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乡建 - 研究 - 建设 - 乡村建设研究

2022 - 11 - 10

作者：林万龙纪晓凯作者单位：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原文刊发：《中国农村经济》2022年第8期共同富裕既是人民群众长久以来的共同期盼，也是历代中国共产党人孜孜以求并不懈奋斗的目标。习近平指出，促进共同富裕，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实现农民农村共同富裕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必要条件和应有之义。2020年底，中国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历史性地消除了绝对贫困问题，如期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为追求共同富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从摆脱绝对贫困走向农民农村共同富裕，不仅需要牢固树立底线思维和红线意识，还需要准确把握实现农民农村共同富裕途中的主要挑战和核心任务，探索相应的政策体系和路径安排。一、巩固脱贫成果、防止规模性返贫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底线要求从笔者所在课题组开展的实地调查情况看，脱贫县中农户之间的收入差异很大。2021年，调研县脱贫户20%最低收入组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仅为6217元，分别相当于脱贫户20%最高收入组（28299元）和受访县所有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6079元）的21.97%和38.67%。脱贫户5%最低收入组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更是仅为3408元，甚至低于当年的收入贫困标准。从收入结构看，不同收入组别农户对转移性收入的依赖程度差异很大。如果没有政策性补贴等转移性收入，高收入脱贫户的人均收入水平仍可达到全国农村居民平均收入水平，不会返贫；但处于最低收入水平的脱贫户极有可能返贫。这也意味着，在巩固脱贫成果过程中，原有针对建档立卡贫困户的帮扶政策体系在过渡期内要实现合理把握调整节奏和力度，必须遵循“双渐并重、动态调整”的原则。一方面，对于稳定脱贫户的特惠帮扶政策应逐步退出，即“渐退”。对于收入水平较高、可持续发展能力较强的脱贫稳定户而言，特惠帮扶政策应尽快退出，以体现政策公平性；对于收入水平较低、贫困脆...

2022 - 11 - 10

仇童伟、罗必良：流转“差序格局”撕裂与农地“非粮化”：基于全国29省调查的证据

文章来源作者：仇童伟（华南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罗必良（华南农业大学国家农业制度与发展研究院）文章刊发：《管理世界》2022年第9期文章主要内容摘要：农地流转是否会导致农地种植“非粮化”在学界存在普遍争议，但已有研究缺乏弥合“趋粮化”与“非粮化”争论的努力。本文通过农地流转“差序格局”概念区分了农地交易对象，并利用2015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中的29省农户调查数据，实证分析了农地交易对象对农地种植类型的影响，以及农地租金在其中起到的作用。结果表明，与亲友和本村农户相比，将农地流转给外村农户或经济组织更可能造成“非粮化”生产。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农地租金具有明显的“差序格局”特征。与此同时，农地租金表征了不同对象间流转交易的市场化程度，并对“非粮化”生产具有直接影响。一旦熟人间交易与非熟人间交易的农地租金出现趋同，则意味着农地流转“差序格局”及人格化流转维系的“趋粮化”种植格局将被打破。尤其考虑到仍有超过50%的流转农地是在同村熟人间进行的交易，农地流转“差序格局”的撕裂可能持续加大“非粮化”压力，相关政府部门应给予充分重视。关键词：农地流转非粮化 “差序格局” 农地租金市场化一、本文研究背景与意义保障粮食安全是我国国家战略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随着农地流转政策的实施，以及农村要素市场的快速发展，农地流转造成的“非粮化”问题受到普遍关注。关于农地流转与农地“非粮化”的关系并未形成一致性结论。其代表性观点是：第一，农地流转导致了“非粮化”，即由于粮食价格偏低且农地流转成本较高，转入户更可能从事“非粮化”生产；第二，农地流转不会造成“非粮化”，且转入户倾向于种植粮食作物；第三，关于家庭农场等规模经营主体的种植行为选择，也未达成一致性结论。显而易见，已有研究均是基于新古典经济学的市场理论来阐述农地流转与“非粮化”间关系的，忽略了...

