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艺术家”到打工者的身份认同
打工青年艺术团的成员来自全国各地。我们来北京，和广大进城打工的工友们一样，无非是为了“求个生存、图个发展”。不同之处仅仅在于，打工青年艺术团的核心成员都有些文艺爱好，来的时候，都带着些“艺术家”的错觉。
演员王德志是我们中最早到北京的。20世纪90年代中期，他带着对相声的热爱与向往，偷了家里为数不多的几百块钱，踏上了进京的火车。一下火车，他打听着路直奔中央电视台，到了央视的大门口，经过一番自我勉励，他鼓起勇气向门卫倾诉了自己的心声。可门卫对他说，春晚的节目是早就定好的，像他这样是根本不可能参与的。失落的王德志在北京街头徘徊许久，最后只好进了一家饭馆干起了杂工。在我们几个核心成员中，王德志干过的工种最多，这在他后来创作的相声作品《漂》中有过生动的描写：“我是东城干过饭馆，西城修过水暖，朝阳跑过广告，宣武掏过下水道……”
艺术团的团长孙恒和我有些相似，当初都是受了些摇滚乐的诱惑，觉得家乡太压抑，“逃”到了北京。我们的想法很简单：生活在别处，因此拼命地要去挣脱地面的一切枝枝蔓蔓，要飞到天空中去。可是，当我们似乎真的自由自在地飞进了天空，却发现天是空空荡荡的，四处满是望不到头的迷茫。后来，孙恒离开了北京，去各地流浪。我则把自己关在屋子里，透过墙上的窗，想象着外面的世态万千，然后闭门造车，去街头、地下通道、地铁站，弹着吉他孤独地唱着自己的忧伤和愤怒。
2001年夏末，我遇到了流浪回来的孙恒，他流浪归来后到了一所打工子弟学校教孩子学音乐，我深受启发，也到了一所打工子弟学校当音乐老师。到了这时，我才发现，原来生活不在遥远的别处，意义不在自由得只剩下自己的天空中，生活的意义在脚踏实地地前行中，在拥挤的人群之中；我们也不是什么高高在上、自我陶醉的艺术家，我们是要靠双手来养活自己的劳动者、打工者。
当我们回到地面，回到脚踏实地的生活中，我们便有了种子找到土壤的感觉。于是，我和孙恒决定要成立一个为打工者演出的文艺队。2002年五一劳动节那天，我们用三轮车驮着一个大堂鼓和两个既小又破的音箱，背着吉他，从北五环外一直骑到二环路内的雍和宫附近，参加在那儿的一家为外来女工服务的公益机构举办的联欢会。就是在这次演出中，我们的“打工青年文艺演出队”宣布成立了。
从高高在上的“艺术家”，到认识到自己是普普通通的“打工者”，这个过程所包裹着的既有我们鲜活的生活体验，也有我们身份认同后的理性思考，体现了我们对社会、对生活的重新认识。
像我们这样生活在城市边缘的异乡人，刚到北京的时候，总有种强烈的羞辱感。我们在郊区的村子里租房住，最怕的就是联防来查暂住证。有时候在屋里睡觉，也得把门从外面反锁上，制造屋里没人的假象。出去唱歌时，我们也生怕被罚款，更怕被收容。
最开始，我是用一种艺术的审美来消解这种羞辱感的，用一种个人的、摇滚的愤怒来发泄，用一个所谓的艺术家中立的身份，从旁观者的角度来看这个世界。而这，只能让我沉浸在一种自我的审美快感之中，时间长了，连愤怒都被稀释掉了，只剩下伤感和迷茫。
而当我们打破了“艺术家”的幻象，真实地回归到一个劳动者、一个打工者的身份认同时，我们便找到了现实生活中一个鲜活的主体，确立了一个真实有力的立场。有了这个主体，确立了自己的立场，我们犹如找到了土壤的麦种一样，扎根进结实的泥土中，麦芒锋利地向上生长，我们对现实有了全新的认识。
这种成长最直接的表现就是我们当时创作了一批全新的作品。王德志根据自己的打工生活创作了相声《漂》；我和孙恒的歌，也都不再强调以自我为中心的忧伤，而是抬起头来写周围工友们的生活；曲风不再自我陶醉，而是变得朴实粗犷。当时孙恒创作了《打工打工最光荣》《团结一心讨工钱》《天下打工是一家》，我创作了《打工号子》《走南闯北》等歌曲，我们还根据真实事件创作了一个反对身份歧视的短剧《月英的故事》。
