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CSA兴起的国际背景
欧美日等发达国家和地区在追求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进程中都普遍经历了严重的环境污染和食品安全问题。日本于1980年代在发达国家中率先重视并转向支持生态农业，欧美于1990年代开始限制化学农业、转而支持生态农业发展。与此同时，工业化和城市化拉动经济发展，进而形成了规模庞大的中等收入群体，社会主体需求转向高质量的生态环境和食品，直接带动了生态农产品市场的发展。
CSA在英文里的这个表达具有社区与农业互助的含义。社区支持型农业中的“社区”，与我国城乡中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住宅小区等行政区域所表达的概念不同。在社区支持农业的范畴内，主要指在一定的地理区域内，具有相同理念的一群人的组合。CSA中的社区即是那些愿意支持健康的耕作方式的消费者群体。社区所要支持的农业具有健康、安全、环保的生产过程和本地化生产等特点，CSA要求消费者和生产者之间建立共担风险、共享收益、公平互信（如定价、保证有机种植）的关系。CSA是利用市民组织的力量通过市场的手段解决主流食物体系中政府和市场双失灵的问题，而这里的经济关系不再是简单的市场中买卖关系，而是建立在彼此互助基础上的“团结经济”。
CSA最初的出现是由于市民对食品安全的关心和城市化过程中对土地的关注。因为有着环境方面惨痛的代价，在1971年的日本，一群家庭主妇开始关心化肥和农药对于食物的污染；此外，加工和进口食品越来越多，而本地新鲜的农产品却越来越少。于是，她们开始主动寻找有机农产品的生产者并与其达成协议，规定生产者按照有机的方式生产，这群家庭主妇则预先支付高于一般农产品价格的“货款”，这种方式叫做Teikei（日文原文为“提携”），是共识或一起合作的意思，希望创造一个替代销售系统，而不是依赖传统市场。为实践这个原则，生产者与消费者会直接地对话与接触，加深互相的了解，双方都要提供人员及资金支持本身的运输系统。Teikei最初的宣传口号是“在蔬菜上看到农夫的脸”。
随着生态环保理念的传递，1986年在马萨诸塞州建立了美国第一个CSA农场，如今的美国已经有近3900家农场采用这种模式，其核心理念是建立生产者和消费者的直接联系，减少中间环节，让消费者了解生产者，同时双方共担农业生产中的风险，共享健康生产给双方带来的收益。目前，CSA已经在欧洲、美洲、澳洲及亚洲广泛开展，大众对其认知和接受程度越来越高。
CSA背后所蕴含的理念是建立起本地化的有机农业与有机食品体系，以达到本地的生产者和消费者共同保障本地食品安全与社会、经济和自然环境可持续发展的目的。更深层次的意义还在于通过食物作为切入口，构建一个基于生产、生计和生态的本地健康生活方式。由于每个社区都有各自不同的特点，而农业影响因素和生产条件又千差万别，因此CSA没有一个固定的模式。
二、CSA在中国的发展现状
在中国，日益频发的食品安全问题可部分归因于城乡二元体制下资金、劳动力和土地等三大生产要素从农村流向城市，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的流量不对等势必导致“三农”问题，而以“福特主义”大生产为主导的农业生产方式，则进一步诱发农业污染和食品安全问题。随着中国经济发展，中等收入群体不断扩大，无论是中国社科院、还是世界银行的估计，中国的中等收入群体的规模都超过2亿，约占总人口的23%。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中等收入群体的占比达到40%。庞大的中等收入人群在食品安全问题面前转向生态农产品是一个具有普遍性的客观现象。社区支持农业在此大背景下涌现发展。
“社区支持农业”在中国有很多不同的名称，也被称为“城乡互助”或者“社区农业”“社会农业”“社群支持农业”“社区互助农业”，“社区支持农业”是相对最为广泛使用和传播的叫法。从2006年开始，由温铁军、何慧丽等学者发起的“购米包地”以及2007年发起的“国仁城乡互助合作社”就是社区支持农业的雏形。与此同时，香港社区伙伴（PCD）也开始在国内推动一些社会组织NGO和小农户做生态农业。2009年开始，小毛驴市民农园以社区支持农业“风险共担、收益共享”为核心理念，对外招募消费者份额成员，所有成员预付份额费用，并与农场共同承担风险，农场根据当地应季产出定期给配送份额成员配送蔬菜产出，劳动份额成员则因为自己的劳动投入而收获健康的蔬菜，由此形成农场参与式保障系统，并在短时间内吸引了社会的广泛关注。
