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周立老师在湖南省农村发展研究院嘉禾县研究基地的将作报告，原载《中国乡村发现》第20期，红旗出版社。本文作者周立老师为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西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学院特邀研究员。

这是最好的时期，也是最坏的时期；这是智慧的时代，也是愚蠢的时代；这是信任的时代，也是怀疑的时代；这是光明的季节；也是黑暗的季节；这是希望的春天，也是失望的冬天；我们的前途无量，同时又感到希望渺茫；我们一齐奔向天堂，我们又全都走向另一个方向……                                                                                                                                                               —— 狄更斯《双城记》

在我国，曾经有几位重要的人物，他们提出的观点影响很大。比如说吴敬琏，主张维护市场规则，有个绰号叫“吴市场”；厉以宁，是我国最早提出股份制改革理论的学者之一，他有个绰号叫“厉股份”；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院长温铁军教授，因为一直关注农业农村问题，有个绰号叫“温三农”。此外，在三农学界，还有一位老先生杜润生，他是党内最资深的农村问题专家之一，农村改革重大决策参与者和亲历者，被誉为“中国农村改革之父”，他一直认为“中国最大的问题是农民问题，农民最大的问题是土地问题”。

吴敬琏曾说过，我们以往搞改革的经济学家，为改革政策出谋划策的经济学家，有一个重要问题，就是不懂农村，不懂农民，也就是说不懂“三农”。

温铁军在2005年也说过，中国经济进入一个怪圈，核心就是“三农”问题。……事实上，“三农”问题是“上头热，下面冷”……我们需要总体上把中央所说的“全部工作的重中之重”落实到每个单位和每个人的行动中间去，这才有可能化解或者缓解“三农”困境；同时带动国民经济转型，实现中央所提出的目标，那就是全面小康。

今天，我为大家简要介绍一下关于农村建设的一些基本问题，以及结合这几天我已经在嘉禾做过的一些调研，谈一下对嘉禾的感想。

一、农村的市场经济神话

首先，我们提出一个问题，农业可以市场化吗？

农业生产的自然规律，农业生产就是劳动者利用植物、动物为生命的生活过程，取得人类生存物质资料的一种活动。从这样的说法我们可以看到，农业生产它是经济的再生产，与自然再生产交织在一起的过程，所以农业生产不仅要受经济规律的支配，而且要受自然规律支配。

农业生产和农业劳动当中存在着马克思所说的自然的协作，自然的生产力。农业不可能像工业那样在短时间之内迅速地大规模扩张，农产品的产量往往也会因为不同地区、不同年份的自然条件不同，有丰产欠收的区别。正因为如此，农业生产的发展不只是市场规律社会条件的问题，而同时也是一个自然规律自然条件问题。

仅此一点，就说明农业市场化不能成立。我们国家农业自然条件在全世界来看相对来说并不太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真正农业平原只占国土面积八分之一。水是农业的命脉，但是我国水资源十分短缺，而且水资源与耕地资源的匹配也非常不好。南方80%的水资源，但是拥有耕地30%；北方只拥有20%的水资源，但是它拥有70%的耕地。对于这样一种资源的配置市场完全失灵，它不能控制。

所以，提出来农业要市场化，本身是值得研究的。

农业经济的社会规律

从另外社会经济角度来看，市场化产生的城乡差别如何处置？能不能依靠农业市场化，能不能解决城乡差距。我们知道市场核心要素是资本，资本的天然目的是追逐利润，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基础作用，总是将市场资源各种要素，尤其是资本要素配置得最能实现，利润最大化目标的地方去，这是一个常识。

另外一个常识，相对农村来说，城市有着明显的聚集效应，各种要素在这个地方才能更好地实现自己的利润，因此市场总是将更多的资源，尤其是资本要素配置到城市里面去，而不是首先配置到农村。这正如马克思所说，城市已经表现为人口、生产工具、资本和需求这样一个集中的事实。而且乡村是完全相反的情况，割据和分散。所以市场经济发展的过程，是资源包括资本要素，包括农业资源等等，总是向城市集中的过程。市场经济本身并不能自动地实现城乡统筹发展、平衡工农效益，市场经济不能解决这个问题。

现在普遍的问题，金融大于市场,现在衍生金融产品规模是实体经济的22倍（2012年初五的最新数据）。市场大于社会,在新型工业化中是一种极化的趋势，实际上，均衡是次要的，两极分化趋势大于总的均衡趋势。

和谐社会与新型工业化，新意何在？

工业化过程就是农民农村农业的边缘化过程。城乡差距不但没有缩小，反而进一步拉大。

我国近些年的收入差距，消费差距都已达到了3（现已达到3.34）。08年，我在广东接受省委的委托做调研，发现广东是分为四个世界的。广东的人均收入水平最高的，在世界可以排名第10，比大多数欧洲国家更高，但是最差的古华县，排名倒数20。世界上大多数国家这个比例都低于1.5。于是我们就听到了欧洲一位外交官他说“中国的城市像欧洲，中国的农村像非洲”。看市场如何配置资源，在河北定县瞿城村，农民种丁香，原来2元一株，经过两年的种植，变成7角钱一株。山东鱼台姜庄，05年养猪，建成了合作社，开始赚了些钱，但是几经起伏，没有收益。

