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为汪玉玲，重庆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文艺学专业2013级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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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工诗人郑小琼在一首题为《流水线》（2007）的诗里写道：“在流水线的流动中是流动的人”，他们穿着统一的“工衣”、“工帽”，姓名被一串又一串同样冰冷的数字取代。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不愿意用“打工”来称谓包括郑小琼在内远离乡土的城市劳动者，吕途等人用“新工人”来重新命名这群户籍在农村、工作和生活在城市的劳动者，其诉求也正是要在这个全球资本化的新时代重建劳动者的价值与尊严。但在现实情形里，上述诗中的劳动场面书写的就是时至今日新工人的工作处境，“打工”很多时候也仍然是新工人群体身上最受瞩目的标签。这意味着在新的市场经济环境中，尤其是随着资本、技术、管理等日益成为凌驾其他生产性要素的价值砝码，新工人作为劳动主体则陷入身份的失落与失语状态。回顾新中国的历史，这样直接服务于物质性生产的劳动者群体曾经是当家做主的主人翁，但近三十多年的社会发展过程中，这群劳动者则成了沉默的打工者。新工人的劳动成果不被自己享有，其劳动过程也成为工业化、后工业化社会中被异化的沉默存在。

新工人在工业流水线上的劳动是随着机器流转的异化劳动，“在分工高度细化的情况下，工人只需要重复简单的动作”，他们的劳动更像是机械的流动。伴随这种流动状态的是新工人在城市工作和居住的不稳定。在北京皮村新工人艺术团创办的全国首家“打工文化艺术博馆”里，主展厅以“打工三十年·流动的历史”为主题，通过来自工友的工作服、暂住证、劳动工具等物件陈列，展示了新工人群体在城市里缺乏保障、不够安稳的工作与生活。而这种流动的、不稳定的生存状态主要源于资本对劳动的深度剥削与异化。一方面，资本与受资本操纵的技术把控着各种工业部门和社会政治经济生活领域；另一方面，消费日益成为整个社会的主导因素，在消费主义逻辑贯穿日常生活之时，劳动也开始逐渐演变为以城市中产阶级为话语主体的审美对象。于是，尽管劳动的形态与内容越来越多元化，但在大众文化的价值评价体系里，劳动的本质往往在电视综艺节目中通过“戏仿”、“游戏”而沦为资本的新附庸。

正因劳动本身已经在工业化、后工业化的时代叙事中被动地退居幕后，中产阶级作为主要的消费者又以主人的姿态掌握了大众文化的生产传播机制，作为生产者的新工人反而被消费主义的文化景观所遮蔽。劳动似乎成为一个可以尽情戏谑娱乐的词汇，尤其是在人们都奋力追求更好生活的时候，新工人们日复一日在机械而冷寂的工地、厂房劳作，显然难以追上时下流行的生活样式。城市并没有为他们提供与其劳动价值相对等的身份与制度保障。因此在城市工作和生活的“流动”过程中，新工人群体随之要面临的不只是物质层面的困窘，还有他们在精神文化上的危机与新的发展诉求。

新工人艺术团的音乐专辑中有一首《彪哥》，唱的是建筑工地上一位工友的故事：“每天起早贪黑，你说你感到特别的累/可是只能拼命地干，才能维持老小一家——安稳的生活。”彪哥们拼命地劳作，得到的报酬或许只能维持全家人基本的生存需求。在五光十色的城市里，新工人不再能依靠土地来维持自身的生存和发展，他们的劳动价值也无法与现代化的资本市场和消费主义逻辑相适应。彪哥的现实困境不仅在于他的劳动没有为自身创造出更好的生活，而且在于他的劳动价值观与掌握话语权的中产阶层价值伦理相龃龉——“你说你最痛恨那些不劳而获的家伙/他们身上穿著漂亮的衣服，却总是看不起你。/你说究竟是谁养活谁？”（《彪哥》）。

