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顶部
乡建研究
百年乡建
产品类别: 百年乡建

潘家恩:乡村建设真有百年吗?


内容摘要

因为近代中西碰撞,我们被迫承担了资本主义发展中很多的代价。整个中国的环境、中国的整体国力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原来的“乡土中国”进入了一个叫做“城乡中国”的时代。我们很多时候可能认为农村的问题已经过去了,但实际上我们发现没有。(完整视频内容请于今日头条搜索“潘家恩”查看)


话题背景

我今天想给大家讲的第一个题目是“乡村建设真有百年吗?”

在2017年十九大召开之后,习总书记召集了政治局的常委,召开了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在这个会议上习总书记说“其实振兴什么样的乡村,乡村该怎么振兴,这是近代以来的一个历史性难题”。他专门讲到,他当年在正定当县委书记的时候,去把河北定州晏阳初的资料、山东邹平梁漱溟的资料专门找来进行了认真研究。在这个过程中,他认为其实晏阳初、梁漱溟这些先贤们所做的积极探索,对我们今天的乡村振兴是有启示意义的。

2020年,习总书记专门去南通看了张謇先生。那么张謇是谁?晏阳初先生所推动的乡村建设实践为什么选择了定县?我觉得这个是值得我们去思考的。


潘家恩 | 乡村建设真有百年吗?

张謇(1853--1926)

江苏南通人。清末状元,中国近代实业家、政治家、教育家。其在家乡兴办实业、教育、文化、交通、地方自治等事业,被称为“有实无名”的乡村建设。

 

关于张謇,我想先给大家介绍一下。他在1894年的时候考中了状元。1894年是一个什么样的年份?大家可能都明白,那一年发生了甲午战争,正是这一场被称为国耻的战争,让这位清末的状元,改变了一般的人生道路,使他回到了他的老家江苏南通,进行了一场非常重要的社会变革。

为什么要去南通?为什么要弃官从商?(这里的商)不只是我们所说的一般的商业,我们今天认为它是一个“社会企业”早期的探索。张謇说他有两个目标:一个是希望能够弘扬儒家的“真精神”,第二个是为书生“争口气”。正是带着这样的两重目标,张謇到了南通创办了“大生”,这可以说是中国近代早期非常有名的一个企业集团。那么除了创办企业以外,他们1901年就在江苏进行了垦牧,按照今天我们的说法就是把农垦和发展畜牧业结合在一起,把农业的增量做起来。同时他一手有企业,一手有垦牧,那么他把这样的一些资源都放到了他的家乡,导致我们看到的南通被称为“中国近代第一城”,被称为当时全国有名的模范县。

我觉得其实通过这样一个例子能够让我们看到企业和社会是否能够做到双赢。那么我们今天所说的内循环为主,国内国际双循环战略,在我们历史上是否有过一些比较成功的案例?城和乡是否有可能互相促进?我觉得这三个问题,其实都可以在近代南通的建设和近代南通的发展中能够找到启示。

 

潘家恩 | 乡村建设真有百年吗?

卢作孚(1893—1952)

重庆合川人,和张謇同为中国近代社会企业家典范。自1927年以北碚为中心开展嘉陵江三峡乡村建设实验,实现了企业发展与乡村建设的完美融合。

 

张謇先生1926年去世了,是否这样的一个实践就终止了呢?其实没有。因为我们看到,其实张謇的晚一辈,像费达生先生(也在进行这样的实践),费达生是费孝通的姐姐。费孝通在他的晚年回忆录里说过他父亲为什么会取“费孝通”这个名字,他说“我的这个‘通’,其实就是‘南通’。”因为他的父亲曾经在张謇先生邀请下,在南通任过教。那么费达生和她的弟弟费孝通,终其一生都在思考,面对中国这样一个国家,怎么能够志在富民。同时费达生在她实验的一个地方,那个地方其实就是费孝通写《江村经济》的那个村子——开弦弓村。在那个村里面专门搞蚕丝的改良,同时也搞合作社等等,可以说她是中国乡镇企业的早期开创者。

那么卢作孚先生呢?他来自重庆北碚。在卢作孚专门去推动北碚实践之前,他曾经去南通向张謇求教。可以说长江下游的南通,启发了长江上游的北碚。那么卢作孚先生的“民生”,与张謇先生的“大生”集团连在一起,它告诉我们,生生不息的中国社会企业历史其实是跟乡村建设连在一起的。可能说到这个时候,你会觉得好像整个张謇的历史,张謇发展南通、发展大生企业的例子,没有乡建两个字,那我待会儿会说为什么没有。


潘家恩 | 乡村建设真有百年吗?