目前，CSA正在中国迅速展开。据小毛驴市民农园不完全统计，迄今为止，在北京、上海、深圳、广东、广西、重庆、四川、福建、辽宁、山西、山东、陕西、浙江、湖南、湖北、内蒙古、河南、河北、云南、贵州等地出现了上百家CSA；农夫市集也逐渐被公众所认识，并通过媒体迅速发展，如北京有机农夫市集、上海侬好农夫市集、广州“城乡汇”农夫市集、成都“绿心田·生活汇”农夫市集等；消费者也正在以独特的方式形成组织并发展壮大。
在中国大陆，早于小毛驴市民农园，一些CSA的实践项目就在香港社区伙伴（PCD）基金会的支持下于广东、广西、贵州和成都等地开展。一些有识之士也在北京和上海等国际化大都市开创了以有机生产和会员购买形式的农场，如北京的天福园、德润屋、绿牛农场和上海的百欧欢。
小毛驴市民农园是北京市海淀区政府和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共建的产学研基地。小毛驴市民农园按照CSA运作模式，在种植上采用有机技术，并对份额成员进行宅配；此外，农园还参考市民农园运作模式设计了劳动份额，成员可以向农园租赁土地，并自耕自收有机蔬菜；农园要求成员提前支付份额费用，保证与生产者共担风险。
2009年开始，随着CSA理念的引进和推广，北京、上海、厦门、重庆、柳州、成都、河南、沈阳等地陆续出现了形式多样的CSA模式，参与者的主体包括非政府组织、农民合作社、食品活动家、企业、政府和高校，CSA逐渐从全国范围推广开来。与此同时，2009年底，由小毛驴市民农园倡导还成立了市民农业CSA联盟筹备委员会，开始构建全国的CSA网络。目前主要有几种类型的CSA：第一种方式是小毛驴市民农园和分享收获为主导的农场，这样的农场多是以对工业化、城市化进行反思，具有逆城市化趋势的青年人为主体运营，如珠海的绿手指市民农园；第二种方式是中高等收入群体二次创业或对希望回归自然生活为主体承租土地进行生态种养殖，并以CSA的模式销售的，如北京的天福园农庄、内蒙古的原生态农庄、厦门的土笆笆农场；第三种方式是以分散小农户与市民对接的形式，例如成都的安龙村；第四种方式是以农民合作社为主体的形式，如河南兰考南马庄的“购米包地”和“快乐猪”项目。
（1） 市民个体或者合伙作为生产主体发起的CSA
如重庆合初人、北京天福园、德润屋、芳嘉园、圣林、厦门土笆笆等，在全国诸多CSA农场中占绝大部分，主要集中在一、二线等经济发达的城市，市民凭借丰富的城市社会资本有利于构建CSA关系，投资生态农业有利于农村社区的可持续发展和农民增收。
（2） 政府、高校、科研院所等官方机构发起的，带有试验性质的CSA
如北京小毛驴市民农园和北京分享收获，尽管数量较少，但是借助高校的社会资源形成了广泛的社会影响，并通过媒体、培训班、会议等形式推广CSA。
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受德国EED基金会资助，在北京和河北的几个村庄中发展“巢状市场”项目。项目村庄包括北京市延庆县珍珠泉乡八亩地村以及河北易县杜岗村、桑岗村、宝石村。学校项目组提供的服务包括：协调参观村庄的住宿、活动安排，并提供免费交通；监督农产品质量；协调农产品的配送；定期组织与农民朋友的交流互动。
（3） NGO发起的CSA如上海生耕农社，尽管完全由NGO发起并操作的CSA案例还不多见，但是NGO在CSA发起和运作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的CSA案例却为数不少，如自然之友河南小组参与河南郑州大草帽市民农园，成都河流研究会参与安龙村CSA，PCD参与包括小毛驴市民农园在内的广东、广西、贵州、四川、北京的多家CSA，NGO的经费和社会关系都对CSA运作起到积极作用。
（4） 餐厅与有机小农或农场直接联系的CSA
如杭州龙井草堂、柳州爱农会等，餐厅凭借强大的购买力支持有机小农和农场的生产，成功树立品牌的农场也可择机参与有机餐厅运作。
（5） 政府发起的CSA
如浙江丽水市和遂昌县在本地范围内发起的，由小农和市民直接对接的CSA。
（6） 由小农及合作社作为生产主体的CSA
如国仁绿色联盟、河北安金磊、成都郫县安龙村、北京大兴活力有机菜园、山东济南我家菜园、河南兰考南马庄、贵州流芳村、广西横县陈塘合作社与三叉合作社，小农发起CSA模式的优势在于不需要支付土地租金和过高的劳动力成本而实现低成本的有机农业，劣势在于缺乏资金及社会资本，不利于构建城市直销渠道。