因此，我们要市场，但不要市场化

我们可以思考两个问题：农业能否和工业竞争？农村金融能否和工商金融竞争？

实际上，美国是典型的市场经济国家，但它从来不认为它的农业经济就是市场经济。美国的农业集中在几百个大农场，政府补贴扶大不扶小，鼓励农场休耕，每年三分之一的土地休耕，补贴休耕。美国的耕地面积是中国的3.1倍，计算草场是中国的3.4倍，可耕地是中国的8倍，人口中国是美国的4倍。美国的农业经济政府干预明显，因此关于农业是市场经济是我们要破除的迷信。

日本的一个研究者提出了对农村的“体制”性剥夺路径，农业与工业之间的间接剥夺，产业经济与经济作物的剪刀差。直接的部分，以农业税的形式上缴（长沙县2002年取消）以义务工的形式上缴，以统购统销的形式上缴。

二、三大要素离开农村

首先我们思考，为什么80-90年代中期，为何基本上没人提“三农”问题？90年代中期以后，“三农”问题为何变得如此尖锐？

客观因素1：我们有计划时期的红利。农业：大型水利设施与农业投入品，包括化肥、良种、农药等的技术基础；工业：完善的工业体系与技术体系，熟练劳动力的培训与扩散；国防：核威慑力带来的国家安全与稳定、自主的发展环境。

客观因素2：1978年以来的体制转变。1978年底中国人修改了工作安排，改革指向很多问题：优先考虑的重点改变了。新的注意力放在农业和基础设施。在工业企业中，进行了分散决策权的重大尝试。农业将实施重大的变革。改革集中在报酬机制和物质激励重要性的变革方面。

内在原因：三大要素配置在哪儿？土地、资金、劳动力三大要素，90年代中期之后，纷纷流出农村。资金“用脚投票”——失血症与败血症。从支农主力军——中国农信社的存贷比来看，最好的时期60%的资金用在农村，差的时候30%在农村。大部分的资金用在城市化，各地不太一样，广东有地方70%用在当地。农信社不能供血，反而承担了抽血的角色。

农民用脚投票——“农民”“工人”，中国与世界制造业劳工成本比较，与德国相比43倍的差距，与墨西哥相比仍有4倍差距。农民工是世界上最低的工酬。民工潮涌，有2.12农民工，其中1.3亿“离土又离乡”，0.82亿“离土不离乡”。我们有春运帝国，春运时达到20亿人次，是全球最大规模的人口迁移。

留在农村的是38619911（意指妇女儿童老人单身者）部队，有很多光棍。现在最新数据中国男性比女性多17%，给地方管理带来难度。

如果算上技术和管理就是5大要素，各地都出现空洞化和治理危机，资金出去了，劳动力出去了。农地就地非农化非粮化

现在我们有的是耕地18亿亩的底线，由紧缩银根，到紧缩地根。

改革开放后市场经济的逐渐发展过程中，农村渐渐地被错误定位为市场经济。最终，出现了资本、劳动力逃离农村，这些长了脚的生产要素，可以“用脚投票”。在巨大的城乡经济发展差异下，作为不动产的农村土地，也像长了脚似的，一步步的“农转非”，变成了城市化和工业化用地。市场经济在农村的扩张，只是将过去的行政抽取机制，转换为市场抽取机制而已。如若不能由农村内生出合适的金融安排，那么，不仅是农村的储蓄资金会被市场金融抽走，连稀薄的产业利润也都会不断地转换为贷款利息，被市场金融抽走。使得孱弱的农村经济，沦为金融资本的依附，延续多年的农村失血症，会进一步演化为败血症。

说得严重一些，农村经济再也没有复苏的那一天。

农村空洞化与治理危机

现在农村的空洞化包括资金空洞化，劳动力空洞化——精英出走与386199（2511），土地空洞化。在乡村治理中，国家退出农村与条块抽夺，存在乡村干部的污名化，卸磨杀驴，治理真空，乡村前途未卜。因此如果欲支农，工夫在农外，2006年我写了一篇相关的文章，因为时间关系，这个问题就不再多谈。

政府结构转换阵痛与农村工作策略

现在存在胡温难题——外需转内需。

提拔、选拔（vs选举）的短平快，有个老外的笑话：中国也搞民主，中国的民主，干部是选拨提拔出来，美国是选举出来，所以中国的民主是上面的民主，美国的是下面的民主，一定程度说明困境，我们的人大代表是政治经济文化精英，我们看十届人大河北省代表组成，基本是官商学联谊会，120名代表中，农民代表（镇党委、县人大、个体老板）3人（2.5％)。其他还存在政绩要求的短平快，结构调整的不可能性，结构矛盾累计等矛盾，因为时间关系也不再多谈。

