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铁军先生在2001年《读书》第3期的《百年中国一波四折》这一研究提纲中，通过以百年中国历史上四次工业化的内在动力与联系效果为主线，从“收益-成本”角度指出其对“小农”及中国发展道路的深远影响，努力摆脱意识形态化下“左-右”二分逻辑的可能限定，为重新理解近现代中国历史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考框架。

如果继续这样的整体性视野，并以“三农”为基本立场与分析角度，通过回到具体历史脉络并对国情限制保持充分自觉，是否可能将百年历史上不同阶段的乡村建设实践及宏观历史背景融合起来并建立起内在逻辑相关？如何打破历史与当代实践在时空与叙述上的割裂，通过“跳出乡建看乡建”，重新理解百年近现代历史间隙中那些形式不同但实质呼应，某种意义上“没有乡建派的乡村建设”？

中国作为以农业为传统文明类型及以农民为主的超大规模原住民人口国家，近代以来以工业化和城市化为中心的整体性变革，既产生出再度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的“百年轮回”经验过程，又派生了由“三农”承载代价的实际后果，同时也孕育着“乡村建设”这一延续百余年的社会大众改良实践。但正如梁漱溟先生在《乡村建设理论》中所强调：“乡村建设，实非建设乡村，而意在整个中国社会之建设。”其自然不限于技术层面的革新或单一问题的回应，也不只是一村一镇的个案实践与微观做法，而是对数千年中华文明之社会参与的历史传承与创新发扬。

如果说鸦片战争后洋务派所推动的“自强运动”，体现着被压迫民族的自尊与憧憬，同时也作为封建统治者及上层精英们的“自救”。然而随着甲午以来“体用说”及其指导下洋务实践的破产，则产生着更为整体性的“西化/现代化”动力——全面激进变革在屈辱与受挫中逐渐成为时代强音。虽然主张各异，却共存着“都市本位、工业优先、从三农提取剩余、巨大成本向乡土转嫁”等特点，上层和精英的“自强”不期然的导致下层和乡土的“自毁”。正如梁漱溟先生所指：“外力之破坏乡村尚属有限，我们感受外面刺激而起反应，自动的破坏乡村，殆十倍之不止……一部中国近百年史，从头到尾就是一部乡村破坏史。”（《乡村建设理论》，1937）。

其具体表现为：乡村经济中的“生产力三要素”多形式外流、乡土社会低成本稳态治理秩序随之解体、“乡/土”成之为问题与必须克服的目标对象；外加资本主义全球化与制度代价向发展中国家弱势群体和资源环境递次转嫁这一宏观国际背景，共同产生着“乡土社会整体性衰败”的普遍效果。从而促使乡村“自毁”之社会基础的进一步形成，遂使得乡村建设内在于因中西碰撞而剧烈变动之近现代进程。

1904年，河北定县翟城村乡绅米春明被聘为定县劝学所学董，开始以翟城村为示范，实施一系列改造地方的举措。他和他的儿子米迪刚等人一起，积极兴办新式教育、制定村规民约、成立自治组织和发展乡村经济。正是这些本地乡绅自发创造的“翟城试验”，直接孕育了随后受到海内外广泛关注、由晏阳初及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所主持的“定县试验”。如果说这个起于传统良绅结合“海归”子弟的地方自治与乡村“自救”实践是在村一级开始萌芽的，那么清末状元实业家张謇先生在其家乡南通则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县一级探索，正是这些二十世纪初叶不同范围内自发的建设性实践，构成了百年乡村建设的萌芽与先声。同时也让我们看到：近现代乡村社会“劣绅化”进程中，“良绅”以建设性实践进行反抗与博弈的事实存在，而其所遭遇的困境张力及随后的整体式微也反证着传统乡土社会结构的进一步改变。

到了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除乡土社会稳态基础的进一步破坏，还伴随着“五四”之后“多元救国论”的兴起与落地。“一战”爆发所出现西化思潮反思的现实基础，“到民间去”、“实验主义”等则纷纷成为时代趋势与社会氛围。