米春明

字鉴三,秀才出身,受当时变革思潮影响,推崇经世致用之学,积极响应晚清新政,率先在村里推行新式教育。


那么除了张謇是在1894年“甲午之耻”参与了地方自治和地方建设。那么到了1904年,在河北定县的一个村庄,这个村庄叫做翟城村,这个村庄里面有一位乡绅叫做米春明,他自发在自己的家乡推动了新式教育、村规民约、乡村自治以及以乡村自治为基础的一系列乡村改良实验。为什么要做这些?因为作为一个中国传统的士大夫,作为一个乡绅,不忍心看到自己的家乡一天一天破败下去。

那么怎么办?(参照)我们中国传统的儒家精神,就是我们怎么能够“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我们怎么能够知行合一。我们不只要认知这个世界,我们还要进一步去改造这个世界。那么正因为有1904年开始的这个自发性实验,1914年定县知事孙发绪(其实当时的知事就相当于现在的县长)看到了一个村庄的自发实践后觉得很有价值,他就觉得应该把它跟日本的新村实验等结合在一起,发展出来了一个中国自治模范村,这场实践可以说是官方支持的。那么后来又结合上了(米迪刚做的实践),米春明的儿子叫米迪刚,他是从日本留学回来的,他进一步和政府的支持结合起来,进一步动员了更多的乡绅,来想办法把这场实践进行了一个深入和推进。

这场实践其实可以说是清末民初的自发实验,它直接引发了晏阳初及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在20年代中后期选择了在河北定县实践。到了新世纪之后,温铁军老师又在这个村子里面,于2003年重新建了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那个地方就是当年晏阳初办实验农场的地方,也是1904年的时候米氏父子们进行早期乡村建设的一个地方。

关于

百年乡建的一波三折


第一波:

中国被强行卷入现代世界体系

 

从1894年的张謇,到1904年的米氏父子,到1914年的孙发绪县长,我们看到了早期的萌芽与探索。而这样一个萌芽与探索,其实又都不断引发了后来的一些实践者们,一直延续到当代。如果能把这个东西串在一起,我们可以看到:其实从清末到当代,百年乡建一波三折。这一波三折是哪三波?

第一波我觉得它其实是近现代,本来中国曾经是世界上非常重要的经济体,因为近代中西碰撞,我们被卷入或者被强行拉入现代世界体系,而且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被迫承担了资本主义发展中的很多代价。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我们有一些人不忍,有一些人不甘,(觉得)我们总得做点什么。所以说,面对这样一个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希望能够有一些建设性的应对,我觉得这是第一波近现代(乡村建设),这样一个过程在今天也是被最多的受到关注的。

 

第二波:

国家建设背景下的乡村建设实践

 

但是如果说只限于如此,我们就会认为乡村建设就是一个过去,实际上我觉得不是这样。第二波我觉得是新中国的乡村建设。最近我们团队一直在收集这方面的资料,同时也看到了现代有很多(乡村建设实践)。不只是通过资料呈现出来的,还包括很多物质,比如说每个地方其实都会有一些水渠、新中国修建的一些水利建设。这让我们看到一场在国家建设背景下的乡村建设实践。其实是以一个温老师所说的“亿万农民救中国”的一种形态出现,这是新中国的乡村建设。

 

第三波:

城乡中国时代,乡建变成更为深刻的存在

 

(现在)我想说的是新时代的乡村建设。从十八大以来到现在,我们看到整个中国的环境、中国的整体国力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原来的“乡土中国”进入了一个叫做“城乡中国”的时代。我们一方面比起晏阳初、梁漱溟、张謇(所处的时代)有很大的变化。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出现一个新的问题,比如说今天所看到的关于“空心村”的问题、关于生态危机的问题,可能当年他们没遇到过,但也正是因为如此,我们新时代的乡村建设再出发,同时新时代乡村建设比起我们的先贤们更有条件。因为这个时候整个国力、这个时候大家的意识、这个时候我们的很多资源条件不一样。但是新时代的挑战也很大,我们很多时候可能认为,农村的问题已经过去了,但实际上我们发现没有,它(成为了一个)更加深刻的存在。

