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南京国民政府实业部的调查，上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全国从事乡村建设（简称乡建）工作的团体和机构有600多个，先后设立的各种试验区有1000多处（郑大华，2000：456）。半个多世纪后的当下，当中国迎来举世瞩目的发展并因“中国崛起”而重新成为世界焦点，虽然与民国乡村建设时期岌岌可危的没落帝国形象完全相反，新时期成规模的乡村建设却在2000年前后再次兴起并持续至今（潘家恩、杜洁，2013：49），作为工业化加速时期为缓解城乡对立、农村衰败而兴起的民间社会改良实践，与中央政府自上而下的“新农村建设”政策呼应交融。
然而，据梁漱溟所指（1937：161-162）：“乡村建设，实非建设乡村，而意在整个中国社会之建设，实乃吾民族社会重建一新组织构造之运动”。一方面，作为立足地方且互动于现实问题的行动方案，乡村建设的形式与载体并非单一，而是充满复杂多样的特点；另一方面，作为兼顾反思性和实践性的建设努力，乡村建设也非纯理论的静态设计，而是一个运动中“活”的过程，是知识分子与民众相结合，在试验中不断根据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而进行创造、调整与总结的过程。
笔者自2000年持续参与当代乡村建设实践至今，希望以内部视角对近十来乡建的内容与原则做初步总结，进而指出当代乡村建设不可简单置换等同于“建设乡村”这样常见的狭义理解。
一、当代乡村建设内容重点
作为对90时代末期日益严峻“三农”问题的建设性回应，当代乡村建设以针对“三农”问题的不同面向为着眼点，逐步发展成如下文所述涉及不同重点与主体的五大体系。需要指出的是：这几方面并非预先整体的设计，而是在实践过程与现实互动中，根据实际需求与现实问题不断展开的。
1、 学生下乡 教育支农
自2000年始，后来发展为北京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2004年）的中国改革杂志社大学生支农调研项目在负责人刘老石（刘相波）的带领下，发起“大学生支农调研活动”和“大学生新农村建设行动”并在全国范围内推广。该活动通过组织动员高校学生利用“五一”、“十一”及寒暑假下乡开展支农调研、支教扶贫、社区培训、建立信息站、组建农民合作与文化组织等，10多年来吸引了150多所高校的学生广泛参与同时在校内组建涉农社团，至今已连续举办十七届全国大学生支农调研交流会，培养骨干成员近千人，影响大学生志愿者达10万人。
这些完全民间且自下而上的支农活动在当代乡村建设的初期阶段发挥着“酵母粉”的作用，既在与农民的结合过程中激发大学生内在的自信与创造力，并根据农村的需要，把相关信息传播到农村，农民则因为对这些富有献身精神大学生的崇敬感而产生一种凝聚和协力的可能。与此同时，正是通过与乡土脉络和国情实际的结合，不同程度改变了实践者的精神面貌与参照坐标，在重新认识自己的过程中也增进他们对社会现实的思考与理解（刘相波 2005：43-48）。
十年来，该实践由假期支农等较为单一零碎形式逐步扩展为包括休学支农、毕业蹲点、返乡创业等多元化参与形式与另类教育系统。为了点面结合的进行深度支农与人才培养，自2005年起，梁漱溟乡建中心已举办9期“农村可持续发展青年人才培养”项目，每年通过组织几十名大学生和研究生在各类乡建基地开展为期一年的系统实践，将个人成长与农村发展结合起来，在乡土社会的近距离观察与直接行动中重新认识自身与土地、农村乃至社会的关系，努力把自己锻造成为乡村建设多面手。
利用很低的成本却获得巨大的社会价值，这个被誉为“中国知识分子第六次下乡运动”（钱理群，2007）开端的实践行动不仅在建设乡村与自我成长两个层面发挥着积极意义，还为更为广阔之当代乡村建设做了重要的出发点准备、人才储备、思路铺垫与基地建设。无论随后成立的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还是河南兰考、安徽阜阳等遍及全国的各类乡建试验点都深受影响。
