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语：

2015年是第68届联合国大会确定的“国际土壤年（International Year of Soils，简称IYS）”。1909年，美国土壤局局长富兰克林·H.金博士来到中日韩等东亚国家做田野调查，并出版了《四千年农夫——中国、日本、朝鲜的永续农业》一书，高度肯定东亚多样化农业经济更具生态可持续性。此书介绍的东亚经验，成了世界生态农业运动的主要思想来源之一。

近百年后，就在“三农”问题成为中国重中之重的同时，中国乡村建设领域于2003年发起“生态农业环保农村”试验，并自2009年起每年召开全国范围的CSA大会。2015年11月19-22日，以“生态农业与乡村建设”为主题的第六届国际社区支持农业CSA大会/第七届中国社会生态农业（CSA）大会在北京成功举办，进一步推动国人及国际嘉宾认识到：可持续的社会农业是中国生态文明的基础。

大会所聚焦的Community Supported Agriculture（简称CSA，直译为社区支持农业，雅译为社会生态农业）是解决农业面源污染和食物基本安全问题行之有效的路径之一。这种模式有利于发展“两型”农业，提升土壤的有机质含量和固碳功能，改善气候，保护环境，应对生态环境危机。同时，其以城乡合作关系为基础，提倡“食在当季、食在当地”，一方面因减少了中间环节，而让生产者能获得更大收益，从而能留在乡村，安心从事农业生产，保障所生产食品的安全；另一方面，其让广大城市消费者参与到生产过程之中，缩短人与食物、消费者与生产者的距离，构建互信、友好的良性城乡关系，有利于城乡和谐。

在人类生存环境面对严峻挑战之际，尤其要增进各国生态农业的研究和实践的交流，本期以“社会生态农业”为专题，希望帮助更多人了解农民与市民自觉结合的社会生态农业，认知农村的可持续发展方向，进而更好地理解乡村建设的丰富内涵与历史足迹。

刚才在外面有人问我，你们搞这个CSA农业是一个小众的运动吗？我回答说：你自己看看，在今天的中国，有什么样的会议，能有这么多的人自愿交费来参加，会场挤不下都坐在地板上，有什么样的会议连开三天，每天都是上午、下午、晚上。参会者的积极性三天不减的会有没有？这恐怕是唯一的，所以，你自己说这是小众的还是大众的。

那人接着问：为什么好像没有被推广呢？我说：它其实正在推广啊！其实不用推广，如果一项工作既无权又无钱，能够这么多人在参与，“人非登高、臂非加长，而从之者众”，这么多的人热情参与，请问这不是正在推广吗？

好了。接着又问：为什么能推广呢？我看，是因为“人同此心、心同此理”。

下面就介绍一下我们在中国对有机农业，对环保农村，对于生态化的社会复兴，这十多年来所做的一些工作。

大家刚才看的是我们拍的中国CSA短片。我估计一般在这世界上要开成这么大规模的会都不太容易。但是我们的CSA大会却“从之者众”。2011年在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开的第三届大会时，我们已经把CSA叫做社会农业了。每次大会的参会者都是四五百人的规模，交费参会都限制不住，五湖四海大家都愿意来。

诚然，这只是个例子，是要告诉海外代表，大家到中国来参加社会化生态农业的大会，会发现所有的事情都很“奇妙”，就是URGENCI的主席刚才讲的fantastic，希望各位海外代表理解，中国本来就是几千年的社会生态农业，它的传统至今没有丢。

让我向各位介绍一个情况，前不久中国的国家主席习近平先生，很重视一位已经90岁的美国生态经济学家小约翰·柯布关于中国生态文明的观点，柯布先生讲道：因为中国保留了乡土文明，因为中国有着广大的农村群落，所以当世界讲生态文明的时候，生态文明的引领力量就是中国。他这话很对。因为中国有着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农民人口。

当我们在海外的朋友讲farmers的时候，我说那是农场主。不能把农场主翻译成农民，中国长期还是peasants，这两个农民的概念是不一样的，我们只有农民却没有农场主。当我们学术界的知识分子稍不慎重，就把国外的农场主翻译成了中国的农民，就犯了很大的错误。概念不同、内涵不同，所以说我们“三农”的工作重点不是农场主，而是农民和农村。因此，在中国我们首先要讲的是农民问题，然后才是农村的可持续问题。接着是什么？是农业的安全问题。

什么叫“三农”？翻译成英文很别扭，叫Three agrarian issues。什么叫做“三农”问题？中国的“三农”问题首先是农民权益peasants’ rights，第二是乡村可持续rural sustainability，第三才是农业安全agrariansecurity，把这三个问题放在一起的时候，对我们来说就不是单纯的如何让农业成为生态文明基础，而是一个农民社会、农村文化、乡土文明的复兴。据此，中国CSA大会的内容，更要集中在这些问题上。希望大家理解。

