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民国之后农村复兴的呼声一再涌起，20世纪30年代后蔚为大潮。以“社会运动”方式谋求农村复兴，是当时很多研究者和治理者的共识。把“三农”问题置于近代以来的长程中审视则不难发现，它是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最本质最重要的社会矛盾的当代体现。为解决这一历史积累的问题，以城乡一体化为主导发展的当代新农村建设战略适时而兴。新时代的“乡村振兴”战略既是对百年农村发展历史困境的全面超越，也是对新时期以来解决“三农”问题历史经验的总结和升华。

【关键词】 农村复兴　乡村振兴　20世纪　“三农”问题

　　乡治即天下治，乡安即天下安——这是传统中国历史兴衰成败凝结的训诫镜鉴，也是国家治理历史的经验总结。近代以来，尤其是20世纪以来在以工业化为主导、以城市化为重点的历史变迁中，乡村社会整体衰落持续发生。城乡背离化的历史发展构成了百年“三农”问题的内在致因。如何深刻地认识中国现代化发展的轨迹和特征，从新时代的高度去理解“振兴乡村”的战略布局和时代意义，还须深入地探寻百年历史的长程演进。

一、

鸦片战争后，在“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演变态势中，中国传统的“重农抑商”国策终被“工商立国”政策所替代；“商本”替代“农本”几乎成为无可逆转的历史趋势。然而，1901年后“重农思潮”开始复苏，“农业立国”和“工商立国”论题再度成为朝野各界争论的焦点。

　　民国之后乡村建设或农村复兴的呼声一再涌起，20世纪30年代后蔚为大潮，“朝野人士，中外名流，均一致提出复兴的口号，以为治标治本之图”。关于复兴农村之刊物“如雨后春笋，充塞街衢，文化市场几占第一位之势”[1]；而讨论“复兴农村”问题之各种单行本和时论性杂志也足可观。这一社会思潮在知识界和政府行政的努力下，获得进一步整合，尽管其入手路径或有不同，然其目的则在于共谋“农村复兴”。持续既久的农村复兴思潮，随着时势变动时而激越时而缓行，几乎贯串于20世纪前半期。

　　农村复兴思潮的兴起，实际上包含着对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发展路径的认知与反思。就近代中国经济（工业）建设或发展路向而言，可以远溯自洋务运动；即使从制度层面上的现代性建设而言，从清末新政也已发端。仅就工业化或者现代化建设成就而言，“在抗战前达到了旧中国经济史上的最高峰”。[2]然而，整个近代中国建设之本位却在都市而疏离了乡村。其结果是“把一批批的农家子弟，麕集于都市而不能返回乡村……以至于一面农村中空虚涸竭，一面都市中人满为患”。[3]近代以来，中国一直在“模仿着做一个近代国家（如日本一样），却不料自此就不成一个国家。外不能应付国际侵略，内不能维持一般秩序，资本主义工业之路走不上去，经济的落后一直未改”。[4]而国民政府对都市工业化建设的片面强调也遭致质疑：“农村一切文化建设，反远逊于都市……国民经济，有整个破产的危险，农村建设，更谈不到。”[5]中国不同于西方，“工商百业仍依托农业，都市仍然依托于乡村，一旦农村崩溃，全国不了。”[6]因此必须更弦移辙以图变计，“谋农村与城市之平等发展”，“中国农村问题，亦有所归宿。”[7]复兴农村的呼声应时而起，并迅速汇聚为社会思潮。

二、

　　以“社会运动”方式谋求农村复兴，是当时很多研究者和治理者的共识。但是，正如晏阳初所言，有志之士不但认识到其重要，且在各处已由理论的探讨，转成实际的进行，其在努力以求实现救亡复兴之宏愿，并无不同。“农村复兴”思潮源起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大体上与国民政府推动的国民经济建设运动和其后由社会力量推动的“乡村建设”运动同时并起。这一思潮主要局限于知识界的倡导和构想层面上，并没有获得国家权力或地方行政的强力支持。方显廷深有感悟：“现在的政府也竟计议了许多经济建设计划”，除全国性的经济建设计划外，“尚有许多经各部长官”所制订的“各种地方的及特殊的计划”。[8]这些建设计划中却没有“建设农村”的内容。以工业建设为主导、以城市建设为取向的历史进程，事实上造成了“城乡背离化”发展态势，以至于在20世纪30年代之际出现前所未有的乡村危机。