 

什么是百年乡建

 

关于什么是百年乡建,我想最后做一些小结:

1.推进乡村振兴要借鉴百年乡建的历史经验

其实新世纪以来有一个词大家都在说,它叫“三农”问题。那么“三农”问题包括哪“三农”?是农民、农村、农业。如果没有农民有尊严的劳动,如果没有农村的稳定,它是不可能有农业的真正安全。所以说从这个意义上讲,“三农”问题从来都是存在的,它是交织在一起的,它不是一个能分开的三个问题。但其实谁都不愿意自己被当做问题。

所以说,更为重要的是,面对这个问题我们怎么办。其实对于中国来说,我们一方面是有问题,但另一方面也有经验。百年乡村建设恰恰就是面对着百年来以不同的形式困扰着我们的不同问题,然后产生出来的一些实践经验,(它)是20世纪中国经验的重要组成部分。20世纪的中国经验不仅仅有土改的经验,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同时我觉得也有不同类型、不同方式的乡村建设经验。

2.对“百年乡建”的理解

那第二个小结,我叫做“有显有隐,相互融合”。什么意思?真的有百年乡建吗?虽然说可以追溯到张謇,有100多年,但是这100多年里面,是不是只是民国时候有十年、二十年,当代有十年、二十年,加起来也就是几十年,为什么有百年呢?我认为百年是一个泛指,(说明)它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而这样一个过程有些时候是浮出来,能够让我们看见,显影出来的;有的时候它是隐藏在下面,我们看不见。

举个例子,其实乡村建设可以是很大的。如梁漱溟(所著)《乡村建设理论》的副标题,叫做“一名中国民族之前途”。但也可以很小,它小到什么程度?小到我们每一个村庄里边,有的乡村要修条路,要修一个公共的设施,这是不是乡建?当然是!它是乡建。它可以说是微型的建设举措。那么在百年的历史变迁中,这样的微型乡建当然一直存在,只是有的时候,当整个国家的“三农”危机出现时,就会出现对危机的应对,乡村建设就是(其中的)一种方法。

但当危机突破临界点,不得不通过革命的方式进行更为有力的改变时,这个时候的乡建,可能会被覆盖,被某种意义的转化。但是它并不是说真的没有,只是以另外一种形式。但是当有另外一个条件,(比如)土地问题解决了以后,你会发现乡村的其它问题、水利的问题等等又出现了。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意义上讲,百年乡村建设和百年中国革命,百年乡村建设和百年来的国家建设、工业建设、城市建设是交融在一起的。也正是因为这样,我认为其实乡村建设,是可以从百年的角度进行理解和认识的,谢谢大家!

 

 

