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正值民国工业化经济高速增长的“黄金经建十年”，一场声势浩大的乡村建设运动在全国各地兴起。救济农村即拯救国家成为当时知识分子的普遍认识，并转化为无数仁人志士的行动。数十年后，伴随着改革开放以来的工业化，经济高速增长，自九十年代中后期，“三农”问题显得愈发深化和严重。当代乡村建设最初缘起于八十年代中后期参与中央政府农村政策调研的中青年学者发起的“农村改革试验区”。虽然在九十年代初逐渐衰微，但留下了依托基层社会力量、深入开展“组织创新和制度创新”的经验教训。中央政府在世纪之交将“三农”问题强调为国家战略调整的“重中之重”。在此背景下，越来越多的农民、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参与到新时期的乡村建设实践，历经十余年的艰难探索和发展，时至今日，影响甚众。
中国的“三农”问题与资本全球化运动密切相关。作为后发国家，中国近现代的工业化进程，从19世纪70年代的“洋务运动”至21世纪的融入全球经济一体化，都深受国际地缘政治格局影响。1949年之后当代中国发生的两轮工业化都因处于二战后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进行传统产业转移的国际大潮之中，而获得了空前机遇。其间的重大转折在于：中国在20世纪50年代因朝鲜战争承接的是苏联的军重工业转移，而70年代以后向欧美日等国家开放，一定程度上是得益于美苏两大帝国主义集团争霸带来中国在亚太领域地缘战略地位上升的机会，完成了对以往“偏军重”产业结构的调整。
而工业化不仅是一个不断追加资本和技术投入的经济过程，更是一个首先需要完成资本原始积累的剥夺过程。因此，任何发展中国家只要不能靠殖民化掠夺来向外转嫁矛盾，就只能从“三农”领域或资源环境提取剩余。同理，其城市化也属于资本集聚的经济过程，一般也是从农业、农村、农民提取剩余，形成积累。因此，只要发展中国家在单纯的市场经济体制下追求工业化和城市化加速，就都会促使农村资源要素大幅度净流出，导致本国的城乡二元结构矛盾和“三农”问题产生。
新中国成立初期，可以说处于人口与资源关系相当紧张、农民高度分散、资本绝对稀缺的时期。随着朝鲜战争的爆发，中国对工业化产生强烈需求，遂推行农村合作化运动以及统购统销等一系列配套政策，这有助于国家工业化原始积累从农村集体提取剩余。60至70年代的3次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就是在国家资本原始积累的前20年里，约有两千万在城市不能就业的青年劳动力，去往约九万个人民公社所辖的约八十万个生产大队和四百万个生产队“插队”的过程。中国，作为一个超大规模人口的大陆型农业国家，依靠此种真正的“比较优势”，成为全球唯一不留下“外债后遗症”而完成工业化原始积累的发展中国家，并且最为难得的是：没有向外资出让或抵押本国资源主权。
70年代末，当中国再次遭遇工业化进程中周期性的经济危机且表现为财政赤字大幅增加时，在没有号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情况下，中央政府不得不采取财政紧缩政策从不景气的农村领域退出，于是有人民公社“被解体”。随后进行的城市改革，因国家资本主义的城市经济在完成产业资本原始积累后，必然会进入到产业资本的调整和扩张阶段，占据主流话语权的城市产业资本利益群体根据资本运动的一般规律要求相应的“改革开放”政策。对内，产业资本进一步要求农村继续成为提供剩余的来源；对外，则利用冷战终结后金融资本主义统一“两大阵营”市场的时机，要求乡镇企业“两头在外”出口创汇，开放沿海引进外资。
直到1993年，中国再次遭遇“三大赤字”的特大经济危机时，农村随即成为承担危机代价转移的“重灾区”，农产品价格连年大幅下降，地方政府机构臃肿、财政捉襟见肘。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2001年中国正式加入WTO，自此全球产业资本大举进军中国，中国不可避免地融入到全球生产体系。中国经济也从内向型积累自我发展的模式，转变成出口导向型经济模式，过度依赖外资外需。
由于沿海地区成为这种外向型经济的重心，于是，内地农村三要素的“资金、土地、劳动力”被资本大量持续抽离进入城市，为依托城市的外部资本贡献剩余价值。农村不断“去组织化”，对城市资本的剥夺几乎没有任何的抵抗力。面对强势的资本，分散的小农农业相当弱势，农村劳动力投入农业的机会成本越来越大，所以正规劳动力基本上都选择外出打工。这种对农村掐“草尖”式的剥夺，留给农村的是几亿的留守儿童、老人和妇女。