2022 - 11 - 09

“粮食安全屏南行动”1.0到4.0

为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粮食安全的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深入实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藏种于民”战略，确保粮食安全。2021年初，屏南县委县政府与我院在总结“购米包地”探索的基础上，共同策划发起“粮食安全屏南行动”，我院院长温铁军教授还带头认领“一亩田”，亲自下田插秧，倡导社会各界以实际行动支持粮食安全。紧接着，我院积极协助引入资源、搭建平台、开展生态农业试验等，推动形成“我在屏南有亩田”品牌。我院还持续跟进相关案例，梳理总结“粮食安全屏南行动”的党政担当与社会参与、产业融合、县域产业生态化等经验，相关经验多次获人民日报、CCTV-17、凤凰卫视、福建日报、福建省电视台等媒体的报道。2022年，“粮食安全屏南行动”历经着1.0到2.0的迭代，屏南县委、县政府进一步加大了政策扶持力度，出台《屏南县稳定粮食生产保障粮食安全的十五条措施》，社会各界掀起认领热潮，福建省人大常委会、福建省农业农村厅、宁德市委办、屏南福州商会、各级工会组织及屏南县党员干部等共认领2000余亩。屏南县还通过国企“屏南八百投资开发有限公司”统筹协调全县资源，搭建含良田挑选、认领付款、订单查询、售后服务、证书领取等一站式“田主”端平台，为种植主体提供委托种植、品质监管、存储、加工、配送等服务，有效降低种植主体成本，促进“我在屏南有亩田”向县域“屏南800”生态公共品牌转化。为进一步构建可持续、在地化的粮食安全体系，统筹城乡资源、倡导更多主体参与式共建粮食安全，推动“粮食安全屏南行动”向3.0甚至是4.0迭代发展。今年5月，我院联合主办的“粮食安全屏南行动”研讨会，邀请粮食安全实践与研究相关的领导干部、专家以及新农夫代表们共同参与讨论，探究推进粮食安全行动的有效路径。8月，在举办第二期“全国乡村振兴硕博研习营”期间，我院专门组建“粮食安全与生态转型”小组，组织硕博研究生、青年教师及专家学者围绕“粮食安全屏南...

2022 - 11 - 09

袁梦、杨华：农民县域城镇化的实践逻辑与社会风险

作者简介:袁梦，武汉大学社会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农村社会学。杨华，武汉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农村社会学和基层治理。文献来源：《城市问题》，2022年第7期。摘要：推进县域城镇化，是加快推动全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需要。县域社会具有产业去工业化、生活高消费性和社会强阶层性的特点，使进城农民家庭面临低收入高支出的结构压力，农民家庭不得不采取“半工半耕半陪”的家计模式、“城县乡三栖”的居住格局、阶段性进城的家庭流动方式和二次城镇化的发展规划，家庭劳动力和资源配置更加刚性。分析表明，当前县域城镇化形塑出消耗型城乡三元结构，导致县域空间风险聚集，农民城镇化压力增加，呈现不稳定特征。因此，需要适当调整城镇化思路，坚持以人为本、统筹城乡、系统布局，发挥县域的“稳定器”功能，坚持渐进式城镇化道路，为中国现代化转型提供稳定的基础。关键词：县域城镇化；城乡结构；农民家庭；实践逻辑；社会风险一、问题提出城市化是国家现代化的重要标志，城镇化是我国实现城市化的具体路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化进入快速发展时期，城镇化率以年均1%的速度提高。截止到2019年，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已突破60%，户籍城镇化率达到44.38%。但城镇化率只能反映城镇化发展的速度和规模，当前城镇化还存在数量增长快于质量提高的问题。针对这一问题，国家提出了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战略。农民是我国城镇化过程中的主体力量，要实现高质量的城镇化就必须厘清和解决当前农民城镇化实践中存在的问题。针对农民城镇化问题，既有研究主要基于以下两种视角：第一种是城市融入视角，这一视角以进城务工的农民工群体为研究对象，关注农民市民化问题，即城市化进程中传统农民在身份、地位、价值观、社会权利以及生产生活方式等方面向城市市民转化，以实现全面城市化的变迁问题。相关学者认为，当前我国城市化发展中存在着进城农民未能真正融入城市...

