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艺英温铁军：从平民教育、县政实验到土地改革——论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的“乡村改造”道路

【内容提要】本文通过考察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的三次乡村改造实验，发现其历经平民教育、县政实验、土地改革等三次工作重心转向，多受制于土地问题以及建筑在土地等财产关系之上的社会治理问题。尽管在复杂的基层社会权力结构、意图保持独立、需求资金与权力的张力中，平教会未能达到既定目的，但已涉及“土地革命”中的核心问题。可见，在不同的历史情境（条件）下，改良也有向激进转化的诉求。当然，改良转向激进不只是平教会乡村建设的本质使然，更是外部复杂环境影响的结果与资金投入紧约束之体现。

【关键词】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　乡村改造　平民教育　县政实验　土地改革

　　以往学界的主流观点认为，民国时期乡村建设理论、路线和方法上的改良主义本质是其运动失败的根源。近来有研究已经突破这种“革命与改良”的二元对立视角，比如潘家恩、温铁军将乡村建设的研究时长扩展为甲午之后的近代演变，从中国百年激进追求现代化造成乡村破坏的视角理解民国至当代的乡村建设实验，尝试从激进的内部理解改良，在改良的脉络中理解激进。[1]王先明也以百年乡建为视野，对近代乡村建设及其思想所具有的共性进行考察，认为国民党、共产党和晏阳初、梁漱溟等“乡村建设”派代表人物，都将乡村作为建设的本位或重点，从历史长程中观察，乡村建设思想内涵与社会实践显然超越了改良的范畴，因此应该超越“革命-改良”这一简单化评说框架。[2]

　　上述论述相对宏观，如果我们能就此超越“革命-改良”的研究框架，放下“成败论”的价值判断，就各党派和社会团体在不同时期均注重乡村的建设工作而达成共识，就可以肯定其在乡村工作时面对的问题具有相似性，也就有了对各个单位的乡村工作路径、方法、成就、经验、教训等比较分析的可能性。

　　有鉴于此，本文选取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以下简称“平教会”）为案例做由表及里的分析。该会由晏阳初发起成立，其接续“文化救国”的思潮，首先在河北定县开展以“平民教育”为主的乡村建设实验，后历经平民教育、县政实验、土地改革等三次工作重心转向，最终受制于土地问题以及建筑在土地等财产关系之上的社会治理问题。本文通过考察平教会乡村改造工作重心的历次转向，分析作为外来者的平教会在乡村社会所遭遇的困境与张力，以及这些困境与外部条件的变化如何进一步影响其工作重心转向。

一、从平民教育到县政实验

　　平教会最初以城市平民教育为主，后因大多数平民生活在乡村而改以乡村平民教育为主。1926年，平教会选择河北定县作为实验区，开展平民教育和社会调查活动。然而，平民教育的推行并不顺利，正如费孝通所述，“文字下乡”是现代化的需要，只有传统乡土社会的性质发生变化，以“现代化”为目的的平民教育才能在乡村推行。

　　晏阳初逐渐认识到，“在农村办教育，固然是重要的，可是破产的农村，非同时谋整个的建设不可。不谋建设的教育会落空的，是无补于目前中国农村社会的”。[3]“整个的建设”即为“文化教育、生计教育、卫生教育、公民教育”的四大教育的综合建设方式，用以培养农民的“文化力、生产力、强健力、团结力”。1929年，平教会开始全力在河北定县开展以“平民教育”为主的综合乡村建设实验。

　　但是，民众仍然无法被广泛发动，晏阳初反思，“觉得工作仍未与民众接近。诚然到民间来了，可不一定就算到民间去”，而且“地方士绅、地方政府，也很难欣赏我们的工作”，乡建计划“如果不考虑乡村地区的政府……那就是不完整的……乡建工作很可能遭到阻碍”。[4]晏阳初认为乡村改造计划受阻的原因为缺少政府的支持，因此1932年开始改变其“独立学术团体”的性质而靠近“政治”。而此时，国民党为控制乡村资源、消灭土地革命、维持其统治基础，也希望利用乡建团体的力量达成其自身目的。1933年，二者合作并选择河北定县为县政实验县，由平教会会员霍六丁担任县长。

