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语：
诚如董其昌在《画旨》中所言：“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胸中脱去尘浊，自然丘壑内营”。“在乡村发现中国”跨学科调研组（2019）至三省市八地区，活动形式活泼，内容不拘一格，理性与感性交融，文白合一，逻辑分明，条理有序。学者们在聆听和思索“一方水土一方人”在当代中国的史诗式叙述的同时，梳理了以上地区的乡建历史、乡村外部主体与地方社会、海归视角下的乡建、“风花雪月”的生活理想、青年返乡奔跑的独特风景及还种于民的活力驱动等内容。以调研报告的形式讲好乡土中国的发展故事，形成乡村振兴的模式探索和记录，推进学者、学问、学术论文间的融合互动。记录着乡村发展和乡建历史的衍化逻辑。他们的行知路既是学术论文写作内容的革新，更是传统期刊论文形式的创新，也是《山西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出版内容多元化的换血式开篇。在此，不再赘述论文内容，详情待您细赏。
还种于民的乡土实践
方 平
（广西民族大学 商学院，广西 南宁 530006）
万分荣幸，在2019年的盛夏，笔者能与许多良师益友一道，参与“在乡村发现中国”的主题调研。在丰富的行程中，逐渐理解了主题包含的两层含义：其一，研究的起点在乡村，其二，研究的目标是更深层次地理解中国。
中国的乡村，孕育了重要的发展和变革动能。其丰富多元的经验素材，得到本土化研究学者一以贯之的青睐。最受关注的，莫过于许许多多由现代化进程引发的回响。乡村的回响总是掷地有声，以至于即便是在乡村完成的讨论，它的视野与关怀，也能跨越乡村本身，进一步照射出中国复杂、多元且充满可能性的现实。
事实上，发现中国的核心问题意识，是如何去理解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能逐步走向复兴的内在逻辑。而乡村的生产生活实践，如何回应市场深化，并与之互动和共生，则成为了理解这个逻辑中的重心之一。
经过在西南地区13天的田野观察，以及之前超过10年的食物研究实践积累，笔者得出的初步认识是，中国正在经历一场双重嵌入的转型。借助波兰尼的理论框架，双重嵌入可以被理解为一个由市场对社会和自然的双重脱嵌，引发社会和自然两方面的双重回嵌的过程。在下文的叙述中，笔者将借助在丽江对种子网络负责人的访谈，以及随后在广西开展的跟踪调研，透过这场还种于民的乡土实践运动，展开对双重嵌入转型的思考。
(一)双重脱嵌：中国种业的市场深化
我们希望，借助对种子的理解，恰如种子本身，从乡村的泥土中发芽，逐渐成长，为发现中国提供重要启示。若中国人的饭碗必须牢牢端在自己手里，那么，中国的种子必须得到更清晰的定位。
农民种子网络(下文简称种子网络)正是在这一背景下诞生的。它成立于2013年，是由中国科学院、中国农科院和广西农科院共同支持和推进的非政府组织。此次调研，我们有幸访谈到了种子网络的核心成员李管奇老师。
中国种业的市场深化是我们非常感兴趣的话题。70年来，新中国种子产业的发展，随着市场的兴起及深化，大致经历了四个历史阶段。
第一阶段，发生在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的种业处在扎根于当地资源发展的阶段。在社会主义改造初期，科学家两脚插在泥土里，全心全意为农民和农业生产服务。他们将当地的种子资源收集之后，形成了农业物种资源库的雏形，在此基础上，推动相关的育种研究。
在研究者与农户的互动过程中，市场的力量几乎不存在。国家通过对社会资源的动员和组织，将基层的生产一线人员和科研一线人员紧密连接起来。从种子收集到品种选育，直至为以后的杂交种业发展作贡献，很多的研究基于土办法，过程异常艰辛。
第二阶段，发生在改革开放初期。市场兴起带来了明显的改变。在1978年之前，中国的种业市场以自主技术为主。随着种业企业的逐渐成熟和市场开发，育种技术逐步实现与国际的接轨，先进的技术伴随着工业化农业的话语，以绿色革命为旗号，进军中国。公共育种体系对于农户实践和在地知识的依赖性开始减弱。
