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文章首先梳理了食品安全监管中政府失灵的内在机制和化解失灵的制度设计的相关文献;其次分析了生态农产品市场失灵的内在机制和部分发达国家生态农产品市场特征;在借鉴了既往研究和国外实践经验的基础上设计了小毛驴市民农园CSA运作试验，总结分析了参与式试验的经验和问题，建议推广小毛驴试验。本报告所得结论从逻辑和实践上证明了构建多元监管体系应对食品安全的可行性，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的执行提出的事实参考，对完善我国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关键词］信息不对称;多元主体;社会资本;社区支持农业(CSA);参与式试验研究

一、试验背景及文献综述

中国在2007年正式提出“生态文明”理念，同时调整了上个世纪以追求数量增加为主的农业政策思路，更多强调“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型农业”内在具有的、符合生态文明的多功能性。但国家农业政策从内涵性调整思想的提出到各个相关领域的全面贯彻，需要相对复杂的利益关系协调和长期演变过程，而就在这个同一时期，我国食品安全事故频发，而且表现出越来越频繁的趋势。这成为本文立论的现实背景。

解决食品安全问题的主要思路之一是加强政府安全规制，各国政府都采取了相应的政策来推行这些安全规制。学者研究发现食品安全监管可能是高成本而低效率的，Antle(2000)一项关于美国肉制品加工业食品安全管制的研究就表明了这一问题;阎志刚(2007)研究指出我国相关部门食品安全专业人员已经超过百万人，但事实证明，监管如此密集，成本如此巨大，然而成效并不太明显;Hensonetal．(1995)的研究则表明，政府在制定食品安全政策方面同样受到利益集团的影响;王志刚等(2008)全面分析了2006年美国“毒菠菜”事件发生的始末，结论凸显出政府公共服务职能的缺位，政府已有的措施未能有效解决食品安全问题。

对于政府管制失灵内在机制的分析，温铁军(2008)认为外在于农村的政府面对两亿四千万户高度分散的小农生产由于交易费用巨大而面临政府失灵，借鉴日韩台的综合农协体系，提高组织化程度可有效减少政府与小农生产者之间的交易成本;詹承豫(2009)认为，链式责任、以事件为核心和过度依赖政府是现行食品监管体系的三个主要特征，其中食品安全监管的链式责任与食品安全问题的传递性和整体性存在矛盾，因为没有一个部门会最终承担不安全食品所带来的风险管理责任，进而导致看似明晰的链式责任实际上成了集体责任并演化为责任缺失;作者进而认为，应当构建由政府、司法机关、企业、行业协会、消费者、媒体和医疗机构等社会多元共同参与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张锋(2009)认为当前食品监管体系忽略了政府之外的社会中间主体和市场主体对于完善监管的意义，建议完善政府、市场、行会组织、消费者和社会媒体的综合监督体系，构建“政府—企业—社会中间层—公众—社会媒体”五位一体的食品安全多元规制模式。由此可见，政府在食品监管体系中的有限作用是世界各国普遍存在的现象，而在监管体系中引入政府之外的其他力量，构建多元主体参与的治理架构成为完善监管体系，成为克服政府失灵的主要应对策略。2009年6月1日通过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七、第八、第九和第十条，分别规定了食品行业协会、社会团体、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新闻媒体、科研单位和公民个人等不同主体参与食品安全监管的内容和方式，为构建多元参与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奠定了法律基础。①

解决食品安全问题的另一套主要思路是发展生态农业，通过市场运作，以生态农产品(或称安全农产品)替代不安全食品。②我国已有的无公害农产品、绿色和有机食品的分级认证制度即是为了促进生态农产品市场发展而制定实施的，其中有机食品被公认为安全等级最高，对人体和环境最为有益。然而，2004年10月商务部等11部委联合发布的《关于积极推进有机食品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中指出中国有机食品占全部食品的市场份额不到1%，远远低于2%的同期世界平均水平。③其余两种安全农产品市场发展也不容乐观，绿色食品的年产量仅占食品市场份额的3%(张小蒂等，2005)。学者分析认为，安全农产品品质的这种特性决定了在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存在质量安全信息的不对称，消费者对安全农产品普遍存在质疑，直接影响购买行为(图1)(王秀清等，2002;任国元等，2004;张小蒂等，2005;曾寅初等，2007;尚洁澄等，2009);罗少郁(2007)分析认为有机食品的品质信息由搜寻品特性、经验品特性、信任品特性等三个层次的信息综合而成，对于信任品特性，信息消费者处于绝对的劣势状态，信息不对称是我国有机食品有效需求增长缓慢的主要原因，消费者对有机食品的认知程度较低是次要原因。

