湄潭是贵州的一个县，地处历史名城遵义向东80公里处。遵义出名是因为1935年的遵义会议，红军万里长征自此出现新的转机。这些闹革命打仗之处，交通不便利，也绝对贫困。到了比赛经济的时代，遵义及其下属各县，难有机会再次名满天下。
但是，1987年湄潭首创“增人不增地”的地方经验，却注定让这片山清水秀的好地方青史留名。从变革集体土地制度的角度来衡量，湄潭经验抓铁有痕，不但从根本上改动了苏式农村集体经济，而且昭示了地方创新在中国制度演化中不可或缺的积极作用。个人之见，等实现了高度城市化之后，人们回头打量湄潭，对其贡献的评价应该比今日还要高。
贵州是中国最早完成包产到户的省份。1980年的“阳关道与独木桥”，典出时任贵州省委书记池必卿之口。那时各地对包产到户的态度不一，即使在省委书记这个层面，认识分歧也难以弥合。池必卿认定非走包产到户之路，据说开会时遇到另一位持反对意见的，怎么也谈不拢，最后池书记撂下一句狠话，“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两位地方大员闹得个不欢而散。吴象以此为题写下一篇大文章，登在人民日报上，一时洛阳纸贵。
中国的渐进改革，是解决了一个问题，接着就引出来一串。包产到户可解温饱，于是要求政策长期不变；可是一旦涉及承包长期不变，那年年月月都在变化的农家人口，哪里可以从“不变的承包制”里得到新的可供承包的土地呢？
特别到了贵州这样的地方，被隔绝在工业化以外的农村人口数目巨大，农业以外的门路还不多，而大规模外出打工还根本没有苗头。增长的人口劳力不断要求细分、再细分有限的耕地，哪里有什么“长期不变”？
实际情形是包产到户几年之后，就要求重新调整耕地的承包。这说明，包产到户并没有根除“变”的内在要求。
由于贵州独特的条件，这里比别的地方更早看明白由此带来的三个负面效果：（1）耕地经营不断细碎化；（2）减弱对农民改良耕地、投资耕地的激励；（3）新增人口有权增地，不但把人“黏”在狭小的耕地上，而且还刺激各家增加人口，因为那是重新分地的筹码。
至迟到1986年，贵州农口方面就认定农村土地承包制还需要进一步改革。正好1987年中央农村改革文件下达，指明为深化农村改革，可以办改革试验区。
这里要插一个背景，该文件本来也是按一号文准备的，不料上年年底风云突变，中央主要领导人发生变动，新年的前几号文件都轮不上谈农村问题，原来的一号文件延后编为五号。这样，1982-1986年每年关于农村改革发展的一号中央文件，统共也就只有五个，再也没有第六个。
办改革试验区的方法是上下互动。北京根据到各地的调查，先提出可办试验区，也原则上提出需要进一步改革深化的若干题目。但是试验区究竟在哪里办、怎么办，则引而不发，鼓励各地提出，向中央申报。
杜老那里呢，组织一点人马，帮助筛选、推敲各地报来的改革方案，搞得比较成熟的，才予以正式立项，最后报国务院发文，定为国家的农村改革试验区。
省里也有地方一级的上下互动。也是主管部门通过调研，提出本地要解决问题的单子，然后也是鼓励各地区、各市县积极申报。省上的政策机关则帮助各地完善方案，最后经省委研究批准，才向中央农研室提出申报立项。
那时我们那个挂在社科院的发展小组，已经一分为二。部分人员去了国家体改委直属的体制改革研究所，部分还留在农口，于1986年组建为直属中央农研室和国务院农村研究中心的发展研究所。杜老定下“一国两制”的规矩——发展所实行科研体制，不走行政机关的“官道”。
不过，研究问题还是与他领导的机关打通的。那时为推进改革试验区的工作，在中央农研室设有试验区办公室，先是卢迈当主任，后来杜鹰接任。遇到各地报来的改革试验方案，试验办也招呼我们研究所的人员参与研究讨论。
最早接触到贵州报来的土地制度改革方案，似乎也没觉得有什么“戏”。后来当面听贵州主持其事的李菁讲，才发觉人家想得很深。最耀眼的“亮点”，也是乍听之下颇受到冲击的一个关节点，就是他们提出，为稳定土地承包关系，要试一试“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
记得大家围坐一起，七嘴八舌“攻”李菁。李菁是贵州省委农村工作部的副部长，代表贵州来说明这个改革方案的。这位省里的干部，人长得精瘦精瘦，但能量大得与体型完全不符。但见兵来将挡、水来土掩，谁向他发问，李菁就把谁顶回去。本来杜老治下农口的氛围，就不大讲等级森严那一套。李菁的性格，直通通的又带点风趣，着实让我等后生喜欢。
“非要如此激进吗？”
老李回应，非如此不可，否则贵州农耕土地的细碎化没个头，再怎么苦干最后还是一个穷。
“老乡能接受吗？”
能的，选了几个点认真摸底调查，赞成的农户超过80％。
“以后要增人的户也赞成？”
不少也赞成，因为那里看到这样细分土地下去，完全没前途。
“增人户不增地，不够吃的，不找政府吗？”
会找的，但我们要帮他们开辟其他致富之路。
问不倒，我们就有兴趣去看。李菁欢迎，告知试验区定在遵义湄潭，大量前期调查都在那个县完成的。他本人还有省农工部好几位干将在湄潭泡了很久，情况和人头都很熟，于是引得中央农研室好几拨人马几下湄潭。
我自己的兴趣，是1981年在安徽滁县调查时攒下的问号。农户人口变，承包地就跟着变，留块机动田，要不了几年也用完了。似乎是无解的难题，只好靠“大稳定、小调整”这类辨证法口号去对付。后来在江西、浙江、广西、云南调查，问号依旧，也一直没有好的答案。
后来研究土地转包，让我懂得一条，上文给读者讲过的——使用权得不到厘清，转让权无从发育。可是要厘清户际之间的土地使用权、经营权，又谈何容易？现在有了湄潭的这个机会，当然不会放过。
此外调查研究也要讲机缘巧合，遇到象李菁这样对头的人，掌握真实情况的成本比较低，判断、观点的交流也比较顺畅。
1987年按农研室试验办的部署，我们参与了贵州湄潭改革试验区的立项论证，也几度到湄潭实地调查。是年9月，国务院正式发文确立了湄潭为国家的土地制度改革试验区。
1988年春夏时节，我与刘守英又一起对湄潭试验的来龙去脉做了系统调查，抱回北京一大堆资料宝贝，到1989年7月才完成《湄潭：一个传统农区的土地制度变迁》。
2012年9月，湄潭纪念试验区创办25周年，守英与我应邀旧地重游。就便回访当年调查过的农家，在抄乐乡欧阳兄弟的老屋，我们见到两兄弟都健在，都用上了手机。他们讲出来最开心的消息，是下一辈的年轻人中，落户县城、落户遵义和贵阳的，大有人在。
只是李菁已去世，让我们再也见不到这位当年在第一线推进改革的农工部长。他的在天之灵应该可以得到宽慰，因为“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一直坚持到了今天。这场坚持了四分之一世纪的改革试验，终于可以让世人看到湄潭的贡献。
——《城乡中国》第五章 确权之路
本文转自微信公众号“乡村创业促进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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