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三农问题”普遍存在于发展中国家,中国的“三农问题”则是伴随1990年代激进现代化改革的重要挑战，进入新世纪被党和国家高度重视，自2001年以来的“当代新乡村建设”，即为缓解“三农”困境的多种尝试之一。
过去二十年来，秉承“维护民生、促进联合、提倡多元”的生态文明理念，这个以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为先导的、社会各个阶层自觉参与的、与基层农民及乡土文化结合的实践性的社会改良试验，已经在中华大地遍地开花，硕果累累。
从新农村建设、记住乡愁到乡村振兴，从食品安全、文化安全、生态环境安全到国家安全，二十年来，乡建人的时代担当从没有停息；从乡村建设、城乡互助到国际交流，从社会公益到社会企业，从人才培养、农民合作、工友服务、生态农业（CSA）、乡土文化复兴、乡村建设研究到乡村综合发展，二十年来，乡建人的社会探索从没有止步。
为了记录新时代乡建历史，铭记这大地上的行动故事，传播乡建精神与经验，服务国家乡村振兴战略，近期我们将陆续推出新时代乡建二十年（2001-2020）系列专题文章，欢迎关注、参与！
大家好，我向大家汇报一下我们在乡建的实践过程中间理论联系实际所形成的理论创新。这也跟我进入六十岁以后到七十岁之间不断的带领团队一起开展各种课题研究所形成的这些创新性成果的归纳总结有关。
我想把它归纳为五个方面的观点。同时在这五个方面开展研究，任何事情都不可能是全的。但是，希望大家注意在我说观点之前先说一下我们团队的研究风格。我们一直是坚持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传承，努力把这种文化精华贯穿到我们的行动和研究之中。
首先是什么？中国人传统的思考不是一种和近代自然科学那么直接相关的、条分缕析的、解构的非常清楚的这样的研究。我们比较倾向于还是应该先有一个大的、总体性的认识。这其实就跟我们现在所强调的生态文明这个战略转型有关——当我们在21世纪遭遇到越来越多的工业化和资本化所带来的危机的时候，中国开始转向生态文明，这是一个方向性的转折。
大家也都知道生态资源所包含的其实是非常丰富的，它是一个极端多样化的资源体系，而这些资源都是铰接在一起，是很难被拆分的。现在中国的国家领导人强调的“两山思想”，强调的山水田林湖草综合系统开发，本身就是有针对性的。因为，如果这个生态资源是把山和水切开了进入市场那它就都没有活力了；把林草切开了也不行。生态资源一定是结构化的扭结在一起的，所以我们才把它叫做结构性粘连。生态资源本身是很难被市场清晰的切开交易的，只有整体的存在才是生态。人类社会在进入工业化的时代的时候，是把生态资源直接变成了生产力要素。比如工业化和城市化要用地，那土地就是土地要素，为了得到这个土地就去烧荒。现在大家也都知道全球生态危机。像亚马逊森林每年减少多少，很多是人为破坏，因为要烧荒，传统发展方式就要平面资源，对土地上长的树木、草、动物等等都被当成无价值的东西放弃了。但那些资源确实是有很大的价值，而且很丰富多样性资源的可持续与人类社会高度相关。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就得首先看生态文明要求我们自己在思想意识上要更新，正好和这些年乡建所强调的一些基本理念是相关的。我们多年强调的就是大象无形、大音希声。如果你非要去表述一个象，而且是在一个没有系统认识情况下去表达，当然就是盲人摸象，摸到腿就说是柱子，摸到肚皮就说是一堵墙。所以我们现在所强调的大象无形，不是指的elephant，不是那个作为具体动物的大象，而指的是大的客观世界。与中国生态文明战略转型结合的表述是山水田林湖草，也是一个很难被解构成条分缕析的话语的客观事物。
所以我们说大象无形，越是发动广大的人们来参与到这样一个多元化社会结构的活动之中的时候，其实就越显得无声无息。这就是最近这些年很多海外的朋友过来，只要他进入农村就发现到处都是搞乡建的。就说你们怎么回事？好像到处都是乡建，乡建怎么回事？我们就是这样，什么都没有，你找谁是乡建，谁都是；但你要找到一个总部办公室，找到一个牵头人，却哪都找不着，大家都在做，尽管动作很大，但是没有多大的声音，你在哪儿都听不见，但走哪儿都能碰得见……