完整视频链接:https://www.ixigua.com/6979537627972108812?wid_try=1

原文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zSIQ3aC-I-iWEeAiajyTeA


相关产品 / Products More
  • 发布时间: 2021 - 08 - 18
    周立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 回顾百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农业、农村、农民工作的实践,不同阶段党在“三农”工作上的重点顺序,首先是农民,其次是农业,最后是农村;解决问题的先后顺序首先是农业,其次是农村,最后是农民。该实践过程中存在国家由汲取到给予、农村由贡献到振兴的历史轨迹。当前,“三农”工作一方面要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另一方面要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展望乡村振兴未来,我们需要切实推进乡村建设行动,促成农业农村现代化早日实现。通过农业与农村优先发展,促成农业农村的现代化,应牢记三点历史经验:农民富,国家富;农业兴,百业兴;农村稳,天下稳。01百年领导、五个阶段(一)农民组织化为主,发动农民闹革命,夺取政权阶段(1921~1949)这一阶段,党的工作路线经过多次曲折反复,最终确立为农村包围城市,发动占人口最大多数的农民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路线。动员农民参与革命,就要抓住农民的最根本诉求——土地。从建党初期在闽西、瑞金、大别山等苏区开展的各种形式的“减租减息”,到“打土豪分田地”等一系列土地革命和斗争策略,在人们通常认为的“善分不善合”或马克思所言的“一袋子马铃薯”基础上,通过知恩图报、情景动员、革命话语建构等,党探索了汲取社会资源、动员社会力量开展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的各种方法。党在征粮派款、投工投劳、征兵征夫等多项基层工作上,积累了丰富经验。虽然部分时期和部分地区存在“...
  • 发布时间: 2020 - 12 - 14
    30年代前后,我国曾出现过一场乡村建设运动,其两大中心即为:以晏阳初为代表的定县派和以梁漱溟为代表的邹平派。当时我与邹平和定县派都先后有过联系,参加过他们的活动,并直接参加过全国性的三次“乡村工作讨论会”、“乡村建设学会”和“华北农村建设协进会”,所以我对此有所了解。晏阳初骑驴下乡首先从晏阳初主持的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以下简称平教会)谈起。晏阳初是美国留学生,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曾到过法国,在华工中间做过一些扫盲识字工作,回国后参加了由熊希龄夫人朱其慧主办的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后来晏阳初任该会干事长,大权独揽,朱其慧徒拥空名,不久死去。平教会本来是在各大城市搞识字运动的,1926年至1929年也曾以河北省定县翟城村为基地,开展过一段时间的工作。该村原由本地人米迪刚办过一点教育和自治工作,但规模很小。当时的国内情势是,蒋介石叛变了革命,国民党势力在城市一时占据上风,而毛主席领导的农村红色政权,在全国各地普遍开花。为给平教会募捐,晏阳初到美国游说,得到了美国资本家数十万美元的资助;又得到了南京和河北各级政权的支持,便从1929年秋起,将平教会移到定县县城,从此平教会几乎全部力量,都投入到所谓的定县实验区。他们标榜文艺、生计、卫生、公民四大教育,并于1933年10月10日挂起河北省县政建设研究院的官方招牌,掌握了定县全县的政权,把县政府的行政权(行政、税务、司法和警察权),尽都抓到“平民...
  • 发布时间: 2020 - 11 - 19
    编者按:联合国把贫困列为社会发展问题的三大主题之首。从全球来看,当今世界现代文明和科学技术高度发达,但贫困依然存在,贫困现象蔓延、贫困面扩大成为人类文明中一道深深的伤痕。在中国,反贫困历来是党和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所取得的成就也是举世瞩目的。从中国视角、用中国话语总结最能体现中国特色和制度优势的反贫困经验,讲好中国故事,是践行“四个自信”的重要内容。作为党亲手创办的第一所新型正规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的反贫困研究与中国减贫历程紧密交织在一起,书写下辉煌的篇章。本报今日推出专版,选登中国人民大学学者反贫困研究的成果和故事,以飨读者。贫困问题一直以来都是世界性难题。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始终高度重视减贫事业,在农村人口基数大、贫困面广的不利条件下出台了一系列重大战略,有组织、有计划地全面推动脱贫攻坚。从减贫与国民经济发展的相互关系角度划分,大致有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20世纪50年代):消除绝大多数“绝对贫困”1952年土改完成,3亿多无地和少地农民获得了7亿多亩土地和生产资料,受益农民达到当时农村总人口的约70%。1952年与1949年相比,粮食总产量由11318万吨增加到16392万吨。整个20世纪50年代,工业化建设带动了大量城市就业,吸纳了2000万农村青壮年劳动力进城支援国家工业建设。到1952年,工农业产值达到810亿元,其中农业产值483.9亿元,比1949年增长了4...