图1 有机产品的位置确实与认知混乱

资料来源:尚洁澄等，2009。

解决生态农产品市场信息不对称的市场工具包括可追溯体系和安全等级认证体系。温铁军(2007)认为我国处于工业化加速时期，由于我国自然资源禀赋，政府坚持以粮为纲的粮食安全保障政策在工业化导向下表现为不断追加农业物化投入，后果之一是使我国农业演变成面源污染最广泛的产业;如果这种客观条件难以改变而试图进一步照搬在西方仅仅适用于大农场经济的“食品安全条码追踪系统”，对小农经济于事无补。中国连锁经营协会发布的《食品安全可追溯研究报告》(2007)也指出，我国食品尤其是农产品的生产比较分散，生产集约化程度不高，科技化、标准化水平较低是建立食品安全可追溯体系面临的障碍;施晟等(2008)在对浙江、广东、湖北等地食品安全可追踪系统的调查研究和实践开发系统的基础上，从供应链角度归纳了可追踪系统信息传递过程中的问题，包括可追踪系统缺乏追踪所需的身份信息、农户上传信息的真实性难以测量、企业没有提供跟踪信息的积极性、信息单元的分裂与集合使得追踪变得非常复杂、消费者选取和理解信息困难等。美国学者KonstantinosGian-nakas(2002)从信息不对称的角度分析分析了美国有机食品市场中的消费者行为，并指出有机食品的认证标识不能传递足够信息，信息不对称可能导致市场失灵;罗少郁(2007)指出有机食品认证混乱导致了消费者对有机食品标签的含金量产生怀疑及不信任。由此可见，生态农产品市场也由于自身具有信任品的属性，消费者无法凭借经验加以辨别，市场存在信息不对称而最终导致市场失灵;而面对高度分散的小农生产者，当前任何化解信息不对称的机制设计和技术采纳都显得收效甚微。

市场失灵逻辑上可通过发挥政府监管的作用而得到化解，然而通过上文分析可见，在食品安全管制上，也存在政府失灵的问题，尽管内在机制不同，但却是世界各国普遍存在的现实情况。可见，按照传统西方经济学的理论逻辑无法求解食品安全问题。然而，进一步观察国外生态农产品市场结构，以有机食品为例，本地化的、生产者与消费者存在互动的、直销形式的，非主流④的渠道成为了有机食品的主要流通渠道;国外学者将这些非主流的渠道形式，包括社区支持农业(CSA)、农夫市场(farmer＇smar-ket)、提携系统(Teikei)、箱式计划(boxscheme)统称为另类食物网络(AlternativeFoodNetworks，AFNS)或者另类农业－食物网络(AlternativeAgri－FoodNetworks)⑤。在美国，根据USDA2008年做的调查，44．1%的有机食品在Local(within100miles)的范围内销售，在田纳西州，这一比例高达74%;此外，参与超市流通渠道的有机农场数量仅占参与上述非主流渠道的有机农场数量的8．9%，两个渠道销售有机产品的数量之比为43%⑥;在欧洲，英国和丹麦的有机食品市场成熟度较高，多数有机食品由大规模工业化模式生产，并且主要依靠超市等主流渠道分销。然而，有机食品消费支出占总食品消费支出10%以上的高频消费者却更青睐各种直接消费渠道，这些直销渠道能够增强消费者的信任程度(M．Wieretal，2008)。在英国和丹麦之外的欧洲国家中，有机食品通过直销和专卖店销售的比例平均为50%，一些国家甚至达到80%，超市销售的有机食品数量都远低于直销和专卖店(Synergie，2002;Hammetal．，2002);在日本，早期有机食品的销售几乎完全通过提携系统“Teikeibox”进行，从生产者直接到消费者的直销形式体现了生产者与消费者相互扶持的原则;直销之外的主要渠道还包括消费者合作社，超市只是最近几年才成为有机食品的销售渠道;截至2001年，55%的有机食品经由Teikei系统直销⑦。由此可见，生态农产品的市场结构对市场绩效的影响显著，市场失灵的主要内在机制———信息不对称在直销市场结构中能够得到较超市等主流市场更有效控制。

