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在工业文明面临全面危机的时候，乡村和乡村建设的价值、意义被重新认识和定义，我们需要认识到传统村落的价值，认识到其中蕴含着传统文化的宝藏，同时也让这些村落成为治愈人与人的关系、治愈人与自然关系的地方。国际社会近年来尤其是后2015议程一直在倡导推进可持续发展，教科文组织制定了“教育促进可持续发展的全球行动计划”，建立了一个合作网络，“支持会员国家建立、发展可持续发展教育的能力，促进行动和实践推广，关注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减少灾害、水、文化多样性、可持续的城市化和可持续的生活方式等关键问题，这些问题都是通过教育促进可持续发展实践的切入点”，这么多丰富的与可持续发展目标密切相关的维度和要素都跟乡村建设有关。

作为教科文组织的合作伙伴之一，全球生态村联盟从社会、经济、文化世界观和生态四个方面开展生态村构建的教育和培训，生态乡村并不只是生态的乡村，而是将社会、生态、经济、文化四个维度整合到一个全面、在地化的可持续发展模式中，这一点与中国注重整体的乡村建设不谋而合，幸运的是，有机农业、社会构建、文化世界观和生态的维度又是能够体现中国文化优势的地方，中国的百年乡村建设终于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

在这一新的历史时空下，我们有责任，也应该有理论勇气和实践担当，将中国文化中能够有益于世界发展的地方挖掘出来，采用西方擅长的技术和方法，融通中西，作为思想智库、政策参谋、实践行动的倡导者和教育者，通过乡村建设，推动引领世界的生态文明建设和教育。

教科文组织国际农村教育研究与培训中心组织来自国内国际一流的生态乡村建设的研究者和实践者组成专家小组，根据世界各地农村综合发展的理论和实践，探索发展中国家的另一条不同于发达国家的农村发展之路。希望通过系列研究和政策框架、案例研究、倡导推动行动与改变及培训与能力建设，推动世界的生态乡村建设和教育。

“乡村建设研究”公众号感谢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农村教育研究与培训中心赐稿！从5月26日开始，我们将以“生态乡村”为主题推送本组文章，敬请关注！

通过乡村公共服务，把公共服务形成的生活主线和以经营主体形成的经济主线合二为一­。我们最大的收获是在和社员的沟通中相互教育，我们对社员的教育几乎从18年一直坚持到现在，但这个教育不是我们单方面去教育农户，而是我们要向农户学习，在学习的过程中再引领社员相互学习，怎么样能变得更好。

  ——山西运城永济蒲韩社区理事长郑冰

近日，在浙江建德市乾潭镇政府的支持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农村教育研究与培训中心与三生谷生态村在胥岭村的梯田油菜花间的帐篷中联合举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中国生态乡村建设研讨会。研讨会聚集了国内外一流的生态乡村建设和研究的专家、实践者共同探讨生态乡村建设的途径、方法和面临的问题挑战。以下是蒲韩社区发起人郑冰女士在研讨会上的发言和与会专家的解读评析。蒲韩社区的发展历程既是不断的探索，也是乡村建设理念和操作方法的生动展示：

 一、蒲韩的探索历程

蒲韩社区的乡村建设从98年开始至今已有十年，现在覆盖周边43个自然村，大概24个行政村。

1998-2000年，主要开展技术培训；

2001年-2004年，主要开展妇女活动，组织妇女学习、搞环境卫生、义务修路，三年的妇女活动热火朝天；

2005-2007年建立了七个合作组织。

2005年有幸认识了温铁军老师，接触了合作社的培训，非常规范地组织合作社，但都以失败告终。2007年结束后，整个2008年都在反思，重新理性地思考我们到底能做什么、怎么做。我们不做合作社的时候，确实什么活动都不搞了，就只发展经济。当时觉得农村没有年轻人也不行，当时做了十年的计划，考虑在周边43个村能做什么。从2009年到现在大概八年过去了，当时就觉得做农村工作不能急，也不能把经济放在第一位。