从艺术团到草根NGO：
确立劳动价值，建设打工文化
2003年春天，我们得到了乐施会的支持，添置了一批演出设备，准备五一时去南方作一次巡演。在排练的过程中，不断地有新人加入我们，演出队开始壮大，于是，我们就将“演出队”更名为“打工青年艺术团”。
虽然那一次巡演因为非典的原因而被取消了，但在非典过后，我们就带着自己的节目去工地、工厂、社区、学校给工友们义务演出。艺术团的口号是“用歌声呐喊，以文艺维权”，我们演出的主题是“反对身份歧视”。像这样由打工者自己发出的声音，在当时的环境中，非常稀少。或许也正因如此，很快就有媒体自发地对艺术团的行为进行报道。为打工群体发声的打工青年艺术团，就这样进入了大众的视线。
打工青年艺术团，是在实践一种大众文艺，它与精英艺术绝对无关。一方面，艺术团就是要为广大打工者提供一个发声的平台，让工友们有权利、有机会来表达自己的心声。因此，我们从来都没有把艺术形式与技巧放在第一位。孙恒演出的时候经常会说：我们的歌唱得不好，我们唱歌也会跑调，但我们唱的是这个群体真实的声音。另一方面，在为工友们演出的过程中，我们也是和工友们一起建立打工群体自身的文化。我们把真实的生活写进歌里，力图打破主流文化对工友的“洗脑”，希望他们打破生活的幻想，直面现实，认同劳动的价值，认同自身的价值，互助合作，维护权益。
在为工友们演出的过程中，我们不断遇到了工友们的许多实际问题。比如，工友们下了班没事干，想学习又没有合适的地方；权益受侵害了，不知如何维权；在城市里，工友们经常感到孤独，但也无处可去，等等。面对这些实际问题，我们逐渐意识到，许多问题已经超越了艺术，也超越了艺术团的承载能力。现实对我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我们也没有回避这个要求。于是，打工青年艺术团扩展成为“北京工友之家文化发展中心”。这是个专门为工友提供文化教育及权益维护的公益机构，这个机构的性质是时下人们常说的NGO——只是当时我们并不知道NGO这样的概念，我们在成立了“工友之家”之后，有人说这是家NGO，我们也就说这是NGO了。
移民社区的文化建设
工友之家最开始就将打工者集中居住的社区作为开展工作的地点。工友们工作的工地、工厂，一般都很封闭，而工友们居住的社区，相对来说，就有自由得多的空间和时间。所以，我们决定立足社区，然后再向外辐射。
我们在社区的工作首先是在打工子弟学校展开的。在学校里，通过学生，可以和工友们建立亲密联系。2003年下半年，我们把自己的活动地点搬到了海淀区肖家河社区的一所打工子弟学校。开始的时候，我们每周六、日举办一些活动，这些活动包括打工青年文艺小剧场（说是“文艺小剧场”，其实就是工友们把生活中遇到的事情现场再现出来，然后大家一起讨论的简单表演形式）、工友论坛（由工友来主讲自己的人生经历）以及文艺联欢等活动。活动虽然简单，但工友们还是在这里感受到了平等和尊重，开始勇于表达自己。他们感受到了集体的温暖和力量，也增强了自信心。慢慢地，我们的活动得到了越来越多的支持，陆续在这里办起了工友互助图书馆、工友电脑教室，还和工友们一起创办了《社区快报》。不久，我们以三方（居委会、社区打工子弟学校和工友之家）共建的方式，成立了“肖家河社区打工者文化教育协会”，并在民政部得到合法注册。
我们在肖家河社区的实践中，探索出了一个在移民社区开展打工者文化教育活动的可行性模式。肖家河社区是个很大的移民社区，大约有两万外来打工者居住在这里。在这样的社区，外来工友的人数一般都会超过本地居民的两三倍，社区的移民问题因而也是基层政府、居委会面对的新问题。因此，我们在开展工作的过程中，一直积极地和社区的居委会建立良好的联系，进而向上渗透到街道、区市政府部门——这后来也形成了我们的工作模式，以自下而上的倡导，努力争取各级政府的认同和支持。