综合上述对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的分析可见，食品安全政府监管体系应该向多元社会主体参与的综合监管体系方面完善，生态农产品市场应该向减少产销之间的空间距离和渠道环节，有利于产销互动的短链农业模式发展。小毛驴市民农园在试验机制设计环节注意到了一元监管的弊端和生态农产品市场失灵的内在机制，构建了多元监管治理架构和有利于产销互动的直销形式。

二、小毛驴市民农园试验的基本情况

(一)小毛驴市民农园的试验内容和成果简介

小毛驴市民农园(以下简称小毛驴)位于北京市海淀区西北部凤凰岭山脚下，是中国人民大学乡村建设中心和北京市海淀区政府共建的产学研基地。园区占地130亩，土壤和水源经过专业机构检测，符合有机种植标准。小毛驴市民农园在种技术上采用生态农业种养模式，营运上借鉴了美国明尼苏达州CSA模式。

CSA是CommunitySupportedAgriculture的缩写，英文里具有社区与农业互助的含义，中文译作社区支持农业。CSA于20世纪60年代最早出现在德国、瑞士和日本，80年代出现在美国。对于社区的含义，HilleryGA(1955)指出人们至少可以从地理要素(区域)、经济要素(经济生活)、社会要素(社会交往)以及社会心理要素(共同纽带中的认同意识和相同价值观念)的结合上来把握社区这一概念，即把社区视为生活在同一地理区域内、具有共同意识和共同利益的社会群体;社区所要支持的农业具有健康、安全、环保的生产过程和本地化生产等特点;CSA要求消费者和生产者之间建立共担风险、共享收益、公平互信(如定价、保证有机种植)的关系。CSA这种形式的出现是由于市民对食品安全的关心和城市化过程中对土地的关注。因为环境污染的惨痛代价，1971年在日本，一群家庭主妇开始关心化肥和农药对于食物的污染;此外，加工和进口食品越来越多，而本地新鲜的农产品却越来越少。于是，她们开始主动寻找有机农产品的生产者并与其达成协议，规定生产者按照有机的方式生产，这群家庭主妇则预先支付高于一般农产品价格的货款，这种方式叫做Teikei。随着生态环保理念的传递，1986年在马萨诸塞州建立了美国第一个CSA农场。据统计，目前美国已经有3852家CSA农场(图2)⑧。

图2 美国CSA农场分布情况

资料来源:http://www．localharvest．org

小毛驴于2008年开始建设，设计环节体现了生态农业理念，既有种植又有养殖，既有农田又有草地和树林，各种元素相互配合，有利于各生态元素发挥协同效益，形成良性生态循环系统。生态种植环节的核心是利用劳动替代资本的资本浅化机制来实现土壤改良。改良土壤的措施主要包括使用有机肥、禁用化学合成农药和除草剂、制作堆肥。生猪养殖方面，农园采用自然养殖法，其核心是依靠本地有益土著微生物分解排泄物，已达到降低污染、节约用水、增强猪只抵抗力的效果，此外农园还散养了柴鸡，试图通过种养结合实现物质循环。

小毛驴于2009年正式对外招募CSA份额成员，CSA份额成员包括劳动份额和配送份额两种形式。劳动份额是指市民在小毛驴承租一块30m2的农地，小毛驴提供工具、种子、水、有机肥等物质投入和必要的技术指导等服务，市民完全依靠自身劳动投入进行生态农业耕作和收获。劳动份额的费用目前1000元/期，租期为1年⑨;配送份额是指由农场工作人员统一规划种植蔬菜，定期供应给份额成员的形式，供应频率为每星期一次，每周蔬菜品种不少于3种，分为20周配送到门;份量依据协议分为整份(400斤)和半份(200斤)，相应的费用为2000元和1000元，均价达到5元/斤;供应的方式分为配送和自取，配送费用为500元，25元/次，配送到门;因此，普通份额中费用最高为2500元，最低为1000元。⑩