人才储备既包括支农活动在实践中锻炼成长了源源不断的青年骨干，支农活动的组织者也在实践和互动中积累了宝贵经验、思路与工作方法。除此外，该实践作为先导性实践，本身也呈现了当代乡建的脉络动力与重要面向。下乡支农所发生的新世纪初，除“三农”危机大背景外，也是高等教育在90年代整体转向产业化后影响逐步显现的时代，高校大规模扩招既让更多农民子弟有机会进入大学，而城乡差距的现实体认与现代教育在资本化过程中的异化与“离农”倾向也激发来自乡村大学生的反思与自觉。
因此，看似分散随机的支农实践自有其内在动力与社会基础，其意义除行动本身所产生直接效果外，还有力挑战了教育人才城市化的主流思路，进一步从教育支农与知识再生产的角度，开启了引发“三农”困境之外流三要素（土地、资金、劳动力）的率先回流，同时营造有利于城乡平等互动与乡土价值体现的新舆论环境与社会空间。
2、 农民合作 社区协力
如何理解田间地头所观察到的乡村现状与关键问题？如何在调研所收集并呈现各种“缺”（钱、人、市场、技术、信息……）的纷繁复杂中找到主线？如何挑战先入为主的“匮乏视角”，去发现并激活底层民众和乡村社区所蕴含的巨大潜力？类似困惑成为青年学生在下乡和支农过程中不断面对的问题。
与这些困惑同时存在的，则是支农队员和乡建工作者在实践中总结的当下乡村基本现状：一方面是原子化的个体小农根本无法抵御市场风险及已渐成规模之资本集团的竞争。另一方面是社区凝聚力很难得以建立，无论是农田建设、还是乡村道路基本建设等公共事业常陷困境，而市场化进程的加速更日益加剧了这些问题的突出程度。
作为下乡支农总指导和当代乡村建设实践的发起人，温铁军结合自己长期的农村调研经验认为（2009：88）：在市场经济与全球化压力不可逆的条件下，应该通过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并在乡土社区内部形成可维护的契约关系，增加其谈判地位同时减少与外部市场的交易成本，以此维护农民和乡村弱势群体的基本权益。
如果回到历史，“团体组织”就是梁漱溟乡建理论的两大核心之一，其所谓“乡学村学”也即通过将教育与组织结合起来，建立有别于高成本现代治理的新型结构（秩序），既充分调动原有的村社理性，将村社中各种冲突矛盾进行内部化处理，又可以此为载体培养具备新习惯和新氛围的进步组织，重建能应对现代化挑战的新乡土生活方式。
因此，北京梁漱溟乡建中心在动员组织下乡支农的同时，将各种类型的新型农民合作组织（区别于建国初期服务于工业化原始积累所需要的合作化运动）作为学生和农民结合后开展工作的主要方向与内容。自2003年至今，在国家政策与现有乡村经济文化条件下，推动包括购销、金融、文化、养老、技术等多种形式的互助合作，在全国14个省50多个村庄推动建立以农民合作组织为载体与内容的当代乡村建设试验基地。与此同时，成立于2003年7月19日的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则从2004年4月18日开始面向全国免费举办农民合作组织培训班。截至2007年4月16日止，学院共举办农民培训 17期，培养各地农民带头人779人，推动全国范围内几十个农民合作组织的成立（周锦宇，2008）。
在实践中，我们看到组织合作的方式有利于帮助农民从“个体”转化为“主体”，不仅可以弱化风险、提高自身能力，更为当前一盘散沙的乡村社会重新整合以促使“三要素”回流提供载体。然而，在实践中我们同样也发现：新兴单一形态或业务的合作组织常显后劲不足且遇到较大困难，既因力量单薄和空间有限，更由于当前外部环境整体不利于农民走向合作，各种有利政策与扶持都存在可能的“被精英捕获”（仝志辉，2009）。在此情况下，农民合作组织应分别朝业务上的“多元综合”与区域上的“跨越城乡/产消对接”方向拓展。
农民合作对于乡村建设来说，除在小农无法应对市场化的现实面前，帮助个体农民解决“办不了，办不好，办起来不合算”的事情外，还尝试改变农民的精神面貌，奠定农村经济社会生态的可持续基础。同时这种合作发生在具体的乡村和社区脉络上，以此带来社区整体的协力与整合，以在经济全球化与个人原子化的冲突悖论下推动本土/社区价值的重新建立。