　　事实上，平教会之所以此时选择与国民政府合作，除因“平民教育”为主的乡村改造计划不符合农民实际需求而受到阻碍外，还有两个重要的背景值得关注——地方治理环境的变化和资金的缺乏。

　　首先，平教会最初能够顺利进入河北定县，在于当地具有“救世”使命感的士绅米迪刚等的邀请。随着国家因财政匮乏而不断将其权力向基层社会渗入，乡村社会权力出现“痞化”，新的“官绅”更多代表家族和商人的利益，导致平教会在乡村治理不断劣化的环境下阻碍重重，而不得不依赖政治权力改善治理现状，1933年霍六丁县长遭到当地士绅不断反对即为佐证。

　　其次，经费问题为直接原因，经过三年的实验，平教会募得的经费已所剩无几，而后续资金的稳定性又受到影响，世界经济的恐慌影响了国内外各基金资金募集，导致平教会该年预算的大多数款项并未落实。[5]

　　曾经为人称道的“百名博士下乡”的盛况也随经费减少而留在翻过的一页里。同期，西方世界的经济危机在1931年开始广泛影响中国的广大农村，农民破产人数显著增加，定县去往东北务工的人员成倍增加，乡村建设实验环境急剧恶化。

　　自此，平教会与国民政府合作先后在河北定县、湖南衡山、四川新都等地开展了以“制度变革”为主的县政实验。国民政府开展县政实验的主要目的为通过土地清丈和户籍调查等手段获取更多资源，并设想能借助平教会的乡村建设工作维持乡村社会稳定。平教会希望能依托国民政府提供资金和权力，从而有效推进其乡村建设的改良实验。

　　因此，实验县的县政改革主要以完善县政机构和推进地方建设两方面为主。随着国民政府不断构建正规的县级行政机构，其制度成本远远大于制度收益，导致县政府普遍入不敷出，最终无力承担县政实验的改制成本和建设成本。不仅平教会和国民政府的矛盾逐渐显化，实验县与基层民众的矛盾也日益加深。

　　最初起步于定县的县政改革较为和缓。例如，在县政机构方面，除在县政府“裁局设科”外，直到实验县结束时，县级以下的组织变革仍未完成，土地清丈也未按期开展；地方建设由平教会负责，资金由平教会和省政府补助，并在文化教育和卫生教育方面取得良好效果。即便如此，定县实验开展不久，由于触动当地的社会权力关系，当地士绅联合北平的定县人共同抵制平教会和实验县，[6]最终迫使霍县长辞职，后三易县长，导致大部分县政工作未能如期开展。

　　真正演变为流血悲剧的，是平教会主政的新都实验——1937年—1938年开展仅不到两年的新都实验客观上加重民众负担而被不断控告，最终因地方势力组织大批民众“围城”的暴力事件而中辍。此后也是三易县长，直到第三任县长融入地方袍哥势力、恢复旧有治理体系才消停下来。

　　新都实验县的县政机构改革最为剧烈，且严格推行土地清丈、户籍调查、禁烟等政策，行政人员和行政开支均大量增加。由于抗日战争爆发，省府财政紧张，补助甚少，平教会此时亦无资金投入。其委派的主政革新的县长只能通过征收清丈费、黑地税款和催缴以往“公学产”欠谷等手段向农民转嫁成本，最终导致当地的袍哥发动民众大规模反抗。[7]而在事变之前，晏阳初对新都实验的建设进展深为不满，认为“建设方面，新都已把农场等成立，但做法方面，还没有深合定县精神”，因此撤换了负责建设和教育的两位科长，但仍于事无补。[8]