我们觉得环境卫生、照顾老人非做不可，孩子怎么成长也要考虑。妇女能做什么？出去打工没人照顾老人和孩子，妇女的手工活儿怎么做？当时专家建议我们搞公共服务，就把公共服务理出了一条主线。经济也是生活少不了的，就围绕经济做工作，农民的生产中有经济活动，比如购买生产资料、生活日用品和农产品销售，又把生产这块理出了一个经营主体。2009年-2012年这四年我们做了一个基础性的几乎全覆盖的生活和生产两条主线。

国家的政策也非常好，2007年出台合作社法，到2009年的时候我们已经在失败中重新考虑怎么办合作社。在合作社中，经济绝对不是唯一主体，必须有乡土的人情在里面，乡土人情又和企业经济体的原则冲突，企业是以制度为准，在村里做事实际是以感情为基础，没有感情根本没办法做事。但如果以感情为主的话，就容易陷入到感情里面，因为亲戚朋友几乎是一个家族，所以，需要考虑如何把公共服务形成的生活主线和以经营主体形成的经济主线两条合并为一个，但是总感觉在忙和乱之间不断地切换。

2013年-2017年，这四年间我们逐渐走上了规范。规范在哪儿呢？在43个村建立了一个技术质保的服务体系，整个社区8万亩土地，有6个指导老师，有180多个种庄稼能手，通过他们对接、引领社员的示范田。每个月请山西农业大学、西北农业大学、农业局的老师对180个种庄稼能手做普及、预防性的技术培训。

我们觉得光有技术真不够，又形成了“六合一”的公共服务体系。社区75岁以上的老人大概1700多个，如何服务这些老人？我们有二对一，两个人照顾一个不能出屋的瘫痪老人；还有七对一，通过熟人到不能出户的老人家里聊聊天，一星期去一次，一个人去一次，有两个小时陪伴躺在床上不能自理的老人聊天。

最关键的是2013年开始互助养老。绝对不可以用商业思维去经营农村养老，把老人送到老年公寓，离开村庄本身就是对老人最可怕的伤害，我们就不出村养老。2013年张孝德老师在我们那儿召开“乡村文明论坛”，那一年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新起点。我们在一个村子，收拾一个屋子，有十多户老人在一起，早上来，晚上回去，一天在这儿吃两顿饭，我们觉得一定要迈出这个坎儿。十多个老人光一起吃饭还不行，容易有矛盾摩擦，应该让老人发挥他身上的能量。老人是宝，他们一生的经验连带他的上一辈妈妈、奶奶的经验，比如剪纸、绣工，很多老人身上有挖掘不完的宝。最后形成了一种模式，不识字的老人就学识字，有剪纸经验的做剪纸等，到现在有14个村设立了“不倒翁学堂”。我们做这些，要他们的子女每人交200块钱，很多人刚开始误以为是公益的，不掏钱，我们坚决要执行，交200块钱子女是交得起的，但是如果光把老人送到这个公益空间，很多子女会逃避责任，所以这项面向老人的服务也必须把子女教育也放进去。

还有儿童教育，把孩子留在村里，就留住了根。张孝德老师陪伴了我们十年，一直说你们什么都做，就是不做儿童教育，因为我们一直不敢迈出这一步，后来张老师的“华夏儿童启蒙”项目启动做了一个小私塾，请年轻妈妈或者年轻奶奶做老师，十几个孩子形成了一个小家庭，这让孩子重新走进村边的田间，每天进行启蒙练习，观察大自然，孩子很会观察，这对于孩子绝对是不离村的亲乡土的自然成长。

小私塾又给我们带来了新的思考，通过儿童去面对家长，发现教育家长比教育孩子还难，也因此更加迫切和严峻。家长如果都不学习，打麻将，出去赚钱，把孩子丢给私塾是没有道理的。人们在国学传统经典诵读中会有一些感悟，就让家长和孩子一起读，通过孩子，找到了延伸到家长教育的有效的途径和方法。

到现在为止，新的突破点是如何办小学，通过孩子延伸到更大范围的家庭教育，家庭的环境卫生包括前院、后院、厨房、厕所的卫生都是通过孩子教育家长的一个最重要的方面，所以家庭的课堂才是第一课堂，家长的言行举止才是孩子的首要老师——整个过程实际上都是让我们重新思考我们怎么做。

