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领导、五个阶段
（一）农民组织化为主，发动农民闹革命，夺取政权阶段（1921～1949）
这一阶段，党的工作路线经过多次曲折反复，最终确立为农村包围城市，发动占人口最大多数的农民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路线。
动员农民参与革命，就要抓住农民的最根本诉求——土地。从建党初期在闽西、瑞金、大别山等苏区开展的各种形式的“减租减息”，到“打土豪分田地”等一系列土地革命和斗争策略，在人们通常认为的“善分不善合”或马克思所言的“一袋子马铃薯”基础上，通过知恩图报、情景动员、革命话语建构等，党探索了汲取社会资源、动员社会力量开展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的各种方法。党在征粮派款、投工投劳、征兵征夫等多项基层工作上，积累了丰富经验。虽然部分时期和部分地区存在“过度动员”问题，但很快被纠偏，进而形塑了后来党领导中国革命的各种做法。在此基础上，看似一盘散沙的农村社会，在党的基层工作深入有力地推动下，成功组织了农民，凝聚了信任，夺取了革命政权。这一阶段，以农民工作为核心，组织发动农民，是党的主要工作手段。数千年来，中国农民一直处于晏阳初先生总结的“愚穷弱私”境地，没有宏大的历史观和世界视野。若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以及其历史担当，则没有办法将一盘散沙的农民动员和组织起来。按照经典的马克思主义革命逻辑，农民不可能成为革命的主体，“因为无论从藐视农民而瞩目于无产阶级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来说，还是就人们关于中国农民心胸狭窄、家族观念和家乡观念严重、自私自利、蒙昧迷信的一般观念而言”，农民害怕革命、不敢革命，或者说“不是造成革命的材料”。然而事实上，中国农民恰恰参加了革命运动，于是，中外理论家们都感到特别惊奇：“中国革命的结果都太出人意料了。”这有赖于党在农村十分深入的基层工作，在政治、经济、社会、军事等各方面将农民组织起来，使得农民从一盘散沙或“一袋子马铃薯”境地走出来，激发了其主体性，发挥了农民作为占有绝大多数人口的阶级的主导性作用。
（二）农业组织化为主，促进农业发展，推动农业生产力发展和生产关系变革阶段（1949～1978）
在第二阶段，党的工作重心由组织农民闹革命，转向提高农业生产力。
实际上，从1931年瑞金中央苏区政府成立时起，发展农业就成为保障供应的首要工作。在这块党治国理政的最初的试验田里，已经开始了“打土豪”“分田地”“斗地主”“减租减息”等尝试，以巩固苏维埃政权。从长征时期到延安时期，从大生产运动到树立南泥湾模范，更显出农业生产在稳住根据地、养军备战方面的重要性。然而，无论如何，这时的农业生产必须服从支援战争、夺取政权的需要，因而并未处在党工作的首要地位。
1949年全国陆续解放以后，在“一化三改”这一过渡时期总路线和总任务取得显著成效的基础上，农业组织化成为党在“三农”工作中的核心，从互助组到人民公社体制的建立，国家为完成工业化目标而动员农业资源，农业被组织起来。
人民公社组织的“一大二公”“政社合一”，在大跃进时期又被总结为“一大二公三化”，即组织规模大；财产公有；生产和生活方式实行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这些明显的战争动员机制，有时被称为“战时共产主义”。
然而，数十年对农业实施战争动员机制，其效果和后果可想而知。一方面，长时间地汲取农业资源，农业为支援国家工业化提供了粮食、原材料、劳动力、资金、外汇等；另一方面，农村温饱问题长期无法解决，以至于不得不重新进行生产关系的方向性变革。
（三）农村改革为主，向农民和农业陆续放权，推动农业生产力发展和生产关系变革阶段（1978～2005）
在第三阶段，农业和农民的去组织化是主旋律。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标志，将农业生产的自主权逐步还给农民；以宣布人民公社体制解体，确立统分结合双层经营的农村基本经济制度为标志，将农业组织化权利还给村社；以实行村民直选为标志，将农村治理权利逐步还给农民。
这一时期，党和国家放权改革之后，工作重心转移到以地方工业化和城镇化为主要内容的经济建设上来，对农村的放权改革正向效应持续了不到十年，各种抽取农业农村资源的负向效应显现出来，使得“三农”问题显化，数以亿计的农民工“用脚投票”，背井离乡外出打工，成为城乡间、工农间不平衡的突出体现。
进入21世纪以来，“三农”作为综合性问题，也在被强调为全党工作、全国工作、全部工作的“重中之重”后，从2004年起成为中央文件的主题。
此阶段的放权，也被周飞舟等研究者形容为由“汲取型政权”到“悬浮型政权”的转型，政权悬浮而不下沉，使得计划生育、农业税费、“三提五统”等国家和地方建设目标被持续贯彻；而只抽取不给予，多抽取少给予的作法，不断导致基层干部污名化，基层工作难以开展，干群矛盾日渐突出。
“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成为对这一阶段“三农”问题的典型表达。
（四）农村综合建设为主，党领导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夯实解决“三农”问题基础阶段（2005～2017）
虽然“三农”问题数次被强调为“重中之重”，并且自2002年开始，党中央以“多予、少取、放活”为其“三农”指导思想，但真正标志着农村综合问题开始得到解决的，是以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反哺农村“两个反哺”为方针的新农村建设。
2005年提出的新农村建设以“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为基本要求，真正开始了对农业、农村、农民由汲取到给予的综合尝试。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的出台为标志，使农业再组织化，并实现农业现代化，成为新农村建设的关键内容。水路电网气等各类“村村通”工程，使得城乡间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走向均等化，带来了真正的山乡巨变。
经测算，截至2017年底，对农村约2万亿元的各类公共设施和公共服务的投资建设，至少带来200万亿元的乡村资产价值增值，可谓“一本百利”。
同时期，党政力量由“悬浮”状态，重新开始有所下沉。这为乡村振兴打下了良好基础。
（五）农业与农村现代化建设为主，开展乡村振兴和乡村建设行动，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阶段（2017年至今）
2017年，党的十九大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并提出“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二十个字的总要求，此要求相互联系地涵盖了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所有主导层面，巩固和提升了新农村建设成果。
在这一阶段，党重新确立了对“三农”工作的全面领导，党建引领，重心下沉。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伊始，就确立了五级党委书记抓乡村振兴的组织安排。以此为基础，党逐渐在农村探索完善十九届四中全会所倡导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体系。
在党委领导基础上，强调民主协商；在法治保障基础上，强调科技支撑。同时，明确提出“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为最终目标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
这使得过去以监督管理为主的体制，逐步转换为现代农村社会治理体制，在农村培育各种服务性和公益性的社会组织，促进了农村党建引领与社会调节、村民自治良性互动。
百年乡村建设和乡村振兴实践，使中国得以在2021年2月宣布打赢脱贫攻坚战，同年7月宣布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完成第一个百年目标的基础上，“扶上马送一程”，我们要继续推动乡村振兴，实施乡村建设行动，推动农业与农村的现代化。
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持续解决，将成为到新中国成立100周年时，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梦想能够如期实现的有力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