3、 农业创新 城乡互动
根据梁漱溟的认识（1930：224）：“想要农业发达，不是农业片面的事；在其社会的方方面面（政治经济教育）都有密切关系，而实为整个乡村的事。如此方方面面都顾到的促兴农业，换句话说，那便是‘乡村建设’了”。当代乡建实践的发展过程同样呈现着此整体视野下农业的内外关联，同时带出相对于民国时期的新发展。
2005年11月，经青年学生支农动员与农民组织培训后，河南兰考南马庄村成立了农民合作社并在随后朝生态方向转型，然而合作社一年辛苦所生产的10吨无公害大米却在洛阳销售时被骗，证明在一个亲资本且脱嵌于社会的经济环境下，组织起来的单一合作社仍然无法摆脱困境，无奈之下的社员将大米拉到北京闯市场而引发广受媒体关注的“教授卖大米”事件。时在河南兰考挂职，中国农业大学何慧丽副教授在此基础上于2006年11月29日在北京探索形成市民预付定金的“购米包地”机制，同时组建国仁城乡互助合作社以将合作组织与可持续教育从单独的生产者扩展到都市消费者与普通市民中。
除南马庄合作社个案外，化学农业的不可持续性与单纯生产者合作无法解决市场出路等困境在此前后则在不同合作社广泛存在。为进一步促进合作社的联合并对接同时组织起来的城市消费者，2006年4月28日，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联合当代乡村建设实践中的七家农民合作社在北京成立国仁绿色联盟，希望通过在城乡两头协力工作以破解难题。与此同时，先后开展免费农民合作组织、生态农业、生态建筑、各类乡建培训等教学试验研究的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则于2007年因不可抗力转型为国仁城乡（北京）科技发展中心，并与由 “购米包地”所引发的国仁城乡互助合作社结合，将工作场域和业务领域拓展到城市与消费者，于2008年3月在北京郊区创办小毛驴市民农园。农园利用位于北京西郊的自然条件与地理交通优势，发展市民参与式生态农业，推动归农运动，实践融合都市与田园的“半农”生活，让市民在农耕中生产食物、锻炼身体、滋养心灵，建立新型人际网络和城乡关系，恢复农业的多功能性，以此探索新条件下的农业“三产化（农业与服务业结合）”与“社会化”创新。小毛驴市民农园自成立起就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并在国内外产生着较大影响，在该农园的推动下，全国社会化农业日益多元，至今已连续召开五届全国CSA交流会，并在20个省市自治区影响近百家多种形态的CSA组织，初步构建起了较为广泛的CSA网络与交流平台。
这些见招拆招的实践可以总结为：一方面，单纯的“就农业论农业”已经不能解决当下农业的深层困境，在普遍而又急速的城市化影响下，传统乡村不再是当代乡村建设更为恰当有效的分析/实践单位。不管承认与否，经由大规模城市化、二十多年持续务工潮与大众文化的乡村覆盖，城市与乡村之间实际已经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了，常见的“城乡脱钩论”看似保护乡村，实则不利于对刻板定型化的城乡关系与困境现实构成实质性挑战。当代乡村建设希望以更为积极的角度，在组织农民和生产者的同时，进一步组织市民和消费者，以公平贸易为手段，让来自城市和消费者的合理利润直接返回生产端以进行生态补偿，这种参与既有利于让农民和其他可持续农业的从业人员获得必须且可贵的尊严，还可能推动生产者与消费者、农民与市民、农村与城市的大联合，重建社会的信任与合作机制，实现城乡良性发展。
另一方面，乡建视野下的农业创新不是一般意义的破旧纳新，也非让农业在与“二产”比较中强化其基础却弱势的地位，更不是以消费为导向的空间开拓，而是从工业文明到生态文明的根本转换。它通过与“三产”的联手及以“农业进城，市民下乡”为表现之多元探索，重新认识土地价值并审视城乡发展，发掘农业内涵多功能性（陈秋珍，2007），挑战主流观念对农业的定型化认识，反思农业本质与当前农业困境的深层原因，推动建立生产者与消费者（共同生产者）共担风险、共享健康的生活方式，进而探索城乡良性发展道路。
