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党的百年发展史，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始终是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性问题。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后就始终把农村作为开展革命、建设、改革事业的根基，带领亿万农民开创了一条史无前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农村发展道路。习近平总书记就明确指出，要坚持用大历史观来看待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只有深刻理解了“三农”问题，才能更好理解我们这个党、这个国家、这个民族。农村工作一直是贯穿于各个时期的一条历史主线，回顾百年党的农村工作史，从中就能更好地把握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时代发展主题，更好地汲取接续推进乡村振兴的智慧力量。
坚持把为农民谋幸福作为贯穿始终的基本问题
在中国这样一个农民长期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历史悠久农业国家，如何进行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建设成为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所要面对的首要问题，也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前所未有的全新命题。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就把依靠农民、为亿万农民谋幸福作为党的责任使命。毛泽东就深刻认识到，“中国的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农民问题，就成了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农民的力量，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因此在延安的窑洞里就预言：谁赢得了农民，谁就会赢得中国；谁能解决土地问题，谁就会赢得农民。正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开展的土地革命，在中国历史上首次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的梦想，赢得了最广大农民的真心拥护支持，在实践印证了“江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的历史规律，从而开辟了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陈毅元帅曾深情地感叹，淮海战役的胜利就是农民用小车推出来的。可以说，没有广大农民的真心拥护支持，就难以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新中国成立后，进行了农村社会主义集体化以实现农民共同富裕的艰辛探索。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推进的农村改革拉开了改革开放大幕，其中最基本的经验就是尊重农民的首创精神，不断给予农民更多的生产自主权，让农民自己干出一条新路来。邓小平就特别指出，“农村搞家庭联产承包，这个发明权是农民的。农村改革中的好多东西，都是基层创造出来，我们把它拿来加工提高作为全国的指导。”无论是安徽小岗村的“大包干”，还是广西合寨村的“村委会”选举，或是华西村乡镇企业，正是把权力下放给农村基层和农民，推动了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一次又一次变革。
从历史的新方位出发，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的全新判断，来突出农民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的主要地位。随着农民的绝对贫困问题首次得到历史性解决，中国社会进入了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新发展阶段，农民问题依然是实现第二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头等难题。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坚持农民主体地位，明确要求要尊重广大农民意愿，激发广大农民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激活乡村振兴内生动力，让广大农民在乡村振兴中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因此，必须把“以人民为中心”这一最具基础性、广泛性的新发展理念落实到乡村振兴的农民主体地位上来，从而全面解放农村生产力中的人这个最具有决定性的力量和最活跃的因素，最大限度地激发农民的主体作用，激发乡村的内在活力，实现农民富裕富足。
对湖南而言，一方面，自上世纪80年代末期以来农民收入就一直低于全国平均水平，需要以农民增收为核心建立农村改革的赋能政策体系，实现农民富裕富足。另一方面，需要把“以人民为中心”这一最具基础性、广泛性的新发展理念落实到乡村振兴的农民主体地位上来，保障和支持农民在乡村社会当家作主，确保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的供给服从农民需要、交由农民决定，使“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直接体现到农村基层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之中，全面解放农村生产力中的人这个最具有决定性的力量和最活跃的因素，激活乡村振兴的内生动力，在农村高效能治理上展现湖南的新作为。
坚持把巩固农业基础地位作为贯穿始终的战略底线
马克思早就说过：“超过劳动者个人需要的农业劳动生产率，是一切社会的基础。”而人多地少的小农大国国情决定了农业基础地位在中国要远比世界上其他任何国家具有更为重要的战略地位。党在抗日战争时期已经认识到农业发展对于夺取革命胜利的重要性，开展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大生产运动。在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提出了“以农业为基础”方针，亲自主持制定了农业发展纲要，提出以“以粮为纲，全面发展”，中共中央发出文件强调了“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粮食是基础的基础”，形成了全党在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这个问题上的基本共识。
