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本文为作者在2019年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台港澳研究室组织的“深耕工作坊3:两岸视野中的人文研究”上的发言。会议讨论的主题之一,是两岸关系演变至此,如何才能把握台湾社会心理、抵达人心。作者认为,为此中国大陆有关的知识思想状况需要认真调整:“我们还能向台湾学习什么”的知识思想意识,到了该正面强调的时候。如果我们始终停留在——我们发展得多么快,台湾还有什么值得我们学习的——这样一种心态,我们对台湾社会实不可能有更展开、深入的认识,也不容易有非常诚挚的心态。相比,积极强调“我们能向台湾学习什么”,则不只在具体的知识、思想上我们可以有更多的收获,也有助于我们更切实有效找到和台湾社会建设互动的方法,从而为两岸开创新局面作出贡献。
首先我特别感谢台港澳研究室组织了这个活动。今天下午坐在这儿,收获非常非常得多,也有很多特别的感触。我自己虽然不做台湾研究,但是我在台湾东海、清华、成功、交大几个大学教过书,还在中研院和台大做过访问研究,在台湾加起来待过三年左右。我非常关心台湾,台湾很多事情的发生,我都能想象台湾一些朋友他们的身心是怎么反应的。
我在想如何参与“两岸视野中的人文研究”这个问题的讨论时,原来想的是,从我的台湾经验出发,特别是从我在台湾教书的经验出发,谈两岸的相互交流与理解问题。我在台湾教书,会有意识选择教中国近代到大陆现在的历史,中心是讲革命和社会主义的问题。在大陆那么多去台湾客座的人中,我这样的选择应该是非常特别的。牵涉到的核心问题,就是我们到底应该在台湾那样一种语境中,怎么来讲述中国共产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才能又诚实讲述,又让台湾师生建设性理解。我本来是想就我在台湾讲述有关课程的经验,来参与对这个问题讨论的。但在构想的过程中,我的注意力却越来越滑向刚才季平主任和沙主任都讲到的问题:就是两岸的关系演变到今天这种状况,它需要我们思考我们如何才能把握台湾社会心理、抵达人心。
不过,一旦这么来思考,就会发现今天中国大陆有关的知识思想状况和知识思想感觉方式其实需要非常大的调整。而要有效调整,我觉得在知识思想上就要认真问刚才黄纪苏老师提到的,后来李娜特别重复强调的问题,就是:“我们还能不能向台湾学习什么?”在80年代,很多大陆人说我们要向台湾学习经济发展的经验;到了90年代以后,台湾的政治民主化是大陆众多人觉得应该学习的。但随着台湾经济发展出了很多问题,而大陆经济发展很有成就,加之大陆很多人又看到有一些外面评论中国大陆的视角,粗暴且简单,所以大陆现在提倡自信,提倡自信当然有其意义,因为取得了这么多成就,一定有很多值得整理的经验。但如果自信变成针对台湾很多人爱打的民主牌,便与之针锋相对论辩:政治的目标应该是善治,你说台湾民主政治是好的政治,但是台湾民主化以来台湾社会经济发展得并不好,你说大陆政治不好,但从结果看,大陆社会经济发展得好,达到了善治的目的。这样一种关于什么样的政治是好的政治的争论,本来是好事,有助于我们对政治这一重要问题的深入认识,其在今天所以成了问题,是很多大陆人心态中认为台湾没有什么值得大陆学习的了。这种知识和心态上的轻慢,后果很大,是以特别需要被告别。
而要建设性告别这种状况,便涉及——我们还能向台湾学习什么——这一重要问题。对我而言,要展开谈这一问题当然超出了我的能力,我只能从一些我个人具体的经验入手谈这一问题。我们当代史读书会做很多调研,前年的调研我们当代史读书会,包括李娜和程凯、我都去了山西平顺县羊井底村。羊井底村在50年代非常重要,它在农林牧全面发展方面做得非常好,其带头人武侯梨成了双料的全国劳模——既是农业方面,又是林业方面的全国劳模。当年羊井底村农林牧全面发展的成绩,使得1953年林业部专家郝景盛帮它做了一个《羊井底红星生产合作社农林牧水15年发展规划》,据说是中国山区作这种规划的第一个村庄。羊井底的水果种植,包括梨的普遍种植,是50年代一直延续下来的,过去做得非常好。但是近年它的梨遭遇了严重的病虫害,当地很多人就把梨树砍掉了。
