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玲，全球和平妇女中国办公室总干事

我曾在没接触到中国农村大地时很想去非洲做志愿者，觉得或许那里能实现我的一些理想；农村调查后，我突然发现不用去非洲了，就在我们身边——甚至发现包括我们高校里的那些后勤服务的人员，那些打工的兄弟姐妹们，她们也是这样的一些孩子！

01我们身边有很多为弱势群体服务的女性

很幸运的是，由于我从事的工作——从我在大学做志愿者参与中国的乡村建设事业，到毕业后投入社会发展的推动过程，我有幸结识了这片土地上无数个平凡的、任劳任怨的女性，那些朴素的父老乡亲们，还有那些质朴的农村孩子们。今天，我虽然是作为全球和平妇女联会中国办公室的总干事来参会发言，但是我觉得真正占人口最多数的人——不管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是最基层的这些女性和父老乡亲们。他们为整个社会的发展，以及人类历史的进程贡献了很大的力量，可是我们在很多所谓高层的会议当中往往看不到他们的身影，也听不到他们的声音。我想，不是因为他们不懂表达，而是他们可能缺少表达的机会。所以，我在这里的发言是希望能为这些隐藏在我背后的千千万万的妇女们、底层的父老乡亲们，还有那些底层的孩子们发出一点微弱的声音。

曾经有一位印度女学者写过一本书就叫《沉默的另一面》（布塔利亚·乌瓦什著，马爱农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是关于英国独立和“印巴分治”这一重大历史进程中许多女性以及底层民众所付出惨痛代价——然而主流的历史记录中却很难听到他们的声音。我们知道40年前中国改革的起点是在农村，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建立开始，到后来的苏南模式、乡镇企业的迅速发展，到农业税的取消，整个农村的政治、经济和政策层面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40年来，我们看到农民都能进城打工了，能挣钱了，这些进步都是大家目睹的。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近些年来农村孩子在大学的校园当中似乎没有以前那么多了。不光是大学教育，在基础教育上，近20年“撤点并校”制度的推行确实集中优势资源建立了一些很好的中心学校，让教学条件有很大的改善，但是许多贫困山区的失学率却在上升。

1999年张艺谋导演的反映贫困农村教育现状的电影《一个都不能少》上映，相信很多人还记得那里面的镜头吧：乡村女老师为了自己村里的几个孩子读书费尽心思——其实她算不上老师——她只是一个13岁刚小学毕业的大孩子，她那么尽心尽责地为那些孩子能够学习，努力把他们找回来，甚至为了找回一个孩子费尽周折。我相信那部片子曾经感动过很多人。而今天，如果我们再深入到乡村中去，我们在一些山区看到的是女孩子要出来上学可能要走更远的路，有的甚至会面临失学的危险，因为原来村里的学校没有了。美国斯坦福大学发展经济学家罗思高教授从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长期到中国农村调研，发现中国的高中受教育程度是所有中等收入国家中最低的。虽然中国城市孩子上过高中的占93%——比美国还要理想，但是农村孩子只有37%进过高中。

我在做和平妇女的工作当中正好结识到《一个都不能少》故事的人物原型，她的真名叫张华，是陕西延安的一位民办教师，仅比我大一岁。由于当年那个片子，她的名声大了，很多媒体争相报道她的事迹，她也得到资助到延安大学念了大学。但是媒体的报道并没有对当地的教育带来多少实质性的改变，她的那个窑洞学校虽然经过了一些整修，后来因为撤点并校，她教的一个孩子都没有了，只好到城里面去打工。她到镇上做一个民办幼儿园的教师，但是她仍然对农村，对那些老家的孩子们充满了爱心，仍然挂念着还有哪一个孩子没有学上。可是村里却再没有学校能够容纳想要重返校园的孩子。

