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最初的对抗维权，到其后的乡村建设，及至今天的基层民主，通过自己的践行，杨云标发现，乡村劳动者在获得治理权的各种方式中，开展基层民主成本最低，手段最温和，风险最小。

杨云标的权利三步曲

线条分明的面部轮廓使杨云标看上去像一条硬汉，即便穿着左肩和右襟都绽开了的线衣，说话时也有十足的底气。前额略显稀少的头发让31岁的他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老成不少，眼神却有着孩童般的纯真，给理性的他糅合进几分感性的味道。

“不是我，是我们这个团队。我只是一个团队的代言人。”在杨云标的话语体系中，很少能听到他说“我”，他的主语总是“团队”。

“这个团队真好。最初离村参加4月初北京的一个讨论会，还有点担心合作社里的各项工作会有所阻滞，但昨天打电话给他们时，发现一切仍然按部就班地运转着。”杨云标眼底升起一层雾气，“他们真让我感动。”

从对抗到建设

杨云标所说的“他们”是安徽省阜阳市颖州区三合镇南塘村的三十几个村民，兴农合作社的成员，绝大多数年龄都在50岁以上。

南塘村是个大村子，有1700多人。杨云标是村委会副主任，兴农合作社则是他一手组建的民间组织，致力于乡村建设事业的开展。

2001年税费改革后，农民的负担少了，生活水平有了提高。但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开始疏离，彼此不再信任。“原有的集体归宿感被瓦解，幸福感少了。”杨云标开始考虑用开展文艺活动的方式重新凝聚民心，他认为，每个人都需要得到认同，“需要过上有尊严有微笑的生活。”

此前杨云标是以“维权”作为自己的生活目标的，后来他发现维权的终极目标并不是仅仅将贪官污吏绳之以法，而是要让农民们过上有尊严有微笑的生活。所以2001年之后，他放弃维权转而进行乡村建设。杨云标说：“如果最初的维权可以说权利是争取来的，那么后来的乡村建设可以认为权利是一种建设。”

“我们成立了老年协会，经济合作社，组建了乡村文艺演出队后，参与我们活动的人都有微笑了。这其实比对抗性维权带给我们的幸福感强烈得多。”杨云标强调“幸福感”，他认为幸福感比金钱更能从根本上帮助一个人走出困境，“有的老人因为家里的不幸总是郁郁寡欢，疾病缠身。自从参加了我们组织的各项活动后，精神开朗了，身体也跟着好起来。”

年过花甲的赵金霞，一双儿女因病先她而去后，她也病倒了，起不来床，精神状态很差。后来参加了老年协会的活动后，现在都不用吃药了，地种得很好，猪养得也很壮，生活重新有了起色。“我们跟她开玩笑，老年协会营造的这种社区关爱是一种最先进的生产力。”杨云标很开心地说。

兴农合作社每年年底都要组织一次劳动者的文化周活动，来表达劳动者的声音，展现劳动者的尊严，体现劳动者的喜怒哀乐。文化周上除了表演外，还有法律宣传、体育竞技、科普知识讲座等。

“我们已经举办了两届，效果非常好。”杨云标郑重其事地拿出一张8开的粉红色纸，纸质粗劣，印制朴拙，“慰问信”三个大字格外醒目和温情。“针对社区开展的这些活动，我们每年年底都会作一个总结。从人们是否积极参与活动，对活动作出贡献大小的角度，来评出各种奖项。比如‘新乡村建设特殊贡献奖’，‘积极参与奖’，‘人才奖’等。然后给获奖者颁发这封慰问信作为奖状。”

慰问信的落款上端端正正地盖着“兴农合作社筹备组”的红色印章，由于没有得到政府的认可，合作社至今仍然戴着“筹备”的帽子。

对来自这个尚未被“正名”的合作社的任何形式的鼓励，村民们都极其珍视。“我们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大家都把这张很简单的慰问信贴在家中最显眼的地方。”杨云标欣慰地说，“有一个中年妇女跟我讲，我从上学时就没得过什么奖状，没想到40多岁了还能有这个荣誉。”

从个体到合作

“弱势群体是需要合作的，不管是在权利的维护上，还是在经济文化上，都需要合作。”法律专业大专毕业的杨云标说话不疾不徐，富于条理和穿透力，“人需要一个团队来支撑生活的信心。”

“文化活动的开展给大家带来了微笑和尊严，在经济上我们则成立了经济合作社。我们当时有一个很简单的想法，一个人去买化肥和种子时，要从市场流通的最低环节，即个体经营户那里去买，价格肯定贵。如果大家合作起来，一起到城里去批发，减少了中间的流通环节，价格就会便宜，质量也会有保障。”

此外，在进行维权时，一个人与一个团体的力量是无法类比的。“当一个个体从市场上买了假酒假化肥，想维护自己的权益时，就会发现一个很大的问题。资本和权力某种程度上的联结，使单个个体面对商人时处于弱势。但如果是一个团队买了假化肥，就不需要每个人都站出来维权，团队有代表，他代表的是一群人。假如一个人的维权需要花1000元，那么100个人维权你只掏10元就行了。”