（7） 其他
此外，还有企业等发起的有机农夫市集，市民组成的消费者组织等其他相关形式，构成了中国的CSA网络。
三、中国CSA的机遇和挑战
1．机遇
CSA在中国受到广泛关注和快速发展正值2008年中国食品安全里程碑事件“三聚氰胺奶粉”，之后媒体不断的负面报道，使得越来越多消费者对主流食物体系包括第三方认证机构产生怀疑，寻找有机或者绿色食品，与此同时，媒体还报道了关于商超有机认证农场造假的行为，有些农场尽管有有机认证，但实际的操作过程中并没有按照认证的要求来做。这些信息进一步使得真正对食品安全关注的消费者选择利用自己的社会资源或者熟人群体，即已经建立了足够信任的熟人圈子，来寻找健康的食物。
这些背景，给予了CSA发展的机遇，因为CSA本身强调生产者和消费者直接建立信任关系，生产者并不是一味满足消费者对于产品品相的要求，也不把产量作为农业生产第一位考虑的要素，收益比较稳定，消费者理性消费，了解生产过程，节制“方便和随时吃到所有季节、地区的食物的欲望”，双方由于没有中间环节，都获得了更多直接的收益。
2．挑战
小农场基本上以生产生鲜初级农产品为主，这类产品的特点就是产量受到外部因素影响较大，如天气、病虫害、管理等，一旦产销匹配度不高，则损耗非常大。目前CSA农场面临的是生产、会员招募和会员管理三方面的困境。
首先，现在经营有机农场的主体和实际生产者即本地传统农民双方对于种植标准和理念不统一，农场经营者有理念但无生产技术，本地农民有技术但缺乏对有机农业的认知，因此，若经营者并不生活在耕作范围内，则可能出现农民并不能完全严格按照有机农业标准操作的可能性。有机农业属于智慧密集型农业，需要有很强的种养殖管理能力和经验，而且一般农场需要提供消费者一揽子食物解决方案，所以种植的品种都非常多样，一年下来可能需要有40-60个品种的种植生产安排，多品种管理更增加了管理的复杂程度。同时，有机农业的发展同样受制于“三农”问题的大背景，在整个链条中各个环节存在弱势的问题，比如种子、有机肥、生物药品这些投入品都还没有有一定信任度的产品。常规产品市场由于几十年来的剪刀差，形成了消费者对农产品价格的习惯看法，而食品本身可附加的价值相对其他产品是比较低的，小农场一方面缺乏营销的手段，另一方面又受到市场混乱的影响，因为大型商业化有机农场接触到消费者的机会更多，也无形中形成消费者对有机农业混乱局面不信任的现状。
其次，消费者虽然需要更安全健康的产品，但对于产品真实性和价格敏感度是很高的，特别是在这几年中还出现个别几家农场借用CSA的模式快速融资扩张导致破产将会员预付费用卷走的事件，更是破坏了原有就稀缺的信任。所以，目前几乎所有的CSA农场招募会员都是比较有限的渠道，如下几个方式：利用招募朋友以及朋友的朋友成为会员，利用传统媒体的报道以及新媒体如微博微信的低成本宣传。
再次，当产消初步信任建立之后，农场后续的服务和管理也将成为这一信任持续建立的关键因素。和常规购买产品和渠道特点都不同，CSA改变了消费者的消费习惯，与常规购买方式和产品特点相比一般消费者普遍都会面临以下问题：品种少、品相差、季节性强、可选择性差、口感老、南北方叶类菜和瓜果类菜差异、送货时间、保鲜问题、传统品种和新品种、不会烹饪、订单管理、价格高低。
最后，CSA农场需要遵守产销双方约定的生产标准，同时还要将生产信息尽可能透明给消费者，很多消费者存在着对于有机农业有不同理解，比如有人认为有机农业就意味着产品无毒，是最纯净的地方生产出来的农产品，有人认为有机农业就是传统农业，有人认为有机农产品就一定是品相很丑或者个头很小的。消除这些误解和迷思，农场需要做很多信息透明及教育的工作，很多农场通过经常组织会员活动或者开放日，增进与会员的沟通，从而有效的构建“社区”。
文章出处：“乡村建设研究”公众号2016-01-21
文章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src=3×tamp=1528987098&ver=1&signature=0tMcdbckRWsoB6933rg-LhN91b12vsbdMg4OxGLJj4naIKHO7QN7p7xDFo7P43H1yCtmljD9kzGR29VQ4SX9gCiW95nll-OGqvvzBWV*BjcRa20*zHYndpdqxk12ffuqh4XJpAkB2Z84XwFRuwuBF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