做老人和孩子中间的桥梁恰好是妇女的长项，在妇女连接老人和孩子的同时，一大批一大批的妇女参与进来，发现了她们会手工活儿，男的有木匠、铁匠、竹编等技艺，就开办了一些手工屋，帮助他们找到老艺人的感觉。这个看似是服务，结果出来的是一个个手工作坊，怎么把黄豆磨成豆腐、把芝麻变成香油、把柿子变成醋、把小麦变成面粉，又是非常重要的让孩子参与、让有手艺的老人参与的活动，这个过程就是课堂，恰恰是没办法从书本里学到的。原来我们只有妇女的棉花纺线织布，现在又有了一些新的突破点，开办了14个手工屋，都是用我们当地的原材料来生产加工，这些服务又自然把环境卫生带起来了。

我们还设立了戏迷屋，方言是大家最习惯的语言，说起来最随意。我们当地地方戏剧是蒲剧，老人随时随地都可以唱，纺着线都可以唱，这些恰恰是我们的地方文化，就把喜欢唱戏的老人家也聚集到戏迷屋的戏剧、小品里边。

以上这些做法，在讲述时看似是分开的点，但做起来是一致完成的，在协会的平台上我们称之为“六合一”。这些看似不盈利、不赚钱，看似都是在做服务，恰恰是这些真正促进了农村的发展。老人的子女在城里，把老人照顾好，他的子女的投入就自然而然进来了。

二、真正服务农村、农民的真实需求

在2012年，国家允许专业合作社走向联合社，我们注册了一个跨乡的联合社。联合社 有一个重要的入户服务功能，我们设置了18个辅导员，每一个辅导员服务180户到230户不等，18个人服务3865户农户，这就是我们的社员。这3000多户听起来很大，18个辅导员都是我们当地的妇女，这些人最习惯的是和农户聊天，聊的都是家长里短，这些家长里短里边恰恰就是企业里的信息收集，我们回来把信息进行归类，就真正获取了43个村真实的生活需求和生产需求。

比如，在合作社贷款方面，一开始全是3万的需求，每年都是聚焦到那几百户，全部贷款3万，我们后来发现不对，于是2014年做了一些调整，从合作社的公益金里拿出20万做公益，贷款2000以下的不要利息，我们发现农村最弱的那部分人其实没有自信心生活，是被人瞧不起，也最自卑的人群，我们把这些作为无息借款给这些人，2000-5000是5厘的利息，5000-1万是8厘，1万-2万是1分3。2014年一年下来，发现有80%仍然停留在3万的额度上，我们觉得这还不真实，所以在2015年第一个季度每个月3万的贷款只占20%的比例，其余放到2万以下，80%的贷款必须在2万以下，结果到第二个季度发现还是停留在80%的贷款2万，我们觉得这还不真实，所以最极端的做法是在2015年第三个季度贷2万的就完全不借，1万以上的我们都不借，这时候发现结果有贷款3000、5000的，也有贷款7000、8000的，这些真实的需求才冒出来。尽管我们理事会的35个人吵得天翻地覆，这一年也少赚几十万的盈利，但真正获取了社区43个村真实的生活需求有多少、生产的需求有多少。

在生产的环节上，符合农村和农民真实需求的重要性尤其明显。国家曾经在2010年出台支持家庭农场的政策，我们发现很多人种了几百亩甚至上千亩地，但根本不赚钱。我们把信用服务对象限制在有5亩地到50亩地不等的家庭，超过50亩就不支持；支持几只羊、几头猪的小规模养殖，多的也不支持。这三年下来最有效的是通过变换信用服务的方式，真正推出来3000多户。四年前蒲韩社区掌握3万多亩地，现在3000多户社员手里是6万亩地，多出了2万多亩到3万亩地，这是平均在我们3000多户社员里边。当时也有一种新农村建设的说法，好像要把几个村合在一起盖楼房，我们也吓坏了。现在这3000多户里家家户户都是几十亩地，怎么拿都拿不走，不管是大资本或者其他都拿不走。这时候社员的平均收入还是可观的，总说农民种地不赚钱行，我必须说，农民种地一定行。