三、新农村建设经验与嘉禾印象

我准备了三个部分，福建南平、重庆和北京小毛驴。因北京小毛驴是高校的实验项目，在这里就不多谈。

福建南平经验：政府主导的弥补市场失灵的综合试验

农业的产业特征和正处于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发展环境，与松散的小农户经营交织在一起，导致现代化进程中，劳动力、土地、资金等生产要素普遍流出利润率较低的农业部门，流向能更多实现要素价值的城市部门和二三产业部门，这是世界各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普遍规律，也是中国各地区工业化与城市化进程中的普遍趋势。由此带来了城乡差距拉大，甚至出现农村部门凋敝，城市虚假繁荣的景象。仅仅听任市场的自由安排，会出现“市场失灵”。作为公共部门的政府，应该反其道而行之，弥补这种“市场失灵”。

1999年实行特派员制度之前，南平也出现了三要素流出农村的普遍趋势。（李川《在与国家体改办专家座谈时的讲话》（2002.3））

政府主导（父爱关怀），政府发挥弥补市场失灵，主导要素注入和回流农村的责任。

“高位嫁接、重心下移、互动联动、一体运作” ，时任省委书记卢展工2006年总结。

“高位嫁接”，就是在起点低、基础差的情况下，发展也不能老跟在人家后面，走人家已经走过的路子，应该一脚踩在高位上，着眼于高起点的发展。比如发展一批上规模、上水平、科技含量高、市场广阔、创新能力强的企业，带动整个经济发展。“重心下移”，就是要更多的去关注实际、深入实际、深入基层，更多地去着眼于老百姓的利益，更多地去考虑项目带动。抓项目也是“重心下移”，所有的工作都有项目，只有抓了项目，我们所有的工作才有可能落实，所有的计划、规划、目标才有可能实现，否则都是空话。因此，市场并非万能，政府有责任，也有能力克服市场失灵。还有一条经验最重要，如果不是市委亲自抓，它也做不下去。党管农村政策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南平市的工作体现了党的传统。党不能不管农民、农业、农村。市委抓，组织部建立一个部门管下派干部，才能做得下去。南平这套做法，哪个环节都少不了，缺了就不是南平经验，可能就成功不了。

南平经验存在的问题：受制于单位资源和个人素质能力、部门攀比风气导致下派部门压力增大（尤其是弱势部门）；农民观念改变缓慢（输血为主，造血不足）；出现了腐败、攀比，以及联动机制不足、可持续性不足的问题。更关键的是：领导带着政策走了；卢展工（福建省委副书记→省长→省委书记→河南省委书记）；李川（市委书记→副省长→省政协副主席）

重庆经验: “从GDP旧政到民生新政”，我写过一篇文章《从以资为本到以人为本》，2011年11月已出版。重庆的重点在于一个优势：“集中力量干大事”的中国特色的体制优势，政府市场经济：市场经济的3.0版本，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社会主义的3.0版本。两个跨越：城市扩张资本扩张，三项运动，四个转型，五大重庆。重庆模式=城市扩展+民生发展+产业增长，用黄市长的话说，就是重庆脱去三件衣服，穿上城市5件衣服。

嘉禾的城乡一体化印象   

在嘉禾调研了几天，对嘉禾县城乡一体化有了一些体会。英国霍华德有个“田园城市”（garden city）概念。

嘉禾城乡一体化初步印象：我们去了普满乡，普满的特色是生态农业示范，统分结合，双层经营，外发促内生，内联促外引。这是80年代我们为农村设立经济制度的核心，如果盲目的学习小岗村，只做了分，没有“统”。普满乡如果能把统和分做好了，可以真正做好农村。在这里外部因素是烟草公司，内部的管理在于农村合作社。

行廊镇是就地城镇化，这里我们可以借鉴蛙跳式的“跳跃式组团”，即欧美卫星城镇--中国小城镇大战略--中西部示范，走出“摊大饼”模式。

坦塘工业园及塘村镇是次中心产业升级的代表，土地增值带来产业带动、物流带动、旅游及生态带动。

因此，嘉禾城乡一体化的优势在于：基础条件已经具备，带动产业明显、功能分区初具、次中心基本形成、试点资格已经得到，共识已经达成，政策思路基本成型。劣势在于：区位劣势（政府市场经济：官场+市场）。物流成本（制造业产业基础），乡土文化与历史传统障碍，顶层设计与政策、项目与资金配套。

因此，给嘉禾的初步建议是：以空间一体化为抓手，就地城镇化，争取在地化生产，在地化消费。用蛙跳式组团思路进行产业布局规划、次中心规划与建设、次中心的中心村建设。    其他一体化同步推进，包括经济融合、社会融合和制度融合，这取决于产业布局与就业创造、社会管理创新以及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普遍化。

说到底，嘉禾城乡一体化，成也政府，败也政府，愿嘉禾县城乡一体化工作：一路走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