所以我们把道家的思想“大象无形”，“大音希声”这类哲学表述放在这儿。你会发现其实这个社会本身就是这样一种状态，他和人身处于自然多样性的生态化之中的那个感觉是一样的。假如你坚持生态化，坚持人应该跟自然生态紧密结合，人类社会的多样性跟自然生态多样性应该是一致的。当你坚持这样做的时候就自然发现是在“立于中道”。这个中道是什么？就是大道中庸——没必要非得去判别谁是谁非、谁对谁错，人们的行为总之有一定的理性在支撑着，尽管他可能有些表现是非理性的。但总体上来说，只要你是多样性的存在，它都有它一定道理。所以存在的就是合理的。
当你相对地承认人们各种各样的理性存在的方式的时候，也就立于中道了；当达到立于中道的时候，那就叫做“中道而立，臂非加长也，而从之者众”。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乡建有这么多人参与。也就是乡建没有必要像西方的冷战意识形态所形成的人文社会科学等一套包装体系那样去非得强加一个政治正确。这么多年来也有些朋友质疑：老温你怎么从来不说个对错好坏？我说这是习惯，我老是笑眯眯的看待一切，因为没必要非黑即白。
于是，我们把这些年的研究的指导思想用中国传统文明中比较具有辩证色彩的、也比较具有自然主义的老子思想，当然也是和孔子思想结合的，其实跟佛家的思想也是结合的；其实是儒、道、释三者不分的。乡建研究没必要非得采用那种西方社会科学条分缕析的做法，更没必要从意识形态角度来做研究。
现在回过头来看我们所形成的观点：
第一个观点，就是历史地看待中华民族的文明传承。我们之所以说它已经是万年文明了，在于这个文明传承不是人为的。世界范围内的文明的延续都不是简单的人为的，既不是什么人种的先进，也不是什么其它的精神因素；而是一个外部的环境差异，亦即形成文明的那个条件的不同，而导致人类文明的差异。所以我们说，没有对错，没有先进落后。人类文明多样性的存在自有它的合理性。就是它的合理因素是内在的。比如，很多人讲非洲人的部落制度是落后的，他们生存的方式好像很原始。但这种原始生存方式自有他维持生存内在的合理性。文明的差异本来就应该是客观的现象，为什么一定要说谁先进谁落后呢？这是资本主义时代强加给人类文明差异的一种主观判断。所以我们得去掉这种价值观来看人类文明，主要是随着气候周期变化而派生的适应性演化。而气候周期变化又是被气候带所分开的。对吧？在不同的气候带的覆盖之下，就有因气候周期性变化而形成不同的客观条件。而这个气候带又直接影响浅表地理资源。人类社会在早期从原始蒙昧进入到农业和狩猎文明的时候，是依赖于浅表地理资源的。所以，这个气候周期变化和气候带覆盖之下的浅表地理资源的变化，导致了人类文明的差异性。
如果我们一定要讲世界观的话，我们乡建研究者的世界观应该是更为贴近客观的历史演进的。从这个角度来说，人类进入被殖民化所决定的意识形态，其实是西方中心主义认定西方的这个演化过程是先进的、有普适性的。把这个西方中心主义如果抛得开的话，可说无论是东西方文明，无论是南方北方国家，无论是各种各样的生存方式本身就是不同文化，那当然具有文化多样性的合理内因。
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首先是觉得通过乡建推进人和自然之间的紧密的结合，可以形成一个完全不再用殖民化以来的世界观来看待这个世界的新的生态化世界观和价值观。
我记得早期刘健芝老师带我们去做国际比较研究的时候，我做的演讲上来就先说 beyond cosmology，就是要超越这个世界观,不要先入为主的形成价值判断，那个时候还是比较朦胧的。但是，这套东西现在变成了我们一个重要的观点。
接下来从近代的人类社会变化来看我们形成的研究观点。
过去发展中国家的很多人、包括我们国内的很多人，来不来就说制度不好，这是制度决定论。但我们因为有了比较宏观、历史内涵的世界观了，那我们来研究制度问题就提出“制度派生论”。
假如说我们第一个观点叫人类文明差异派生论，派生于资源环境条件的变化；那我们接下来说制度也是派生的，派生于在一定的资源约束条件下不同的人类文化。
因为，资源禀赋是既定的。大多数殖民化以后形成的后发国家都很难再改变他们的资源禀赋条件。在这种资源禀赋既定条件之下，制度派生于要素结构的变化，或说是要素结构变化形成了这套制度，并且是决定着后续制度演变的路径依赖，就是说制度演变的路径依赖于前期的制度结构。
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就不是制度决定论，而是制度派生论。所以我们的第二个观点其实也形成了一个理论框架。
第三个观点，发展中国家现在面临的很大挑战是他们在承接着全球化的制度成本转嫁。
我们进一步把这个理论和沃勒斯坦，萨米尔·阿明，以及阿瑞基的理论结合在一起，就会发现世界其实是一个依核心国家-半核心半边缘国家-边缘国家的递次运作的成本转嫁。