也因此，我们在中国人民大学建立了乡村建设中心，在全国各地有一批在农村开展各种工作的项目，工作重点在于组织农民与市民广泛参与，所以，当有人问我，你们搞的生态农业是什么标准？我说你脑子里的可能还是工业文明的思路。一切都要标准化，只有标准化才方便大规模实施，才方便大规模集成，那岂不还是工业化时代的思路。

对我们来说，农村本来就千差万别。北方的黑土地、西北的黄土地、南方的红土地完全是不一样的。何况中国山区面积广大，70%的面积是山区、高原和沙漠，山区本来就是“十里不同风”，怎么可以采取一个体现西方一元论的标准，来约束远近高低各不同、成千上万的农户自主开展的有机生态农业呢？所以我们才说：只要有社会参与就是标准。只要大家认同地方化就是标准。因此，CSA在我们这儿，首先就是社会化，然后才有社会参与条件下实现的生态化。

从2001年开始到2004年，我们用了三年左右的时间发动乡村民众，接着开始进行乡村建设的重大内容——那就是发动合作社。我们没有钱，也很少有科技人员加入，那怎么办呢？发动志愿者。志愿者们用旧的瓶瓶罐罐利用本地的微生物来发展本地化的生态农业。接着2005年我们开始在中国建设第一组生态农业的循环体系。例如干式生态厕所，是用来发生沼气（Bio-gas）的，大棚猪圈的堆肥发酵就变成了蔬菜、果园和大田的肥料，加上鱼塘就是六位一体，整个体系我们叫立体循环农业。同时还配合建立了生态建筑体系Eco-architecture。但要搞成这一套生态建筑体系，必须和乡土社会结合，所以我们要发动村民参与，特别是对当下村民中主力的老年人和妇女，那就要用文化的方式发动妇女、用简易的健康防病的培训来发动老人，在农村发动群众要靠谁？当然，一方面要靠社会志愿者，另外一方面主要靠大学生。

请各位注意，这个大会大家都说办得很好，我很欣慰的是办这会主要靠的是青年志愿者。说到这儿的时候，我希望在场志愿者们向大家挥挥手，让大家给你们鼓个掌感谢一下，谢谢。

我们十多年来，动员了200多所高校，成千上万的青年学生加入到这场社会化的农业复兴中来。成千上万的学生志愿者深入到农村中间去和农民结合，形成了今天乡村社会、乡土文化复兴的一个重要力量。没有这些青年人我们就没有希望，我最大的欣慰就是这些年轻人已经成长起来了，所以我才要说，当年轻人加入其中的时候，CSA的社会化就实现了。

我们在农村中发动农民来加入培训。我们乡土社会文化的复兴，就是因为农村中还有一股巨大的力量，当真的做到“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时候，何愁中国不走向生态文明。

接着就得发动市民了。

因为，农民已经发动起来搞有机农业了，假如消费者这边仍然还是被激进消费主义裹挟，像我们在城市看到的现象——到处是恶性浪费，人们不尊重自然，当然也不尊重食物，更不会尊重生产食物的人。因此，我们就得进城！所以，在2005年形成合作社、形成有机生产之后，接着我们就进入城市来发动市民。目的是形成城乡融合的桥梁，叫做bridge rural and urban，把他们结合在一起，从社区community到共同common，这就是CSA。

我们把CSA这一国际概念引入中国，为的是发动城乡民众共同建立起一个乡土文明和有机农业的社会载体。这样，城市市民就发动起来了。靠什么呢？靠多元的文化介入。当然不是简单地就靠我们宣传说“你要吃有机食品”，而要靠多种多样的文化活动方式，来形成对整个家庭的健康和社会和谐的影响。我们在小毛驴市民农园开展了丰富的亲子社区活动，市民农业就演变成了一个生态文明载体。社会化生态农业本身，就是跟社会的和谐和家庭的和睦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因为我们都知道原住民社会几千年存在以家庭为载体的文化基因。

所以，这样发动起来之后，这个CSA运动就真的在城乡之间落地了。

我们国内的CSA现在构建的这样一个城乡协调发展方式，是和原来的城乡对立，城乡割裂的二元结构完全不同。这个过程中间，也得到各方面的支持，包括中央政府的主要领导。从胡锦涛同志当领导的时候他就开始强调中国生态文明理念，到了习近平同志接班，生态文明成了国家发展战略。我们的做法也得到越来越多的领导重视。

回到我刚才出去的时候一个朋友的问题，什么是小众？今天的环境危机和食物安全问题恰恰是小众造成的，是各种资本化的利益集团过度追求收益，同时把他们所制造的代价向资源环境、向弱势群体转嫁造成的。