4、 工友互助 尊严劳动
在当代乡建初期，有实践者指出应该将“三农”问题拓展为包括农民工议题在内的“四农”问题，因此，从文化、经济、法律等角度对农民工的各种服务与组织自然成为当代乡村建设另一重点工作领域，同时也是相较于历史乡建的新问题与新发展。
乡建视野下的工友工作，由于充分认识到乡土作为底色的国情特点与城乡双向流动的长期性，一方面通过前述在乡村推动的合作组织与社区建设以稳定乡土社会基础与可持续条件，为未来可能的各类返乡做准备，同时面对全球金融危机下宏观经济形势的改变，积极引导工友通过城乡互动与农业创新等方式返乡创业；另一方面，在城市中的农民工聚居区开展包括文化、法律、经济等在内工作，培育新工人的主体意识与地位，以互助实现自助。该部分工作与前述参与式社会农业共同构成乡村建设在城乡间开展互助创新的两种主要类型。
最早在城市推动工友服务与互助组织的乡建团体为北京工友之家文化发展中心，该成立于2002年，立足农民工聚居区，致力于服务工友群体的社会、文化、教育、权益维护及其生活状况的促进与改善。主要项目包括新工人艺术团、同心实验学校、同心互惠商店、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流动的心声儿童发展教育项目、同心创业培训中心、新工人网等。其中，新工人艺术团近十年来坚持为工友创作和表演自己的文艺作品而取得海内外广泛影响，近年来还连续举办三届获得普遍好评的打工春晚。
此外，杭州草根之家和北京晏阳初平民教育发展中心所推动的国仁工友社区大学也分别在杭州、天津、福州、厦门等地开展以服务和互助为主题的相关实践，以让工友过上幸福有尊严的生活为目标，同时面向打工者进行平民教育探索与推广。
工友服务与其他三种形式的乡建实践互为补充、相得益彰。虽然从文化入手，但却尝试突破一般的工具性手段或意义，通过创造一种源自生活的新文化以重建让新工人富有尊严的价值，在此基础上，提高打工者组织化程度与主体意识，学习应对城乡二元体制与外部风险转嫁的各种能力，夯实新工人群体在日益激进社会变革中进行自我保护的社会基础。虽然以日常点滴的服务和类似公益项目为表现形式，却在城市中心与消费主义的重围中艰辛可贵的开拓延伸出与成人教育、生态农业、新媒体、流行文化的创造性结合，不断扩大实践边界与辐射影响。
5、 跨界联合 发现故乡
正是通过这些不同形式却彼此配合着逐步展开的实践，让我们看到乡村建设的复杂面向与多元空间。就在当代乡建团队规划讨论未来新十年的2012年底，包括国仁城乡（北京）科技发展中心、北京晏阳初平民教育发展中心、北京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北京工友之家文化发展中心等多家着力于不同对象和领域的乡建机构联合发起“爱故乡－发现故乡之美”系列活动。该活动主张跨界行动，希望打破乡村建设专职专业的主体限制，挑战乡建内部可能存在的自话自说与情感牢笼，通过广泛发动高校大学生、打工青年、定居城市“农二代”、文艺/建筑工作者等群体，利用各种“回乡/去乡”机会重新认识与理解乡土，让百年乡村建设所传承和蓄积的生态文化底蕴和具有现代批判反思能力的进步知识分子结合起来，创造有利于生态文明与可持续社会建设的文学、音乐、绘画、体育等文化，以对抗乡土社会所面对过剩生产压力下流向农村之资本化大潮的卷入与冲击，提升乡土社会的凝聚力和价值自信，动员更加多元群体参与到重新发现故乡的乡村建设中去。
该活动只是引子，由此展开了当代乡建的第五个重点内容与领域。此处之“故乡”，非个别或地理范畴，更广义指称乡土社会这一梁漱溟归纳下中国文化“有形之根”及生态文明视野下多元社会的别样可能。需要“发现”的非仅是故乡在现代坐标与逻辑面前的陷落与节节退败，还包括主流逻辑本身及其与资源环境各种限制间的内在矛盾和张力冲突，以及厚重乡土所产生无声但不息的突围努力与各种新可能性。通过重估其在主流坐标下被忽略和遮蔽的价值，重寻被过于轻易摧毁的尊严与主体性，以此打破对单一坐标的迷失与迷信，再生产出真正有根的文化（潘家恩，2014）。