除去文化教育之外，工友之家的活动也介入到为工友维权的活动中。2003年，在温总理为打工者讨工钱之后，打工群体工资被拖欠的问题浮出水面，政府也相继出台了维护打工者权益的相关政策。我们认为，作为一个没有官方背景的民间组织，此时也可以大力开展打工者维权工作。2004年下半年，我们在朝阳区东坝的一所打工子弟学校内新设了一个办公地点，成立了打工者问题协助中心。我们还开设了工友热线，展开针对打工者权益问题的个案协助工作。在协助工友维权的过程中，我们并不只是关注一个维权个案是否成功，而是希望通过我们的协助，增强工友维权的能力，也希望在这样的过程中，将一些工友培养成维权骨干，日后可以协助更多工友，增强打工群体的维权能力。
面对现实问题的自主发展道路
随着工作的展开，我们想建设一个具有更多自主性的根据地，于是决定创办一所打工子弟学校。为什么选择建设学校呢？一方面，一般的打工子弟学校只能保证孩子们有学上，而我们却想更深一步，探索一条更适合流动儿童发展的道路；另一方面，随着学校的自我运转，我们也可以以此为根据地开展具有更多自主性的活动。
恰好在2004年9月，艺术团发行了首张唱片《天下打工是一家》，我们也得到一笔版税。于是，我们就用这微薄的版税作为了学校的启动资金。经过艰苦的筹备，2005年下半年，我们在朝阳区皮村创办了“同心试验学校”，随后就把工友之家的主要办公场地也迁到了这里。白天，孩子们在学校上课，晚上，我们在学校里开办工友夜校，为工友们开设了大众文艺课、法律课、社会基础课等等。学校逐渐成为社区的学习中心。
有了这个根据地，开展活动就变得更为自主了。在随后的几年中，我们在这里做了两件重要的事：一是开办了“同心互惠”二手店，二是建立了“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
开办“同心互惠”二手店，是因为我们注意到：在消费主义主导的城市，城市人的物品更换很快；而工友们的消费水平有限，必须务实地消费。我们就想搭建一个资源流动的平台，将城市人过剩的资源转移到工友手中。于是，我们就去学校、居民小区募集各种闲置物品，然后将各类物品加以整理，再拿到二手店，以低廉的价格出售给工友。这个二手店的确降低了工友们的生活成本，非常受他们的欢迎。对于我们来说，二手店的所得盈利可用来支持工友之家的可持续发展。与此同时，每个二手店又是一个为工友提供服务的窗口，它与工友之家一直以来所倡导的理念价值及其他服务相链接，这也是我们把这个店取名为“同心互惠”的用意。之后，有学者跟我们说，“同心互惠”二手店的这种模式叫做“社会企业”。
如果说开办二手店，是我们想探索一种通过和工友们的日常需求相结合的工作方式，既协助工友解决生活问题，又能完成自我造血的发展模式，那么，创办“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则是为了打造一个能够辐射全国的打工群体的文化阵地。
“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设在离同心小学不远的一个院子中。2008年五一劳动节，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正式开馆。博物馆首先要承载的任务，是记录打工群体的文化及历史变迁——没有文化就没有历史，没有历史也就没有将来。我们用不着等待学者来记载我们的文化，我们自己也可以保存我们的历史。我们希望通过博物馆传播一种新文化——一种体现劳动价值的文化。我们希望，这种文化观能真正促进打工群体生存状况的改善。