运作方面，分为CSA运营管理、参观接待和活动举办。CSA运营管理分为种植管理和CSA服务管理两方面。小毛驴的工人由两部分构成，一部分是当地农民，另一部分是实习生。11日常种植管理主要由小毛驴雇佣的当地农民完成，为了确保蔬菜的品种和质量，需要合理分配地块和安排种植，工人主要依照农时历和技术要求进行种植管理;CSA服务管理主要由小毛驴的组织者和实习生完成，内容包括配送、制作简报、份额成员交流、特色活动12等。周末是CSA劳动份额成员前来劳动和市民参观小毛驴的时间，笔者估计，2009将小毛驴从对外开放至今已经接待游客万余人次。

2010年劳动份额的费用上涨为1200元/期，普通份额的有机蔬菜均价上涨为6元/斤。配送方式在配送到门的基础上增加了两个配送点和多个社区集中取菜点，在配送点和集中取菜点取菜的成员可减少配送费用。在2009年有机蔬菜的基础上，2010年CSA普通份额还增加了附加份额内容，其中包括小毛驴市民农园养殖的生态猪肉、柴鸡和鸡蛋，以及来自国仁绿色联盟的有机小杂粮和菌类、河北张北县行动援助办公室扶贫项目点的亚麻油、河南兰考无公害大米协会的大米、江西万载妇女互助储金会的百合粉及北京密云京纯养蜂合作社的蜂蜜，这些产品的供给方都有政府和NGO组织参与共建的背景，与小毛驴市民农园管理团队长期合作，双方有较好的信任基础。

2009年小毛驴市民农园招募了CSA劳动份额成员17户和CSA普通份额成员37户，2010年招募了CSA劳动份额成员120户和CSA普通份额成员250户，客户成长率超过600%;截至2010年8月31日，小毛驴市民农园相关网页百度搜索量超过20万，品牌知名度迅速提高13;在小毛驴的影响下，2010年中国大陆境内新增CSA农场达到21家，社会影响力逐渐显现。

(二)多元主体参与的监管架构的构建

政府和高校的专家对小毛驴进行监督、指导，政府、高校和企业各派代理人构成了小毛驴市民农园的管理层，管理层雇佣小毛驴所在村庄的村民负责农园的种养殖，招募实习生负责农园各种活动的组织策划，实习生还配合村民参与农园的种养殖劳作，小毛驴还吸引了众多大学生和社会公益人士作为志愿者参与到具体活动组织策划中14(图3)。 

图3 小毛驴市民农园整体监管框架、内部管理架构与信息流通途径

多元主体组成的管理架构存在相互监督和制衡内在机制。首先，执行层对管理层的约束，小毛驴市民农园实行开放式管理，市民成员随时可以进入小毛驴参观，非成员可在开放日参观。参观者可以近距离接触生产过程，在无任何干涉的情况下与农园的工人和实习生交谈，询问农园种养殖情况。由于农园开放的生产方式，管理层无法监督工人和实习生与参观者的沟通交流，因此管理层的任何违背有机耕作准则的决定都可能通过工人和实习生被外界获知。此外，农园的实习生和志愿者对有机农业的基本理念都有一定认识，可能抵制管理层违规的决定，并且退出机制对实习生和志愿者的约束相对较弱;其次是高校、政府和社会企业之间的相互制衡。政府方面，上级政府通过设在管理层和执行层中的代理人了解农园管理层的情况。高校方面，管理层中有三位中国人民大学的在读研究生，他们有义务向校方反映产学研基地的情况。小毛驴市民农园的劳动份额成员每周末到农园参与劳动的形式也起到监督和信用保障的作用。