当代中国还有大量农民工子弟，他们的成长亟待整个社会的关心和呵护

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这样的女性，这样一些在农村教师的岗位上在默默坚守的女性；还有一些在公益组织，为这样的弱势群体服务的人们，他们仍然在努力弥补这些政策上暂时覆盖不到的地方。刚刚有说到我在北师大的时候参与到“农民之子”协会这样一个研究生为主体的社团当中去，到今天这个社团已经走过了近20年。我们得到很多良师益友的悉心指导，可以脚踏实地去广袤的农村中做调研、做支教，了解那里父老乡亲们的生活。我们也曾经去过像张华所在的乡村那样的地方，了解他们老师的情况、学生的问题，包括整个教育政策的变迁和影响，探讨乡村孩子的出路在哪里。所以这20年以来，“农民之子”一点一滴地在做这些方面的努力。到我现在做的“和平妇女”工作，“和平”从广义上来说，包括我们生活当中的人与人的和谐发展——包括教育，包括环境的可持续——我们人与自然的和谐，也包括我们整个文化的多样性——各种不同文化、阶层之间走向平等互助。这些年，我结识了不少环保领域、文化发展领域的妇女前辈。

在这些多元的公益文化组织当中，我发现女性角色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因为在这些公益组织里的许多志愿者几乎没有收入，即使是专职的社会工作者收入也很低。如果以传统的男权中心社会对男性的要求，一个男性要在公益组织里就业是很难的，因为家庭期望他买房买车，娶妻子养孩子。而女性以自身特有的母亲身份、对生命与大自然的觉知与体悟，似乎容易与大地母亲联系在一起。所以，往往是女性在低收入的公益服务与环保领域能够更长时间的坚持。我们“和平妇女”当中的许多杰出女性作为环保组织的领袖，为倡导民众保护青山绿水，开展实地考察，抵制污染，坚持了二三十年，比如北京“绿家园”的汪永晨、湖北襄阳“绿色汉江”的运建立、河南新乡环保志愿者协会的田桂荣。在这个过程中，正是这些女性在直面经济快速发展的四十年中出现的各种环境问题！我们今天看到北京的雾霾，有很多女性行动者为改善空气质量鼓与呼，当然也包括很多有思想的男性，但是在具体的执行层面，似乎女性的行动力还更强一点。

02一心想与国际接轨，最后却与国内脱轨是可怕的

在40年发展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看到了教育问题、环境问题，还有我们每天吃的粮食——其实是与生活息息相关的方方面面——衣食住行等必需的问题。这些可能不像政治经济问题那样看上去高大上，但是如果我们离开了健康的空气，离开了农村给我们种地的衣食父母，其实是没法生存下去的。但是，我们想想城市中成长的孩子们——包括我自己是80年出生在重庆的城市当中，我的成长是与农村完全脱节的。我小时候偶尔去一趟农村亲戚家，还害怕鞋上沾多了泥巴，有时候就不敢下地。这样一种脱离土地的教育带给我的是什么呢？我觉得，恐怕是除了物质的满足以外就很空虚，虽然有时也可以通过努力学习获得一点自我的成就感。

我是1999年读大学本科的，当时流行一个词“小资”，年轻人们似乎都向往着过小资情调的生活。然而，那样的生活有意义吗？好在我所学的专业是历史，我从五四那一代青年知识分子身上看到了一种不一样的生活——我觉得青年人其实是可以活得更有意义，可以更有社会使命感，有历史责任感的。所以，我在大学时代也期望能够走出校园——确实也是这个时代给了我很好的机会，我们可以走出校园接触到不同的人，去做各种社会实践。

我第一次是到苏南农村做一个社会变迁的口述史考察。我们原先设想的苏南农村都是发展成规模的乡镇企业，很有钱。但是我竟然看到了西瓜地旁的瓜棚里两个瘦的跟“芦柴棒”一样的小女孩，就是我们小学课文《包身工》里面的“芦柴棒”那样的女孩——当时我真是感觉非常的扎心。我在想，为什么这么富裕的地方有这样的孩子？她们姐妹俩没有钱读书，她们家是从更加贫困的农村到当地来租地种的农民的孩子，吃饭都吃不太饱，一点白米饭没什么菜就算她们的饱餐了。

那个时候我突然有一种很愧疚、想要忏悔的感觉。我觉得我之前十几二十年衣食无忧的生活，相对这些孩子来说是非常不公平的，而对于我来说好像就是习以为常。我第一次亲身感受到教育机会并不是每个孩子都能轻易获得的，不是所有人都能像我成长当中想有什么、想学什么都可以的。那些孩子们同样渴望学知识，学习一些兴趣特长，想吃到健康美味的食物，但是他们却没有机会。那一年是2001年，从我们做那次调查开始到后来我接触到“农民之子”，我感到城市里的孩子如果永远都不接触脚下这片土地，如果只是一心想与国际接轨，而最后却与国内脱轨的话，这是很可怕的一件事。