为什么发达国家发达？为什么欠发达国家这么多的灾难？其实主要是前者的成本是对后者转嫁的。
这和我们第二个观点相关。因为我们第二个观点讲到，任何制度变迁。都是原有制度框架内占有着收益并且甩掉成本的那个主导利益集团推动的，其目的是为了更多占有收益更多甩掉成本。因此而推进的制度安排若能够成功地甩掉成本，就叫做诱致性变迁；当它不能成功甩掉成本、强迫人家接受成本的时候，那就叫做强制性的制度变迁。拿这个东西解释全球化就会发现：全球化就是核心国家——当然今天就是以美国为主——向边缘-半边缘-边缘第次转嫁它的成本的制度体系。当边缘国家也无法承载不断转嫁而来的成本的时候，这个成本就转嫁给了自然，就造成了环境的破坏、气候的变暖……以及今天人类所面临的一切严重挑战！这种全球化体系其实是要最终走向毁灭的。所以，如果不能转向以多样性为内涵的生态文明，那这个成本第次转嫁就是规律。
我们的第四个观点说的是，发展中国家之所以是发展中国家，之所以现在很难改出这种好像是被给定的命运，无论怎么挣扎都很难跳出发展陷阱的原因，在于主权外部性。
当发展中国家建立他们的政权的时候，大部分都是在跟殖民地宗主国谈判来获取国家主权的。这个过程中，形成他们的政治主权的谈判就是交易。那他们让渡的是经济资源主权，甚至是作为国家必须掌控的核心经济主权，比如金融财政。当他把这些经济主权让渡的时候，尽管得到了政治主权，但那是名义上的。政治领袖自己向社会上所做的任何承诺，都因为没有经济资源自主开发的收益而不可能做得到。所以在发展中国家，在他们被主权外部性给定的命运的挣扎之中，往往摆脱不了经济收益难以用于支付本国社会发展这样的命运。
所以说，整个20世纪虽然短暂 虽然没有完成的革命化已经过去，但我们今天看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跳不出发展陷阱的主要原因，是他们没法改变主权外部性问题。
也就是说反殖民化的革命没有完成，主权外部性仍然在发挥作用。我们的第五个重要观点是，如果这些发展中国家过快的推进了城市化，如果没有乡村了，而乡村恰恰是作为传统社会最能够发挥内部性作用的原住民聚落。所以我们把乡土社会的内部化处置外部性问题，当作一个机制来强调。
这些道理其实很简单。但因为国内现在所学的理论大部分是以美国为主的理论体系，排斥了很多其他的理论。比如当我们说到农户理性的时候，大家联想到的是美国芝加哥大学的舒尔茨的理性小农理论。当然，他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但看他的理论很直白地具有时代性，就是小农经济是符合资本主义要求的市场主体，这是个意识形态表达。在他之前讲农户理性往往是恰亚诺夫那个生存小农的理论，认为农户家庭因为不能开除成员而使得家庭内部分工是天然合理的，产生的收益在家庭内部的分配也是天然合理的。所以说小农经济是有家庭的理性的。这个农户理性的表现就是能够因家庭分工合理派生收益分配合理，进而能够把外部性风险内部化处置。
我们进一步把它提炼成村社也同样是有内部化机制的。因为大家共同聚居在一个村落里，这个村落的财产边界是地缘边界，因此村落同样不能开除家庭，就像家庭不能开除成员一样。因此，村社一定有共同的事务要靠共同的努力来完成，也能够把外部性问题内部化处置。比如中国乡镇企业的发展，中国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等等。这些都可以用村社组织的内部化机制来解释。
同理，当我们都面对全球化挑战的时候，大家发现那些城市化越高的发展中国家遭的罪越大。甚至是国家破产很难再爬起来。而像这种拥有大量的农村地区、并且农村人口占比仍然很高的国家，比如中国、印度这些即使遭遇到严重的危机打击，也仍然能够度过这个危机的灾难，在很大程度上在于乡土社会是一个能够内部化处置外部性风险的这样的一个社会载体。
因此，今天我们重新回过头来看城乡二元结构，应该认为过于激进的强调把农村转化成城市，过于激进的强调加快城市化，对发展中国家未必那么积极、那么有意义；相反，维持一定的乡村社会的发展，特别是像中国大陆这样面对全球化挑战的时候加强乡村的投入，形成乡村的稳态结构，也许恰恰是能够维持长期可持续的一个重要的基础条件。
以上这五个观点也是我们在最近10年的研究之中逐渐形成的。谢谢大家！
本文转自微信公众号“国仁乡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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