所以，发现故乡视野下的跨界联合不限于具体实践之间，还包括“实务行动”与“理论生产”这样的互动跨界，其也是近年来乡村建设实践努力在学院体制内部生长，希望通过新的视野坐标重新梳理百年中国的进程与经验，在此基础上展开有利于发展中国家、草根弱势群体与生态环境的新知识再生产，以对抗主流精英话语体系的用意所在。
二、当代乡村建设基本原则
从2005年开始，乡村建设推动者们在实践中逐步总结可称为“3P”的基本原则：人民生计为本（peoples’ livelihoods）、合作联合为纲（peoples’ solidarity）、多元文化为根（peoples’ cultural diverse）。其既是当代乡村建设的主要实践内容，也作为重要特征与全新视角，内在体现着旨在维护民生、促进联合、提倡多元的生态文明理念与区别于主流激进思路的改良路径。
1、 人民生计为本
乡村建设关注和工作的对象，一直是社会基本组成的乡村社区与普通民众，领域常为与他们生活息息相关的各方面。从历史乡村建设中教平民识字、开展生计建设与卫生教育，一直到当代乡村建设与农民生活、健康密切相关的生态建筑、生态厕所、社会化农业、垃圾分类等实践，都尝试从被主流忽略的小处和日常入手，着眼一些有利于乡土社会可持续的基本要素，以谋求一种能够真正提高民众生活质量与长远发展的改善途径。
因重点以民众和乡土社会为视角和目标，故所突出的主体是群体性的“人民”，同时更多考虑社区与团体因素，强调在地化和民众参与。“生计”则拒绝窄化为“财富/收入”单一物质层面与纯粹经济视角下的生产，而是同时包括“生态、生活、生产”在内的立体脉络与丰富意涵。
2、互助合作为纲
如前文内容所及，乡村建设所强调并实践的一个基本思路是促进农村社区内部、消费者与工友内部、城乡之间等多种层面与形式的组织合作，发育各种弱势群体的协作机制与草根平台，通过互助实现自助，进而复兴乡土与创新社会。因此，互助合作既是组织手段和工作方法，同时也是目的本身——弱化现代社会对“三农”的各种风险与成本转嫁，拥有社区感及持续性的新生活方式和更低成本之乡村良性秩序的建立本身就是乡村建设的方向所在。
回顾乡村建设发展脉络，也将发现无论是晏阳初、梁漱溟、卢作孚等人在民国时期开始组织的农民经济合作社、金融合作社、消费合作社，还是当代乡建在新条件与需求下开拓的工友互助、城乡互动等努力，都既为乡村建设重要的组织载体与工作内容，也是乡建理念的微观体现与内涵所在。
3、多元文化为根
早在开展乡村建设之前，梁漱溟对文化进行了独特的定位（1921：26）：“文化并非别的，乃是人类生活的样法”，并将这种理解体现在其后推动的乡建实践中。对于当代乡村建设，文化同样是核心关键词，上述各项乡建工作很多都以文化为切入——比如，从与农民日常生活直接相关的农耕文化、乡村文艺、乡土社会传统伦理入手，发育各种乡村文艺组织，低成本的启动乡建实践。但实际上，其和“互助合作”一样，都既是动员与开展工作的手段，也是乡建目的本身——鼓励社区不同群体广泛参与，促进对乡土文化价值内涵的重新理解，帮助乡土社区恢复自信与认同，让在主流经济与社会环境中处于弱势的群体（如农民）和产业（如农业）重新获得尊严，进而重建有利于“三要素”回流的新坐标，使包容性与可持续发展成为可能。
当前受消费主义普遍影响以都市为中心的主流文化并未丰富反而收窄了我们对文化的理解，遮蔽了文化与社会间十分丰富的有机联系与良性互动。而乡建视野下的文化则有着更为宽阔的理解，其核心在于挑战主流意识形态所构筑的坐标体系与意义系统，进而发现乡村被定型化理解为“边缘/弱势/被动”刻板形象的现实状况。
所谓“多元文化”，也即对此展开反思并在新的坐标与视角中寻找乡建的更多可能。比如在上述城乡互动实践中，分别代表生产和消费的农民与市民将不再是“落后-先进”、“传统-现代”等二元框架下的简单对应物，传统观念与工业文明坐标下不无悲情的“389961（代指妇女、老人和儿童）”弱势群体却可能在生态文明的新坐标中获得体现价值与尊严的新舞台，乡村长者等现代工业社会意义上的“劳动力残值”恰可能是即将消失的可持续农耕技艺的传承人，或社区记忆与传统文化的保存者。