我曾在没接触到中国农村大地时很想去非洲做志愿者，我觉得或许那里能实现我的一些理想；从苏南农村调查后，我突然发现不用去非洲了，就在我们身边——甚至发现包括我们高校里的那些后勤服务的人员，那些打工的兄弟姐妹们，他们也是这样的一些孩子！他们很年轻，十几岁就出来打工，他们很小就没有机会学习，却在为我们这些坐在光明教室里的同龄人服务，虽然他们同样希望能学到更多知识。后来我们就在大学校园里面为这些打工的兄弟姐妹们做一些教育方面的活动，比如为他们放电影，跟他们做联欢，听他们讲自己的故事。

除了这种在校内的活动与乡村支教以外，我们也走进城市边缘的打工社区，陪伴打工子弟学校的孩子们成长。我们看到流动儿童、留守儿童，其实他们是同一个群体，都是农村的孩子。而我们每一个人，哪怕是出生在城市，自己的祖辈也曾经是农村人，所以我们叫“农民之子”——我们不仅仅是农民的孩子，也有的是农民的孙子，我们的根是扎在农村的。

一方面，我们的精神需要一个家园，这个家园可以通过我们的学习，让各种丰富的思想滋养我们；而另一方面，我们也需要脚踏大地，走进现实生活，到丰富多彩的生命之树当中去，看到一种生命的力量。跟这些群体在一起的时候，我才真正走出了小资的困惑，走出郁闷。我渐渐觉得自己原生家庭的不和睦、父母的离异，包括后来面对的各种人生的挫折，和那些妇女、那些孩子相比起来真的算不了什么。他们在非常非常有限的资源环境之下，却能坚持把一件事情做10年、20年、30年、40年，他们的那种力量，那种生命力，那种土生土长的力量真的让我非常非常受益。

03一路走来，我已经不执着于“女权主义”了

我还接触到一些非常朴实的女性，其中一位是在沙漠里种树的治沙女杰殷玉珍，她在内蒙与陕西交界的鄂尔多斯毛乌素沙漠里坚持种树30多年！1985年，殷玉珍从陕西靖边县嫁到内蒙鄂尔多斯乌审旗的沙漠人家，起初她只是为了更好地活下去，不甘心住在被黄沙掩埋了一半的土屋里，每次吃饭时吃进半碗沙子！她说：“我要栽树，宁可治沙累死，也不愿意被黄沙欺负死。” 第二年春天，她和丈夫用打工挣来的钱购买600棵树苗，种在房子周围的沙漠里，每天细心照料。经历了多少次沙尘暴的袭击，殷玉珍夫妇从未放弃，不断摸索治沙经验。30年之后的今天，他们夫妻俩带动了更多村民把7万亩沙漠变成了绿洲。

而且，这样的女性例子非常非常多。我们“和平妇女”最早是从“全球千名妇女争评2005年诺贝尔奖”这个全球性的社会活动开始的。当时，我们在世界各国选出了一千名基层各领域的女性代表，采访和书写她们的故事。近几年，我们一直在做“百万和平妇女”故事的收集。在这个过程当中，我真的不断的被一个又一个女性的生命力量所感动和激励。其实每个人都有一个漫长的成长经历，而女性在面对学业、职业、婚姻及家庭的种种张力的时候，特别是生完孩子初为人母时几乎都要经历一个瓶颈。由于从小生活教育的缺失，我自己是在做母亲后才开始学习给孩子做饭菜——面对自己家庭角色与事业理想的各种矛盾，我也曾苦于如何处理这些矛盾，找到平衡……每当这样的时候，都是我曾经支农支教过的乡村老妈妈们，是最朴实的农民母亲在给我鼓励和安慰。她们用自己数十年的坚韧磨砺，她们怎么处理自己和子女、婆媳之间的关系，用她们生活的经验来教育和启发我。

