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被鲜亮色彩高度渲染的时代，也是被阴霾重重笼罩的时代。因为我们幼小，所以总是充满好奇地识别着任何一种颜色；因为我们幼小，所以总是希望拭去阴霾清晰地看看这个缤纷的世界。相比漫长的二十世纪，1990年代出生的我们是幼小的，小到被轰轰烈烈的世界忽略，小到被宏大的历史叙事遗忘。难得于混沌之中身怀质朴之心，在介入社会现实的过程中多些主动反思，在领略不同文化时化一己悲欢于天地之间，惊叹民生维艰之下普通大众的坚韧。唯此，才能扫除积郁的沉沉暮气，安顿焦虑惶恐之心，激发自我的主动性以应对现实困境，开始探索青年可持续发展的本土路径，带着新的种子落地生根，尝试着创造另一种可能。
一声欢乐惊醒梦中人
开放、个性、骄傲、孤僻、脆弱是很多人对“90后”青年群体的描述，我们越来越沉迷于个人狭小的社会空间和精神空间，我们的伙伴是不会说话的网络、手机，是只能看到个人情感表达的朋友圈，是无聊苍白的影视剧和真人秀……我们近乎病态地沉浸在短暂的欢乐中，但很少人会问是什么造就了现在的我们？
我的家乡是山西一个煤炭资源十分丰富的县级市。1980年代为了发展煤厂和焦化厂之类的乡镇企业，一些煤老板开始占领土地，这些企业污染很严重，人们常常是出门走一圈，回来就满鼻子的黑灰，所以当地老百姓几乎很少有人再去务农种粮食。等到新世纪之交，随着城市化发展的加速，越来越多的同龄人随父母去城市生活和读书，短短几年的时间，村子越来越空。我们被生硬地从乡村隔离出来，依靠祖宗留下的黑色煤炭换取收入为生。其实那个时候很讨厌城市的中学，因为那里很看重家庭出身，煤矿主、局长、下岗职工、农民的子女总是会有不同的待遇，我第一次知道下岗职工如同农民一样，只不过他们没有能逃离的地方。进入城市生活和学习的自己，并没有归属感，第一次意识到自己处于城乡割裂的地带。现在想来，1990年代出生的我们，这种割裂感留存了太多阴影，尽管我们试图用病态的欢乐来遮蔽，但始终无法抹平伤痕。
2016年4月，一部女性都市题材剧《欢乐颂》让不同社会阶层的五位女性被拉到一个叫“欢乐颂”的场域中，诚如1785年德国诗人席勒在《欢乐颂》中写道：“还是让我们的歌声汇合成欢乐的合唱吧！欢乐！欢乐！你的力量能使人们消除一切分歧……大家相亲又相爱，欢乐女神圣洁美丽，灿烂光芒照大地。”
《欢乐颂》的作者阿耐在1990年中国大变革的时代弃政从商，她在见证商海浮沉的同时也试图用文学的方式将中国改革几十年的反思呈现出来。《大江东去》是她的另一部作品，讲述中国从1978年到1998年二十年的改革历程和中国国营经济、集体所有制经济、民营经济和外国资本四大主要经济形式的形成与演变，而这一部作品正好是《欢乐颂》中不同人物命运的历史前提，诸多像我一样的90后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成长起来的。
当“欢乐”的歌声荡漾在蓝色的天空时，每一个人都想通过“城市梦”—“奋斗梦”—“中产梦”进阶到更高的阶层，寻求生存的位置并获取维系生存的资源。但我们意识到，在短短几十年的发展进程中，随着主要经济利益格局的形成，“富二代”“官二代”“学二代”“农二代”“工二代”越来越让人们意识到在经济基础之上所依附的社会阶层也固化了下来。我们曾经试图通过跨越阶层来寻找生存的安全感，但无疑这样的努力愈加困难。即使实现了阶层的跨越，也会陷入更加难以克服的困境之中，因为欲壑难填。双重途径的失效将我们囚禁在“生存道路”和“生存意义”的危机之中，而这种危机并不是通过简单意义上的阶层流动和制度变革所能改变的。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青年人以不同的方式向世人发出呐喊，从富士康工人十三连跳到华东师范大学青年教师江绪林自杀的死亡式宣告；从香港占中运动到台湾太阳花运动的政治诉求；从人民大学杨庆祥“80后，怎么办?”