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就明确提出，农业的发展是整个国民经济的关键，必须把农业作为实现现代化的战略重点，“不管天下发生什么事，只要人民吃饱肚子，一切就好办了”。因此，党的十五大强调“坚持把农业放在经济工作的首位”，明确工业化、城镇化越发展，越要加强农业基础地位。到2003年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首次提出“把解决好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标志着农业的基础地位成为贯穿于整个新世纪的中国现代化战略底线。也正是由于从根本上解决了“谁来养活中国”的问题，才有了今天跟美国这个世界上头号强国平等对话的资格和底气。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坚持把解决好吃饭的问题作为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持续释放出重农强农的强烈信号。习近平反复强调，作为有十三亿之多的全球人口大国，“解决好吃饭问题始终是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并提出，农业主要矛盾已经由总量不足转变为结构性矛盾，“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农业综合效益和竞争力，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农业政策改革和完善的主要方向。”这是应对中国农业发展进入了新历史阶段的一个重大科学判断。在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的历史关口，习近平指出，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农为邦本，本固邦宁。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看，农业基础地位的这种强国民生存之根、固国家经济之本、增国际竞争之力的战略作用更加突出，农业的国民经济基础地位更加不可动摇。在迈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关口，农业作为中国现代化的战略后院和安天下的战略产业，也必将持续发挥应变局、开新局的压舱石作用。因此，要把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首要任务，实现农业高质高效。
对湖南而言，要把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首要任务，打造以精细农业为特色的优质农产品生产高地，需要在生产环节提高农产品品种质量，在加工环节提升农产品市场价值，在销售环节畅通农产品流通渠道，在农业高质量发展上迈出湖南的新步伐。
坚持把处理好工农城乡关系作为贯彻始终的工作主线
正确认识和处理好工农城乡关系，始终是中国革命和现代化的时代主题与主线。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巩固工农联盟是党取得革命胜利的基本经验。毛泽东就指出，为了革命战争的胜利，必须巩固工人和农民的联盟，巩固工农民主专政。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宪法大纲》规定：“中国苏维埃政权所建设的是工人和农民的民主专政的国家”。新中国成立后，“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就成为了社会主义中国的根本政治制度。在《论十大关系》中毛泽东强调“工农业并举”，提出了“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中国式工业化道路”。这就在深化了关于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在中国的探索，是社会主义工农城乡关系的理论新突破。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改革首先指向了最贫困的农村，主要是全面调整工农城乡关系，其中最大的突破是取消统购统销，允许农民进城，从而打开了隔离城乡流动的闸门。党的十六大正式提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方略，十六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了“建立有利于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结构的体制”，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两个趋向”的重大历史论断，明确了中国社会已经进入“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发展阶段，标志着中国工农城乡关系的历史转轨。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战略构想，开启了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历史进程，特别是随着农业税的取消，宣告了延续两千多年以农养政、以农补工、以乡补城的“皇粮国税”历史正式终结，成为中国工农城乡关系发展史上的伟大里程碑。十七大首次提出“城乡一体化”，明确要求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长效机制，这是党的历史上第一次对构建什么样的工农城乡关系有了一个更加具体的目标和任务。
基于对现代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工农城乡关系的深刻认识和准确把握，党的十八大提出“城乡一体化”目标下的工农城乡关系是“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习近平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上进一步认为“城乡二元结构是制约城乡发展一体化的主要障碍”，党的十九大报告首次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明确提出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和城乡融合发展，实现了从优先满足工业化和城镇化到优先满足农业农村发展的又一个工农城乡关系历史转轨。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加快形成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是“工农互促、城乡互补、全面融合、共同繁荣”。这是对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发展趋势与工农城乡关作出的一个划时代战略判断，从而回答了要建立什么样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工农城乡关系与怎样建立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工农城乡关系，标志着中国社会发展正在向现代化更高级阶段演进。
随着“三农”工作重心的历史性转移，习近平提出，必须看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依然在农村，最广泛最深厚的基础依然在农村。因此，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又进一步明确提出“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这样一个时代主题。在面向全面现代化的进程中，需要以改革为动力进一步破解城乡二元结构，推进城乡融合发展，构建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新发展格局。
对湖南而言，在面向全面现代化的进程中，需要以深化改革为动力，全面建立健全城乡收入分配体系、乡村服务体系、城乡人居分布体系、乡村社会保障体系，从而进一步破解城乡二元结构，让广大农民共享更加广泛和公正的城乡权益，让全社会在乡村振兴的共同行动中共享乡村振兴的成果，使乡村振兴的“同心圆”成为优化资源要素与集聚社会力量的转换器，在构建农业农村现代化新发展格局上谱写湖南的新篇章。
（作者系湖南师范大学中国乡村振兴研究院院长、博士生导师，本文系作者在湖南庆祝建党百周年理论研讨会上的发言稿，原题为《从党的百年农村工作史吸取推进乡村振兴的精神力量》；来源：《中国乡村发现》2021年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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