第三阶段，以2001年入世为标志。中国的种业向世界敞开大门，市场化推进如火如荼。主流的种业发展还是以技术和市场主导为主。市场深化带来的场景是，中国人餐桌上的食物不断丰富，但食物的品类数量和安全质量，以及背后的农业自然环境可持续性却在大幅降低。在老品种迅速消失的同时，众多的小农户在育种体系的话语权，基本被市场的洪流淹没，最直接的表现就是农民无法留种。农户和消费者，作为食物生产和交换的最基本参与者，却失去了对食物和种子的选择权。该趋势迅速演变为一系列令人震惊的食品安全事件，并在一场全国性的转基因食物大讨论中达到高潮。
第四阶段，在2016年以后，国家通过新的《种子法》修正案；同年，由企业主导的品种审定数量，首次超过了公共科研机构的品种审定数量。这标志着中国种业市场深化开始出现质变，其引起的自然和社会双重脱嵌，进入了新的阶段。
市场全权主导的育种研发方式，与之前的公共科研体系截然不同。它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正在美国、加拿大、巴西、澳大利亚等地区出现的系统性危机。当种子市场被少数公司霸占之后，食物的控制权掌握在跨国资本手里。他们所倡导的工业化农业模式，能够阻断农户、土地以及乡村社区之间，在物种多样性、生产生活技能和历史情感上的关联；甚至瓦解农户的传统知识和村庄的文化认同系统；进而，市场深化背后的主导力量——跨国资本——得以构建起以市场脱嵌于自然和社会为核心特征的食物帝国。
(二)双重回嵌：参与式育种的实践历程
种子网络强调还种于民，其本质是将已经被深度市场化的育种过程，重新回嵌于自然规律和社会法则之中。以参与式育种和种子银行为主要方式，农民种子网络在中国多地的乡村，已经取得了突破性成果。在中外专家的指导下，广西上古拉、云南石头城、青海民和等18个村庄的村民，重新拾回原有的生产知识，开始了以老品种保育和在地品种研发为重要目标的社会实验。
以参与式育种为例，我们试图还原种子网络的实践历程。在育种实验的第一年，科学家先在育种基地向农户发放种子，农户回到村庄，进行小规模试种。第二年，规模扩大，更多农民可以在观摩第一年实验效果的基础上，参与到品种选育的过程之中；农户对品种的高度、抗病性、生长周期等核心指标进行评分，根据实际需求，确定应保育的品种。第三年，更多的种子被评分，据此确定适合当地的优良品种，期间，越来越适合当地需求的种子品种被选出来，越来越多的种子数量被收集，存入种子银行。第四年，育种成果多数会被农户接受，同时，新品种会再回到育种基地继续培育；其他区域的农户，来到当地的种子银行，互通有无，进而推进其他区域的品种选育工作。
参与式育种的核心理念是还种于民，它实际上改变了品种审定与农户接纳的关系。与传统市场化的育种相比，体现出三个具体不同点：第一，育种进程由农民和育种专家共同决定。这个进程，通过构建土地、物种、环境、村民、科学家、社区工作者之间的交流，直至组织农户与其他村庄的农户互动，重新塑造育种过程与自然和社会的可持续关系。第二，具体的育种过程从实验室移到了田间。科学家和农户之间的直接沟通，降低了农户参与门槛，同时，农户借助政府和科学家的话语，以及种子网络等非政府组织所提供的实际帮助，提升对种子选育、农业生产、当地生态环境，乃至村庄经济社会发展的话语权。第三，实际生产的品种体现了在地化原则。选育的品种可以适应当地的具体环境，并符合当地人对于食物的传统需求取向。虽然种子种植适用的范围仅限于本地，若超过相应的区域，其生长性状会发生比较大的改变。但这恰恰说明了物种在地化的价值，而且在不同区域之间，种子具体选育的过程，可以相互借鉴和复制。
图2 调研团队在更丹屯与三叉村代表黄英莲以及外国专家座谈
在与农户的对谈中，笔者能够看到，大家对于参与式育种的热情发自内心。很多农户对于重现老品种的多样价值，具有深刻的认同感。从农户们认真的笔记，互动之间的言语音调，以及脸上自信和喜悦的表情，能够清晰地体会到这种认同感。
例如，在种植稻米时，农户通常只将自家留的种子作为晚稻种子，进行种植。这是因为，晚稻的种植时间更长，口感更饱满；而且，选择当地的老品种，往往意味着口感更独特。事实上，农户对味觉的强调，凸显了他们对于当地稻米品种的深层次心理体验和情感寄托。对成长环境的依恋，对淳朴乡风的传承，对传统农耕系统和村落文化的自豪感，以及由此形成的更复杂、更深刻的故乡归属情结，就是农户寄予老品种身上的那份对美好乡土生活的向往。需要注意的是，以上对种子的需求，与市场所主导的需求，并非同属一个行动逻辑。或者说，主流的经济理性和市场需求效用理论，很难对此进行完整的理解。