关键看怎么种地。从09年到现在，我们一直力推多元生态种植，动员每一户农户有3-5个以上的农作物品种。那时候政府推的是单一产业规模化、一村一品，我们推的一直都是每一户多元生态，3000多户几乎80%的农户手里的土地都是多元种植的。比如过完年，香椿是3月份到4月份，然后是杏，然后是桃，然后是柿子，然后是核桃，这一年下来他的投工是分散的，市场风险也是均衡的。这样3000多户农户的土地就是以户为单位的多元生态种植，形成了多元生态，自然而然整个社区根本难以变成单一产业。

在联合社，日用品统购、农资统购、农产品销售是一个重要的方面，这些不仅仅是有土壤转化，土壤转化又有秸秆还田、农机服务等，我们说的生态、生产的理念绝对不是停留在简单的技术层面，它一定是人文的认知。从20009年到现在，我们最大的收获是在和社员的沟通中相互教育，我们对社员的教育几乎从18年一直坚持到现在，但这个教育不是我们单方面去教育农户，而是我们要向农户学习，在学习的过程中再引领社员相互学习，怎么样能变得更好。

我们的土壤转化里边就不单是技术和土壤的事儿，我们发现联合社里边的农户既是一个生产者，又是一个消费者。我们3000多户每年日用品的统购和农资的统购，给大家说个数据可能大家有点不太相信，上千万是有的，国家的政策很英明，我们又借助合作社制度，对上千万资金进行返还。合作社的制度章程里边规定60%必须做二次返还，按照社员的流量多与少的差额算出来之后，拿出60%的净利润二次返还。经过三年的实践发现，返还的时候绝对不能以钱返还，很多电视报道是一沓钱放在桌子上，我们不认为那是真正的分红，那是秀场。我们也分过一年两年的现金，最后发现是用钱在误导人。我们是把返还的这部分作为日用品做实物返还，再一次凝聚了社员的消费。我们当地没有大米，就会和外面互换大米；没有土豆，会和外面互换土豆，通过这种凝聚，又完成了引导社员正确消费的消费者教育。正确消费很重要，该消费的消费，健康的、节约的消费就倡导，不健康的、浪费的消费就制止。我们社区有3000多户社员，上千户都有家人在附近市区工作或者做生意，他们习惯吃农村的东西，一回农村老家总想拿点什么，我们发现这个需求很大，四年时间启动了两个消费店，两个消费店连接了8000多户初级社员，核心社员10户选一个社员代表，共有810户的社员代表，我们把米、面、油、菜送到市区，强调要求必须配进厨房，进到市民的厨房后，发现城市生活挺不容易的，用的调料都是不知道怎么生产出来的东西，因此，在配送米面油菜时，必须同时配上我们生产的有机调料。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晏阳初研究中心主任张海英教授：郑冰老师从一开始就带着一种情怀进入乡村，她讲到开始有点操之过急，乡村建设中很值得大家借鉴的一点就是乡村的问题不可以操之过急，有些东西需要时间，她从操之过急的一些教训里面得到了一定要理性思考。怎么去理性思考？温铁军、张孝德等老师还有刚才提到的这些老师们这样的关心、关注很重要，给了你们很多的智慧。社会力量并不光是进到乡村的实践者，还包括投资者和学者，这些都可以作为社会力量，而且社会力量这一方他们之间的有机结合也非常重要，从蒲韩的案例中，已经深刻地感受到这一点了。

蒲韩社区经过理性思考以后，认为乡村必须是一个组织起来的乡村，这个认识也非常重要，蒲韩18年的实践有很多很珍贵的地方，她的合作社是把重点放在不是去赚钱，不是以投资为主导，以利润、利益为导向的合作社，而是以公共服务切入，而且公共服务关注乡村最值得关注的老人、儿童和妇女，我觉得她这样一些认识不但深切，而且切合农村实际需要。

照顾老人不是只照顾老人的吃喝，还把老人身上的那些具有人文价值的、能够传承乡土文化的那些元素发掘出来，让老人发热，而且还导引了儿童的成长，蒲韩社区已经实践了，非常值得推广。乡村建设是社会文化的建设，因为我们是人类，任何的社会建设都是文化的建设，文化的建设肯定包括物质的，就是吃穿住行，蒲韩的实践中都有了。还有制度的构建，比如有合作社。还有语言，她特别提到了家乡的语言传承，语言文化这里面也有了。更为主要的是她们自始至终有一个精神导引，那就是信仰，信仰的肯定不是金钱，尊崇自然的信仰、关注人的人文情怀，还有节俭、精打细算，都是我们中华民族文化、精神信仰里面一些非常好的值得传承的精神元素。你们运作这样覆盖43个村子、8000多人、6万亩土地的大规模的乡村建设，都是在这样一个精神的导引下操作的，包括刚才说的物质的文化、制度的文化和语言文化的建设，才能达到今天这样一个高度。