　　近代乡村危机呈现出更为复杂的面相和时代特征，“农业的中国己开始入于工商业化的时代，于是农民的困苦比从前更甚。”[9]时人又称之为农村崩溃、农业恐慌、农村凋敝、农业破产等等，它是一种全面性危机，其最突出的表征不外是农民逃亡、农业衰落（或农地荒废）、农村破产，以至于造成“农村凋敝，国本动摇”[10]之险峻情势。

　　城乡社会的共进共荣才是中国现代化发展的理想追求，这也是从根本上解救乡村危机的必由之路。然而20世纪以来，“中国近年来经济上最大之危机是都市膨胀，农村偏枯。”[11]中国社会结构与社会分层的二元特征与趋势愈演愈烈，成为长久制约和影响中国社会发展的结构性因素。乡村危机与工业化、城市化的历史进程存在着历史的相关性。

　　从近代历史演进进程来看，乡村危机实际上并不是乡村本身的危机，它是近代以来城乡背离化发展态势下所造成的乡村社会、经济、文化全面衰退危机。“都市的发展，其反面就是农村的崩溃。使农村加速崩溃的种种事实，同时就是使都市发展的事实。”总而言之，“中国近几十年都市发展的事实，恰恰是破坏农村的。”[12]

三、

　　把“三农”问题置于近代以来的长程中审视则不难发现，今天新农村建设所试图解决的“三农”问题实质上是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最本质、最重要的社会矛盾的当代体现；或者说，是国家在长达上百年向现代化转型的过程中最关键的、带有连续性特点的矛盾问题在当代的具体体现。它是一个现实问题，也是一个历史问题。

　　为解决这一历史积累的问题，以城乡一体化为主导发展的当代新农村建设战略适时而兴。20世纪80年代费孝通在江南乡镇企业发展的调查中就己有深切的体会：“如果说，社会前进的目标之一是消灭城乡差别，他们正是在消灭这个差别上起着现实的促进作用……他们确实是当前中国社会前进的原动力。”[13]这一思想认识的不断充实和凝练以五个统筹的内容获得了思想性跨越，即“实现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就是要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推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协调；就是要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14]

　　“新农村建设”目标获得了制度保障，纳入了国家建设规划，发展中的“不平衡性”必将在发展中获得新的“平衡”。因此，随着“三农”问题的呈现和国家应对政策的着着落实，“新农村建设”命题至2005年再度聚焦，成为全面推进农业农村工作的总纲领。更重要的是，“新农村建设”思想获得了新的时代内涵，即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为内容，完成了其近百年思想演变的历史性跨越。

　　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农业破产”“农村衰败”“农民贫困”成为举国至重的话题，到新世纪以来被广泛关注的“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的当代“三农”话语，尽管不同时代条件下，它所聚焦的时代主题内容会有所不同，但如此一致的话语或命题背后却深伏着共趋性或同质性的深层致因。这至少给我们一个基本的提示，即农业、农村与农民问题，是百年来中国社会发展或乡村变迁中始终存在的一个重大课题。它是伴随着工业化、城市化与现代化进程而导致的传统城乡一体化发展模式破解后，乡村社会走向边缘化、贫困化、荒漠化和失序化的一个历史过程。

　　“三农”的困境生成于工业化、城市化与现代化进程之中。这是近代以来城乡背离化发展态势下生成的一个“发展问题”。“三农”从来就不是一个孤立存在的问题，如果没有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进程的发生，“三农”不会凸显为时代性问题。一个多世纪以来历史演进的客观事实的确显示了“三化”（工业化、城市化与现代化）与“三农”问题的相关性。