工友之家这些年的发展道路，并不是我们设想好的，我们只能从现实出发，从打工群体的需求出发，不断地面对生活中的问题，寻找解决的途径。从最开始为了发出自己的声音，创办打工青年艺术团，到为进行工友文化教育，成立工友之家，开展维权工作，再到创办同心试验学校，建立自己的发展根据地，开办同心互惠的社会企业，创办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这一步步的脚印，都不是理念推导出来的，而是不断地根据实际需求，在实践中摸索出来的。与此同时，我们的每一步发展，又都是在中国社会现存秩序中展开的，是在现实的框架下拓展出来的空间。因此，这是最鲜活的例证、是最具生命力的实践、是最可推广的经验。
资源整合的现实路线
工友之家这些年之所以能取得较好的发展，也是因为我们在现实中不断地调整运作方式，整合一切可团结的资源。
在整合资源的道路上，当然不是一帆风顺，最开始也都经历过失败的教训。2002年下半年，我们想在一个移民社区里为工友们办一个文化活动室，但当时我们只是埋头忙碌，没有和社区基层组织有任何联系。我们到处张贴海报，结果被当地派出所顺藤摸瓜取消了我们的活动。有了这次失败的教训，我们并没有剑走偏锋，与基层政府对立，反而很注意和社区居委会建立良好的联系，争取政府的认可和支持——哪怕是默认也可以。在移民社区，面对新的社会问题，基层政府也在谋划现实的解决方案。尤其是在新一届政府的领导下，打工群体的生存状况已经成为政府工作的一个重点。所以，民间组织和政府——特别是和基层政府组织之间，有很大的合作空间。我们在皮村建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时，也积极争取政府的资源。在这里，我们得到了区文化馆的支持，建立了工友影院、工友图书馆；我们又和村委会积极合作，共建了皮村社区文化活动中心，为工友，也为社区居民提供更好的服务。
在整合资源中，我们不但和基层政府合作，也和上一级政府开展合作，积极参加团中央、文化部、司法部等举办的活动；我们也充分争取媒体的资源，借助媒体最广泛地传播我们自己的声音，传播我们的文化理念。作为一个民间组织，如何广泛地发动社会各界志愿者的参与，是至关重要的。工友之家的每一步成长，都离不开许许多多志愿者的主动参与；志愿者的积极参与，也充分体现了我们倡导的新文化的凝聚力。
一点思考
在资本全球化的今天，劳动者仍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劳动者的声音也非常微弱。事实上，两亿打工群体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基础动力，这两亿人的何去何从关系着中国社会的未来，而打工群体生存状况的改善，首先需要的是打工群体自身的觉醒，需要打工群体争取更多的话语权。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去争取更大的发展空间？
首先是要“熬得住”！中国的劳工NGO和打工群体有着共同的生存处境，大家都要先放弃幻想，认同工人身份，认同劳动价值。身份认同和自我觉醒，需要的就是建设打工群体自身的文化。只有有了自身的文化，身份认同才会应运而生。
然后就是得“死磕”，不急不躁，从实际情况出发，勇于创新，不拘泥于任何已有的模式，创造新的组织方式，也要不断地把经验推广出去。
再就是得“靠谱”，要与时俱进地开展工作，要团结整合一切可团结的资源，不激进，不消沉——就是那句歌词：“平等团结互助合作，努力干一起干，共同发展”。
这些年来，打工群体总的生存状况也是在不断改善。这次全球经济危机，或许也打破了不少人的幻觉。我们朴素的、艰苦的、活生生的劳动，终将是我们存在的力量。我们不是在想象中前行的，我们在现实的碰撞中塑造我们自身，寻找我们的希望。
本文转自微信公众号“文化纵横”，原载《文化纵横》杂志2009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