  • 发布时间: 2020 - 08 - 13
    7月2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京主持召开企业家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其中专门提到重庆市历史上的著名实业家卢作孚,称其为“爱国企业家的典范”,并希望大家积极处理好“企业”与“社会”的关系,更好履行社会责任。  卢作孚等人在重庆北碚先后主持了22年的乡村建设实践,这个仅三千余户、一万五千余人的山乡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被陶行知誉为“建设新中国的缩影”。本是“落后地区”的北碚通过社会整合、冲突转化、各种资源价值实现等方式既发挥了“后发优势”,又获得包括“和平红利”在内的多重红利,还成功构建起低成本且符合城乡社会转型需要的治理结构,使得各种资源回流乡村,同时也发展出以民生为导向,强调社会参与的创新性社会企业与城乡融合的新局面。这些独特的历史经验可为当代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提供有益启示。  作者简介潘家恩,重庆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马黎,重庆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温铁军,西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学院执行院长、教授。  重庆市北碚区位于昔日四川的江(北)、巴(县)、璧(山)、合(川)四县交界的嘉陵江三峡地区,百年前土匪极为猖獗,时人甚至用“魔窟”形容。然而,自1927年卢作孚于在当地主持开展乡村建设以来,这个仅三千余户、一万五千余人的山乡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不仅各项建设与文教民生事业日新月异,北碚也因创造了各种第一而全国瞩目:1928年举办四川最早的农民运动会,1930年创办我...
  • 发布时间: 2020 - 07 - 01
    每当中国面临重大危机,乡村都是危机软着陆的重要载体,如同这次疫情危机,只有乡村可以最低成本实现对疫情的群防群控。人大国发院国家高端智库“名家讲坛”以“大疫止于村野:生态文明战略转型的由来”为主题进行线上直播,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温铁军深入分析了当前疫情扩散之下发生的“全球化危机”的客观规律,提出中国应对危机的政策建议。以下为演讲实录:今天讲座的主题是“大疫止于村野——生态文明战略转型的由来”。 最近西方世界对中国抗疫过程有怀疑和批评,因为批评和质疑太过强烈,反而把中国真实的抗疫经验掩盖了。 中国为什么能够有效地防止疫情?在防疫战斗的过程中,最低成本的防疫战场是乡土中国。如果按户籍人口计算,我国大约有60%左右的人口是农村人口,跨省进城打工人员占外出人口的大约60%。也就是说,大疫期间(恰值春节),打工者回乡居多,初算3亿左右的打工者中有1.6亿人是出省的,还有1.2亿人留在本省;几亿人流动使乡村变成了防疫工作的主战场。一个现实情况是,中国农村缺医少药,在村医生很少、卫生所几乎没有;在防疫资源聊胜于无的情况下,竟让疫情止步于村野。 曾经有个朋友看到这个讲座题目之后问我,可以说大疫起于村野吗?我回答说应该是大疫止于村野,虽然农村抗疫能力是最弱的,但是农村发生的疫情程度却是最轻的。 这次防止新冠肺炎疫情在城市的传播,需要花几千亿元...
  • 发布时间: 2019 - 12 - 26
    温铁军,著名三农问题专家,人称“温三农”,近日出版新作《去依附:中国化解第一次经济危机的真实经验》。用自己的脚去走、用自己的眼去看、用自己的头脑去思考,温铁军的研究自始至终坚持“不依附”。而对中国三农的未来,他更加坚持“不依附”的观点:“乡村振兴,要走自己的路。” 早上6时20分,69岁的温铁军从北京顺义的家出发,开车一个半小时到达中国农业科学院。8时整,他开始给台下100多名博士生讲课。课在11时40分结束,他全程站着,中间只有过一次15分钟的休息。午餐时,前后三拨人来饭桌上找他谈事,他以“永不经商”的祖父家训推掉了一项合作提议,对某地来的乡村建设志愿者则仔细加以指点,自己饭却没扒几口。下午,某国驻华大使馆经济参赞来向他请教中国农业政策问题。他用英文侃侃而谈,不知不觉一个多小时过去了。送走参赞,记者刚要开口问第一个问题,却见温铁军把身子往沙发里挪了挪,闭上了眼。那一刻,这位年近七旬的老者一直挺着的腰,似乎有点塌。半晌,他睁开眼,挺挺腰,自我打趣说:“瞧,这就是‘老温的一天’。”事实上,“老温的一天”尚未结束。接受完记者的采访,他准备赶到中央社会主义学院中华文化学院报到,参加第二天举行的“中华文明与中国道路”学术论坛。温铁军的演讲被安排在第二天下午,他准备上午请假去做胃镜:“我8年前做了胃部手术,医生要求我每年做一次胃镜,但我一直没有执行医嘱。” 温铁军,三农问题专家。原...
换一组
投稿讨论
ruralrecon@163.com
Copyright ©2017 重庆爱故乡文化传播中心
犀牛云提供云计算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