2022 - 11 - 09

阮海波：国家“趋粮化”的政治逻辑与农民“非粮化”的经济逻辑的张力调试

编者按 2022年以来，国际形势突变、极端天气多发，世界范围内的粮食生产和流通受到一定的影响。对于有14亿人口的中国而言，如何“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实现”藏粮于地、藏粮于技”的目标是我们必须考虑的现实问题。本周，“乡村建设研究”微信公众号将推出系列文章以飨读者，今天推送的是阮海波老师的《国家“趋粮化”的政治逻辑与农民“非粮化”的经济逻辑的张力调试》，欢迎大家阅读、转发！从2006年取消农业税以来，国家实施了一系列的惠农、支农、利农政策，旨在提高农民的种粮意愿，国家粮食政策指向“趋粮化”，按照正常逻辑，惠农政策的逐步实施，农民的种粮积极性应该稳步提高，但事与愿违，农民种粮走向“非粮化”，形成农地经营上的二元悖论格局。那么，为什么国家干预政策与农民的种粮行为之间出现相互交织，但没有实现相互耦合？本文拟从国家推行种粮的政治逻辑与农民种粮的经济逻辑两方面入手，分析国家“趋粮化”下农民种粮的“非粮化”现象。国家逻辑：宏观的“趋粮化”制度安排……国家的逻辑是中央政府及其决策部门通过的制度性安排，代表着国家的意志与战略部署。对于国家而言，粮食多了是经济问题，粮食少了是政治问题。由此，国家干预农民种粮，推行惠农政策的目的就是始终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在“筑牢国家粮食安全防线”总目标的指引下，政府主要从四个方面干预农民种粮：即谁来种、种什么、怎么种与如何激励种粮。规模经营大户种粮表1列举了2014年以来推进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的法律、文件与规章制度，整体反映了土地“三权分置”改革的趋势。从顶层设计的文件中可以看出，农户承包经营权分为承包权与经营权的政策设计目标是推动土地的有序流传。在此基础上，农业农村部于2020年印发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服务主体高质量发展规划（2020—2022年）》的通知...

2022 - 11 - 09

陈俞全：农业文化遗产参与农食系统转型的现实意义与关键议题

原文载于《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3期作者：陈俞全，中国农业大学全球食物经济与政策研究院讲师【摘要】一个理想的农食系统需要同时满足食物安全、营养健康、绿色可持续、包容性以及韧性等多重目标。作为关乎人类基本生存和发展的系统性工程，农食系统在新时期面临气候变化、疫情疾病、贸易竞争等一系列因素的冲击，转型迫在眉睫。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是具有独立性和完整性的农业生产生活系统，蕴含了丰富的生态环境价值、社会文化价值和经济价值。开展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与农食系统的对话，有利于促进传统农业生产技术、膳食营养理念和资源管理方法与农食系统结合，形成更具中国特色的农食系统转型方案，也有利于从方法论上完善农食系统研究体系。本文认为，重点应从风险韧性治理、公共资源治理、生态可持续治理三个关键领域，推动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参与农食系统转型，其研究具有重要的学理价值和实践意义。【关键词】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农食系统转型；韧性治理参加农业文化遗产研究青年共学营交流会，陈俞全供图。一、问题的提出农食系统是关系国家经济发展和社会安全稳定的重大基础性问题。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农食系统发展取得长足进步，粮食安全得到有效保障，饮食结构趋于丰富而多样（成升魁等，2021）。然而，我国农食系统具有“高投入、高产出”的典型特征，农业生产模式的不可持续性为生态系统带来沉重负担。从生产角度来看，2020年我国化肥施用总量达到5996万吨，平均每公顷农作物施用化肥313.35千克，是国际公认的化肥施用安全上限（每公顷225千克）的1.39倍；农药利用率仅为38.8%，低于欧美发达国家的50%～60%（蒋和平等，2020）；农业灌溉用水增长导致水资源过量开采、土地盐碱化；过度垦荒、滥砍滥伐及超载放牧导致水土流失和土地质量下降等一系列环境问题（李文华，孙庆忠，2015）。从气候角...