更大的好处则是通过经济上的共同利益，把大家团结在一起。“我们合作社现在不但做种子化肥农药，还做年货，效果非常好，很远地方的人都到我们那里去买。”杨云标笑了笑，“合作社里的老人们非常辛苦，常常为了节省几元钱的车费，在冬天的严寒中骑着自行车长途跋涉十几里，考察市场情况。其实也正是在这种辛苦当中，大家找到了自己的价值和尊严。”

提到自己的团队，杨云标很感慨，“真正在做工作的是我身边的这帮父老乡亲。我只是把他们做的事向外界表达一下而已。我只是一个普通的参与者。”

从老好人到国家公民

2004年11月份，兴农合作社举办了一个为期5天的“新乡村建设学习班”，针对很多人对选举的误解，如比较普遍的“你选谁都一样，我都没意见”的“老好人”式想法，展开讨论，相互学习。

“我们主要是做意识的提升，提高大家合作的意识，权利的意识和民主的意识。”杨云标的具体做法是教大家唱歌，《团结就是力量》、《阜阳人民唱新歌》等，有些歌词作了改动。“我们唱的都是雄壮有力的歌。大家齐唱一首歌，其实就是在表达一种声音，合作的意识就在唱歌的过程中形成了。”

为了引导大家提升自身的权利意识，杨云标和他的团体以平等交流的姿态和大家一起讨论，循循善诱。“一次我们问大家，现在乡村最缺什么，大家说缺好的带头人；我们接着问，为什么会缺好的带头人，大家说缺民主；我们又进一步问，为什么会缺民主，大家就说缺公民，大家都不懂得行使自己的权利，就没有民主。”

于是，大家把对带头人的依赖转为对自己内心的提升，开始意识到，根本原因还是在自身。“虽然这种内化的思考需要一个过程，但应该有一个很好的气氛去烘托。最后我们把讨论的过程形成一句话，‘我要做公民，不做老好人！’然后大家一起来喊这句话。”回忆起当时热烈的讨论场面，杨云标至今兴致盎然。

从向上看到向下看

在“建设有保障的基层民主”中，除了要保障广大劳动者能积极参与，保障能代表老百姓利益的力量当选外，最让杨云标感慨的，是对实现和谐稳定的乡村治理的保障。

“山东的崔祥联、湖北的吕邦列都是我的朋友，他们在基层民主选举中胜出后，由于村庄各种力量分化严重，没办法实施稳定和谐的治理。各种力量在博弈的过程中，新生的力量被牺牲掉。现在崔祥联不敢在家呆，逃亡外地，吕邦列也被迫出外打工。如果是这样一种民主，也不是我们想要的。”杨云标痛心地说。选举中的竞争会使一个社区产生分歧，即新生力量与地方政府、当地保守力量的分歧。弥合这种分歧就成为当选人上任后面临的首要任务，这是实现稳定和谐治理的前提。“我的这两个朋友之所以目前逃亡在外，很大原因就在于他们没有弥合好这种分歧，不愿意妥协，发生问题时过度依赖政府。”

“有100个人，在遇到问题时，会有99个人采取那种向上看的方法。他们想当然地以为，出了问题我要找政府解决，找乡里、市里、省里、北京。可能只有百分之一的人会向下看，会思考，既然是在我们这样一个层面上出了问题，能不能动员我们乡村的劳动者，大家一块来商议解决。”杨云标认为，政府所能为大家解决的事情是有限的，“人们最后会发现，100个人当中反映的问题，解决得最好的就是向下看的那个人。”

“维权时我们跟大家说，权利是争取来的，因为有压迫，所以要反抗；到了乡村建设时，我们说，其实权利是建设得来的，因为有了建设性的活动，生活中才有了微笑；到了现在的基层民主，我们又说，我们是在创造一个成长权利的空间，大家都参与，让新生的力量当选来实现和谐稳定的乡村治理。”杨云标这样总结自己争取权利的过程中所经历过的三个阶段，他说：“现在作为一个乡村的劳动者，获得乡村治理权的成本最低、方式最温柔、风险最小的方式就是基层民主选举。”

杨云标认为，如果有机会，很多人都会做得“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好”。

最初组织各项文体活动时，大家的参与热情、表达能力等都是很欠缺的，但随着活动的开展，大家有了很大的变化，能和外界开展平等的交流，充分表达自己的思想。

4月初，阜阳市被派到村里督察中央一号文件宣传情况的干部，问村里年近七旬的张士臣，“你知道中央一号文件吗？”这位平素以捡拾垃圾为生，但经常参加各类文体活动的老人，在西装笔挺的官员面前理直气壮地高声回答：“我知道啊，中央一号文件不就是把农业税免掉，对农民进行三项补贴，发展农村合作经济嘛。”

“他回答得真好啊！”杨云标动情地说：“这种对自我的认同，我觉得是人的一种很高尚的价值。”

采访后记

上流社会是一个显性的存在，是各界关注的焦点。但杨云标让我发现，像他这样生活在“底层”，没有权势，没有财富，每月还要为两三百元的电话费发愁的普通百姓，才是真正的贵族。

文章出处：原载于公益时报，转载于新浪新闻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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