到青年作家石一枫《世间已无陈金芳》的文学式反思；从廉思的《蚁族》到吕途《中国新工人》的写实性陈述……每一声呐喊都让人痛彻心扉，而它并不只是单纯的“底层叙事”，还有资本主义物质消费制造的“新穷人”叙事。正如汪晖在《两种新穷人及其未来》中所揭示：“如果说经典意义上的穷人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产物，那么‘新穷人’则是消费社会和消费文化的伴生物，但他们同样是资本主义经济从工业经济向金融资本、从实物经济向虚拟经济过渡中的产物，他们与打工者阶级共同构成了‘穷人’这一概念的两面。”这或许是构成以上“合唱”的主要原因。城市中产、小资和工农一起同患难。此刻，在资本主义系统性危机的现实写照下，尽管内部仍然存在明显的阶层差异，但大家都属于99%的穷人。
在多重生存危机挑战面前，或许理论是灰色的，因为在结构性分析中预设了太多的边界和框架，因此太难找到出口，而生命之树常青。在欢乐之声惊醒梦魇时，我们需要更加多元化的生存智慧和生态文化来缓解结构性压力，并通过发现多样化的可能性以应对现实困境。
两片天地重塑乡土志
2012年，我在不明学术为何和学术何为的无知状态下，试图通过另类的求知方式跳出现行体制的“制式教育”，跳出已经被禁锢二十余年的“学习陷阱”，我参加了为期一年的“农村可持续发展人才培养计划”，它打开了我至今仍然参与其中的当代乡村建设的窗口。1928年，陶行知在其《中国教育改造》一书中写道：“真知识的根是安在经验里的，从经验里发芽抽条开花结果的才是真知灼见，真知识没有阶级，但伪知识可成阶级，且伪知识是冰冷害人的。对于一个还对未来抱有憧憬的青年人来说，没有什么比‘真知’更具有吸引力和能给予生命的希望。”
触摸真知的路途是漫长的，因此人的认识也是渐进的。从2012年至今短短四年的时间，我慢慢理解了为什么自己是以乡村为切入点打开认识视野和实践探索的过程，也认识到真知源自脚下走过的土地和生于斯长于斯的有温度的人们。唯此，才能实事求是，才有看到多样化的可能性。而参与当代乡村建设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过程，在现实挤压与奋力挣脱的两重天地间唤醒了我久远的故乡情怀，让我重新建立对于乡土的认知。这种认知打开了个人基于乡村与城市、青年与农民、国内与国际不同层面的视野和实践，正是这三个维度重新建构了我的历史观和人生观。就如同心圆一样，以乡村为圆心，一层层延展开来。
乡村与城市
文化研究奠基人雷蒙·威廉斯曾反思：“城市无法拯救乡村，乡村也拯救不了城市，城市和乡村的这种矛盾与张力反映了资本主义发展模式遇到的一场全面而严重的危机……需要动用资本主义拒绝、反对并疏远的那些社会力量和社会资源……”这是接近一百年前，来自资本主义社会遭遇系统性危机所形成的反思。而我参与的乡村建设工作也正是在大众参与的社会化农业下重新构建城乡可持续发展的互助关系，促进新条件下的农业“三产化”与“社会化”创新，这也正是应对资本主义城乡内在张力和系统性危机的一种探索。因此，我们在陪伴农民和生产者的同时，还进一步动员市民和消费者，将农夫市集建立在城市社区，将城市消费者的自然体验和儿童教育举办在田野间，将大学生志愿者引导至田间地头，将艺术的创作展现在乡村和农产品中。城乡的信任以农村和健康食材为纽带链接起来，在参与城乡互动的过程中，知识分子、媒体人、政府、民间组织、青年志愿者、农民、消费者常常成为我们的伙伴，将大家的资源和创意贡献于这个体系的共建，至此才真切地体会到“世界是我们的，做事大家来”。