参与小毛驴监管的多元主体还包括热心的市民和媒体。热心的市民参与小毛驴的动力来源于自我食品安全保障和关注环境保护等公益心理，在对小毛驴有所了解后，热心居民将信息传递到其所处的人际关系网络中，为小毛驴做了免费的宣传。152009年首批成员主要是中国人民大学的教师和热心市民，2010年的成员中，近30%的新增成员是通过首批成员介绍了解小毛驴的。媒体出于迎合读者群的需要关注小毛驴，由于发起者之一石嫣的学生身份，《大学生》杂志在国内最早开始报道石嫣博士赴美“洋插队”的行为，文章标题为《我的美国另类洋插队》，其后石嫣的事迹引发高校学生关注，两年来已有超过三百位高校学生成为小毛驴的实习生和志愿者;《三联生活周刊》对小毛驴进行了报道，文章标题为《石嫣和她的小毛驴农场》，刊出后短期内就有大量市民电话咨询小毛驴运营情况，连续6个周末都有大批市民开车举家前来考察，笔者留意前来参观的市民最关心的问题都围绕着农场的生态种养殖和食品安全，其中大部分市民成为小毛驴2010年份额成员;《旅伴》刊出了标题为《假如你有一块地》的文章，《旅伴》是动车组的免费读物，读者群多为往来大城市之间的商务人士，文章刊出后的一段时间内有大量投资机构和个人咨询小毛驴运作模式和投资价值，其中北方以山东的济南和青岛与辽宁的大连，南方以福建的福州和厦门与上海居多，进一步分析可以发现，这六个城市的人均收入相近且属于高收入水平(图4)，城市中产阶级占比和需求都类似，因此导致这六个城市存在类似与小毛驴的投资需求。截止2010年8月31日，共有8家电视媒体，超过80家平面和网络媒体对小毛驴进行了正面报道。

图4 2007年全国与部分城市职工平均年工资比较

注:数据来源国泰安经济金融研究数据库，2007年全国城镇职工平均工资为24721元。

三、小毛驴市民农园试验的分析和讨论

1.完全开放的管理方式和多元主体参与的治理架构形成了一个几乎能够提供“完全信息”的平台，管理架构内部的多元主体和消费者、媒体等外部参与主体都可以利用这一平台，进行多重博弈，打破了现有生态农产品市场中消费处于信息边缘，生产者和监管机构处于信息中心的不对称格局，构建内外均衡的信息制度，向外界传达精确的信息。在这一平台上个，农场内部运作信息通过参与的外部主体向外界传播，外部主体越是频繁参与则获取的信息越及时，对小毛驴内部管理的约束也就越大16。此外，消费者通过参观获得直接信息与通过媒体和他人等渠道获取的间接信息，在“完全信息”情况下，具有等质效应，增强了消费者的信任。

2.多元主体具有的公信力、社会网络等社会资本提高了小毛驴CSA运作的效率。罗伯特·D．普特南(2000)认为社会资本是“社会组织的那些可通过促进协调行动而提高社会效能的特征，比如信任、规范及网络等”，“有助于参与者更加有效地共同行动以追求共同的目标”，能够“提高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投资的收益”，“是全世界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

具有社会资本的社会主体广泛存在，只有在一定的组织结构中，社会资本才能发挥实质的生产作用。在招募工作开展之前小毛驴管理层制定了寻找理念相近的热心市民作为核心成员，并通过核心成员发展外围成员的策略。这些核心成员在不同层次上增强了小毛驴的公信力;支持小毛驴的知名教授在多种场合向媒体和公众宣传小毛驴，激起听众和媒体对小毛驴的兴趣，媒体再跟进报道，为小毛驴的公信力创造了增量;在提高效率的同时，社会资本还在一定程度上弱化CSA运作中的商业风险，由于处于熟人关系网络中的核心成员可以事先处理外围成员的抱怨，再由核心成员与小毛驴协商解决，将主流市场中高成本的、难以操作的追究体系转化为有效的惩罚机制，因此外围成员的抱怨往往能够得到满意答复。

由此可见，政府、高校等组织要避免公信力的损失，高校、政府的潜规则有损于公信力，进而有损于社会经济运作的效率。

3.管理架构内部的高校、政府和社会企业等主体在仅发展生态农业和CSA上达成一致，此外不存在利益相关，因此管理层中任何一方作出有损于共同利益的决定都有可能遭受其他方面的反对，也因此有了合作的激励;另一方面，多元主体参与需要防止相互扯皮的问题，避免多元制衡演变成为集体责任缺失，要探索出多元主体的成本收益对称的治理架构。

