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明确了由城市建设为重心转向农村建设为中心的导向

孙文华：城镇化的本质是农业人口就近转移，是实现非农化就业的一个过程。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明确了县域城镇化的体系，明确了城镇化建设重心下移的导向——由城市建设为重心转向农村建设为中心。现代都市圈、特色小镇、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都是“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其本质都是为了缩小城乡差距。

李佐军：县域面临的问题不少。例如很多县城产业竞争力较低，基础设施、公共服务以及社会治理水平等与大、中城市相比较为滞后。就我国县城发展整体情况来看，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也很突出，不仅东中西部发展不平衡、南北发展不平衡，而且同一省内，不同的县城之间发展也是不平衡的。

李佐军：县域要找到自己的发展路径，关键是发挥好几个特色：一是区位特色，区位特色代表着区位优势。二是资源优势特色和生态环境特色。三是历史文化特色。很多县城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还有独特的民间文化艺术，必须保护好、利用好这样的特色优势资源。四是产业特色。有些县经过多年的积淀，已经培育、形成了一些特色产业。找特色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求发展。这些特色最终还是要落实到产业上，体现到产品上，形成经济效益，对当地的就业、收入、财政等产生积极作用。只有这样，“特色”才能成为“路径”，才能带来效益，才可持续。

孙文华：一个地方的发展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形成地方特色的产业支撑，首先是要有精准的定位，这需要“上接天线，下接地气”。“上接天线”就是要响应国家政策导向，能顺应时势，“下接地气”是能够落地，能够实施目标。县城的产业不只是县城本身的产业，是县域范围内的产业，县域视野下，要梳理产业资源，从资源属性入手，内有基础，外有市场。县域发展需要把握区域大格局，树立大局观，通过发展轴确定区域发展重心，通过重大交通设施改变区域发展格局，通过人口规模及人口密度锚定中心区域。县域规划要综合考虑乡域空间的功能组合，以发展轴和交通设施为核心，以集中为导引，以产业集群为引领，以产业链错位布局为抓手，以项目落地为推手，形成县域经济的核心竞争力。再有，县城临近广大农村地区，具有独特的产业资源优势，其中不乏新产业新领域，如乡村文创旅游、农业科技、生物技术等等，运用好这些优势，未来可以打开县城、乡村产业的发展前景，连接城乡，也可以极大推动农业产业化能级提升。

李佐军：从乡村产业振兴角度看，在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过程中，可以产生很多新产业，比如房地产、建筑、旅游等相关产业，进而扩大乡村产业发展的空间，增加乡村产业发展的领域。从乡村人才振兴角度来说，由于乡村吸纳人口能力有限，支援乡村振兴的外来人才不一定非要留在乡下，从便于工作和生活的层面来看，就近住在县城是不错的选择。可以说，只有县城建设好了，才能吸引并留住更多人才支援乡村、建设乡村。对乡村生态、文化及组织振兴而言，只有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发展起来，才能够发挥聚集效应。这种聚集效应一方面能够聚集资源和力量，在文化、生态环境的保护上取得更有效的成果。另一方面，也能发挥多主体共同参与乡村治理的联动作用。

孙文华：在新的布局之下，县、乡、村需要有不同的角色定位。首先需要树立省级协调、县域统筹的空间规划理念。县域发展需要有清晰的区域竞争力。省域内有市域和县域，县域作为省域内的重要组成部分，需要和其他市县形成错位竞争，需要由省级政府帮助协调县域的竞争优势和功能定位，避免同质化竞争。从经济层面来看，县域经济一定是由地方政府主导，但政府不是市场主体，需要正确区分政府与市场主体的界面，政府的职能在“育商、造商”，而不是招商。很多地方政府急着招商，招商在城市化进程中有很大作用，工业企业不受季节影响，不受地理条件的限制，容易形成集群。但对于经济发展还较为缓慢的地区，更需要“人”，需要“造商、育商”。县城是县域的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商贸中心，其他乡镇、村落则需要县级政府更好地谋划其产业发展定位，没有资源找资源，没有产业育企业。

陈思雨：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进程中，县域承担着统筹配置全域资源的核心职能。县级以制定专项政策和资源精准投放机制为核心抓手，充分结合自身禀赋条件和乡村振兴工作的客观需要，推进县乡之间财税制度、行政审批制度等领域的制度创新，建立监督工作机制，避免出现设施重复建设和县域层面的资源错配。乡镇街道层面承担着“承上启下”的关键作用，细化落实县域专项政策或规划要求，研究制定下沉工作机制，为乡村振兴重点工作或项目建设提供支撑保障。村级层面是联系群众的前沿，除协助乡镇街道开展乡村建设外，还是强化宣传阵地建设，吸纳民意、集中反馈群众诉求的主阵地。各县应逐步构建起县、乡、村三级联动的工作模式，加快形成上下衔接、有效传导的执行闭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