除以上基本原则外，乡建团队在近年实践中还进一步总结认为：当代乡村建设直接面对着全球范围内资源快速资本化的强势逻辑，坚持社区资源主权（sovereignty）、民众合作联合（solidarity）与生态安全（security），组织城乡劳动者自主利用本地资源，创造在地化经济基础，以此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sustainability）则是当代乡村建设的核心价值（简称“4S”）。
三、小结
温铁军认为（2009）：产生“三农”问题的关键在于农业“三要素”大规模净流出农村。作为尝试面对且缓解“三农”问题的乡村建设实践，虽然复杂多样，但如何让这种纷纷外流的“三要素”逆向回流则是关键与核心。以上五方面工作即在此方向下的不同面向与展开，分别涉及青年学生、农民、市民、农民工、知识分子等群体。
新的外部环境与内部需求挑战着人们对乡土未来的单一想象与定势思维。因此，当代乡村建设的内在动力与深层意义，非事实层面上的简单回归或主流视野下的建设乡村，而必须回到具体脉络，重新连接文化、社会、政治、经济、生态等立体纬度，在生态文明视野下结合起“可持续生产生活、乡土社会、社区重建、平民文化”等层面内容而进行整体性展开。
虽然，乡村建设强调平和坚韧的建设性态度与渐进改良方式，但实际却一直对高成本及转嫁代价的“激进”发展模式、现代知识与意义生产、“后冷战”下“二元对立”与“去脉络”的简单化思维进行着根本质疑与反抗，其努力尝试在现代社会整体性危机不断加剧的压力下，探索并实现来自“三农”的自我保护与“另类”实践，进而改出“激进”现代化发展路径及其所产生的路径依赖，以根本缓解其对“农民权益、农村治理、农业可持续”所产生的负面影响（潘家恩、杜洁，2013；潘家恩，2014）。
参考文献
1. 陈秋珍，2007，“国内外农业多功能性研究文献综述”，《中国农村观察》，第3期。
2. 梁漱溟，1921，“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节录）”，《从“西化”到现代化——五四以来有关中国的文化趋向和发展道路论争文选》，罗荣渠主编，2008，合肥：黄山书社。
3. 梁漱溟，1930，“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设立旨趣及办法概要”，《梁漱溟全集》（第五卷），1992，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
4. 梁漱溟，1937，“乡村建设理论”，《梁漱溟全集（第二卷）》（第2版），2005，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
5. 刘湘波（刘老石），2005，“从‘支农调研’到新乡村建设”，《开放时代》，第6期。
6. 潘家恩，2005，“中国当代乡村建设的限制与突破”，《小城镇建设》，第11期。
7. 潘家恩、杜洁，2011，“‘现代梦’的别样回声：乡村建设的资源与矛盾”，《开放时代》，第3期。
8. 潘家恩、杜洁，2013，“中国乡村建设研究述评”，《重庆社会科学》，第3期。
9. 潘家恩，2014，“发现故乡视野下的青年返乡路”，《天涯》，第2期。
10. 钱理群，2007，“中国大陆六代知识分子‘到农村去’运动的历史回顾”，《台湾社会研究季刊》，9月号，总67期。
11. 仝志辉、温铁军，2009，“资本和部门下乡与小农户经济的组织化道路——兼对专业合作社道路提出质疑”，《开放时代》，第4期。
12. 温铁军，2009，《“三农”问题与制度变迁》，中国经济出版社。
13. 郑大华，2000，《民国乡村建设运动》，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4. 周锦宇，2008，“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合作经济工作总结及大事记（2004-2007）”，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培训部档案
文章出处：中国图书评论2014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