表1 CSA运作各方成本和收益表

4.CSA运作中本地化的、直接销售的形式易于让消费者掌握产品的所有信息，有利于信任建立。然而，随着城市人口规模的扩大，本地化的农业生产体系无法完全支撑需求。因此，解决该矛盾的一条短期路径是构建覆盖更广泛范围的CSA网络，长期来看还是需要从根本上改善环境和采取两型农业生产模式。国外经济学家估算表明，每投入1元的环保产业投资，可带来10元的社会外部收益，其30%是避免的健康损失(方一平，2003，P18)。

5.有机种植试验内在地具有偿还以前几十年过度依赖化学农业对土壤侵害造成的生态欠账的公益性质，对于这种偿还生态欠账的支付属于政府责任，不应该由参与其中的市民承担;如图5所示，农园三个主要作物的亩产要低于化学方式的常规农业，根据农园生态农业工作室技术人员分析，主要原因在于当地多年施用化肥导致地力下降，停用化肥改施有机肥后地力恢复需要一段时间的追加投入。如图6所示，农园三个主要作物的亩均成本要高于化学常规农业，主要原因在于目前有机肥价格高于化肥价格，何况，有机农业需要投入的农资也是环境友好型的，价格高于普通的农资。

四、结论

生态农产品内在价值的体现需建立在强信任关系的基础之上。农业多功能性除了生产和经济功能以外，还兼具社会和生活功能、文化和教育功能、生态旅游功能和食品安全保障功能。农业多功能性难以依赖市场定量估价，只能建立在消费者充分信任的基础上。 

图5小毛驴市民农园作物产量与常规化学农业对应作物产量比较

单位:斤/亩

图6小毛驴市民农园作物与常规化学农业对应作物亩均成本比较

单位:元/亩

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商业运作目标与生态农业自然生产之间存在客观矛盾，现有的技术手段难以化解;政府监管也存在失灵的内在机制，片面加强市场运作和政府监管都难以避免生态农产品市场中的信息不对称;多元主体参与生态农产品运作过程有利于达到治理架构均衡，多元主体参与还带来了生态农产品市场中的社会资本增量，本地化生产、开放式管理和社会资本注入可以有效化解信息不对称，提高生态农产品市场运作效率。

小毛驴市民农园CSA运作试验可在相似条件的城市进一步推广，其局限性在于，由于大城市拥有庞大的中等收入人群，生态农产品和生态旅游市场需求巨大，发展生态农业才可能具有经济可行性。而在中西部的中小城市限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生态农产品市场规模小，CSA运作将面临更大的困难，政府应该补贴CSA运作，以此作为统筹农户收入和改善环境的综合政策。此外，该试验与中国农业生产主体———农户相结合的程度较低，仅限于雇佣关系，农户未参与到CSA运作的全过程，尚未将小农村社或者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纳入试验内容;CSA在中国广大农村推广的可行性与具体操作问题还需要进一步试验探索。

【注释】

①资料来源:http://www．gov．cn/flfg/2009－02/28/content_1246367．

htm．

②本文所指生态农产品是区别于常规化学农业产出的农产品，其生产过程中依靠有机肥、害虫综合防治等手段，主要包括有机食品、绿色食品和无公害农产品。

③资料来源:http://www．agri．gov．cn/zcfg/t20041021_256659．htm．

④非主流指的是不同于超市或者是批发零售等渠道的其他商品流通渠道。

⑤AFNs的讨论已经与农村与区域发展联系在一起，研究者认为

AFNs是一种资本重构，包含了生态和社会等因素，是一种环境意识和社会发展目标上的进步(LucyJarosz，2008;Wattsal．，2005;Hassa-nein，2003;Goodman，2003．Rentingetal．，2003;HendricksonandHef-fernan，2002;Feenstra，1997)。

⑥资料来源:http://www．agcensus．usda．gov/Publications/2007/On-line_Highlights/Organics/index．asp。8．9%和43%这两个数据经由笔者处理后得到。