当代的环境危机，本质上是全球资本严重过剩的代价向不会说话的自然环境转嫁，最终是人类社会遭到大自然报复。怎样应对全球化的资本代价转移，这是我们要关注的一个关键问题。

一般人都认同城市文明，当我们强调urbanization的时候，千万别以为这个城市化就意味着人类文明的进步，它同样有巨大的代价，这个代价转嫁给自然环境就成了生态文明的灾难，所以，不要被表面所迷惑住。

国际上讲到的大农场农业，只在殖民地才有。而我们亚洲大部分是原住民社会。刚才来自美国纽约州这位女士讲到美洲原住民保留的传统农业，很重要。但原住民在美国只有人口的2%，可是在中国，百分之百！我们都是原住民，在整个亚洲绝大多数是原住民，那就没有哪个搞得起大农场，中国也罢、日本也罢、印度也罢，都搞不起。只有在美国、澳大利亚等这些殖民地国家，才是所谓大农业，这仅仅只是殖民地条件下的产物，在我们国内也只有“邯郸学步”者们还梦想着大农业。

除了刚才说到的殖民化造成的美洲、澳洲大农场类型之外，其实在欧洲这个殖民化的宗主国也只能搞小农场。例如，为什么意大利提倡慢食、慢城、慢生活并进而成为国际运动，因为意大利是没条件与大农场竞争的小农场国家。第三类就是我们亚洲，连小农场都很少，只有依赖农村共同体的小农经济。

那么，如果这个世界农业本来就分为三大类的道理，搬到中国这种原住民社会来做分析，我们就会看到世界农业发展的不同模式。简单归纳，就可以叫做从农业1.0到农业4.0版的演变。

比如，刚才第一个发言的人讲有机农业1.0到有机农业3.0版，这个归纳就很好。

我们现在接着讲的是所谓农业1.0版，主要就是欧洲宗主国把农业当成第一产业，推进规模化、集约化，主要是为宗主国早期工业化原始积累服务。这就是农业的1.0版，而它的前提条件是殖民化。

接着，当西方代表人类进入工业化的时候，就开始用工业改造农业，于是农业出现设施化、车间化，用工业的方式形成农业的增加值，但是这个增加值90%以上被产业资本和商业资本占有，农民只得到不到10%，所以农村仍然是贫困。主流认为农民落后，错了！是因为农业产业化的收益分配严重不平等。所以工业改造农业就变成了农业2.0版。在今天当整个全球经济出现下滑的时候，工业改造农业的农业2.0版，也逐渐出现了严重过剩的困境。

再接着，如果把三产、也就是把服务业和农业结合，例如我们今天讲的很多与CSA有关的服务业内容，其实是农业3.0版的内容，什么叫3.0版？第三产业跟农业结合，把农业从低收益的第一产业直接拉出来推进“农业三产化”，可以叫做农业3.0版。

这里面有一条是值得重视的特殊趋势。只有殖民化造成的大规模农业能够派生出“农业金融化”，我们现在做的一个研究课题是“粮食金融化”（grain financialization）对发展中国家粮食安全的冲击，说到底是什么趋势呢？就是殖民化条件下形成的大农业直接和霸权国家的过剩金融资本结合。例如，跨国公司在整个全球农产品期货市场上变成获取巨额金融投机收益主体，“量化宽松”增加的巨额货币造成粮食价格大起大落，越来越跟生产消费没有直接关系。这就是农业金融化。

由此看，这个趋势不同于CSA相关的农业“三产化”，主要是跟老百姓需要的休闲旅游、教育文化等服务业结合的。

我们现在的CSA模式多少能够营利，主要原因是与农业3.0版相关。下一步即将进入农业4.0版。那就是如何跟互联网这个低成本工具结合，你可以叫做CSA的农业+互联网agriculture+internet，当这个Cyber system概念进入农业3.0版的时候，它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大众借助网络参与食品安全中以体现社会公平。因为在互联网面前无论你是大款大腕、还是普通老百姓，都是公平的。因此当互联网介入CSA形式的农业3.0版时，每一个市民每一个小农都可以公平地利用互联网这个工具，如果我们把农业3.0版和现在的互联网所带来的社会化和公平性结合在一起的时候，社会化的生态农业就可以利用互联网实现了。

当我们把CSA有利于实现这个农业3.0+4.0版的道理讲清楚的时候，大家就知道我们这个大会的意义了。我们这次会议上将推出各种普通群众的创新案例，特别是年轻人的绿色创新。希望关注他们利用互联网推进农业3.0版向农业4.0版的进步。

本文刊发于《新华月报》2015年12月号“乡村建设”专栏。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温铁军教授。本文根据其于2015年11月19日在“第六届国际社区支持农业大会/第七届中国社会农业〈CSA〉大会”开幕式演讲的速记整理而成，已经本人审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