去年我再去羊井底村,是参加一个跨学科的三农调研团,里面有华中农业大学的教授,这位教授不是研究林业病虫害的,但是他的朋友中有研究有关方面的专家,他就把羊井底梨树病灶区拍了一张照片,发给朋友。他同事一看就说,这是一种常见病。然后他说这个病是怎么来的,怎么防治,等等。总之是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但是你看在一个非常有林业传统的这么一个地方,并可能是中国大陆山区第一个做了综合规划的村庄,竟然现在这么常见,也很容易防治的病虫害,便差点让有着种植传统的梨树业毁掉。
如果我们单纯封闭在中国大陆内部来看这个问题的话,我们会感慨羊井底村今天梨树的遭遇,和毛泽东时代建立的全国各个层级布网的农业林业科技体制被毁掉有关。这样讲诚然不错,但问题是我们今天还能再建立一个那样的体制吗?还是可以建立另外一种成本没那么高的使羊井底梨树问题不会发生、或发生了会马上解决的科技-社会体制?从这个角度,我就想起台湾一个人类学者写的《社区如何动起来》一书,这书重要内容之一是台湾高雄林边乡如何把本来上不了台面的水果莲雾,怎么最后变成了价高质优、广受欢迎的“黑珍珠”的;还让我想起我客座过的台湾东海大学社会学系一篇优秀的关于台中东势镇嫁接梨怎么发展起来的硕士论文。从这些研究我可以清楚看到台湾果农在水果研发方面的非常有活力,和政府研究机构的介入方式,跟大学里面有关研究人员的介入方式非常有关。就是如果把台湾有关经验视野拉进来,我们小到思考羊井底村梨树的遭遇,大到思考国家大力提倡的乡村振兴,我们就既可以从毛时代的有关经验中,把对今天有益的东西再学回来,也可参照台湾的有关经验,积极思考如何建构另一种国家、学院科研体制和乡村之间的关系。很显然,台湾有关经验,是对我们思考这些问题有直接意义的。
另外一个让我有很深感触的关于台湾农业的经验是,我去年在台湾交通大学客座时,交大老师带我到宜兰兰阳平原。在兰阳平原看时,你会发现台湾农业方面的严重问题,比如台湾对农田的保护不如大陆有力,兰阳平原那么好的农田上被盖了很多房子。相比,大陆在农地政策方面则更严格,在粮食供给自主性方面也有很高的要求。但如此并不意味着台湾在农业方面就没有我们可以学习的地方。比如,我特别注意的台湾现在有很多“知青”,包括现在在学院里面就职的高知和受过很好的高等教育,却选择从都市返乡的青年,他们发展出新的农业形态,有学者用“农艺复兴”概括,注意不是“农业复兴”,而是“农‘艺’复兴”,是文艺复兴的“艺”。这一非常有灵感,很能传神的“农艺复兴”所概括的经验为什么特别重要?因为放在大陆现今相关语境下,我们现在通常说你应该在农村建个院或者怎么样,都会说你到那可以洗心、洗眼、洗肺,等等,还未脱功利、算计的表达。但在“农艺复兴”中,它指涉的是一种更为综合、更为舒展的农业、环境、生活、生命形态探索。在这一形态中,人的整个身心、生命在面对土地和土地上与农有关的一切的展开中,自己的身心、生命也更能被打开,更为舒展与自在,生活、身心、生命在这种农务中有更为饱满的安放。相比,中国大陆现今强调的乡村振兴,如果核心关怀的仍是农村如何不成为问题困扰,并在附属于城市的功能性连带中被思考,那这种振兴仍缺少一种文化的力量、扎根生命内在深处的力量,乡村也就仍然缺少能有力滋养中国文化的根或者说中国人生命的根的力量。就是,我们看台湾的农业经验,如果我们只从农地政策防止资本侵入这样一些角度,那我们看到的是大陆做得更成功;但如果我们也从乡村振兴应该发展出一种非常有魅力的生活、生命样态这样的角度,台湾的农艺复兴经验就变得非常值得参考。