当消费时代资本笼络一切时，社会主义时期劳动光荣带来的优越感和劳动者当家作主的时代荣耀不再，今天，“劳动”成为一个含糊不明的暧昧概念。有关劳动的历史记忆及其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价值创造都渐次披上了资本的外衣，在此过程中劳动力也沦为纯粹的物质性商品，新工人很难在劳动生产中实现自身的尊严与价值。人们不关心劳动者本身的生存与发展需求，却心安理得地享受着资本经济利用廉价劳动力所获得的价值增值。这是当代大众文化在全球资本化语境中对劳动的遮蔽，但实际上，这种带有偏颇的社会想象只是将“生产—工作”与“生活——消费”割裂为两个对立的空间，并在屏蔽前者的同时很容易陷入“消费至死”的再生产困境。在此背景下，新工人劳动价值和社会处境的转变，首先在于要重构劳动在新生产与分配关系中的价值谱系。这种要求在新工人艺术团的文艺实践中率先得到某种带有文化先锋性质的呈现与争取。

在《劳动者赞歌》里，孙恒一遍又一遍带领人们一起高歌：“我们的幸福和权力/要靠我们自己去争取/劳动创造了这个世界/劳动者最光荣！”无论是昨天、今天还是明天，我们都应该在劳动中享受生活、尊重劳动和劳动者。这个社会，如果所有的人都臣服于资本的力量，看不到资本对劳动的奴役而忽视甚至排斥劳动，那无疑是非常可怕的。因为“劳动创造了这个世界”，劳动与我们的生活密切相关。如果劳动被完全屏蔽于生活、消费空间之外，劳动者本身无法在自己的劳动创造过程中获得生命的尊严与价值，那么接近三亿的新工人群体如何实现他们自己的理想生活，“彪哥”们又如何消弭自己的劳动所得与那些不劳而获者生活的巨大差异。从整体视野来考察，这种现实的渴求与焦虑不仅仅是某一个群体内部的生存与发展问题，它直接关系到整个中华民族中国梦的实现。

在消费社会对劳动价值日益进逼的剥夺与诱惑面前，正如新工人艺术团的音乐所表达的，“生活就是一场战斗/你要意志坚定/不怕牺牲”，“野草般的我们生来就倔强”。某种程度上来说，这种“战斗”就是一种“向内的革命”，但它并不意味着就是暴力、血腥、甚至自我损害式的；我们更应该理解为在劳动者主体地位陷落的新自由资本主义时代，面对着新工人群体在整个社会表达中的失语状态，我们需要有一道直接来自新工人自己的声音，来表达他们的失落与不平，来探寻新工人在消费社会里的主体和尊严。新工人艺术团的音乐与剧场等文艺活动就是要把这种声音的力量首先聚焦到文化战场上来——所谓战场并非都是硝烟弥漫，它强调的是要“自己搭台自己唱戏”，从内部进行自我改善的文化性建设。新工人是新工人文化理所应当的主体，但从实际层面来看，新工人主体性的自觉和新工人文化的发展都是一个不断生成演变的过程。它需要我们在面对新工人流动性的同时，从根源上正视资本对劳动的异化奴役，继而通过文艺的途径来重塑劳动者的主体地位。只有当新工人不再被简单看作一种劳动力商品，新工人作为文化主体才能真正在劳动中获得自己的尊严与力量。

现在，“80后”和“90后”新工人日益庞大，不同于父辈们对乡村的挂念，新一代工友们更加适应城市的生活节奏，也更容易接受消费主义的逻辑和影响。城市主流文化热衷讲述的是资本和消费，即便触及底层，也常常加之以“草根/屌丝逆袭”等现代神话。在一种从内部生发、更加真诚的文艺呈现中，新工人在全球资本化时代的精神文化诉求才可能真正发出自己的声音，并通过新工人群体自己的劳动创造和社会各方面的积极互动，建构出一种更适合新工人并且更加包容可持续的生活方式。

这些新的探索与可能，我们可以在新工人艺术团结合工友生活原创的歌曲中，在打工春晚新工人自己演绎的质朴舞台上，在以新工人为主体一场又一场的文艺论坛中，看到一种文化更生的点点星光。