尽管这篇文章和类似的研究提供了有益的观察和数据分析，但并不能真正帮助我适应从前熟悉的本土文化。我仍然期待这次考察可以带来新的思路和洞见，发现可以调适文化再入的新资源。

所以，我从一开始考察，就将自己的视角设定在返乡(海归)的思想资源与行动参照上面。我想寻求参照的问题是，海外生活多年之后，如何理解当下的社会，如何适应“反向文化冲击”，依赖于何种思想资源，切入到具体的社会行动之中，能够自在的生活，又不失社会关怀。

在此背景下，将我此行观察的经验分为三点简述如下。

(二)历史展开的可能性

思想资源乃是出自对历史的反思。

若想要切入当下中国的现实，做一点力所能及的有益事情，大概不得不从历史着手，寻求经验，特别是观照历史在许多重要的转折点上并不必然的走向以及向不同方向展开的可能性。坦率地说，这次考察对中国乡村建设历史的发现以及与同行师友的交流，让我对现实可能的展开方向有了更多的认识，因此在行动的时候，亦能够更有耐心，沉着在可以着手的小事上。

为此，我特别受益于西南大学的乡建百年探索展和重庆市璧山区档案馆的中华平教会华西试验区档案。乡村建设派，曾经是和现在掌握了历史走向的革命派并列的救亡建国理论之一。乡建一派以乡村建设、平民教育、乡村自治的思路入手，希图以民智的开化启蒙、公民社会的培育、合理秩序的建设为基础，逐渐改变中国的社会状态，特别是占据绝大多数人口的乡村社会。

我从前甚至不清楚自己的母校河海大学，前身就是乡村建设的早期实践者南通张謇在1915年所创立的河海工程专门学校。但作为乡村建设和民族工业先驱的张謇并非单重高等教育，而是兴办了从幼儿园到高中的各层次学校，以及训练各种专门人才的专科学校、孤儿院、养老院等社会福利事业。其实业和教育并重的理念和对家乡的情感与拳拳之心跃然可见。

河北省定县翟城村的米迪刚，亦是“海归”的先驱。米氏曾于清末留学日本，回国后在家乡翟城村推行“村治”，其理论成为乡村建设学派的重要思想资源。米迪刚关于村规民约、乡村自治的实践，至今仍能在我们此行所考察的某些项目中看到痕迹(比如，在丽江傈僳族中从事环保和公民社会发育的邓仪团队)。

民国以降，乡建的代表性人物还有“海归”的晏阳初、本土的梁漱溟以及实业家卢作孚等，在乡建百年史上均有突出建树，亦留下了许多文字和图片史料，可供阅读研究。其中许多思考、实践和经验反思，都可以为当代提供重要的参考。但更重要的是，从这些历史展览和档案资料中，我可以看到中国社会本来有着另一种展开的可能性，即使因为种种原因而未能成为现实，但仍然塑造和影响了当代，使得身处其中的我们有着线索可以清理历史，不至于因为再入这样的文化处境觉得处处都不尽人意。

(三)现实村庄的接触

此次考察的另一个突出经验是对当代乡村现实的理解。当我在国外或者在国内一线城市生活，通过碎片式阅读和各种网络新闻了解乡村时，当贫困、留守儿童、三农问题等庞大得让人无从措手的问题笼罩之时，很容易对现实产生一种倦怠和失望的情绪，进而对整个社会产生一种隔膜和疏离的感觉。

我们在贵州省湄潭改革试验区的考察，无疑是克制这种倦怠隔膜感觉的一种很好的方式。当然，我对湄潭“生不增死不减”、“四确五定促三变”等政策出台的历史和实施效果，以及新古典主义经济学与发展经济学在试验区的竞争也很有兴趣，但真正让我观念更新的是我们在考察中接触的基层干部。

在湄潭接触的五六个村的村支书(主任)，年龄、教育背景和外出打工的经历各有不同，但都很干练机敏，情绪饱满，表达能力强，能干实事。这很出乎我的意料之外，让我第一次认真思考执政党对乡村人才的吸纳和使用问题。

可以说，这是一次重新审视现实的机会。当下乡村的现实并非我在国外所想象的那样衰败不堪，倒是颇有活力，充满希望。而乡村的一流人才，往往在外出打工磨练和增长见识之后，回来就任基层干部，也让我对目前乡村的组织和治理有了更实证的看法。

(四)行动与经验

无论是“海归”还是“返乡创业”，最大的挑战之一无疑是行动的问题。任何计划和思想，若没有依托行动切入现实，就不过是流于空谈而已，而空谈成为生活之后，会越发瘫痪行动的能力。

从这个角度看来，整个“在乡村发现中国”的跨学科调研活动，本身就是这群学者介入现实的行动。而无论是乡村建设的过往还是当下，真实的历史总是由行动者所书写和构成。

我们考察的后半程，在丽江和大理访问了六七个NGO项目和“新大理人”，从实践资源和可借鉴的行动经验上，这是我收获最大的一站。

这些行动者很少依靠完善的理论来行动，而是在现实之中寻找一个可以切入的缝隙，然后深深地扎下去。但有趣的是，他们大多数人对于目前所获得的成就都看得比较淡然，在行动中随时可以转身而去。例如朴实无华亲子游学客栈的悠悠告诉我们，当孩子读高中的时候，他们或许就离开现在所做的事，去到更方便的地方；四十英尺民宿的王丹夫妇，已经计划好自己的告别酒会。

这种简单的目标、具体而持久的行动，拒绝恋栈不去，随时可以重新开始的态度，似乎是大多数实践者能够平衡经验与实践的要素。丽江健康与环境研究中心的邓仪先生亦是如此。他在不同的地方从事环保工作，以一种几乎是最小介入的方式，以很少的资源撬动了环境保护、公民社会培育和村寨银行互助等有益的改变，同时与政府、村民和大自然都保持着良好的关系。

(五)结论

这次“在乡村发现中国”跨学科考察活动，确实帮助我重新认识了中国最广大的农村社会，并从各种行动者极为不同的经验中看到了行动的可能。但是，这十一天朝夕相处的师友们，因为沟通和观摹的时间最长，或许才是对我影响最大的。尽管我们在考察乡村建设的行动者与思想者，但这样一批跨学科、有行动能力和思考能力、有历史和学术思想承传的学者群体，能以这样的形式深入到中国最基本的经验之中，无疑是此行带给我的最大收获，亦是我站在“海归”知识分子的视角上，更容易吸取的思想和行动资源。

(张聪，“跨文传媒”创始人 )

本文转自微信公众号“乡村发展研究”

原文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t57hbpLCPyE3w3uNWHn2f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