二、从县政实验到土地改革

　　平教会在河北定县和四川新都开展的以“制度改革”先行的乡村改造实验，最终以失败结束。该阶段中，平教会不仅缺乏资金，而且裹挟着国民政府构建现代化制度所耗费的巨大成本，加之县本级的不同地方武装虽然被平教会政府予以改造整合，却对于当地的士绅和袍哥等非正规治理力量亦无能为力，其制度改良和社会改良的设想均无法实现。

　　新都事件后，晏阳初认为其失败原因在于新的政治势力未能战胜传统的恶势力，故提出从事社会改造的新四力：文化力、经济力、政治力、武力。[9]可见，他已认识到，“政治力”的获得仍然不能使乡村建设计划顺利推行，遂被迫寄托于“武力”来改造乡土社会。这也表明，平教会的社会改良计划在缺乏资金等条件时，同样需要从乡村汲取资源维持其建设目标，从而无法避免与当地原有的治理力量发生冲突，其改良计划也转趋激进。“武力”的提出，说明晏阳初此时已经认识到有效治理是乡村建设实验的前提，这在此后的华西实验区计划中虽然得以体现，但国民政府不可能向乡村建设赋予“武力”。

　　此后，晏阳初开始全力创办私立乡村建设学院，要为“新四力”造就人才，为进一步的社会改造创造条件。1946年，由于平教会在人才、资金等方面条件成熟，而内战的爆发使国民政府急于维持后方的稳定，二者再次合作成立“华西实验区”，其范围包括四川第三行政督察区的“十县一局”。华西实验区初期的计划与以往的实验有两点明显区别：第一，与政府的关系方面，力图保持独立地位，由政府负责征兵征粮防匪等事务，平教会只负责积极的地方建设事务，但整个实验区的政治权力必须由平教会控制；第二，提出地方自治，将“四大教育”更改为“教育、经济、卫生、地方自治”四大建设。平教会此时对乡村的认识更为成熟：通过管理民枪、组训义勇警察队等完成地方治理，然后通过组建合作社等能产生直接收益的经济建设手段发动民众，进一步实现其教育、卫生建设的目标。[10]但是，华西实验区的工作机构连当年新都整编地方武装的权力都没有。此外，华西实验区初期的建设计划由于缺乏足够的经费，大多流于形式，仅在经济建设方面组织十多个机织生产合作社，且周转困难。

　　1948年，美国的《援华法案》使平教会的资金来源稳定下来，平教会重新拟定了全区的乡村建设计划。此时，平教会对乡村建设亦形成了新的认识：

　　二三十年来，平教会乡村工作的经验积累，已经有足够的材料，让我们对这旧问题获得新认识。这种新认识，可用两句话来概括：建设问题，是解决问题的根据；文盲问题，是解决问题的条件。我们知道，中国的问题在乡村。这个问题是个社会问题，社会问题的解决，有待社会的变革，变革的主题是经济问题，是作为乡村经济核心的土地问题，是通过平等互助的合作经济途径，达成现代化经济的问题，这是解决问题的根据。平教与乡建工作，不触及不解决这个问题的都要遭到历史的否定。11

　　在该论述中，平教会认识到乡村工作是个社会问题，而社会问题的解决则首推经济问题，乡村经济的核心又是土地问题。因此，华西实验区新拟定的计划将经济建设放在首位，并将土地改革作为经济建设的核心。该计划明确形成通过“创置社田”的方法和平改变乡村土地关系，进而改造乡村社会关系的乡村建设新思路。平教会认为“若要走向现代化的道路，暴力革命不能成功，而国民政府自上而下的现代化管理也不行”，应该以划分的“社学区”为新的乡村基层社会组织，以创建的“农业生产合作社”为“社学区”的核心组织，培养以佃农和自耕农为中心的合作社骨干，对其进行各种教育训练并配备枪支，在“武力”的保护下，形成有效的“地方自治”，逐渐完成以“土地改革”为核心的经济建设，并扶植机织、造纸等工业合作社以发展乡村工业，进而发展教育与卫生等乡村福利性事务。12显而易见，该计划欲以较为缓和的方式完成乡村社会经济的综合变革，已经突破传统的“改良主义”。