反复体会农户与种子重新建立的联系，最重要的发现，是他们行动所引发的改变，承载了自然对于市场的回嵌，以及社会对于市场的回嵌。还种于民，让种子的多重属性开始回归，并形成多元价值，被参与其中的农业生产者所认同。
具体的表现形式也非常丰富。农户在科学家的指导下，开始系统性地拒绝工业化农业的生产方式，选择有机的种植和养殖模式，这对于恢复当地的农业生产环境，具有标志性意义。同时，人与土地之间的关系更为紧密，人与土地、社会之间的裂痕，被种子重新缝合，促使有价值的社区认同感开始回归。农户与农户之间重新建立起信任，并开始长期合作。对于很多农户来说，这种同时叠加了熟人关系和契约关系的合作模式，是非常可贵的体验。
换个角度看，参与式育种对种子市场的核心利益，以及占据主导的权力主体而言，是一次颠覆式的冲击。在市场主导下，种子身上所有的多元价值，包括它原先所蕴含着的文化、地理、自然、社区教育，以及可持续发展的种种丰富内涵，被货币收入最大化的行动逻辑所剥离，唯一剩下的只是逐利。只有符合逐利目标的品种，才有资格占据更大的市场份额和科研资源。
种子市场常常以无限市场的方式出现，权力中心所能汲取的利益网络，可以漫无边际地生长。而生产者和消费者则互不相识。他们在食物的生产和消费过程当中，无需为种子本身的命运负责，也就无需为种子依附的自然环境负责，更无需为种子所承载的食品安全负责。而在种子网络的实践中，跨国种子公司的利益被重新归还农户。这个局面已经改变了利益蛋糕的分配格局，很多大型跨国公司和对应的科学家利益集团，当然不愿意看到这些改变。
但参与式育种的内在价值其实更深入人心。种子网络通过一步步地分点推进，让科学家能扎实地开展工作，并选择让农户自己认同自己的互动方式，鼓励所有利益相关的主体，都参与到育种进程，展开自己对当地种子和土地的关联的重构，在反复的摸索中，深化对种子和家乡的关联。而农户在这个过程当中，反过来又能够形成新的社会知识，在种子网络的帮助之下，产生基于在地知识和文化背景的科学话语体系。
构建这种另类科学话语体系是极其难得的，毕竟它要对话的对象，是跨国资本所主导的食物帝国。但这种改变，的确同时发生在欧洲和全球其他地区。在荷兰瓦赫宁根大学的研究，以及拉丁美洲多国参与的食物主权运动中都有所体现。替代性的尝试，在全球现代化进程中相互印证。换句话说，种子网络的实践，再次验证这种具有双重嵌入的社会运动，正在为理解中国的现代化转型提供新的认识视角。
(三)双重嵌入：还种于民与中国乡村的巨大活力
种子网络的尝试，形成了认识中国所必需的实践感，也促成了种子繁育过程的自然生态和社会关系回嵌，为我们清晰地勾勒出一条还种于民的双重嵌入路径。在种子生产和交换的场域之中，真实地还原了食物、自然环境与社会成员之间的深刻连接。它不仅仅是源于市场的逐利原则，同样也要涉及到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最基本关系。
同时，种子网络的实践具有可推广的价值。它们选择的试验点，往往已经有自发的农户组织。在参与式育种实践的激励下，能够实现有效的组织扩张，并进一步稳定其内在组织架构，促进农户自我组织能力提升，进而有效收集和梳理传统生态文化知识和人文技艺，继承和发展传统农业系统的深层次智慧和价值。在市场深化的时代背景下，这种组织形态，能提供一种替代性的发展理念和模式。
这个模式的生成，也恰是中国乡村所蕴含的复杂性和多元性的体现。在现代化进程当中，中国的乡村承载了太多有积极意义的可能性。农户的可持续生产实践，及其对自然法则和社会规律的回嵌，在市场深化的进程中，相互影响，相互融合，从而绘制出一幅多元而多彩的图景，体现了双重嵌入的转型进程。而复杂性和多元性所蕴藏的可能性，迸发出巨大的生机与活力，这也许正是双重嵌入的转型动力来源。
本文转自微信公众号“乡村发展研究”
原文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vam0L3n7hbgPfXkPo4WCI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