作为“90后”的自己，参与城乡互动的过程是一个全面激发自我创造力的过程，这种创造基于乡村丰富多元的乡土文化，这让我们的价值重新得到体现，也让我重新认识在城市竞争中产生的挫败感。自己和一些“90后”的青年实习生在乡村做志愿服务工作，除了乡村教育和农业体验外，还慢慢拓展到了乡村文化的挖掘。初入乡村，大家怀着好奇的心情观察着任何事物，通过村民访谈了解每一处的历史和功能，甚至包括村民为什么把看起来普普通通的地块叫“坛土、庙前土”等等。有时候，转一圈下来，能发现几十处非常有文化和特点的地方。爱看漫画、爱用互联网的大家把那些有意思的东西通过绘画的方式展现在图纸上，从一笔笔勾勒到上色，一幅展现村庄风貌和人文的资源图就呈现了出来。大家甚至将这几十处地方通过查找资料编辑成村庄故事集，没有现成的封皮，就找来废弃的布料做扎染，亲自动手缝制。村庄的历史和文化是融化在村民的生活中的，他们习以为常，但是对于从城市进入乡村的消费者和儿童来说是陌生且看不到的，在通过儿童自然教育做城乡互动工作时，我们这些“90后”将村庄文化做可视化的展示，让更多的消费者和小朋友能看到原来一个普普通通的村子却有这么多的宝贝，帮助他们和农户建立更为密切的关系。在城乡信任关系的重塑中，需要更多的创意，这恰恰是“90后”的强项。我们的孤僻脆弱，是因为我们生活在狭小的看不到天空的城市鸟笼中。
青年与农民
四年间甚至更久远的大学时期，我已经记不得有多少回在田间地头穿梭，也记不得有多少回仔细打量中国的大地河川，总是感恩农民对于自身的培养和教育。钱理群教授曾经归纳过近代中国知识分子持续百年的六次下乡运动，从第一次五四时期青年倡导新文化到第二次大革命失败后革命青年和乡村建设的广泛运动，再到第三次1940年代知识青年到延安；从第四次和第五次新中国成立后1950、1960年代的上山下乡到第六次新世纪以来大学生支农和青年志愿者参与乡村建设。这里存在着一个代代相传的精神谱系，存在着一个百年来中国在遭遇现代性危机并于不同历史时期的应对和经验，存在着一个知识分子和农民双重改造的历史过程。
作为农村志愿者，自然要经常下乡。做调研也罢，做农民合作组织培训也好，组织志愿者下乡也好，抑或学习推广乡村建设经验，所到之处不免会有失望，但希望和感动总是多于失望。因为乡村还是一个很有韵味的地方，随处可以看到农民的智慧创造，比如房前屋后经济实惠的小菜园、生活中的废弃物多重利用、多样丰富的地方美食，物尽其用，生态循环，乡村具有天然的生态文化；也惊叹农村自组织建设中农民的凝聚力和创造力，看到作为农人的尊严。慢慢体会什么叫“活着”，怎样去货币化地生存下来，怎样利用最小的资源消耗维持生命的延续，或许这就是中国农民积累几千年的生存智慧。相比之下，我们这些“90后”从小被隔离在乡村之外，以学习知识为名，父母也常常把我们排除在劳动之外，经常有人开玩笑，没吃过猪肉还没有见过猪跑么？但事实是，我们这些长在温棚里的“90后”确实只吃过猪肉没见过猪跑，分不清麦苗和韭菜也是家常便饭。进入乡村当志愿者，极大地锻炼了自己的生存技能，遇到一些村子需要劈柴做饭的，还得学会生火，学会干农活儿，学会跟农民一样，很早起床、清扫房屋庭院、一日三餐、干活儿、照料家人、拉家常、日落而归，一种规律的作息中蕴藏的是农民从容应对生活的态度，即使贫困、即使劳苦、即使不平，他们仍旧坚定地做着该做和能做的事情。反观我们自己，常常会有那种苦闷、焦躁、惶恐、迷茫和惆怅之感，在乡村的工作中这些情绪都被磨炼得少了些，也是一种自我改造。
我也曾无数次被那些真正创造历史的人们所感动。面对这样的人们，我会思考是什么造就了这个面对苦难仍旧能创造辉煌的民族和国家，我想是那些真正能将苦难化作力量的人们。
国内与国际