　　然而，该计划中“创置社田”的土地改革计划和“装备自卫武器”的乡村自治计划并未被农复会批准，美援资金因多被用于国共内战和金圆券改革，迫使这两项计划均未能成功开展。正因如此，华西实验区在土地改革方面不得不转而协助国民政府的“农地减租”政策，不仅期望能使实验区工作人员融入正规的政府组织，而且试图增加其培植的农产社骨干在乡村的影响力，减少乡村建设实验推进的阻力。农地减租遭到了当地官绅的激烈反抗，协助减租的工作人员人身安全甚至受到威胁，比如巴县第十一辅导区马鬃乡辅导员兼农地减租督办员在协助解决退佃纠纷时，遭到当地乡长与哥老会大爷的殴打辱骂。13作为外来主体的平教会面对基层反抗时，只能上报县政府或撤换减租工作人员，而始终无法解决当地的治理问题，以致减租效果受到较大影响。最终，华西实验区只在农民收益颇丰的机织生产合作社方面取得显著成效，其他如猪牛贷款、良种推广贷款等农业改良计划均因与小农的交易成本过高而亏损严重。

　　综上可知，平教会的“乡村改造”道路不断面临困境、充满矛盾和张力，致使其工作重心经历了数次转向，不仅提出“武力”改造乡村，而且在华西实验区注重经济建设中的土地改革和地方自治问题。虽然在复杂的基层社会权力结构、意图保持独立、需求资金与权力的张力中，未能达到既定目的，但平教会已经触摸到“土地革命”中的核心问题。可见，革命与改良并非完全对立，在不同的历史情境（条件）下，改良也能向激进转化。

然而，改良转向激进并不只是平教会乡村建设的本质使然，更是外部复杂环境影响的结果与体现，尤其是社会治理和资金投入问题，二者是乡村建设的前提和保证。任何以追求现代化为目的的党派或社会团体进入乡村，都将面临同样的问题，平教会的乡村改造道路正是在不断回应这些问题且充满教训。因此，如何通过有效治理进而内生地、低成本地发动民众，是乡村建设或乡村革命获得成功的关键。在2018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中，对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进行了全面部署，其中也提到构建乡村治理新体系和强化乡村振兴投入保障，可见超越“改良-革命”的二元视角，重新认识平教会等民国乡村建设团体真正的经验和教训，既是百年乡建的历史问题，又是现代中国的时代命题。

【注释】

[1]潘家恩、温铁军:《三个“百年”:中国乡村建设的脉络与展开》,载《开放时代》2016年第4期。

[2]王先明、熊亚平:《近代中国乡村建设思想的释义问题》,载《南京社会科学》2016年第4期。

[3]晏阳初:《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定县工作大概》,载宋恩荣（主编）：《晏阳初全集》第1卷,天津教育出版社2013年版,第212页。

[4]宋恩荣(主编):《晏阳初全集》第1卷,第174、175、189、240页。

[5]晏阳初:《在周会上的讲话》,载宋恩荣(主编):《晏阳初全集》第1卷,第203-204页。

[6]燕树棠:《平教会与定县》,载《独立评论》第74期(1933年),第3-8页。

[7]张艺英、李军:《外来主体与近代乡土社会一一以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的“新都实验”为例》,载《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1期，第23-34页。

第23-34页。

[8]晏阳初:《对入川人员的期望》,载宋恩荣(主编):《晏阳初全集》第2卷,第147页。

[9]晏阳初:《改造社会复兴民族》,载宋恩荣(主编):《晏阳初全集》第2卷,第182-183页。

[10]《璧山地方建设中心工作计划大纲》,重庆市璧山区档案馆藏,9-1-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