曲阜师范大学客座教授廖坤荣教授：对蒲韩社区的描述可整理出几个脉络，第一个就是合理制度与感情的发扬，制度是比较硬的，操作性的，没有感情的润滑剂，没有感情要素，制度不会成功，所以第一个是经济生产和公共服务结合，经济生产是理性的，是产值的活动安排，公共服务是感情的，包括照顾老人、儿童的教育文化。生产者与消费者的结合，这是一个非常棒的合作社的本质，很多合作社根本没有合作的本质，蒲韩保留了合作社原来的内涵，德国合作社精神在这里发挥很多，合作本质很浓，其实是生产者和消费者的结合。我们把这个最终概括为理性和感性的结合，理性就是生产效率，感性就是公共服务、文化、照顾、儿童和老人这些公共服务，这个都可以再整合为一句话，就是社区自循环体系的完美结合，就是自我循环，可能不是很大，像大企业或者是大型公司，可是它是一个非常精密的社区自循环体系。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转型与治理研究中心副主任仝志辉教授：蒲韩社区既特殊又体现了普遍性。普遍的东西就是农民组织化或者今天说的社区自循环，还有姜百鸣老师讲过的农民与农民的关系，农民问题的解决就是怎么处理农民与农民的关系。蒲韩不只是村社的合作，利用市场化的大环境跨越了村庄，它是人民公社的村社制度和现代理论的模型综合农协制度的一个结合，这个综合农协又很具体，非常内向的农民与农民的合作关系成为了现实。当然还有一些具体因素比如三位一体、公共服务和经济的相互促动，这些都非常密切地结合在一起，认为这是蒲韩成功的地方。

中国农民现在有主体性了，才能组织起来，这与共产党曾经把一家一户的农民组织起来这段经历不无关系。农民的主体性曾经有特别狂热的爆发，也是上下结合，“大跃进”也有非常不理性的事情，但是农民知道我是这个村庄的主人，村里的事情每家每户都有权利去发言。现在虽然放弃了人民公社制度，但主体性已经是一个存量，这个存量不能割裂跟历史的关系，我们今天实际上在接过以社区为单位去发展农村的这样的制度传统。就像胥岭这些梯田，可能是宗族干的，也说不定是解放以后干的，不然一家一户去做，做一片梯田可以，但水利问题怎么解决呢？公社可以组织人们共同劳动。人民公社在物质条件和农民的主体意识方面都给我们奠定了很好的基础，在这个基础上组织农民，就跟过去梁漱溟、晏阳初他们做农民组织化的工作有了根本的不同，这一点必须要认识到。

蒲韩社区的成功还在于它是一个学习型的组织，郑老师经常带着团队成员到全国不同的地方参加会议，拜访老师。如果要学习蒲韩的精髓，就学她们如何组织社员学习。如何学习，这是一个重点。它们是典型的行动学习法、问题导向学习法、自组织学习法，从他们最初的时候开始学习，一直坚持，现在仍然在学，不是光自己学，还带着村民学，成为了学习型乡村。他们的学习方法就是当年延安的行动学习法，毛主席当年在延安办了42所各种类型的学校，没有老师，都是学员自己教、自己学，中央八大委员每天现场听他们讲，毛主席著作17篇文章全是在那个期间这样写出来的，讨论写出来的，讨论式学习。蒲韩社区是今天有事了，或者外边有点新东西就学，没有东西就讨论，讨论式学习，这在欧洲叫行动学习法。蒲韩社区的成长虽然在不同阶段都有各种外部引导，但首先是他们在做，在做中发现了问题，自己拿着问题去学习解决。