2022 - 11 - 09

彭超：数字乡村建设成效分析与关键问题

“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对加快数字社会建设作出一系列重要部署，提出“加快推进数字乡村建设，构建面向农业农村的综合信息服务体系，建立涉农信息普惠服务机制，推动乡村管理服务数字化”。近年来，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日益融入经济社会各领域诸环节全过程，数字技术、数字经济与农业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深度融合，数字乡村发展战略极大激发了农村的创新活力。深入分析研究其成效及关键问题，对进一步加快推进数字乡村建设、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总体成效明显近年来，数字乡村建设日益受到重视。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提出“实施数字乡村战略”，2019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纲要》，2021年“推进数字乡村建设”写入《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2022年中央一号文件强调“大力推进数字乡村建设”。有关部门也联合出台了发展规划和工作要点。从实践情况看，我国数字乡村建设发展较快、成效显著。乡村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持续推进，我国现有行政村已实现“村村通宽带”，农村网民规模已达2.84亿，城乡地区互联网普及率差异不断缩小。乡村数字经济加速发展，2021年全国农村网络零售额达2.05万亿元，全国农产品网络零售额4221亿元。乡村数字化治理体系不断完善，信息惠民服务持续深化。尤其需要看到，数字技术、数字经济在广大农村地区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恢复生产生活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实现两方面突破通过推进数字乡村建设，在生产流通智能化和经营管理网络化两个方面，实现了较为明显的突破。在生产流通智能化方面，具有很多应用场景。如，以人工智能技术实现定向育种，提升育种效率；把大数据、物联网等技术综合应用于种植业，实现对作物生长的智能化干预；利用可穿戴设备、植入芯片等设施，在畜牧业中实现动态配方饲料、精准个体饲喂、远程疫病诊疗、产品质量追溯；运...

2022 - 11 - 09

温铁军：走进新时代，乡村设计如何向生态多元化转型？

友导读辨明时代转型方向，校准组织发展路径——欢迎品读温铁军教授演讲。我们处在一个新旧交替的时代：国家发展战略发生根本性转变，告别“三旧”，拥抱“三新”，超越百年的工业化追求，建设生态文明，促使我们从“以资本为中心”转变为“以人民为中心”，整个社会面临从工业化时代向生态化时代转型。新旧交替带来巨大的转型挑战，但机遇就蕴含在挑战中。如何应对转型挑战，把握新机遇，实现新发展？——著名三农专家温铁军教授提出，回归人的多元性，充分认识和把握生态化时代的多元特征，是顺利转型的前提。在乡村振兴的国家战略下，乡村产业兴旺要求乡村设计超越工业化的技术思路，转向生态化的整全设计。生态化转型要求各行各业转变认知，教育理念转变又是认知转变的基础。我们的教育需要超越工业化时代的制式教育，向“元教育”回归，向“三新教育”转变。认识新阶段，明晰新理念，构建新格局，新时代呼唤我们走出西方经济学教科书的旧框架，致力于知识创新，成为适应新时代的知识生产者。本周，友成君邀请您共同学习温铁军教授在2021年8月应邀在海口经济学院所做的演讲，帮您加深理解“三新”理论，顺应时代大趋势，应对挑战、顺利转型。本文根据友成君学习温铁军教授演讲的笔记整理，视频来源：国仁乡建，谨致谢忱。观点属于温铁军教授，供您参考。关键词学习笔记年轻人用“躺平”的姿态在表达什么？2021年度十大流行语，不出意外地包括“躺平”。“躺平”成了年轻人的一种姿态，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在习惯崇尚奋斗进取的“前浪”眼里，躺平是缺乏动力、不思进取、得过且过。但也有人在考察大变局时代的社会经济背景后，对“躺平”的年轻人有不同的理解，认为他们是试图“向下突破天花板”，选择貌似最无所作为的方式反叛裹挟，消解外在环境对个体的规训。对诸般社会现象都有深刻洞见和独到见解的温铁军教授对年轻人“躺平”这一姿态又是如何解读的呢？“ 工业化时代的制式教育违背了人本身...