在乡村建设一线实践的同时，我也参与了可持续实践与青年成长的国际交流活动，慢慢开始同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青年人建立联系，也了解到在全球资本主义环境下我们面临的共同困境，真切地感知到他们在教育、住房、就业上的无奈，同时还有频繁政权更迭所带来的政治伤害。如果说二十世纪的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是一般发展中国家的主旋律，那么在二十一世纪全球化新的不平等格局中，我们面对的主要任务就是如何保护资源主权和重构本土经济以保障综合安全，不同国家都生发出应对这种现代性危机的另类探索和模式，我们试图通过经验的交流和国际互访看到更多不同的面向，看到多元的可能性。
2016年4月我带着来自泰国从事有机农业的几位返乡青年在中国做访问交流，相同的农耕文明让我们因为土地而变得更加亲切起来。他们以前只从西方媒体或NGO中建立对于中国的认知，他们说：“我对中国的第一印象就只是它对环境和地球的负面影响。我被告知，中国是世界工厂！”但当真切地行走在中国广阔的大地，他们会看到更加多样化的中国，尤其是乡土和民间所展示的智慧与丰富。正是透过生态农业技术、农民组织建设和城市农耕推广的经验交流，我们一起发现：这不仅仅是一种可持续生活方式的探索，同时也是多元返乡主体所带动的本土经济恢复。正如一位在清迈工作几年后返乡的泰国大学生讲道：“对于正在做的事情，我获得了更多的勇气和愿念，因为我看到有一群年轻人也在做着同样的事情，有着同样的梦想。我们不是孤独的！这或许也是我们这代人的命运。”是啊，回归土地和社区的另类探索让青年人变得学会生活、学会应对焦灼，不再那么恐惧不安。
在刚刚落下帷幕的好莱坞魔幻电影《魔兽》世界中，时光隧道打开的瞬间，种族的冲突斗争显现在偌大的屏幕上，如果我们认为这是人类社会的主旋律，那么正邪就在人的一念之间。而《星际穿越》则让我们反思：微小的人类社会在经历农耕文明、工业文明和现代科技文明之后，面对漫天黄沙，我们终将从告别农民到重新回归农民。
三分耕田铺设青年路
“在农村寻找不卑不亢的姿态”，这是我的一位同伴在参与乡村建设实践中的感悟，在探索的过程中总是能想到鲁迅先生说过的那句话：“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便成了路。”或许我们认为的另类探索在今天欢乐惊醒梦魇之后已经成为越来越多主体的选择，以三分耕田不卑不亢地应对现实世界的挤压成为了青年们缓解危机的多样路径之一，似乎不再只是人们口中的“田园梦”，积极的努力让我们看到多样的存在，大家也少了纠结，多了前行的踏实。
或许我们难以想象不同的工作方式和生活方式，尤其是如何将工作和生活融在一起。对于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来说，我们常说青年人应该是“有理想、接地气、会生活”的。因此，越来越多的伙伴们将自己的办公室和家搬到了农村，将自己的工作选择在了田间地头，慢慢摸索低成本、高质量的生活方式。
还记得学者杨庆祥在《80后，怎么办？》一文中非常真切地描述自己作为中国人民大学这个重点院校的青年教师在北京刚刚工作时遭遇的租房和生活尴尬，这是很多大城市青年的真实写照，居住在阴暗的地下室、生活在嘈杂的闹市、穿梭在拥挤的公交地铁。我也曾经忍不住好奇，和一些同伴走进中关村对坐在写字格中的白领青年做过访谈，去过唐家岭和看似工作体面却生活混乱的蚁族们深入交流，面对大城市高房价的挤压，越来越多的青年人居住在五环六环之外，每天乘车往返时间需要四五个小时。让我感到心惊的是早上搭乘北京公交地铁所看到的景象，茫然呆滞苍白如面具的面庞、女人腥红的嘴唇，如活死尸般等待列车的停靠。相比金钱带来的生活窘迫，我更为恐惧的是没有灵魂的游走。
每每此时，总是不经意间回顾自己的学习、工作、生活，似乎一直在另类中谋求发展，很多同伴也是如此。在参与乡村建设的过程中，聆听了众多老师穷尽一生的学问，感恩在成长时期有那么多有良知的知识分子，他们基本上都以志愿者的身份关注并参与到对青年人的义务培养中，从自然到历史，从中国到世界，从文化到社会，从理想到现实，从个人到生活。我已经记不得多少次在下乡的路途中手握书籍，带着老师们提出的问题在中国广袤的大地和山川间寻找答案，似乎思想和理论不再是炫耀和争论的工具，而重新成为帮助学习者理解并回应现实的有效资源。