国家行政学院生态文明研究中心主任张孝德教授：在蒲韩，她们感到很快乐，都在做生活。还有一个团队，永远在做老百姓的工作，不要认为农村、农民就不需要了，这一百多个人跟国家工作人员一样，不种地，深入到每家每户跟老百姓聊天，要求每一年带进来多少户，老百姓的“天”是聊出来的，这个是最基本的，所以有这样一批人每天跟老百姓聊天，家长里短，才把所有贷款的信息收集到每一个家户，他们3000多户，这100多个人一个人10户、20户分门别类都要贷下去。毛主席讲的调研、深度调研在他们那儿是一个常规制度。我们讲制度，蒲韩有一种非常硬性的制度，所有新来的大学生通通要到老百姓那儿深入调研，这才是制度化的，不是我们搞运动经济出来的，我觉得这是郑冰真金白银的东西，也是我个人对蒲韩多年跟踪了解一直坚持的看法，这一点非常重要。

乡村建设之“道”首先在于能做真正符合乡村需求的事儿。蒲韩是真正的以人为本，郑冰心目中的“人”是什么人？是真正的老百姓；你看她做的事，老人需要，就做老人的事；儿童需要，就做儿童的事；搞合作金融，不是说谁贷款贷得多，谁交利息多就好。他们不是，他们发现，这样下去，20%最穷的人贷不上款，那就降低收益，也要把贷款额度放到一万以下，三千、五千地贷给最需要帮助的人。一家一户拥有的土地规模多大合适？我们主流学者研究的标准是产出效率最大化，但郑冰的团队是真正地以一个农民的身份来思考农村土地的规模问题、农村的贷款问题、农村的建设问题。我们的领导干部也可以从这个角度来思考，也有这样的干部，如果这样思考了，就在“道”上了。

第二，做农村的事一定需要文化引领，不能够从经济开始，这也是温铁军老师一直在讲的，谁从经济开始谁死，乡村的老百姓对利益的珍惜比你想象的还要厉害，他会斤斤计较，你要做文化。

第三，乡村是生活，是生活带动生产的模式，这个理念也是蒲韩社区在实践的。如果把乡村变成企业去生产，做企业，这个乡村是要做死的，做农村工作一定是文化引领，不能够只抓经济。这是温铁军老师一直在强调的，谁从经济开始谁死，乡村的老百姓对利益的珍惜比想象的还要厉害，他会斤斤计较，要做文化。如果后续的文化组织不跟进的话，经济可持续的生命力是有限的。

我不是说搞经济不行，搞经济是短期的，我这里有大量的案例。当年最早我陪伴郑州的一个小伙子，第一次去的时候搞经济搞得轰轰烈烈，当时就提醒他，十年之间没有联系。后来他说，张老师当年没有听你的话，我们搞经济挣到钱，这些合作社分崩离析，拿上钱吃喝嫖赌什么都干，结果老百姓又还原到原来的位置。原来他认为老百姓有了钱就可以了，不是这样的。有大量案例说明，搞经济不是说不行，只能是短期轰轰烈烈。我见到的一些人说，今年老百姓一看到赚钱，对我很高兴，我说，告诉你，明年不赚钱，对你就不高兴，这就是经济的事。而文化搞好了就搞成一家子，今年有钱高兴，明年没有钱，我们大家还能共同过日子，后年困难的时候我们还能够称为一家，这就是文化的力量，乡村社会组织成功的秘密在这里。

文章出处：“乡村建设研究”微信公众号

转载地址：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jM5MDg0MjQwNg==&tempkey=OTYwX1ZHZ0crUXJ4UXlKMDQySEQ2SjdqTWY2czBUNXBRSDY1UmQwNzNyZURRNmJpRVZ4ZE80cEozQmlkaDM4dnRNUjhVTlZlY2lSeDBETmt2RFFZNWhmT3RwUWpYdlF3ZXR0RGVnZHJET3Z1QjhQb2VWWF9vRGFFTUVibzZWVkVNczNWd3JVV2c4OUhqQUtLWElNeXFCZEN2R3ZDejBqRnd5S0hvUWl0TXd%2Bfg%3D%3D&chksm=3eb5273c09c2ae2a5913cbb9d69f563bb7c3849af51952a224ae17c526e0ae5bf2ab4b84fa92#r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