2022 - 11 - 09

康绍忠院士：藏粮于水藏水于技——发展高水效农业保障国家食物安全

“悠悠万事，吃饭为大。”在极端天气事件频发、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持续、国际形势错综复杂的背景下，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成为重中之重。“吃饭”问题不仅是粮食安全问题。早在2017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就深刻指出，“现在讲粮食安全，实际上是食物安全”。2022年全国“两会”期间的政协联组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指出，“要树立大食物观”“在确保粮食供给的同时，保障肉类、蔬菜、水果、水产品等各类食物有效供给”，“大食物观”拓展了传统的粮食边界，指导我们从更广的维度认识和把握粮食安全。食物安全是国家安全的基本保证，水安全是食物安全的基础。当前，水资源短缺已成为我国食物安全和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刚性约束。如何应对新形势下的新挑战？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农业大学中国农业水问题研究中心主任康绍忠就我国水资源与食物安全形势进行分析，并从“藏粮于水，夯实国家食物安全的农业用水保障”和“藏水于技，促进高水效农业快速健康发展”两方面提出对策建议。水资源短缺对我国食物安全的严峻挑战水安全与食物安全是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最基本支撑点。日益严峻的气候危机、水土资源短缺、干旱洪涝灾害等极端事件带来的粮食减产，正在影响全球的农业生产。确保水和食物安全，已成为人类面临的重大挑战。2016年美国发布的《2016—2045年新兴科技趋势报告》指出，到2045年，全球将有超过40%的人口面临水资源短缺。在未来几十年，最乐观的预测主食谷物的价格将会提高30%。如果全球气候变化、需求增长以及资源管理的失败按照目前的趋势继续下去，价格可能会提高100%。在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下，食物安全是国家安全的基本保证，中国人的饭碗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中。从1999年到2021年，我国粮食产量由5.08亿t增长到6.84亿t，21年增长了34.6%。但从2015年到2021年，我国的粮食产量只增长了2389万t，增速变缓，粮食增产...

2022 - 11 - 08

高原:乡村治理中的第三领域 | 从合作化到乡村振兴

在中国乡村治理的漫长历史中，长期存在一种国家与社会互补互促而实现主要治理目标的治理模式。在这种治理模式下，国家在中央层面政治权力高度集中，但是对基层社会的渗透权力却较弱，从而需要广泛地借助非正式职位和社区自治力量的配合来发挥乡村地区的治理功能（黄宗智，2007）。与此同时，国家与社会的相互作用，经由各种类型的治理实践活动，也逐渐形塑了一个可以称之为“第三领域”的治理场域。第三领域的概念否定了将治理活动要么归为国家主导、要么归为社会主导的二元对立观点，而是承认在国家和社会之间存在一个二者互动的中间地带（Huang，1993, 2019）。自中国革命兴起，中国共产党成为乡村中主要的政治力量，党与农民相互作用而形成的治理实践，则为传统的第三领域注入了新的内容。最近，黄宗智（2021）将这种治理格局总结为“党民合一的第三领域”，并且概括其关键内涵为：“它不是一个官僚化的管制体系，也不是一个被由上而下地‘动员’和强制推行出来的现象，而是由党和人民，出于其共同目标和利益而促使的互动集合。”这一新概念既指出了其与传统第三领域的延续性，也揭示出因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存在而使其具有不同于以往第三领域的特征的可能性。另一方面，上述针对第三领域概念进行讨论的已有研究主要阐述的是第三领域在中国革命兴起以及社会主义国家建立之后的延续性，重点指出的是仍有一个可以称之为第三领域的治理场域在持续不断的发生作用。而第三领域在乡村基层具体是如何展开的，相比传统第三领域又有怎样新的变化，则是本文所要重点讨论的主题。本文对于第三领域运作的讨论，集中于合作化时期和农村改革之后这两个时段。在合作化时期，面对极为有限的现代工业化要素支援，党与农民为了乡村社会经济发展的共同目标，创造了多种力图改进小农生产的制度与技术方式，在相当落后的整体国民经济环境中，实现了传统农民经济尺度下的最大改进，是“党民合一的第三领域”中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