也是从渴望更多收获的角度,我看台湾的文学书写,特别愿意看他们的自然书写。这是因为台湾的自然书写其背后的历史-社会-文化脉络,使他们跟西方的自然书写意识不太一样,而这种不太一样让我特别珍视。就是,我的特别重视台湾有关探索,是因为中国文明有一点跟西方很不一样,西方讲逻各斯,中国讲道,在很多人看来这两者所处的核心观念位置相像,却未注意逻各斯是作为起点的,相比,中国的道是起点,但又被“法自然”所规定。当然这个“法自然”的“自然”,不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大自然”,而是“本来如此”,但中文所以把自然叫“大自然”,是指自然的展开最合“法自然”的状态。这也就是生命如何感受自然,艺术、文化、生活如何参照自然,为什么对中国人那么重要的根本原因。现在中国人的生活状态,使他很难像古代中国人那样去感受自然、从而更多赋予“自然”以多方面关键性意义,但通过自然书写这样更为积极、有意识的努力,我们有可能让“自然”在人们的感受与理解中仍然有基质性的承载力。而如此,中国跟“道法自然”有关的思想、生活、艺术、文化部分就更能被转化,现代中国人的生活、生命感、文明存在,也就仍然能更有效向自然积极开放,从自然中汲取安慰、力量和灵感。
就是,我们看台湾,若要从大陆有成绩的角度看,我们当然不会有收获。但若我们善于学习、善于发现,其实台湾有非常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开展与经验。当然反过来,如果我们讲述大陆经验得法,我们当然也有很多值得台湾学习的经验开展。比如,我去年在成功大学的一场报告,核心讲雷锋在60年代是通过一种什么样的努力,来形成一个比较好的集体。有一个来听的台湾工会干部便很感慨说,他们在情感和立场上偏左翼,但他们组织工人的方式,却是从长老教会学来的,现在他们听我分享雷锋的经验,他发现其实雷锋有关经验若用在台湾工会的组织中,其实更适合。从这个例子可以清楚了解,中国大陆的有些经验,包括看起来已经成为历史的革命时期、毛泽东时代的经验,其实对台湾社会也可构成高度启发性的。
我们当然很难要求现在的台湾社会也像我们这样想问题,正面思考台湾应该并可以向大陆学习什么?但我们应该这样自我要求,而这样不仅有助于大陆更好地自我完善与发展,对大陆更深入认识台湾,更有效地与台湾社会互动也都特别有益。比如大陆很多人都说台湾传统文化保存得好,去年有重要人物在公开场合也讲台湾中国传统文化保留得多、保存得好。我那时因为正在台湾客座,了解这样的讲法在80年代或者90年代讲有它的效果,但今天对台湾社会大多数人,这样的讲法则不会有什么效能。假如我们称赞的是台湾社会正活跃——也正牵动社会相当部分人,特别是在思想上非常活跃,在政治和社会中非常有行动力的年轻世代——经验,我们想台湾社会,特别是年轻人会怎么反应呢?若果如此,很清楚,知识和思想上“我们可以向台湾学习什么?”的关怀,就转换为很有政治意义的实践了。
我自己对两岸政治方面情况了解不多,不过刚才听沙主任和季平主任讲,说现在两岸关系到了一个关键阶段,这个阶段最重要的就是怎么抵达社会人心,怎么跟台湾社会有一种特别深层、有效的互动,怎么往我们期待的目标方面潜移默化。从这个角度,我想再强调一遍刚才黄纪苏老师和李娜讲的,我此处又反复叨念的“我们还能向台湾学习什么”知识思想意识,实到了该正面强调的时候。如果我们始终停留在——你强调民主,那我强调善治,我比你更实在,更抓住了政治的根本——这样一种心态下,我们对台湾社会实不可能有更展开、深入的认识,也不容易有非常诚挚的心态。相比,积极强调“我们能向台湾学习什么”,则不只在具体的知识、思想大陆会有更多的收获,也有助于我们有一个更宜为台湾接受的心态,从而为两岸的政治、社会互动开创新局面作出贡献。
原文收入《将心比心:两岸视野中的人文研究》,刊于《文艺理论与批评》2020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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