在此脉络背景下，一批名家使乡村建设进入公众视野。其中既包括常被作为乡村建设代表人物而提及的平民教育教育家晏阳初先生、生活教育创立和践行者陶行知先生、以及同时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对西方现代性进行反思与另类探寻的“最后儒家”梁漱溟先生；还包括近年来日益被重视的更多乡村建设实践者，比如：通过地方割据条件下的“和平红利”以完成建设，同时创造出中国第一批现代意义上社会企业的嘉陵江三峡乡村建设开拓者卢作孚先生；在战乱频仍、土匪乱世与地方割据环境下推行农民组织化的早期乡村建设领导人、河南村治学院与宛西自治开创者彭禹廷先生；于1925年提出“大职业教育主义”，主张与一切教育界、职业界联络，由此进一步面向社会并推进农村改进的中国近代职业教育开创者黄炎培先生；1920年毁家兴学，1928年任江苏省立教育学院院长的民众教育家高践四先生；辛亥革命先驱、曾任孙中山大元帅府秘书，旨在分期实现“三民主义”，以革除差役整顿警政、设立民团肃清土劣、清理丁粮改革赋税、破除迷信倡导文明等系列建设实践的福建营前模范村（1928-1933）创办人黄展云先生。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在1927年6月所起草的《全国农协对于农运之新规划》第四节中还专门提出“开始乡村建设事业”（中央档案馆编，1983，《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三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73页）。

此外，教育家黄质夫、王拱璧、周方分别在贵州、河南、湖南等地开展平民教育与乡村建设实践；除农学、教育学和社会学知识分子外，诸如作家孙伏园、戏剧家熊佛西、医学家陈志潜、美学家张竞生等专业人士及来自乡村底层的民间思想家王凤仪（1864-1937）等人都以不同形式参与着广义的乡村建设。据南京国民政府实业部调查，当时全国从事乡村建设工作的团体和机构有600多个，先后设立的各种试验区达1000多处，实际呈现着“群体性”与“多样化”的特点。虽然出发点、学科、经历、政治立场存在着或多或少的差异，但他们都以“救民”为目标而扎根大地，尽管负重潜行却润物无声且生生不息。

而当进入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后，因为西方世界经济危机对中国转嫁和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导致快速工业化城市化的外部环境发生着剧烈变化，而内部环境则随着白银危机的爆发和保甲制的强制推行而导致乡村社会中劣绅当道、兵匪横行，农民负担进一步加重、维持乡村良性治理的社会结构与文化基础同时受到摧毁性破坏。此时的乡村，剩下更多的只是“干柴烈火”，社会改良空间进一步萎缩。

然而，广义的乡村建设却从未停止或消失，只是在不同阶段以不同形式曲折展开。此时的乡村建设，在目标、内容、方式和重点上发生着一定变化。一方面，面对救亡压力，多数乡建实践从“救民”向“救国”转型，并以宣传动员、政治调停、人才培养等方式直接或间接的参与抗战救国。另一方面，抗战大后方的乡村建设和平民教育学者们，开始探索“国统区”的减租减息和合作社建设（详见：2012年11月由重庆市璧山区档案馆意外发现的近400卷晏阳初及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所领导的乡村建设华西实验区（1946—1950）完整档案，其中包括乡建知识分子所领导的国统区土地改革与减租减息实践，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该批档案影印版将由西南师范大学2016年正式出版），中国共产党则在延安和各解放区更为成功地开展包括合作社、经济建设、农业改良、民众文艺、乡村调解等内容的乡村建设（详见：孙晓忠、高明编，2012，《延安乡村建设资料》四卷本，上海大学出版社）。在回归乡土脉络的过程中，乡村革命与乡村建设实际上相互融合与彼此影响。

相对于民国时期第一波乡村建设来说，1949年土地革命对底层社会全面动员，并以此为基础对乡村社会进行全面整体的组织化改造。这虽然让“乡建派”知识分子们的乡村建设行为萎缩，却由于新国家社会广泛参与基础的形成，而使得乡村建设的理念和工作在国家建设背景下，以新的形式被高效、全面的替代与覆盖。比如：全民扫盲、技术推广、赤脚医生、乡村民兵，社队企业、大众文艺、水利建设、互助合作，以及对农民主体地位、妇女解放、尊严劳动等的强调。

到了集体化阶段，由于随之伴生的国家力量全面进入“三农”以获取剩余投入用于工业化和城市化建设，虽然乡村工作再度因城市工业化的优先需求而与乡建初衷背离，即便如此，乡村建设也无声的存在于因千差万别而难以充分集权的广大乡土社会，草根民众为稳定乡村、维护传统仍然做出了艰辛努力。

进入80年代，由于产业资本扩张与全球化进程加快，仅靠推行“大包干”并不能根本解决“三农”发展与基层治理问题。于是在追求工业化和摸着西方石头过现代化大河的过程中，中央政府于1987至1997年自上而下推动了“全国农村改革试验区”（详见：农业部农村改革试验区办公室编，1997，《中国农村改革试验区十年历程》，中国农业出版社）。从内容上看，其与1950年代土地入股的初级社和1960年代恢复小队核算的“三自一包”等两次“体制内改良”几乎雷同；从过程上看，知识分子下乡与地方政府结合的方式，及其在广大农村开展的制度建设与组织建设也一脉相承。其间的复杂关系，正如沟口雄三有别于主流叙述对梁漱溟毛泽东差异之过度强调，而指出他们“虽然在中国是否存在阶级这一革命的根本问题上是相互对立的，但在建立新中国的局面下，却显现出犹如两根稻草被捻成了一根绳子般的协调。”（《另一个“五四”》，1996）

