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年前，美国土壤局局长富兰克林·H·金博士来到东亚，在考察了中国、日本和朝鲜等地的农耕文明之后写了一本书《四千年的农夫》，这本书肯定了东方的农耕文明，反思西方规模化、工业化生产方式带来的对于环境和人的影响。这本书对后来的全球有机农业、生态农业发展起到了引领性作用，成为世界生态农业运动的思想来源。
一百年后，首次在中国举行的第六届“世界社会生态农业CSA大会”再次将可持续发展的聚焦点吸引到中国。百年前金博士的著作也得以在生态文明成为国家新战略的中国翻译出版。
全球视野中的农业新变革
为什么CSA会发展那么快？社会生态农业会越来越受到重视？因为CSA社会生态农业首先与我们的饮食习惯密切相关，其次，还关系到健康，关系到生计，关系到生态，关系到文化。
大概是五十年前，一位美国教授在《中国健康调查报告》中特别指出，当时中国人的饮食结构是以素食为主的。而在近些年的餐桌上，我们肉食的比例是越来越大了。个人饮食结构的一点点变化，一旦乘以中国的人口基数就会形成巨大的影响。我国每年进口的粮食数量相当于5亿亩耕地的产出，这是非常庞大的数字。
另外一个重要的趋势则是，在未来的三十年，乡村年轻人会越来越少。上图曲线中，深绿色线是东亚地区，从1950年代到2050年年轻农民的数量，年轻农民的年龄界定在15岁到24岁之间。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要推动新农民运动，号召更多的年轻人回乡的原因。无论是粮食安全还是食品安全，从根本上来讲，都需要农人来耕作，来负责。
实际上我们现在面临的全球粮食问题，并不只是单位面积的单产问题，更多的是食物的浪费，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的数据，目前全球有超过三分之一的食物还没有到达餐桌就已经被浪费掉了。
而在中国不光有餐桌前的浪费，餐桌之后的浪费更大，大家吃完一顿饭之后浪费的食物还能够养活3亿中国人。我国每年的粮食产量都在增加，我们现有食物体系的特点是大量生产、大量消费，最后大量浪费，这种农业生产体系是不可持续，不健康的。
农业对于整个全球碳排放的贡献率达到了三分之一。现在的农业已是一个高碳排放的产业。我们的种植业、养殖业从生产，以及生产资料的生产都会有大量的碳排放，化肥的生产消耗了大量的石油能源。
而目前中国的农业面源污染，根据2010年中国《第一次面源污染的普查公报》显示，实际上已经超过了工业源和生活源的污染，位列面源污染贡献的头牌。农业面源的污染，尤以农业养殖业的废物排放问题最为严重。养殖业的排放不仅仅形成了对于土壤的污染，土壤重金属的污染，还包括对水，对空气的污染。
从医学的角度做人类和饮食健康关系的研究和分析，这种种跨界研究正在不断地发生。中国的糖尿病患者接近2亿，基本上每三个家庭中就会有一个患者，他的直系亲属至少患有糖尿病、心脏病、中风或者高血压这四种与饮食直接高度相关的疾病。
还有很多的研究可以说明现代农业高化学的投入对于人体健康的影响。比如说对于幼儿、新生儿、胎儿的影响。多动症、自闭症等等，也和农业生产过程中农药的过量使用是高度相关的。
从农业1.0时代到农业4.0时代
无论是在中国还是从全球的角度来看，我们的农业已经从1.0时代发展到4.0时代。农业的1.0时代，只把农业作为一个生产要素去看待。比如殖民化时期，殖民地宗主国为了榨取剩余的农业价值，在当地推动的工业化生产模式，就是我们所说的农业1.0时代。
当农业拉长了产业链，做加工，把二产业作用发挥出来，就是农业的2.0时代。农业的3.0时代，则开始强调农业的多功能性。比如说农业不光具有生产功能，还具有环保功能，具有就业功能，生态保护功能等等。
而现在，我们面临的是一个全新的农业时代，互联网+社会化的生态农业。农业的一产、二产加三产结合起来，再加上互联网，就是农业的4.0时代。
过去我们都认为农业是农民干的，而农业4.0时代，则意味着农业把农民和市民都纳入到农业的参与者之中。当然，农民和市民在参与过程中是不同的主体，市民的参与更多是一种社会化的参与监督体验。
传统农业有个很重要的理论，叫做“三才理论”。所谓三才，指的是天、地、人。农业就是协调天地人的工作。天是对于气候、对于物候、对于整个生态环境的理解；地是对于土壤，对于肥料的理解；人是指在协调天和地之间的关系时，作为一个农人，如何将天和地之间的关系在农耕过程中协调统一。