⑦资料来源:http://www．fao．org/DOCREP/004/Y1669E/y1669e0b．htm．

⑧资料来源:http://www．localharvest．org．

⑨实际露地种植周期约为7个月，5月－11月。CSA劳动份额成员每周末都将来到农场进行耕作，参与主体以家中有孩子和老人的家庭为主。其中一位成员如是说:“小毛驴的生态农业耕作是唯一一种能够让三代人一起参与的活动。”

⑩小毛驴为每份蔬菜准备了整理箱，贴上记录成员信息的卡片。小毛驴每周还制作简报，随蔬菜一起配送到份额成员家中，让不能经常来小毛驴的成员了解农园的动态，也通过简报收集份额成员反馈，彼此交流。小毛驴每周五下午将采摘耐储存的蔬菜，周六早5点就开始采摘叶菜，以保证新鲜度，适当清理之后配送至市民家中。

11小毛驴实行实习生制度。面向全国高校和NGO团体招募对生态农业和CSA运作感兴趣的实习生，2009年招募6位实习生，其中2位本科在读，2位已经本科毕业，1位来自环保机构，1位来自农村合作社。2010实习生数量达到10人。

12瑏瑢小毛驴已经成功举办了份额成员回访、有机小市场、丰收节、开锄节、立夏煮粥和端午包粽子等活动。还将自然教育、健康饮食等理念融入到市民的参观过程中，通过实习生的讲解，寓教于乐。

13瑏瑣笔者曾与一位份额成员估算小毛驴的无形资产，该成员是国内知名民企负责市场营销的副总，据说该民企每年广告预算上千万，已连续投入长达五年，目前百度相关网页搜索量近百万，而小毛驴未在媒体上做广告，百度相关网页搜索量约二十万，他以此估算小毛驴品牌价值已上百万。这样的无形资产是小毛驴社会资本运作的部分成果。

14海淀区政府协调村集体为小毛驴提供了一定年限的土地免费使用合同，并投资了基础设施;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下属二级机构乡村建设中心作为高校的合作方，不仅为小毛驴提供了专家指导，还派驻2名研究生进入小毛驴管理层。该中心自2003年起在全国23个省开展了近50个乡村建设试验点，有丰富的试验区管理经验和试验研究传统;国仁城乡(北京)科技发展中心前身是从事生态农业和市民教育的公益组织———国仁城乡互助合作社，现注册为企业法人，由公益组织转型为社会企业，该公司工作人员具有生态农业理论和多年的生产农场实践经验。

15一些热心居民主动与小区业主委员会沟通，协调场地，将小毛驴团

队引进社区开展生态农业和食品安全方面的宣传，还利用业主论坛和印制海报等形式进行宣传，这种低成本的社区宣传活动却能够建立起稳固的信任，进社区宣传之后，小毛驴还邀请小区居民到农场参观，通过实地考察增强市民对小毛驴的信任。该小区很快组成取菜小组参与小毛驴的CSA试验。

16劳动份额成员前往小毛驴的频率约为1－2次/1周，媒体采访小毛驴的频率约为1次/12天，非成员市民参观小毛驴的时间不固定，经常在事先未知的情况下前来小毛驴参观。

17市民支持的形式多种多样，包括法律咨询，活动策划咨询等，都是份额成员免费提供;产前的土壤和水质检测费用由小毛驴支付，消费者在小毛驴种植期间随时都可能驱车到农园检查、监督，因此生产过程中的认证成本部分由消费者支付，包括来往的交通费用和时间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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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出处：中国知网

文章链接：http://kns.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dbcode=CJFQ&dbname=CJFD2011&filename=LZXK201112013&uid=WEEvREcwSlJHSldRa1FhcEE0RVZycFZoQUU2QlYzcW01SUFlaHZDTkZCOD0=$9A4hF_YAuvQ5obgVAqNKPCYcEjKensW4ggI8Fm4gTkoUKaID8j8gFw!!&v=MjczNTR6a1VMdkFLVGZUWmJHNEg5RE5yWTlFWjRSOGVYMUx1eFlTN0RoMVQzcVRyV00xRnJDVVJMS2ZZZVpxRn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