如前所述，乡村建设贯穿于百年中国追求现代化的历史进程，既可能因危机缓解或激进程度突破所能够承受的临界点而转为“隐性”，也可能因现实需求的再度严峻而集中“显化”。当历史进入新的千年，当中国以举世瞩目的“和平发展”而重新成为世界焦点，虽然这与民国时期岌岌可危的没落形象完全相反，但第三波乡村建设改良运动却在世纪之交再次兴起于民间社会，并刻意实践着前辈“启迪民智、开发民力”原则而持续至今。它起于三大资本全面过剩和“三农”问题进入中央决策，兴于新农村建设作为国家战略，转型于城市化加快与全球金融危机代价转移而对乡土社会造成大规模破坏。对比起来，由于中国已更为彻底进入全球化体系，导致更多成本向乡土社会与资源环境转嫁。因此，上层精英、中产群体与下层大众在共同面临的挑战也更为严峻和复杂。

如果说“三农”问题之关键在于“三要素（资金、劳动力、土地）”大规模净流出农村，那么尝试面对且缓解此困境的乡村建设，虽然内容形式多样，如何让纷纷外流的“三要素”及有利于乡村可持续发展的各种资源逆向回流则为实质。为此，乡村建设以试验、培训、研究、推广为方式，不断往返于“现代—传统”、“城—乡”、“政府—民间”、“知识分子—民众”、“理论—实践”之间的广泛地带。在实践中不断进行自我反思与重新认识，进而发掘且创造出更为丰富多样的可能性。

具体说来，当下正在持续进行的第三波乡村建设以“人民生计为本、互助合作为纲、多元文化为根”为基本原则；以城乡一体为新的分析单位与建设对象；以组织创新与制度创新为基本方针；以城乡互助与包容为生态文明背景下的基本方向；以“学生下乡 教育支农”、“农民合作 改善治理”、“农业生态城乡融合”、“工友互助 尊严劳动”、“社会参与文化复兴”等五大工作为基本形式；以促使长期外流的“三要素”及其他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的各种资源回流乡土中国，促使资源环境可持续条件下的民生安全为最终目标。

如果我们继续以这样的整体性视野做观察，是否乡村建设只是发生在中国的个别与例外？乡村建设与全球范围内多样化的另类实践（Alternative）彼此呼应，不管是尝试摆脱殖民主义多重压迫与话语束缚的广大第三世界民众，还是在西方发达国家内部对不可持续发展模式提出质疑和挑战的实践者。实际上都在各自条件与现实空间中，进行着丰富多彩的创新性探索；都是在资本主义全球扩展的霸权格局下，在限制中寻找并创造“新可能性”的努力。由此共同构成了乡村建设的世界性光谱与全球性视野。虽然其对地方化与本土性的强调使其经常淹没于国家与全球脉络主导下的大叙述中，但其对草根弱势群体、生态环境、多元文化和第三世界来说，却具有独特的启示意义。

中国乡村建设贯穿于现代化进程之始终，其根植乡土大地，却不拘泥于现实田园；始发于乡愁乡恋，却在贴地潜行中不断提高改变自我的自觉性。一方面，在危机状况下积极回应着城乡二元结构这一基本体制矛盾下不同形式的“三农”问题；另一方面，这种建设性改良延续着大众广泛参与的民间社会史，同时基于对“老中国”的再认识，对平民、知识、知识分子及中国在现代世界体系处境进行着动态的发现与自觉。

若摈弃“好人好事”与“成王败寇”的简单化评价，则可认识到：所谓百年乡建，乃是这个原住民人口大国的“三农”因外部环境的变化和“激进”现代化追求而被迫承接多重代价，勇于担当的知识分子、农民和各种社会积极力量结合起来，尝试在外部环境与资源约束下，寻找非西方中心主义掌控之主流现代化发展模式的持续努力，以及由此而与各种困难和限制互动的过程。

本文为2014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作为国家综合安全基础的乡村治理结构与机制研究”（项目编号14ZDA064）和西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学院“中国乡村建设史述要”系列研究的阶段性成果，特别感谢温铁军、何慧丽、董筱丹、黄志友、杜洁等师友的修改建议。

潘家恩，重庆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讲师、硕士生导师；西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学院特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