我们现在的农耕方式，工业化的种植和养殖方式，极大破坏了生态系统的多样化。如果生态系统中没有了多样性，也就意味着我们的生态系统是非常脆弱的。大量使用农药和化肥，对于土壤的板结，水土的流失、污染等等有着很大的负面作用。
比如中国畜禽养殖业的污染排放问题，其根源在于我们在过去的三十年之中，师承美国的农业。我们把美国的大农业模式作为学习方向，而放弃了欧洲及日韩那种更适合中国国情的农业模式，所造成的诸如畜禽养殖业粪便污染排放等问题，让各级政府都非常头疼。
农民在整个化学化耕作过程中也是第一受害人。我曾经在美国种过一年地，发现当地农场主即使是在用生物农药的时候，都有很好的自我保护意识，要戴口罩，要穿防护服。但在中国农村，这种保护意识很淡漠。我亲眼所见湖南当地农民在稀释和使用除草剂的过程中完全没有自我保护措施，而他稀释除草剂的河流，当地农民还用于洗涤衣物，甚至洗蔬菜。所以说，生态农业的价值，不仅仅是对于城市消费者的关爱，也包括对于生产一线生产者的关爱。
国际经验：日韩与欧洲的生态化+社会化转型农业
在欧洲和日韩的生态化+社会化农业模式的经验中，有一种说法叫做“四洗三慢”。“四洗”就是乡村文化洗心，山林空气洗肺，小溪泉水洗血，有机食物洗胃。“三慢”则是慢城、慢食、慢生活。
社会化+生态化的农业转型，重点就是让农业回嵌到社会价值之中。过去我们说社会发展是为了人的福利，但在过去三十年的快速发展过程中，似乎整个社会都是在为经济服务的。
下面的图左半部分是传统的农业产业链，从生产者到消费者，中间有无数的环节，在这个过程中还面临着信息的不对称，信任的危机等等，在传统的产业链中都是巨大的问题。
上个世纪的70年代初期，在日本和欧洲一些国家兴起了社会生态农业的模式。这个模式日语是Teikei，写成汉字是“提携”，它强调的是生产者和消费者要互相提携，而不再像过去一样，生产者给消费者下毒，消费者给生产者造假，然后消费者总认为自己是上帝，享受着被服务的这种快感，其实你所吃到的那些东西都是一些高添加、高农残的食物。
提携农业模式，重要的是要建立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信任。日本在上世纪70年代初期，开始发展提携农业模式，到今天，日本所有的生态农产品中，已经有超过50%以上是通过提携体系来销售的。
社会生态农业的英文简称叫做CSA，CSA模式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在北美开始兴起，这个理念在各国其实都有自己不同的模式和名称。在美国，现在大概有将近一万到两万家CSA农场和模式。其特色是由一个农场和一群消费者建立一个固定的产销关系。
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关系就是CSA关系。消费者要提前预购或者预定生产者这一年会生产出来的东西，然后生产者按照要求来进行生产。CSA模式让整个生产过程对于生产者和消费者而言都是透明的，有信任可监督。这种模式已经发展了四十多年，目前全球有大概三万多个生产主体，涉及到的消费者约为105万人。
CSA模式不仅仅提供健康的食物，更构建了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互信的社区。无论在哪个行业，信任成本都是极高的。通过CSA会员渠道，卖菜卖水果，卖自己养的鸡、鸭、鹅就容易了，消费者也不会再像过去一样，只追求低价。
下图是英国伦敦闹市街头一个农夫市集，很整洁。经过重新规划设计，每个摊位都看起来很漂亮，再如美国伊萨卡的农夫市集，由政府来设计，把农贸市场变成一个很有意思的活动空间，有卖菜，有生活，还有讲座等等一些文化活动。
社区的农圃，屋顶的农庄，都可以成为CSA理念的一部分。如美国纽约最大的一个屋顶农庄，在布鲁克林，每天可以供给大概一百多个消费者需要的蔬菜。屋顶农庄还可以为大楼里的白领解压，这些白领因为日常的生活压力都非常大，所以利用工作之余到屋顶来种一种菜，能缓解不少工作压力。
慢食运动源于1986年，因为当时第一家麦当劳餐厅要在意大利建立，当地便兴起了一场反对快餐的慢食运动。在当地人看来，麦当劳这样的快餐，从生产端就要求标准化、工业化的生产，而在消费端又成为快速餐饮，这在慢食支持者，看来几乎是把他们传统饮食文化统统打掉了，所以在意大利就兴起了慢食运动。慢食运动倡导通过“优质、清洁、公平”的食物来传承文化、保护环境，目前已经发展到170多个国家，大约有800多个分会，超过20万会员。
韩国的大都市里也建立了很多都市农业的项目，比如说在首尔街头种的稻田，在首尔一个大厦里种的稻田。