从下乡回到生活，则慢慢多了些朴实和包容，虽说岁月都会教给我们生活的智慧，但“逃离象牙塔、滚进泥巴地”却常让我们收获更大。已然接近而立之年的我们，从生涩懵懂到即将肩负家庭责任，从轻狂到逐步落地生根。新时期压在每个年轻人身上的四座大山：房子、车子、妻子、孩子，同样也成为我们不得不面对的现实，但大家也总是有办法能融化这四座冰山。我们因为土地和乡村结缘，迄今已经举办了两届乡村建设实践者的集体婚礼，天地为媒师为证，没有奢侈婚礼和压死人的礼金，没有房子和车子为前提的婚姻约束，质朴的两颗心组建相互扶持的家庭以共同生活。
在田野间工作比起城市狭窄拥挤的月租房更畅快；乡村明亮大院一年二千块钱的租金让同伴们备感欣喜，和农民一样房前屋后种点瓜果蔬菜及花草，别有一番生活韵味；干农活儿是辛苦的，但也是踏实的，没有那么多的矫情和焦虑。中国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的增强，使乡村愈发的便利化，村村通路、村村通网，少了拥挤的公交地铁，买辆便捷的面包车或三轮车在田间地头工作，闲时整理文字和看书学习，经营着三分耕田，让生态产品进城，让消费者下乡。于是，农业和农民都多了新的内涵。当我们的下一代出生，他们能够在广阔的田野中生长，相比温室培育的娇嫩花朵，乡野中成长的孩童多了些生活的灵气和活泼。在新农业和新城乡的视野坐标中，这样能容纳青年人开展工作生活的地方越来越多，能撬动青年展开乡村实践探索的政府、社会资源也越来越多。
今天再看乡村发展和青年探索的结合，背后推动力和形成的主观认识已经发生了非常多的变化，当新的探索浪潮般席卷而来时，我们更需要坚实地踏稳步伐。如果试图将今天的返乡做些观察，试图理解返乡形成的新文化内涵，我们需要从多重意义上的“返”和“乡”上进行理解：
多重之“返”：文化心理上的返（乡愁营造下中产或是游荡在城市的小资）；生产生活上的返（在工业化趋势下无法在城市打工和生活的打工者）；制度安排与财政支持的返；新农人的返；工商业资本倡导的返；社会组织推动的返……
多维之“乡”：生命价值心理认同的乡；社会空间意义上村落特征的乡；经济危机载体的乡；依托农耕价值多元的乡；社会和政治稳定意义上的乡……
在此形势之下，乡村虽然不能完全终止百年来资本主义的破坏，但却可为更多生于斯长于斯的人们在新时期发展进程中提供新的空间和可能。
全球资本主义的历史进程裹挟着每个青年人，越来越多的人承受着不能承受之重。我们从来不是单独的个人，我们身上里里外外都透着这个时代的气息，我们这些渺小的个体无时无刻不被这个看不清的复杂世界裹挟着，当我们纠结自己的食品安全、工作、住房、教育、医疗等一切服务的时候，却也不得不承认高成本的现代化生活正在牢牢地绑架着我们。激进的变革抑或小清新的嘲讽都无法建立我们存在的意义，或许我们存在的意义从大世界来，从生活中来，更从心底无限的关怀来。持续推进的可持续生活探索与乡土结合，不一定就是每个人的生活方式，但却是改变普遍生活方式的一种选择。
行文至此，不禁十分怀念十几年来致力于推动农民合作和青年自救的刘老石，他常说：“青年人是用来成长的，理想是用来实现的。”先辈已逝，但遗风尚留，时刻激励吾辈继承衣钵，不敢忘怀广阔田野间辛勤劳作的农人和象牙塔中蜷缩着的国之希望。再回首百年乡建，历史画卷中无不浮现青年人的探索身影，只盼我们播撒的种子能沐浴阳光，真正地生根发芽。
文章出处:“乡村建设研究”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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