90年代以来，国家偏重于城市的政策，改变了80年代因允许农村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而出现的城乡差别显著缩小的趋势，不仅进一步拉大城乡差距，也拉大了区域差距和贫富差距；三大差别加剧势必造成内需下降。由此，“三农”问题长期存在并不断深化的同时，国内产业资本的生产过剩越来越严重。特别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作为世界工厂的中国生产过剩危机进一步显化。20世纪上半叶，西方资本主义工业化国家因生产过剩危机争夺殖民地而爆发了两次世界大战，直到打出了美苏两大巨头才告终止。二战之后，经过一代人经济发展的“黄金时代”，全球主要工业化国家再度生产过剩。这一次因美苏主导的国际产业分工秩序虽没有爆发世界大战，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美国的带领下全面转向金融资本主义，将过剩产业转移到以中国为主的发展中国家，通过金融资本全球化来剥夺他国。当全球金融资本严重过剩且危机四伏，生产过剩的中国该何去何从？我们是否还能摸着石头过河，跟随着西方金融化的老路亦步亦趋？或许我们应该从中国过去多次化解危机的历史经验中，重新认识乡土社会，寻找未来的道路。
中华民族以灌溉农业为主流的文明历史源远流长。根据考古发掘，中国人七千年前就驯养了野生蚕，六千四百年前驯化了野生稻。因此，我们是以灌溉农业为主，并由此养育了中华民族特有的群体基因的文化内涵。从旧石器向新石器时代过渡之中，中国氏族部落的聚居社会就因不断向多样化的农耕文明进化，逐步发展成以“村社共同体（village-community）”为家族载体的小农经济社会。中国人数千年聚居于村落，大体上世世代代共享村落边界内的以土地、水和山场为主的资源性财产，逐步形成了建基于其中的“农户理性”和“村社理性”，这种东方农业文明中的社会共同体能够内部化处理合作交易成本和降低外部风险。
根据一些研究，清朝乃至民国时期农村社区中公田平均达到20%-30%，而且越是资源短缺地区公田比重越高，最高者达80%，这种患难相恤的合作对于维护社区稳定和社会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当代农村工业化进程中，尤其是工业化早期，村社内部通过资源整合获取全村收益最大化的例子有很多。中国乡镇企业蓬勃发展的20世纪80年代，那些成功实现工业化的村组集体，大都有赖于农村改革前人民公社集体时期仍旧保留下来的村社理性机制，顺利完成资本积累而跨入到工业生产阶段，从而增加农民就业和收入。
正如前述，中国在极端不利的条件下依然成功实现工业化，而这也有赖小农村社的独特作用。中国在工业化的各个阶段均遭遇过外来投资中辍或者资本短缺造成的严重经济危机，农村村社多次起到承载并最终化解城市资本转嫁代价和成本的作用。现代工业社会，多是私有产权下财富分化不均的社会，一无所有的劳动者与资本相对立。如此情况下，一旦发生工业扩张到收缩的波动，即爆发生产过剩经济危机，那失业的劳动者则可能骤然面临生存困境。因此，现代社会经济的大幅波动，无一不带来剧烈的社会冲突和动乱。19世纪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就是最好的例子，阶级斗争普遍爆发。
遗憾的是，在“三农”问题愈益严重的同时，中国农业的产业化资本化程度也越来越高。再加上农业劳动力的市场化定价，农村生态环境的严重恶化，小农家庭农业难以维持，传统的村社理性被破坏，农村已不能起到社会稳定基石的作用。在当今全球资本化的动荡年代，国际金融资本频繁转嫁危机的时期，一向被低估、被抛弃的小农村社制度所具有的某种优势就非常值得人们重视。回不去的乡村，不能只是被现代人借此抒发乡愁。从中国社会可持续发展这个意义上说，乡村建设更值得人们去投身实践。当前的全球危机，严重影响着人类文明和自然生态；面对这一全面危机，主流话语下单纯的经济调整效果有限，还可能加剧社会动荡，甚至引发族群和宗教等社会冲突；不仅威胁人类安全，而且恶化已经造成的生态灾难。
我们说当前这样一个全球资本化的时代，所谓的发展无非就是资源资本化的过程。乡村建设就是要在这样的背景下，坚持“3S”的理念和原则，即社区资源主权（sovereignty）、民众合作联合（solidarity）、生态安全（security）；以此来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sustainability）。我们希望劳动者可以组织起来，自主的利用本地的资源，创造在地化的经济基础。
近年来，中国两岸三地汇聚了海内外一些思想界的同仁，指导、培训了很多青年志愿者，在中国各地开展了体现社会渐进改良思想、内容广泛的当代乡村建设试验，参与者成千上万。这也完全呼应了党的“新农村建设”以及“生态文明”的指导思想。2012年，党的十八大进一步提出要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同时，我们也能看到在国家大政方针的背后，是全球危机发生前后连续多年对“三农”领域高达几万亿的大规模投资。某种程度上，这种政府对“三农”建设的投资拉动，有效缓解了2008年以来国内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而未来中国在资本过剩的压力下若走城镇化战略，恐怕政府对乡村基础设施的投资将会带动更大量的资本下乡，一直以来农村“三要素”净流出的局面会得到改变，这对乡村建设既是历史性的机遇，又极富挑战性。
文章来源：“乡村建设研究”微信公众号2015-08-19（本文刊发于《新华月报》2015年8月号“乡村建设”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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