社会生态农业还影响了都市的新规划。过去的城市规划，一般就是进行功能分区，交通及配套设施的布局等等。城市发展如何和农业建立联系呢？城市本身一定会产生很多厨余垃圾。北京现在60%的垃圾都是厨余垃圾。厨余垃圾对于农业来说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肥料。可是这些厨余垃圾绝大多数都被填埋了，没有做到有效回收。城市厨余垃圾，完全可以在社区内以及周边形成循环，在周边农村进行堆肥。欧美最新的规划概念就是把都市的食物体系也规划进去，把都市如何能最快最好的获得新鲜健康的食物，纳入到规划体系中去。
中国的CSA ：从“小毛驴市民农园”说起
北京“小毛驴市民农园”是中国CSA的典型案例之一，有将近五百多个家庭会在每个周末到这个农场，一个距离城市五十多公里的地方去耕作。很多老年人到了城市之后，生活很不适应，他已经习惯了在农村或者小城市的生活，到了北京没有亲戚、没有朋友，连对门的邻居都不认识。这个时候儿女在城郊给他租一块地，一家人到这块地上来种菜，他得多高兴。有的儿女没时间开车送他们过去，就坐公交车去。坐两个半小时来到农场，在一块三十平米的土地上耕种一天。中午还自带午餐，当然他也可以在农场的食堂吃饭。下午再干一会儿活，三点多出发再坐两个多小时公交车回到城市，把外孙女从幼儿园接回家。至少在北京，在“小毛驴”这个农场里，有不少家庭，他们的父母是以这样的方式渡过周末的。
在“小毛驴”里的一位朋友，他说自己和父母年龄差距是非常大的，似乎很难有一种活动，可以把三代人牵到一起的。后来他们发现，种地，是唯一一种一家三代人都可以参与的活动。孩子来到农场以后可以在农场跑来跑去，什么都觉得有意思，中年人来农场以后就打杂，老年人更有这种热情，他真的是要把这块地种好。在一块30平米的土地上，种得最好的家庭，从四月份到十月份可以种出来五百斤菜，基本上一家人从六月份到十一月份蔬菜都不需要到市场上买了。
目前，CSA项目在全国大概有五百多个点，绝大多数是分布在北上广深这些大城市周边，他们的组成非常多样化。“分享收获”、“小毛驴”是以政府、科研单位支持还有一些新农人为代表的。“济南溪地都市乐园”则是开发商在开发这个楼盘的时候，周边有一块空地，最初想把那块地种上草坪，后来看到一个报道CSA都市农园的新闻，就干脆改成市民农园，凡是这个小区里的市民，都可以得到一块三十平米的菜地，效果也不错。
当然也有小农户自发形成的，比如说有一些NGO发起的项目。更多的则是中产阶级下乡模式，城市里的中产，以IT行业居多，因为经常坐在办公室里，天天面对电脑，就特别向往田园生活，于是就有人放弃了原来的工作，在北京郊区租一块地，成为一个都市农夫。那么他在原来的工作中，已经形成了一定的人脉，比如同事、朋友、同学，固定给朋友们进行配送，也是建立在已经有的互信平台基础上。
还有消费者发起的CSA的项目，比如早熟儿童家长的团购群，他们都是患者的家长，本身是消费者，以组织团购的形式去寻找全国各地的生态食材。
也有以建立餐厅、合作社等等形式的，比如杭州的龙井草堂、柳州的土生良品，他们的特色是食材都从生态小农或者生态农场进行采购。
CSA社会生态农业，因为不只是有农民的参与，还有市民消费者的参与，所以，被认为是都市食物体系的一场社会运动。每五位消费者的加入，就可以保护一亩土地免受农药化肥的侵害，每三十户消费者的加入，就可以让一个农民采取这种有机的耕作方式，每一百户消费者的加入，就可以让五个年轻人返回家乡，成为新农民，在乡村里工作和生活。
一个乡村需要新的农民，这些新农民可能从事农业的生产、民宿的经营，在乡村一定有生产、生活、生计；另外也需要有新农业。因为人人都要吃饭，要吃健康且安全的食品。所以，一定要有人去种田。蓬勃发展的社会生态农业，可以让我们的农村也变成更多年轻人愿意选择留下来工作的地方，让真正愿意从事农业的人，快乐返乡成为新农民！
文章出处：“乡愁经济”微信公众号2016-04-29（注明了未经授权禁止转载）
文章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src=3×tamp=1528987805&ver=1&signature=DF4Xfs44xBBgRtRrQXwonQf58Yhy-4*vocd6fY*M7PsiVhSFnUCylUzWE8whO*uWYpm4INVlk1*hpyVoLDlZO2Vdr7rAPqadoAU2hhTUP-qYgUX2ZTNgBJyKtVe6vnFnMuxCflgwnaKNFSPOrOI*KPp7DUXbhwPVV88JNpvmLc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