四、

　　中共十八大提出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和前提。“我国能否由发展中大国逐步成长为现代化强国，从根本上取决于我们能不能用适合我国国情的方式，加快改变农业、农村、农民的面貌，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我们必须正确处理工业和农业、城市和农村、城镇居民和农民的关系，加大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力度，使稳妥推进城镇化和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成为我国现代化进程的双轮驱动，从而逐步解决城乡二元结构矛盾。”[15]习近平表示，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新世纪以来，农民收入连年增长，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仍极为艰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建成小康社会的必然要求，是促进城镇健康发展的重要途径，是保持国民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现实需要，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是促进“三农”发展的目标所在。

　　新农村建设思想在历史的演进中不断充实和完善，并在新时代的战略规划中获得了新的高度。正如习近平强调的，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应该齐头并进、相辅相成，千万不要让农业现代化和新农村建设掉了队，否则很难支持全面小康这一片天。“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我们的战略目标，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是三大战略举措。”[16]新农村建设的思想内涵正在不断创新中更加丰富、完善和科学。农业要更强，农民要更富，农村要更美。深入推进新农村建设，“我们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而且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17]建设生态文明是关乎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的大计，把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建设美丽中国，建设美丽乡村，已经成为新农村建设思想的时代内涵。它标志着这一思想体系的新的时代高度。

　　中共十九大之后，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深刻阐述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大问题。会议指出，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没有农业农村的现代化，就没有国家的现代化。农业强不强、农村美不美、农民富不富，决定着亿万农民的获得感和幸福感，决定着我国全面小康社会的成色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质量。如期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并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最广泛最深厚的基础在农村，最大的潜力和后劲也在农村。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的必然要求，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必然要求，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必然要求。

　　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统筹推进农村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加快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让农民成为有吸引力的职业，让农村成为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18]

新时代的乡村振兴战略明确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目标任务，是国家整体发展战略的重中之重。它既是对百年农村发展历史困境的全面超越，也是对新时期以来解决“三农”问题历史经验的总结和升华。

【注释】

[1]朱壮悔:《一九三四年复兴农村运动的回顾与前暗》,载《农村经济》第2卷第3期(1935年),第18页。

[2]王玉茹、刘佛丁、张东刚:《制度变迁与中国近代工业化——以政府的行为分析为中心》,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82页。

[3]李宪武:《中国教育之新动向》,载《乡村建设》第3卷第7期(1933年),第8页。

[4]梁漱溟：《我的努力与反首》,桂林:漓江出版社1987年版,第399页。

[5]曾济宽:《从现代农村问题的特质说到中囯农村问题》,载《现代农村》第5期(1933年),第9页。

[6]梁漱溟:《我的努力与反首》,第399页。

[7]同注[5]。

[8]方显廷:《中国乡村工业与乡村建设》,手稿,1933年,第4页。

[9]《农民问题与中国之将来》,载《东方杂志》第24卷第16号(农民状况调查号)(1927年),第3页。

[10]曾济宽:《怎样解决中国农村问题》,载《中国建设》第8卷第5期(1933年),第10页。类似的提法还有“农业凋敝,农村破产,农民涂炭”,见徐钦:《勘查万家埠实验区之经过》,载《农村》第1卷2期(1932年),第77页。

[11]彭学沛：《农村复兴运动之鸟瞰》，载《东方杂志》第32卷第1号，“农”栏目第4页。

[12]周谷城：《中国社会之变化》，上海书店1989年影印本，第181页。

[13]费孝通:《农村工业化的道路》,载《费孝通文集》第9卷,北京:群言出版社2009年版,第87页。

[14]胡锦涛:《在中国科学院第十二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七次院士大会上的讲话》(2004年6月2日),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113-114页。

[15]胡锦涛:《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的讲话》(2007年12月3日),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科学发展观重要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2008年版,第55页。

[16]《十八大后习近平中央党校“授课”全纪录》,人民网 http: //politics. people com. cn/n/2015/0211/c1001-26548736.html。

[17]中共中央宣传部(编):《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北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20页。

[18]《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人民网,http //politics. people com. cn/n1/2018/0204/c1001-29804797.html。

文章出处：本文节选自《开放时代》2018年第3期 

文章链接：http://www.opentimes.cn/html/Abstract/11436.html

本研究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课题“近代中国乡村建设资料编年整理与研究”（项目号：17ZDA198）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