刚大学毕业的时候，我曾经想做一个女性解放者，做一个女权主义的推动者。但是一路走来，我发现其实更需要被“解放”的是我自己。十多年来，我和底层的女性们一起探讨女性是什么样的角色，女性应该怎么样生活，在生活当中建立自己的自信和观念……

一路走来到这个时候，我已经不执着于“女权主义”了。有些时候，当我们用高校里习以为常的专业术语跟当地妇女讨论生活问题时，她们觉得和她们没有什么关系，甚至会觉得害怕。十几年前，我用“社会性别”、“女性主义”这些话语去“解放”乡村妈妈们的时候，我想我来到乡村就是要请她们走出家庭，她们要出去工作才能“解放”。然而，社会的现实告诉我这样有些过激了，给她们的生活带来了更大的困扰，并且给我后来的生活造成了极大的困惑。但是，慢慢的，跟她们互动的过程中，包括在和一些老奶奶、阿姨等长辈的互动中，我感到在中国的乡土社会当中，我们要的所谓“女性主义”应该是妇女和社区的融合。我们不能照搬西方的妇女解放道路，不是女权主义者在前面呼吁，这个问题就能简单解决的。我们需要更多扎根社区的柔和谦卑的志愿者及社会工作者，去农村和城市边缘的社区，去这些地方和当地的妇女们共同生活，共同学习，共同讨论，一起寻找更适合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办法。

有一个非常好的妇女参与社区发展的例子是在山西永济，不知道大家听说过蒲韩社区没有？20世纪90年代中期，当地的一名乡村老师郑冰，由于她丈夫开农资店，她看到很多种地人不懂怎么用农药就乱用，或者以为用得越多越好，她就开始有意识地请专家为农民做农技知识培训。做培训时，她发现很多男的来不了都很忙，通常只有女的才能出来学习，就给妇女们做学习班，乡村女性们的学习热情很高。后来女性们除了学这些技术以外，她们也想有更好的精神生活，就开始做妇女协会举办各种文艺文化活动。再后来妇女协会做的各种文化活动也吸引了村里的男性，她们做成中国第一个正式注册的农民协会。她们从文化活动、学习性的活动开始，建立起继承传统手工艺的“红娘手工艺合作社”，发展经济的各种专业合作社，又建起环保涂料厂，返乡青年农场，摸索合作金融，合作养老和儿童教育……由妇女骨干们的行动带动不同年龄阶层的各个群体，带来整个乡村和城乡社区的互动。

这里从90年代中期到现在经过20多年的发展，成为覆盖两个乡镇40多个村城乡互助社区。人们能够在这个社区实现互助养老，合作育儿，传承传统文化，学习生态农业，并且成为全国公益组织的学习典范，以及乡村发展人才的培养基地。当然，20多年的发展过程中经历了很多挫折与失败，他们也多次闹过矛盾分裂，甚至有不少人中途放弃。但作为领袖的郑冰老师和妇女骨干们特别具有自我反思精神和沟通协调能力，正是靠着农村妇女的韧劲与不断的反思合作，今天的蒲韩社区成为中国乡村建设运动中难能可贵的一个积极案例。而且他们是真正发自本土的，自下而上的力量所推动，不是光靠上面扶持起来的一个典范。

所以，当我看到妇女与社区的力量以后，在做社会服务工作的时候，也更愿意去凝聚底层的这些自发的力量。以往看似无力的那些人群——包括我以前觉得很可怜的那些孩子、那些乡村妇女的身上，我深深地意识到她们其实比我们这些知识女性更有力。她们不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的弱势群体，只是她们的知识、她们的经验没有被主流的教育体制所认可而已，她们拥有丰富而实用的本土生活的经验，生活的知识——用陶行知的话来说就是“生活教育”的力量。今天谈教育多元化，也可以把这些围墙以外的知识纳入到我们的学科体系当中，把这样的案例总结到学者的研究当中去。幸而已经有很多学者在做这样的工作，只是我们普通人可能还是没有太重视他们身上的这种力量和他们的知识。

本文系赵玲女士于2018年3月4日，妇女节前夕，在我院举行的文化沙龙——“她眼中的40年”演讲节选，发表于沈湘平、程光泉主编：《京师文化评论》（2018秋季号,总第三期）。

本文来源：微信公众号“京师文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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